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避免两种偏向

作者：王德木

中共党史研究 1995年12期

　　 读史札记

　　 随着对《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逐步认识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是一种正确的认识和态度。在对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上，应该避免两种错误的认识和态度：一是“另起炉灶”说：二是“早已有之”说。

　　 所谓“另起炉灶”说，即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否认二者的理论渊源关系，否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毛泽东思想毫无联系的，是“另起炉灶”。这种认识和态度，我们应该避免。

　　 其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最基本精神，即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中，在同“左”的、右的错误倾向，尤其是在同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外国经验神圣化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推动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实现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邓小平作为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深知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基本精神。早在1978年9月他就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更明确地把实事求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看作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最重要方面。

　　 正是由于邓小平深刻领会和把握住了毛泽东思想的这一精髓，因而他在开创和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始终继承和坚持了这一点。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可以看出，这十几年确实是党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逐步结合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实现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逐步形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同毛泽东思想一样，同样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最基本的精神同样是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因此我们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实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精髓。

　　 其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继承了毛泽东思想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思想成果。

　　 1956年，当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的时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立即领导人民转入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实践。尽管从总体上讲，直到毛泽东去世党也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仍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一系列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思想成果。邓小平作为这一探索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深知这些积极思想成果的科学价值。因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他领导全党重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并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这些积极的思想成果当然地就被继承下来。

　　 1957年，毛泽东曾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对此曾加以肯定和继承。他说“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一些提法妥当”。又如，1958年毛泽东曾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是我们在实践中所坚持的最主要内容，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再如，毛泽东1957年还提出了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这些内容，都被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继承和吸收。此外，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所论述的有关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的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等观点，都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正是由于如此，邓小平才明确指出：“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他还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继承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来看，还是从继承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思想成果来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名副其实的继承，绝不是什么“另起炉灶”。不讲或否定这个继承关系，就否定和割断了历史，就会丧失我们的基本立足点，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既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从精神实质到一些积极的思想成果都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是不是这一理论在毛泽东思想那里“早已有之”，并没有什么创新了呢？我们同样不能这样认识问题，这种认识和态度我们同样应该避免。

　　 在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诸多基本问题上，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的认识相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都有着巨大的创新，认识上产生了质的飞跃。

　　 例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基本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以社会主义首先在生产力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为前提来构思社会主义蓝图的。而当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之后，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经典上的社会主义当成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而是按照经典上的原则来“剪裁”现实。我们由于缺乏经验，建国初基本上因循了前苏联的模式。当苏联模式的弊端暴露之后，党和毛泽东领导人民开始了自己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思想成果。遗憾的是，这种探索后来出现了曲折，从1958年开始，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在许多方面偏离了科学的轨道，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一直没有科学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历史地落在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邓小平不负众望，以其远见卓识和巨大的理论勇气，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谓解放生产力，人们一般理解为通过暴力革命，破除旧社会那种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建立起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不仅仅只是如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现在，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解放生产力，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认识史上的一个质的飞跃吗？

　　 又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商品生产的。几十年来，人们往往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联在一起，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联在一起。邓小平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全面深刻地阐述了计划与市场以及它们同社会制度性质的关系，突破了把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属性的观点。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评价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时认为，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基本社会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此外，关于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关于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的思想，关于“一国两制”的思想等，总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许多方面和原来党的认识相比，都有了新的重大突破，产生了质的飞跃。

　　 可以看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绝不是什么“早已有之”，也不是在毛泽东原有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枝节的东西，而是有相当重大的前进和发展，有一系列新的探索、开拓和创新，形成了一套新的科学理论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几年的历史也证明，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是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的。

　　 我们的结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既非另起炉灶，又非早已有之，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作者介绍：王德木　河南大学管理科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