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SIR框架研究综述

　　摘 要：DPSIR框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得到广泛应用。中国学者自2003年以来也多次尝试用该框架解决可持续发展、环境管理、水土资源等方面的问题，对解决该类问题提出了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DPSIR框架；可持续发展；综述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9-0004-02 　　DPSIR概念模型最早是由OECD在1993年对PSR模型和DSR模型修订而提出[1]，现已逐渐成为解决环境和社会发展关系问题的有效工具。目前，该模型主要应用于水、海洋资源、海岸带生物、土壤、农业的管理与保护以及环境管理科学的决策与实施等。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方面尝试性应用[2]。研究表明，DPSIR模型强调经济运作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能够揭示环境与经济的因果关系，并有效地整合资源、发展、环境与人类健康问题[3]。 　　一、基于DPSIR框架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国内外学者将DPSIR框架在可持续发展的应用研究上取得一定的成果。于伯华和吕昌河[4] （2004）运用DPSIR概念模型系统分析了区域农业系统的现状、驱动力和压力以及农业对于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最终确定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响应，建立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更多学者在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方面得到了很好的响应，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陈洋波等[5]（2004）以DPSIR模型为框架建立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分析深圳市水资源情势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研究表明，深圳市2002年水资源承载能力处于适载的临界范围，有较强的超载迹象，应采取提高水资源的承载能力的适当措施。Angel Borja[6] （2005）就如何保护地下水、内陆地表水、河水和海洋水发布了指导用书，对西班牙北部某地区实证分析。 　　还有学者运用DPSIR框架构建指标体系对水资源及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评价得出结果并提供政策建议。高波等[7]（2007）在DPSIR模型下构建了当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分析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的实际情况，结果表明影响西北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因素有人均水资源量、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农业用水效率等指标。于伯华和吕昌河[8]（2008）实证分析北京顺义区1991—2002年农业土地资源所承受的压力，结果表明，“驱动力”、“压力”、“状态”和“响应”指数具有时空特征，适度发展工业和城市，科学施肥与养殖、降低农业土地利用的环境影响，调整种养结构。 　　国外学者不仅将DPSIR框架应用于水资源与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之外，还在海岸带和渔业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Pacheco，Carrasco和Vila Concejo [9] （2006）综合了DPSIR模型和海岸管理周期理论开发出CMP模型。运用该模型，对地方海岸管理指标体系中与经济、环境有关的指标进行划分和定义，探究科学家、利益群体和决策制定者之间的关系，在葡萄牙的Algarve地区实证研究并得到显著成效[10]。 　　二、基于DPSIR框架的环境管理研究 　　利用DPSIR框架的特点及对经济运作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强调，学者们将DPSIR框架用于揭示环境与经济的因果关系。Georgc C zalidisa[11]（2003）综合土地环境状态和土地利用管理影响提出CAP评价法。 　　DPSIR模型被引入国内时首先应用于战略环境评价。郭红连等[12]（2003）将DPSIR框架作为建立战略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以中国平原型大都市开展SEA为背景，将指标分为驱动力指标、压力指标、状态指标、影响指标和响应指标，建立了城市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可选指标集。李智、鞠美庭等[13]（2004）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与环境管理的发展趋势，以DPSIR为基本框架分析了制订交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指标体系的原理，以中国大中型城市为背景，生态环境保护为指标集的主体，探讨了建立交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和技术方法。杜晓丽等[14]（2005）鉴于完善的环境管理政策和法律法规对于保护和改善当前的环境状况的重要性，在 DPSIR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分析环境管理社会能力的概念，建立环境管理社会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调查问卷获取数据并整理，统计分析出北京市当前环境管理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郑茂坤等[15]（2006）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环境问题突出的长江、珠江三角洲地区引入DPSIR体系，对影响中各因子进行评估，根据影响参数中确定的优势因子，因循模型的因果关系，找出相应的驱动力、压力和状态各参数的优势因子。结合对策论的初步分析，寻找解决该区域整体环境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得出将对策论与DPSIR模型结合来解决环境问题也是可行的。骆永明等[16]（2006）认为驱动力、压力、状态和影响是描写和叙述环境中各个因子的客观存在状态，响应则是为使环境保持和谐而采取的措施。Rosa等[17]（2009）针对人们在欧洲引进和商业化GMOS存在的争议，运用DPSIR模型将转基因农业视为对农业环境的压力，利用模型通过集中各个利益相关者对于GMOS在农业环境系统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 　　孙晓蓉、邵超峰[18] （2010）根据DPSIR模型框架，考虑区域环境污染事件的形成机制，建立度量区域环境风险变化趋势的指标体系，评价天津滨海新区的环境风险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天津滨海新区环境风险形势比较严峻，需要进一步采取更有效的响应对策。邵超峰、鞠美庭[19] （2010）以“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型框架和低碳城市内涵的分析为基础，充分考虑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形势，提出建立低碳城市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原则和方法。 　　三、模型的修订 　　Hanne等[20]（2008）在DPSIR模型作为一个跨领域的工具不断发展过程中，基于社会主义分析视角和生物多样性例子，提供了该模型理论基础的批判性审查，通过审查认为DPSIR模型有时会倾向于自然资源保护者一边而忽视其他观点；该模型作为建立研究者之间、各个利益相关者及政策制定者之间好的沟通工具是有其内在缺陷的。Laura等[21]（2009）认为DPSIR模型可以用来结构化环境信息方面的科学家和最终用户方面的交流的工具，但不具有分析性，容易低估复杂的环境和社会经济方面固有的不确定性和因果关系的多样性维度。作者用一个复杂的制度方法论重新构造了模型，克服原本DPSIR模型的缺陷，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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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arstada，Lars Kjerulf Petersen etc.Discursive biases of the environmental research framework DPSIR[J].Land Use Policy 2008（25）：16-125. 　　[21] Laura Maxim，Joachim H.Spangenberg etc.An analysis of risks for biodiversity under the DPSIR framework[J].Ecological Economics 2009（69） ：12-23. 　　[责任编辑 吴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