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翰的故事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一点讨论

1882年一个一手拿《圣经》，一手捧着“四书”的美国传教士来到了中国，从此开始了他肮脏的一生，满清时期他周旋于北京上层人物之中，与恭亲王奕、李鸿章、翁同龢等人往来甚欢。为从思想上奴役中国人民，他在欧美募得15万美元的经费，在北京、上海开办“尚贤堂”。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他充当英国侵略军翻译和向导。辛亥革命后，他又支持袁世凯。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背弃欧美，倾向德、奥。五卅运动时,他出面组织中外睦友会,主张中国“不可与外人为敌”，反对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的一生活像个小丑，但上面所说的这个人不是里约翰，这个人叫李佳白，是李约翰的父亲。

李约翰至小在中国长大，在中国生活了23年之久，后移居美国。于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期间、广泛收集英、美、德、法等国的外交档案、著作和回忆录等资料，写成《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一书，重新叙述了中国1908-1912年这段极为复杂的历史时期。后又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在书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科学发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我们把它表述为：“中国近代为何科技落后？”

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李约瑟难题”一直是我国自然辩证法界讨论的老问题。为此我国科学工作者召开了多次“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研讨会，还以此为题开展了全国性的学术大讨论。近些年随着“钱学森问题”的提出，基于对中国前途的思考，“李约瑟难

题”再一次成为学术界的讨论热点。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籍华人杨振宁曾声称他解决了李约翰难题，说原因是中国文化只有归纳没有演绎。

归纳是从个别性的前提推论出一般性结论的推理方法，即由事实到理论。演绎是从一般性的前提推论出个别性结论的推理方法，即由理论到事实。人类知识的每一次飞跃都离不开归纳和演绎。从具体的现象中归纳出抽象的假设，再以归纳为前提演绎到具体中去，这是现代科学的必经之路。

杨振宁认为：首先，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缺乏抽象思维能力，一直处于低级蒙昧状态。具体体现在思维方式没有演绎和归纳以及形式逻辑的缺失。。以几何学的“勾股定理”为例，虽然早在约公元前1100年，西周人商高就在其所著的古算书《周髀算经》中写下： “勾三股四弦五”这么一句话，但这只是他从大量的土木工程里发现的具体实例，由于归纳能力的缺失，只能很原始的说一句“勾三股四弦五”，离定理差得远了，更不具备广泛演绎的基础。

其次，唐宋以前的四大发明，全部是偶然之中发现某物具备某种实用功能，是偶然所得，中国当时具有全世界最大劳动人口基数，因而四大发明发生在中国是大概率事件。一言以蔽之，四大发明并不需要太多抽象思维能力，而抽象思维能力的缺乏，使中国一千多年没有科技发明。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是他们出色的抽象思维和严密的逻辑的必然结果，而他们的思维和逻辑必然要上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等先贤在哲学上的出色成就。

多数学者认为，归纳和演绎是科学工作者在科学研究中所应基本掌握的研究推理方法，涉及科学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问题，用中国近代科学研究者的研究方法的缺失来解释“中国近代为何科技落后”，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近代的科学研究人员为什么连基本的研究方法都缺失呢？这样看，似乎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科学研究方法是科学的核心构件。传统认为，科学研究活动须有一套严整而规范的方法。然而，随着对科学史的深入研究，对“科学”的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理解，人们发现，建立规范的科学方法论、以规范的科学方法进行科学研究活动，只不过是科学哲学家一厢情愿的理想；科学研究活动并没有任何固定不变的方法论准则，而是运用着包括直觉、想象、虚构、皈依等非理性方法在内的一切方法。简言之，当代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已经表明，认为没有建立系统的归纳和演绎方法论就没有科学方法的传统观点是不符合科学史实的。

而对于杨振宁的后一种解释，多数学者认为这似乎更像是在说另一个问题：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杨振宁先生似乎在表达中国古代只存在技术而非科学。然而，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他不仅把其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著作定名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而且在其论述中也是把“科学”与“技术”、“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等区分开的。然而，中国学术界在讨论“李约瑟难题”时往往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这个争论。一方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另一方则认为中国古代无科学。

人们通常把科学分为经验科学和理论科学，认为经验是通过对经验的

总结而形成的科学，而理论则是运用概念、命题、推论形成的科学，然而经验与理论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而且经验同样要运用理性思维才能得到。《九章算术》的“勾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即弦”被许多人认为只是经验知识，但是，这样的经验知识没有一定水平的理性思维是决不可能得到的。另一方面，所谓理论归根到底也只是经验的总结升华。因而理论像经验一样，也并不具有绝对真正性的价值。所以，如果把托勒密根据“地球是宇宙中心”、“各天体围绕地球作正圆形运动”等形而上学信念建立的“地心说”天文学看作理论，那么，以“浑天说”为基础进行天文观测并设计“候风地动仪”而建构的天体运动知识也同样是理论。

中国古代显然是有科学的：就像伽利略前的欧洲科学形式不同于近代科学一样，中国古代科学也是与近代科学不同类型的科学；就像伽利略以前的欧洲科学适合于欧洲当时的社会状况一样，中国古代科学适合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状况。如果说本世纪初任鸿隽、冯友兰等人作出中国古代“有技术无科学”的论断还有“科学”根据的话，那么，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在对“科学”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之后，这一论断已没有“科学”根据了。

对于杨振宁先生的问题解决方式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说明：A，B，C，D，E... 等人在长跑，A一开始一直领先，但后来分别被Y和Z殴打至重伤，结果A落后了，然后有个人从A的文化，A的文凭等方面来寻找A落后的原因。那么这个命题显然不成立。应该设定是Y突然小宇宙爆发，搞出超常规跑法。而常规跑法最熟练的

A就这样被超越和压制。

对于历史问题，还是让我们先回顾下历史。西方的文艺复兴早于资本主义兴起早于工业革命。先有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先有英国的光荣革命、大宪章，后有工业革命。所以，不能说是工业革命导致资本主义再导致文艺复兴，而是相反。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华文明先有思想上的落后，后才有社会制度上的落后，最后才导致物质的落后。

当欧洲开始文艺复兴的时候世界其他地区在干什么？中华文明在考四书五经、在杀于谦、在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通常会想到——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啊！

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的经济基础和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压抑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发明创造的发展进步。如在封建社会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阻碍着商品的流通和交换,长期的

封建社会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影响到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传播和交流.中国封建的科举考试制度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把精力都集中在保守的

家那样,搞科学技术研究和发明创造受到政府和企业的支持和鼓励。因此,就压抑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事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的积极性。

长期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封闭了国人的思想解放,拒绝国外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知识的传播和渗透。再者由于中国汉字和语言的不够规范化和标准化。从而,影响到了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交流。 因此,在当时中国人的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能力就这样被削弱了。因此,在当时中国不可能发生向欧洲那样的工业革命。

另外，我们还应注意到，事物发展都有自身的寿命，过期就会衰老。癌症、中风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死因，而是表象。任何组织和人类社会也是一样。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不是最早起源的文明，埃及金字塔时代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比那时的中华文明要发达，但是后来衰落了。中华文明的原始部落民主社会相对比较发达，出现了黄帝、尧舜禹这样的先进人物，但是没有进入奴隶社会，这一点比同时期的希腊等奴隶制城邦国家落后。

但是希腊和其继承者罗马奴隶制文明高度发达，阻碍了其进入封建社会的步伐，所以迟至公元5-6世纪才进入封建社会，比中华文明相对晚了1000年。

正是因为中华文明奴隶制的相对不发达，可以使其更早的进入封建社会，同时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也比欧洲等其他地区的更发达更完善。同理，正是由于中华封建文明的发达完善，阻碍了新制度、新文化、

新思想的产生，使其早早达到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却始终不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同理，正是由于欧洲封建社会的不完善、不发达，使其封建主义的保守势力薄弱，虽然起步晚，但使其可以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今天“李约瑟难题”的探讨大多都以“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近代科学”作为直接出发点展开论述。其基本思路就是想方设法挖掘出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近代科学的种种“缺陷”。很少有人从另一个方向，即从“欧洲为什么在16世纪产生了近代科学”这个方向进行探讨。然而，我们认为，从这个方向进行研究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能够找出欧洲在16世纪产生近代科学的独特原因，“李约瑟难题”当然也就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