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总理:中国城市拆迁问题是政府威信的问题

2010年10月09日 03:5021世纪经济报道【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马晖梁钟荣新加坡报道

侍卫刚推开总理办公室的门，一声标准的汉语“你们好”，就从屋内传出。

58岁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立在门厅处，笑着迎接来自中国的记者。1米82的身材，鬓角微白，穿一件浅灰色夹克，未打领带，显得随意轻松。

从握手、寒暄、入座，到采访开始，不超过五分钟，李显龙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干练、亲和、效率高。

这恰如他治下的国家——新加坡国土面积仅700余平方公里，被比喻成地图上一个“小红点”，可这个小红点却拥有令世界难以忽视的力量，它是亚洲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其政府常年位列透明国际“最廉洁国家”排行榜最前端。

对于中国而言，新加坡更不是简单的一个国家。某种程度上，这个“小红点”长时间地扮演了中国的“良师益友”的角色。

自1990年10月3日中新建交，短短20年，从经贸交往、地区合作到政府间互动，中新合作的紧密度超越以往任何时期。

淡马锡的国资管理体制被中国国资改革引为借鉴；新加坡先进的城市治理模式通过中新共建的苏州工业园输入中国；自1992年始，中国已有万余名官员赴新加坡参加短期培训，学习这座“花园城市国家”的行政管理经验。

凸显这种不寻常关系的细节无处不在。在新加坡总统府的墙上，记者看到一幅中国水墨画，紫藤葡萄，落款作者是中国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据新方人士介绍，此画是李瑞环亲笔所作并赠送给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

就连在9月21日本报记者对李显龙的1小时15分钟的专访中，也显示出新加坡领导人对中国情况十分熟悉，从中国各地的拆迁风波，到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的“腾笼换鸟”政策，李显龙都有自己的独特思考。

“中国目前的拆迁问题，在我看来，是一个政府威信的问题。”李显龙说，“要让人民知道，你给他的赔偿是合理的，你拿他的土地，是用来做让国家发展有益的事情，这个必须要下很大的功夫。”

在他看来，包括“政府管理模式、城乡差距以及环境保护”将成为未来五到十年之内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1.三大项目

《21世纪》：我们知道您刚从中国访问回来，去了重庆、上海、长沙、武汉、苏州五个城市。在对这些城市的访问中，你看到了什么？

李显龙：对，就在上个星期，我看到各个城市情况各不相同。重庆、长沙、武汉这三个内陆城市，跟沿海城市的发展比起来还有一段差距，不过它们都在很努力地想迎头赶上。对于苏州而言，我当然是老游客了，上海也去了很多次。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内陆城市都很有发展的劲头。我想是因为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情况发生了改变，劳动力成本升高，比如广东就提出要“腾笼换鸟”，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型，这是十分必要的一个过程。

对于旧的企业而言，它们会搬去哪里？要不就是向内移，到中国的二线城市或者中西部的城市去发展；要不就是向外移，移到其他低成本、劳动力密集的国家，比如越南、孟加拉。我相信有不少企业会选择向内移的，因为中国的内陆城市已把自己的基础设施改善了很多，并且当地整体的营业环境也比以前完善了很多。当然，这些内陆城市的开放程度、官员和人民的观念，还没法同广东、上海相比，因为它们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过我相信会逐年进步的。

一些城市的市长告诉我，已经有不少原来在东部沿海设厂的公司开始移到这些内陆城市了。我听说，包括重庆、武汉、郑州等好几个城市，富士康都有移过去，并且规模很大。所以，总的来说这些城市对于未来的新中合作是有潜能的。如果能先进去的话，如果能找到正确的合作对象，并维持一个长期的投资计划，而不是追求一个短期的盈利，我相信三五年内会得到好效果的。可是，必须坚持才行。

《21世纪》：新加坡政府是否有同这些中部城市开展合作的构想？

李显龙：我看我们未来跟这些城市的合作，同苏州工业园以及天津生态城的合作会有所不同。因为，这些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让新加坡政府在每一个中国城市都跟当地政府开展合作项目，因为我们自身没有这个资源，也没有能力到处去实行G-to-G(政府对政府)的合作。不过，在这些城市里，有些新加坡的私人企业已经找到了大大小小的合作项目。

所以，我们的态度是，新加坡和这些省市的合作，应该由新加坡的私人企业带头，政府从后面给予支持。

新加坡总理:中国城市拆迁问题是政府威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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