由汉语量词管窥汉民族形象思维方式_李勇

DOI:10.13743/j.cnki.issn.1009-8135.2013.05.013

由汉语量词管窥汉民族形象思维方式

李 勇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部，浙江宁波 315800）

摘 要：汉语量词不仅具有计数功能，还在描述事物对象和表达情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汉语经典语言用例中量词使用情况进行研究，可以发现量词的语义特色与汉民族的形象思维有着一定的联系。量词修辞格的运用是汉民族形象思维在文化表现上的成果，量词的模糊性、情感形象性、普遍性的特征与形象思维方式的粗略性、形象性、非逻辑性的特点是一致的。

关键词：量词；形象思维；修辞格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13）05-0111-03

量词是语言中表示人、事物或动作数量单位的词，不仅具有计数功能，而且在描绘事物对象和表达丰富情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汉语量词是一种特殊的词类，因为汉语中其他10类词都是印欧语系所共有的[1]。汉语量词大部分来源于古汉语中的名词和动词[2]，这就使汉语量词普遍带有形象性和可感性的特点。语言是人类思维和交际的工具，汉语量词在语义和语法上的特点与汉民族特有的形象思维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量词的形象思维特征

思维是人类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方法反映客观世界的过程。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稳定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思维倾向的综合表现。影响形成一个民族思维方式的因素既有脑体结构，又有社会生产方式、历史传统、哲学思想、语言文字等因素。重具象的形象思维是汉民族思维的基本特征。具象既不是对事物的简单描绘，又不是脱离事物形象的纯粹抽象符号，而是一种象征[3]。

汉民族在语言表达包括汉语量词的使用方面，都是不注重抽象的分析和形式的论证，不重视客观再现、直截了当和准确严密，而是领悟多与理解、含蓄多与直露、模糊多于明确、重视内心体验，讲究思考与感悟。例如表示“水”的数量：

（1）一碗水；一杯水；一担水；一身水；一地水

因为“水”是液态，没有固定形状。汉民族在表现水的时候很难用西方的抽象思维将水做定量的描写，于是通过生活经验，寻找出各种盛水的器具，包括水流淌的形态来表示水的数量。汉语量词的普遍性和可变性正是汉民族运用形象思维的反映。

（2）一条绳子；一条路；一条带子；一条鱼 （3）一片云；一朵云；一丝云；一块云

例2中一个量词“条”修饰了几个不同事物，因为这些事物虽然性质性状迥异，但是在汉民族心中具有“细长”“弯曲”的共同特征，而这些特征是汉民族运用形象思维将客观物象概括成主观意向，从而达到

收稿日期：2013-06-05

作者简介：李 勇（1974-），男，湖北襄阳人，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六书”学、古文字等。 基金项目：2013年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立项课题“汉语量词的文化心理研究”（NZ1203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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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民族运用了不同的量词来修饰，这反映了汉民族在形象思维的过程中，通过对不同语境作出判断，选择最恰当的能表现事物形状的量词。汉语量词这种可感性的特征与汉民族较强的具象审美、重形象轻抽象的形象思维方式是一致的。

对于汉语和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关系，中西方的学者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在汉语中，思维和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如在其他语言中一样，是确实存在的，而且还有很多方面的影响[4]。

二、量词的形象思维文化表现

汉民族在使用汉语量词时，往往不满足死板局限地对事物量和度的计算，他们常常习惯于对事物之间相似、相关和想通之处进行分析，然后巧妙地使用量词达到新颖独特的修辞效果。汉语量词修辞手法的运用充分体现了汉民族形象思维的方式，因此，汉语量词的修辞格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汉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5]。

（4）只记住我今天的话，留心那一掬温存、几朵吻，留心那几炷笑。（闻一多《收水》）

（5）不信，请看那朵流星，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郭沫若《天上的街市》）

例4用“朵”修饰吻，暗含“吻”如鲜花一样美好和珍贵。例5同样用“朵”来表示流星，寓意流星象花儿一样灿烂和耀眼。量词的比喻格一般不用比喻词就能对事物具体生动的描述，其本质是汉民族形象思维中重形象性的审美追求体现。

（6）一匹漂亮的母鹿挣脱篱笆，它在寸草不生的都市，呼唤着草原。（田原《乡愁》）

（7）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鲁迅《药》）

例6中量词“匹”一般计量体积较大的动物，如一匹骆驼等。此处通过扩大夸张的手法，修饰体型较小的母鹿，突现了母鹿在荒芜的都市中的显眼和刺目。例7用身体缩小了“一半”，表现华老栓在刽子手面前的惊慌和恐惧，是缩小夸张的修辞。量词夸张修辞格的运用，反映出汉民族在运用形象思维对文学对象进行艺术加工时辩证性的文化品位。

（8）我喜欢在夜晚喝茶，觉得只有在夜晚的宁静中才能独享那一缕清香，才会被茶的香味所感染。（回归线《一缕清香》）

（9）夏天最后一缕声音，它留下点尾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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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清香”、“声音”是嗅觉和听觉能感受到的抽象无形的东西。用“缕”这个形容具体细长事物的量词修饰“清香”和“声音”，使人仿佛感受到茶香的不绝如缕和夏末的微凉寂寞，这就是量词通感（也叫移觉）的修辞格。它将两种不同的感觉互相转化，使本来抽象的形象具体可感。远古时期，汉民族就形成了“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世界观，他们认为万事万物由一个源头所生再分化而成，故万物同源。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万物皆可转化，边界无限虚化。

（10）美国博士几个子儿一枚？（老舍《牺牲》） 这是量词的比拟修辞格的运用。“枚”做量词常形容较小的、较精致的物件，在例（10）中，老舍用“枚”来修饰“美国博士”，诙谐幽默中包含鄙视和嘲讽。

总之，在现代汉语中，大多数修辞格都可以通过量词的使用来实现，这一方面表现出量词在描写事物和抒发感情方面的形象生动性和丰富灵活性，另一方面从深层原因考虑，也体现出汉民族在独具特色的东方文明背景下运用形象思维的创造结果。

三、量词与形象思维的关系

形象思维的粗略性决定量词的模糊性。与抽象思维给出精确的数量关系不同，形象思维是对事物进行粗线条反映，对问题进行大体的把握和定性的、半定量的分析。在文学创作中，作者会留出大片的空白，让读者根据自己生活习惯、文学教养、社会背景等去联想和想象，达到作品的二次审美效果。

（11）半篙流水夜来雨，一树早梅何处春。（清・顾嗣立《寒厅诗话》）

（12）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唐・李贺《梦天》）

例11用“一树”来形容梅花的准确数量，为后人诟病。元好问认为“一树”梅花开了，怎么还“何处春”呢？应该把“一树”改为“几点”，将具体量词改为不定量词，不但突出了“早春”的氛围，诗歌的内涵也加深了。例12中，李贺用“九点”、“一泓”等数量词，九州像九点烟尘，大海波涛就像装在杯中的一泓池水，整句诗勾勒出一幅梦幻迷离的世界。

量词的情感形象性与形象思维的形象性一致。

能为感官所感知的图形、图像和形象性的符号。汉民族在文学创作中，突破量词单纯表示数量的意义，额外地赋予量词情感形象意义。

（13）我爱崖头山脚野蔷薇初吐的芳蕊，这一簇簇野性的艳丽，惹动我一瓣甜蜜，半朵心酸。（雷恩奇《走出我日记里的山妹子》）

（14）这清空而又坚实的木履声音，一夜一夜地从我的乱石嶙峋的思路上踏过；一声一声、一步一步地替我踏出了一条坚实平坦的大道，把我从黑夜送到黎明。（冰心《一只木履》）

例13中，“朵”、“瓣”与表情、情绪、感受搭配，给人一种奇美而独特的感觉，将“我”亦悲亦喜的矛盾复杂心情刻画得隽永深刻。例14“一夜一夜”突出了夜的漫长，“一声一声、一步一步”强调了脚步的坚实和有力。冰心重复使用量词，将作者心中的思想感情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

形象思维的非逻辑性影响着量词修辞格的特色。形象思维不像逻辑思维那样，对信息采用首尾相连地、线性地加工，而是跳跃式地进行。汉民族在认识客观世界中，通过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审美体验，作出综合性的、跳跃性的、直接性的结论，迅速达到意境的升华，完成主客体的彼此认同，并最终实现作品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15）一帆一浆一渔舟，一个渔翁一钓钩；一俯一仰一顿笑，一江明月一江秋。（陈沆《题秋江月夜图》）

（16）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孟浩然《送李侍御赴安西高造》）

例15中多个数量短语叠加使用，每个量词与“一”字搭配，都能创造出一幅鲜明的形象，整个诗句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幅皓月当头、碧空如洗、

的艺术效果。例16中，友人为求功名而“万里”远征，主人心中难舍但不便挽留，千言万语，寄托“一杯”别酒。而“万里”又和“一杯”相对应，营造出一种对比强烈的艺术效果。

著名语言学家陈原指出：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词汇，常常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6]。反过来说，一个社会的的语言能反映与其相对应的文化，其方式之一则表现在词汇内容或词汇上[7]-[9]。量词作为汉语中特殊的词类也不例外，量词灵活运用的背后是汉民族形象思维方式的支撑，这也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何杰.现代汉语量词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2]李勇，马建明.汉语个体量词来源探析[J].宁夏大学学报，2011（6）.

[3]袁蕾.汉语口语修辞中的民族文化信息解读[J].语言学研究，2007（4）.

[4]李力.谈谈汉语量词的文化意义[J].长春大学学报，2002（6）.

[5]左金堂.浅析汉语量词的修辞格及文化心理[J].语言应用研究，2011（3）.

[6]陈原.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7]张荣建.社会语言学的整合发展趋势[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8]覃建平.从语言的公约性看语言研究的科学化[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

[9][美]C・恩伯 M・恩伯.文化的变异[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张新玲）

A Research on Imagery Thinking Mode of Han Nationality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Quantifying Terms

LI Yo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ingbo Polytechnic, Ningbo 315800)

Abstract: Quantifying terms in Chinese have both a quantifying function and an important descriptive and affective function. A research on the use of quantifying terms in classic Chinese reveals that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quantifying term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Han nationality’s imagery thinking models. The figurative use of quantifying terms is a cultural manifestation of Han nationality’s imagery thinking models. The fuzziness, emotional imagery and universality communicates coarseness, imagery and non-logicality of imagery thinking.

Keywords: quantifying terms; imagery thinking; figures of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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