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起源新说_仓颉_结绳记事向符号记事过渡时期的记事方法

2008年8月第22卷 第4期

          JOURNAL

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22No.4OFXINXIANGUNIVERSITY

Aug.2008

汉字起源新说

庄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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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颉”:结绳记事向符号记事过渡时期的记事方法

(新乡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河南新乡453000)

摘 要:中国农业社会不变的生产生活方式,基本保持了古代传说的原始形态。不能将传说见之于文字的早晚作为衡量传说可信度的唯一尺度。上古可能存在一个“造字运动”时期,但决不是全民造字的群众运动。复杂记事需要才是产生文字的根本动力,只有大规模的战争才能产生复杂记事需要。作为黄帝的史官,仓颉造字说是可信的。“仓颉”是结绳记事向符号记事过渡时的一种记事方法,仓颉因发明而得名。《周易》中“系辞”一词本身就是这种记事方法在汉语言中留下的痕迹关键词:汉字;起源;新说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志码)04-0105-05  一、的

甲骨文被发现之前的几千年间,中国历代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有“结绳”说、“书契”说、“仓颉造字”说“、八卦”说“、河图洛书”说等说法。这些说法,大都是对古代传说的记载,有些也加上了自己的推理和判断。文献中的记载大体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关于前文字时期的传说,另一类是关于创造文字本身的传说。前者主要集中在结绳说和刻契说,后者主要集中在仓颉造字说。

“结绳”说:《易经・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庄子・箧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留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

《周易正义》引《虞郑九家易》“: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文心雕龙・练字》“:文象立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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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颉造字”说:

《世本・作篇》“:沮诵、仓颉作书。”《荀子・解蔽篇》“: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韩非子・五蠹篇》“: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已知之矣。”

《吕氏春秋・君守》“: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

《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说文解字・叙》:“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汉字起源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首先,中国在殷商时代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文字系统成为不争的事实;其次,学者们通过使用现代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字学等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多种新的说法“其中较有影,

收稿日期:2008-07-08

作者简介:庄建东(1953-),男,河南辉县人,新乡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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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说法,归纳起来大致有起源于图画说、起源于刻划符号(或陶文)说、民众造字约定俗成说、巫术生成

[1]说、巫师整理说等”,并证明了一些古代传说的合理性和可信性。例如,对前文字时代的结绳记事、契刻记事的传说就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肯定看法,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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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文字以前,契券就是绳结”。但是,对典籍中比较普遍记载的仓颉造字的传说,学者们大多持否定的态度。鲁迅先生在杂文《门外文谈》中以有点

第二,中国社会进入农业文明很早,农作区域广

阔而且发达,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任何问题,都不能不顾及中国社会的这个特点。中国社会的一个最显著、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它的超稳定结构,因为只有稳定才能保证作物良好的生长和传宗接代。春种、夏耘、秋收、冬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亘古不变的生活、生产方式,造就了我们的先民重历史、重传统、重经验、师法祖先、敬畏大自然、少奇思幻想的心理特点,讲究位、序的理性思维方式和务实、保守的性格特征,基本保持了古代传说的原始形态。如果把历史流传的形式比作河流的话,上游是口头传说,后来分出从结绳、契刻到文字记载一条支流。文字记载的历史和口头传说的历史,就像两条河流,在没有文字以前的阶段,口头传说是主流,。两条河流之,,但;有些口头。口头传说之见于文字记载的时间早晚,取决于传说流传广泛的程度和与史官、学者相遇的时间,取决于史官、学者的个人眼光、价值取向、取舍尺度等等。因此,并不能将传说见之文字的早晚,作为衡量传说可信度的唯一尺度。

第三,结绳和刻契是前文字时期的记事方法,这个时期是汉字发明的准备时期。这种方法是大众性质的,是汉字发明的土壤和基础。尽管绳结和记号也是信息的承载体,但是,这种载体不能和语言中的词或词素对应起来。如果我们把文字定义为语言的一种载体的话,我们不能认为绳结和记号就是文字,也不能因此就认为文字就是大众发明的。笔者承认上古时代可能存在一个“造字运动”时期,就如杨择令先生所言“:在族徽与其他图形的启示下,在表音字使用的促使下,出现了一个自觉的有意识的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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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字运动。”但是,这个“造字运动”决不是杨择令先生所言的全民造字的群众运动,而是集中在少数人中间的、带有个人发明性质的一种造字的过程。因为“,需要”才是发明创造的最大动力。如果结绳和契刻记事能够满足一般的物质生产和交换需要,从事一般物质生产劳动的人有必要去创造文字吗?结绳和契刻记事能够自发地向字符记事发展吗?如果在物质生产和交换中创造文字是普遍现象和规律的话,那么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历史很悠久的民族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最需要有复杂记

调侃的口气说“: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表明了自己支持大众造字说、否定仓颉造字说的态度。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政治影响,一些学者的态度激烈,认为仓颉造字说“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在文字起源问题上的表现”“,无非是为了给方块汉字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以便垄断文字,愚弄人民,维护其统治地位罢了”。“即使真有其人,也只不过是做了一些收集整理工作而已”[3]。进入80年代,学者门的态度就和缓一点了,但也认为“仓颉造字之说,[4]据”。

,笔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第一,中国的史前史就是靠一代又一代人的口耳相授传下来的。中国古代的神话不发达,没有对这种传说造成太大的干扰,因此具有相当的可信度。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中国古史传说,虽也不免有些神话成分之羼杂,但到底是极少的。我们现在叙述中国古代,也不必拘拘以地下发掘的实物作根据。因为在中国最近数十年来地下发掘的古器物与古文字,大体都是用来证明而不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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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古史记载的。”一个很确凿的证据就是王国维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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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这篇著名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商王朝是确实存在

[7]的”。这就不由让人产生了一个疑问:甲骨文的发现才有100年多一点,那么2000多年前司马迁写作《殷本纪》凭据的是什么?显然,要么殷商以前的时代一定有典册资料流传后世,要么民间传说确实是信传。最近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和一些考古的新发现(如河北涿鹿黄帝古城遗址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是不是由此也可以推定,古代典籍中关于文字起源传说的一些记载也绝非空穴来风?・106・

事方法的是哪类人?是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人吗?如果从生产力发展阶段去考虑的话,这些问题的回答一定都是否定的。正如商中先生所言“:历史告诉我们,在原始时期,纯粹的经贸是不需要文字的。原始时期,人们贸易的主要方式是以物易物,中间是没有等价物的,古文字中‘买卖’字形不分就是很好的例证。”“这种简单的贸易活动是不需要专门用文字的。只有到了物质资料足够丰富,人们有了精神的某种渴望以后,才为文字的创造准备了社会条件。”但是,对于商中先生所认为的,这种“精神的某种渴望”就是“原始宗教活动”“,汉字产生的动力,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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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需要,而非物质生活的需要”的说法,笔者实在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复杂的社会管理工作的需要,才是产生文字的根本动力。而复杂的社会管理工作产生于国家初具雏形和大规模战争的出现,而战争的出现源于阶级的产生。阶级的产生源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剩余、对女性和财富的争夺和分配。因此,用一句过时的话来说,文字作为一种工具,产生于阶级斗争的需要物主义的基本常识。的战争呢?考证,。学者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在中国古史传说里,最

[10]早而比较可信的,有神农、黄帝的故事。”黄帝和蚩尤的涿鹿之战、和炎帝的阪泉之战就是大规模的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据历史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因此,笔者认为,仓颉创造文字的传说和结绳说一样,从所处时代来看,是可能的,也是可信的。

中国英雄时代有自己的特点,一是出现的时间早,二是产生的英雄不是力量型而是智慧型的。他们不是力大无穷、战无不胜的英雄,而是贴近生产、生活,为解除人民疾苦而战胜自然、创造幸福的英雄,如发明指南车的黄帝、发明丝绸的嫘祖、发明文字的仓颉、发明车辆的奚仲、发明耒耜的后稷、治理洪水的大禹等等。有一个力量型的英雄,但是个失败者,那就是怒触不周山的共工。不管是力量型还是智慧型的,他们的先天禀赋一定在某一方面超出常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脱颖而出,成为历史长链中一个个闪光的点。因此,我们研究历史问题不但要关注当时的社会形态,也要关注历史人物在特定的环境下形成的个性特征。

承认“能者为师”很容易,但是,要让大家都认可历史上的某项发明就是传说中的某某所发明的就不那么容易了。。在我们引进),有意淡化个体的发明创造对。这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对于扭转轻

视劳苦大众作用的思想倾向和片面的历史观是正确的。但是,过犹不及,如果把这种思想应用到任何领域成为一种极端的倾向的话,也就成为片面的了,影响了我们真实、客观地看待历史事件和人物。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错误的,同样,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也是错误的。就拿仓颉造字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仓颉这个人的存在。虽说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但是文字是可以创造的,是可以人为推行的。《易经・系辞》中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那么,从结绳到书契是怎样的情景呢?中间有没有一个过渡的形式呢?“后世”又是哪一个时代?“圣人”又为谁?是“圣人”发明了书契呢还是“圣人”提倡推行了别人发明的书契呢?古书语焉不详,考古也无确凿的证据,我们只能靠已经掌握的材料去作合理的想象。如果我们把古代的结绳记事、契刻记事、图画记事、仓颉造字、黄帝蚩尤的传说以及当今的文字产生于阶级斗争的说法联系起来看,我们是不是可以作如下想象:古代有“仓颉”这么一个人,子承父业(或是因为有杰出的记事才能被选拔到黄帝身边),在黄帝身边专门从事记事备忘的工作。他从父亲那儿继承了结绳记事的职务和本领。他有绘画的艺术天赋而且抽象思维的能力也很强,对于线条特别敏感和感兴趣。他对于结绳记事的简单粗疏很不满意,就在记事的绳结上再系上一个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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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仓颉”是结绳记事向符号记事过渡时的一种记事方法

在非常朴素的人类早期社会,人类和大自然几乎浑然一体,人们接受教育和获取食物财物的机会接近均等,是人的天性保留得较多、教育的作用和刻意雕饰的成分较少的时代。因此,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更多地取决于他先天的禀赋,即先天获得的智能、体能、性格特征等,能者为师、强者为尊、崇拜英雄是普遍现象。禀赋高的,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新性强,他们所创造的新的生活、生产方式就成为文化的一个个新的起点。即使从现代人来看,人与人之间智力和能力的差异也是明显存在的,任何一项发明创造的起点都是非常个性化的,必定是异于常人的,这一点在人类的早期社会一定更为明显。世界各民族历史上在由蒙昧时代向文明门槛迈进的时候,普遍存在一个英雄时代,中国也不例外。不过,

画有符号的小竹片(或小木片)作为补充。我想这种结绳记事和符号记事相结合的记事方法,可能就是古代从结绳记事到符号记事的过渡环节。很有可能,起初“仓颉”并不是人名,而是这种结绳与符号相结合的记事方法的名称。“结”“、颉”同音“颉”,是个后起字,甲骨文词典中我们找不到这个字。“仓颉”应该就是“仓结”。“仓结”变为“仓颉”可能是后人觉得“结”字太简单直白了,用以称呼“圣人”不够神圣,就换了“颉”字以表尊崇。仓是结的一种形式,仓结即像谷仓一样的结,是结的一个集合,就像是现在电脑办公软件中的一个文件包,绳结就是“文件包”的“标题”。根据古代人以职事得名的习惯“仓结”,还有一种解释,即“仓结”是管理谷仓的官吏,以结绳记事见长,因之被选拔到黄帝身边做了史官。不管哪一种解释,都应当和这种结绳与符号相结合的新的记事方法有关。《周易》中“系辞”一词本身,就是这种记事方法在汉语言中留下的痕迹,明白形象地表现了在占卜结果(木棍上的刻契或绳上打的结)上“系”上一则解释的符号的事实。第七章》“:,其典礼,,”朱熹解释说“:系辞,,系于卦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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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按朱熹的说法《周易・系辞》可能为文王周公所作之辞,但作为一种记事的方法,要更加久远得多。

系在一个个绳结上的一个个竹片便是“书册”的雏形。这种记事形式发展的结果,就是绳上打的结越来越不重要,大量的信息是靠刻画在竹(木)片上的符号记载下来。后来干脆不再打结,直接用绳子把一个个刻有符号的竹(木)片穿起来这便是“册”。“册”很形象地表明了当时的“书本”的形状。

发明创造是有规律的。如果从发明创造一般规律的角度来看仓颉造字传说的话,笔者认为“仓颉”所处的时代、地位,从事的工作以及他自身的知识技能储备,使他具备了创造文字的条件和可能。人在解决需求的强烈愿望下,很容易将思维集中到一个方向、一个点,而在这种状态下最容易产生灵感。一旦思路、方法对头就会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旦取得突破性进展,就会欲罢不能地集中全部精力去从事这项工作。在解决记事需要的强烈愿望下“仓颉”,以极大的兴趣和全部的精力研究和创造这种刻画在竹(木)片上的符号,睡思梦想都在做着这件事情。前人即兴随意的刻画给他提供了创作的基础,鸟兽的蹄爪印迹给了他创作的灵感。他的这种创作逐渐进・108・

入了巅峰状态,灵感不断涌现。每琢磨出一个符合物理的象形符号或符合事理、情理的指事、会意符号,他都如痴如醉,欣喜若狂,手舞之,足蹈之。由于结绳记事是分条、分类打结的,这些符号自然也是分类的,同类事物符号的形状也相类似。如,与雨有关的事物带雨形头,与手的动作有关的事物带“手”形旁,等等。这就是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所说的:“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寝多也。”他用这种不断丰富的符号来记事,并且向记录言辞发展、向语言靠拢,由指事、象形、会意到形声,逐渐形成比较完善的最基本的字符。他最大的贡献不在于他创造出了多少个基本字符,而在于他创造了“仓结”这种结绳和符号相结合的记事方法,、,。当然,他,并没、象形、会意、形声的造字,那是后人研究汉字构成规律时总结出来的。

“仓颉”创造出来的这种记事方法和符号比较符合物理和事理,对于记载事件、传递信息不但准确而且容量大,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使他能够很好地完成为首领记事备忘的工作,他便成为从事这一工作的佼佼者,受到黄帝的褒奖和众人的尊崇,人们以“仓结”这种新的记事方法来称呼他,以示尊敬和纪念。

“仓颉”的这种结绳和符号相结合的记事方法可能逐渐被同族的同行所模仿,但是他们所刻画的符号是否相同却很难推定。他有可能传授给族内同仁,也有可能秘不外传,只传子孙后代。如果是后者,就会有多套符号出现,他们之间谁也不能完全看懂、释读别人刻画的符号。当然不排除经过强力人物———如黄帝的介入,这些符号系统以仓颉为主,其他人“客水相续”,完成了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创造。不管是哪种情况,掌握这套符号系统的,起初只有一个或几个人,以后逐渐传播到部族极少数上层人物,只用于部族的大事,例如组织战争和人与上天、鬼神沟通的祭祀、占卜。不然考古发掘出的古陶片上就不会极少有这类符号出现,因为这些符号没有专门的学习是掌握不了的,是从事制陶的一般人根本就看不懂甚至见不到的。所以,这些符号在当时人们的眼里具有非常神秘和高贵的色彩———它的产生惊天动地,以致“天雨粟,鬼夜哭”。

另外,笔者之所以在上文中强调“仓颉”的这种记事方法可能被“同族的”同行所模仿,是因为笔者认为,既然文字产生于大规模的战争,交战的对方也必定有自己的记事方法。冯时先生在《试论中国文字的起源》一文中指出“:《世本・作篇》‘:沮诵、仓颉作书’。‘沮诵’也即祝融。这种祝融与仓颉共同造字的记载其实已经暗示了中国文字起源的多源性特点。显然,如果仓颉被视为汉字的创造者的话,那么祝融以其在古史系统中所代表的文化传统来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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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可以被视为夷文化的创造者。”据冯时先生考证,山东丁公龙山时代的陶文,即属于东方夷(彝)文字系统。这就是说,以蚩尤为部落首领的东夷也有自己的记事方法,只是没有夏族的先进而已。“仓颉”这种记事方法的先进性可能使得它在当时对敌方保密,应属于当时的“国家机密”。很可能黄帝一族就是因为掌握了先进的记载和传达信息的方式,才使得他们的组织工作更加严密有效,从而战胜了军事上占优势的蚩尤一族。文字作为一种强化统治管理的工具,黄帝必定会对其进行的范围内强力推行。,,帝战胜蚩尤、“册”容易腐烂和虫蛀,当时又没有防腐、防蛀技术,因此没有给我们留下丝毫痕迹。只是到了殷商时代,敬事鬼神、用甲骨占卜的风气盛行以后,人们才把占卜的结果用文字刻写在占卜用的甲骨之上,这才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甲骨文字。当时,文字的载体除了甲骨和钟鼎之外,还应当有简册。甲骨文中已有“册”和盛放“册”的祭器的字符[13]。《尚书・多士》中也说:“惟殷先人,有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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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殷革夏命。”结合文献记载推测,商代及商代以前就应当有简册留存,周代早期王室史官可能还能看到,经过西周之后几百年的战乱,特别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后代是永远见不到了。西汉学者孔安

国在他所作的《尚书・序》中即秉如是说[14]289。埋在地下的商代及商代以前的简册可能也有,因为年代太久远,早已和泥土毫无二致了。流传世上的烧掉了,埋在地下的烂掉了,古代陶工不掌握文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极少发现甲骨文之前的可以真正称之为文字的东西,一下子就出现了甲骨文这种比较成熟的文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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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郭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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