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水坡遗址与颛顼

颛顼与西水坡遗址

南海森 崔宗亮

摘要：颛顼一生功绩卓著，奠定了华夏根基。颛顼与濮阳有着密切的关系，其生于濮阳，定都于濮阳，死后又葬于濮阳附近的二帝陵。西水坡遗址新石器时代第一至四期文化遗存是颛顼部落在濮阳地区活动留下的一处遗存，三组蚌壳龙虎图案是当时的一处祭祀场所，M45中的老年男性为当时的部落首领或巫觋。然而，西水坡遗址并不是“帝丘”。

关键词：颛顼 西水坡遗址 龙虎图案 祭祀

颛顼是我国古史中的“五帝”之一，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上承炎黄，下启尧舜，奠定了华夏根基，为华夏文明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华夏民族的共同人文始祖。颛顼一生功绩卓著，改革宗教，绝地天通；制定历法，设立五正；制礼作乐，汇合八风；诛灭共工，一统华夏。颛顼及其部落与濮阳有着密切的关系。史载，颛顼生于濮阳，定都于濮阳，一生多在濮阳及其周边地区活动，死后又葬于濮阳附近的二帝陵。那么，在濮阳及其附近地区就必定存在有颛顼及其部落活动留下的遗存。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我们认为西水坡遗址就是颛顼及其部落在此活动留下的一处遗存。

颛顼其人其事

1. 颛顼的出生地及活动地域

关于颛顼的出生地，文献记载是若水。《帝王世纪》云：“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仆，蜀山氏

之女„„生颛顼于若水。”《山海经·海内经》、《大戴礼记·帝系》、《吕氏春秋·古乐》、《宋书·符瑞志》也有同样的记载。关于若水，有学者认为即今四川省西北部的雅砻江，也有认为是河南省汝水。《吕氏春秋·古乐》除论及“若水”外，还提到空桑：“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在远古时期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颛顼的出生地与活动地域不会相距太远。因此，要想弄清“若水”，“空桑”至关重要。空桑即穷桑，为东夷集团少昊之都，在今山东曲阜一带。颛顼年轻时曾在少昊部落生活，《帝王世纪》说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山海经·大荒东经》云：“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空桑”若是山东曲阜，那么“若水”是四川雅砻江或河南汝水的可能性就不大，因为二者相距较远。因此，我们认为“若水”有可能是濮水，这从颛顼成年后在“商丘”或“濮”即帝建都也能反映出来。《帝王世纪》说颛顼“始都穷桑，后徙商丘”，这里商丘指帝丘，也就是今天的濮阳市。《竹书纪年》云：“元年，帝即位，居濮。”事实上，颛顼本身就出生于濮阳，只是少年时期到少昊部落生活过而已，等成年以后又回到了自己部落所在地濮阳，并在那里建都称帝。

关于颛顼定都濮阳以及在濮阳地区活动，也见于《史记集解》、《水经·瓠子河注》、《左传·昭公十七年》等历史文献。《史记集解》皇甫谧曰：“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水经·瓠子河注》曰：“河水旧东决迳，濮阳东北，故卫地，帝颛顼之墟。昔颛顼自有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

2.颛顼的葬地

颛顼死后葬于何地？文献多有记载。《山海经·海外北经》：“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山海经·海内东经》：“汉水出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2][1]

《山海经·大荒北经》：“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这里，关于颛顼的葬地有务隅、鲋鱼、附禺，实为同名异音。鲋鱼（务隅、附禺）指哪里？《通典》：“顿丘有鲋鱼山，颛顼所葬之处，今名广阳山。”《太平寰宇记》：“顿丘县有鲋鱼山，在县西北三十里。”《山海经》“务隅之山”下注‘颛顼冢’“今在濮阳故帝丘也。一曰顿丘县城门外，广阳里中。”可见，颛顼葬地在顿丘县西北广阳里中。类似的记载还有《水经·洪水注》：“淇水历广阳里，迳颛顼冢西。”《史记集解》皇览：“颛顼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门外广阳里中。顿丘者城门，名顿丘道。”《史记索隐》皇甫谧：“据左氏，岁在鹑火而崩，葬东郡。”《帝王世纪》：“颛顼葬顿丘南。广阳里，古冢。”顿丘县原属开州，后归滑县，新中国成立后，又归属内黄。清乾隆《滑县志》中有关于“鲋岭”（即鲋鱼山）的记载：“鲋岭。即鲋禺岭山，在城东北七十里，颛顼、帝喾之陵寝在焉。”据此考证，颛顼葬地即位于今内黄境内的二帝陵。

3.颛顼功绩

作为“五帝”之一，颛顼一生功勋卓著。《大戴礼记•五帝德》说他：“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絜诚以祭祀。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只励。”《史记•五帝本纪》也有相似的记载。可见，颛顼是一位有着重大作为的圣主，括其主要功绩，有以下几点：

第一，辅佐少昊，密切夏夷。颛顼是黄帝之孙，属于华夏集团。其年少时，曾在东夷部族中生活。《帝王世纪》说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山海经·大荒东经》云：“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颛顼在东夷部族中生活，一方

面帮助少昊处理了很多政务，丰富了自己的阅历，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第二，诛共平黎，一统华夏。《淮南子·兵略训》曰：“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帝王世纪》说颛顼：“二十年而登帝位，平九黎之乱。”共工氏和颛顼氏同属华夏集团，由于治水，两族发生矛盾，进而诱发战争，最后，颛顼战胜共工，统一了华夏集团。九黎实为东夷集团，少昊氏衰，九黎作乱，颛顼派兵讨伐，平定叛乱，壮大了华夏集团的实力。 第三，改革宗教，绝地天通。

颛顼时代处于父系氏族初期，社会生产力落后，迷信盛行，民神杂糅，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国语·楚语下》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益蜀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树立自己的权威，巩固已有的统治，颛顼既帝位后着手进行宗教改革。《国语·楚语下》云：“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以复旧常，无相浸渎，是谓绝地天通。”这样一来，神事和民事就被分隔开来，彼此不相浸渎，而颛顼和重、黎就成了掌握这些权力的专职人员。颛顼的“宗教改革”，将“人职”和“神职”分开，是社会的一种进步。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中出现了“南正”、“火正”等神职人员，而这种神职人员的出现，又意味着祭祀兼管理阶层的形成，这种阶层的形成则说明了社会已进一步复杂化，属于文明化进程中划时代的现象之一。

第四，制定法律，巩固父权。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强调尊卑观念，颛顼帝制定了法律。《淮[3]

南子•齐俗训》云：“帝颛顼之法，妇人不避男子于路者，拂于四达之衢。”它将男尊女卑的思想，用法律形式规范起来，让社会都来遵守。颛顼之法要求在新形势下建立新秩序。具有一定进步性。同时，通过制定法律，明确男子在社会中的地位，则进一步巩固了父系制。

第五，民事纪官，设立五正。

史载，太昊以龙纪官，炎帝以火纪官，黄帝以云纪官，少昊以鸟纪官。这些纪官方式虽然都能明确职责，但无不复杂而臃肿，不利于社会的持续、长久、健康发展。颛顼称帝后，对繁琐的官职进行了改革，采用民事纪官，按照先圣五行之说，设立“五正制”。《左传•昭公十七年》云：“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云：“《易》叙宓羲、神农、黄帝作教化民，而《传》述其官，以为宓羲龙师名官，神农火师火名，黄帝云师云名，少昊鸟师鸟名。自颛顼以来，为民师而命以民事，有重黎、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官，然已上矣。”上文重黎等六词中，重黎实为二人名，重为句芒，黎为祝融，而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才为五正官职。五正之官分别是：金正之官名蓐收，相当于司徒，主管民政；木正之官名句芒，相当于司农，主管农业；水正之官名玄冥，相当于司寇，专管刑律；火正之官名祝融，相当于司马，主管军队；土正之官名后土，相当于司空，主管建筑。

“五正制”的设立，精简了结构，提高了行政效率，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六，制定历法，指导农事。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颛顼制定了历法。今本《竹书纪年》说他：“十三年，初作历象。”《大戴礼记•五帝德》赞他：“养[4]

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笺按：董巴议曰：“颛顼以今之孟春正月朔日立春，五星会于天历营室也。冰冻始泮，蛰虫始发，鸡鸣三号。天曰作时，地曰作昌，人曰作乐，鸟兽万物莫不应和。故颛顼为历宗也。”《国语•周语下》云：“星与日晨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史纲评要》云：“帝作历，以孟春之月为元，是岁正月朔旦立春，五星会于天历营室，故颛顼为历宗。”

历法的制定明辨了节气，有助于指导农事，发展农业生产。颛顼制定的历法名曰《颛顼历》，在中国古代历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秦至汉初仍在沿用。

第七，开启礼乐，惠及后世。

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规定着人们的伦理道德、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史载，西周初年，周公为了维护周王朝的安定有序、长治久安，方才制礼作乐，但这并不是说周公之前社会中就不存在礼乐制度。周礼因于殷礼，殷礼因于夏礼，夏礼因于虞礼，而虞礼的部门内容就有可能来源于颛顼的礼乐制度。颛顼不仅絜诚以祭祀，规定了很多对天神的祭礼，而且汇合八风，作乐《承云》，由此开创了中国礼乐制度的滥觞。今本《竹书纪年》说颛顼：“ 二十一年，作承云之乐。”《帝王世纪》说颛顼：“命飞龙效八风之音，作乐五英，以祭上帝。” 《吕氏春秋·古乐》云：“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乃令魚單先为乐倡，魚單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

4. 颛顼的神话传说

我国古代的很多帝王都有“乘龙升天”的神话传说，历史文献中也有很多关于上古贤圣“乘龙”的记载，如伏羲、神农、黄

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蓐收、夏后开等。《史记•五帝本纪》和《大戴礼记•五帝德》有“颛顼乘龙至四海”的记载。《大戴礼记•五帝德》说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只励。”

神话传说多是虚妄缥缈的，但其背后也反映了某些社会生活的状况，影射了一定的社会哲理。颛顼“乘龙”的故事，正是人们对颛顼一生伟大功绩的歌颂。

西水坡遗址文化内涵

西水坡遗址是豫北、冀南地区发现的一处面积较大，内涵丰富，包括新石器、东周、西晋、唐宋等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是该遗址的核心，可分为五期，其中第一至四期文化遗存前后紧密相连，核心器物组合为鼎、釜、罐、钵、盆、小口壶、支脚，属于一支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第五期文化遗存与前四期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核心器物组合为高领壶、深腹罐、瓮、澄滤器、杯等。前四期文化遗存是颛顼部落在此活动留下的遗存，故在此作一重点介绍。

西水坡遗址新石器时代前四期文化遗存与安阳后岗、正定南杨庄、磁县界段营、下潘汪等遗址同类遗存相似，属于后岗一期文化的范畴。因西水坡遗址在这些遗址中具有典型性，我们把这支考古学文化易名为“西水坡文化”。西水坡文化以濮阳西水坡遗址为核心，中心分布区位于豫北、冀南地区，其分布范围向西深入晋中一带，向南已达黄河北岸，向北则延伸至冀中地区，向东则与山东西南部接壤。较为典型的遗址另有安阳后岗、正定南杨庄、磁县界段营、下潘汪等。其绝对年代约相当于公元[6][7][8][5]

前4700—前3900年。

以濮阳西水坡遗址为例，西水坡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为： 第一，它的居住方式为半地穴式建筑，房址平面形状早期以方形为主，中晚期则演变为椭圆形或圆形，在房址中间有一个圆形或椭圆形的灶坑。灰坑早期以椭圆形为主，晚期以圆形为主，灰坑结构多为斜壁的平底或圜底，另外也有一些为直壁。墓葬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另有多人合葬、二次葬、曲肢葬、俯身葬、灰坑葬、瓮棺葬等。瓮棺葬多成群分布，墓圹以圆形为主，葬具多为鼎钵相扣，瓮棺放置方式绝大多数为竖立。

第二，它有一组独特的器物群。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泥质灰陶、夹砂褐陶（西水坡遗址更多为夹蚌褐陶）次之，另有少量的泥质黑陶、泥质白陶等。采用覆烧技术成器的钵、碗、盆等呈现出“红顶”的特征。纹饰以素面为主，另有少量弦纹、刻划纹、指甲纹、附加堆纹等。典型器物组合有鼎、釜、罐、小口壶、钵、盆、盂、支脚等，另有碗、高领壶、瓮、鼓、器盖、器座等。其中，鼎以夹砂褐陶（夹蚌褐陶）为主，早期多为鼓腹的釜形鼎，晚期则以斜弧腹的盆形鼎居多。釜从早到晚种类逐渐减少，腹部亦有逐渐变瘦的趋势。罐有泥质和夹砂两类，腹部由偏瘦向圆鼓方向演变。小口壶均为泥质红陶，早期口部均呈喇叭状，中期开始出现环形口。高领壶早期直口，腹略鼓，晚期侈口，圆鼓腹，下腹急收。钵从早到晚腹部逐渐变深，且早期以敞口或侈口为主，晚期多为敛口。盆中期有折沿一类，早、晚期则少见或不见。盂早期深腹，较直，晚期浅腹，略鼓，且腹部饰网格纹。支脚早期数量较多，晚期较少。彩陶数量不多，以平行线纹为主，也有一些宽带纹、网格纹。石器早期石铲较多，晚期石斧较多，早、晚期都有一些凿、刀、磨盘、磨棒等。

第三，它的聚落规模经历了由小到大再减小的过程，聚落内

部结构和人群构成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社会成员之间开始出现一些贫富差距的迹象，尤其是M45的老年男性，东西两侧随葬有蚌壳龙虎图案。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形态已开始步入父系氏族社会，但同一个聚落里有不同的氏族生活在一起。

西水坡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文化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蚌器、角器等，这说明当时的手工业比较发达，制陶、制石、制骨、蚌、角等门类齐全，可能已有专门的作坊区域和内部分工。陶窑的内部结构和陶器的烧制技术较新石器时代早期有了明显的提高，已能够采用覆烧技术成器，而且能够烧制一定数量的白陶。石器大都是磨制而成，制作精细，在出土的几件残石雕上有明显的刻划纹，线条流畅，表现出了高超的制作工艺。

西水坡遗址发现有数量较多的农业生产工具，陶器有刀，石器有铲、斧、刀、磨盘、磨棒，角器有点播器等，另外西水坡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日用陶器，这些充分说明农业在当时的社会生产中占有主要地位。再则，三组龙虎蚌壳图案的发现表明当时人们已经能够确定北斗与东西二象的具体位置，有了较为发达的天文知识用于指导农业生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业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除了农业之外，饲养业、狩猎业、渔猎业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一方面，西水坡遗址出土了较多的狩猎、渔猎工具，如石、骨、蚌、角及陶质的镞、矛、弹丸、网坠等。另一方面，西水坡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通过鉴定可知，家畜饲养业在西水坡遗址的古代居民对动物资源的获取中从一至四期都是主要的获取方式，当时人们已经驯化了猪和狗，而狩猎业也占有较高的比重，渔猎业所占比重较很低，当时人们狩猎的对象主要有梅花鹿、麋鹿、獐、鼬、獾、鼠、貉、豪猪、水牛、鹈鹕、雉等，渔猎的主要对象有各种鱼类、鳄、龟、鳖等。

西水坡遗址古代居民的精神生活也比较发达。在第二期文化遗存中发现三组蚌壳龙虎图案，其中第一组由龙、虎组成，龙居东方，虎处西方；第二组由龙、虎、鹿、鸟（蜘蛛）组成；第三组由人骑龙和奔虎组成。通过对第一组蚌壳龙的碳十四测年，距今已有6400多年，被誉为“中华第一龙”。三组蚌壳龙虎图案的发现表明当时已经具有了非常先进的农耕祭祀文化。另外，西水坡遗址还出土了较多的装饰品，充分说明了人们对美的追求。

颛顼部落与西水坡遗址关系分析

上文已说西水坡遗址新石器时期第一至四期文化遗存是颛顼部落在此活动留下的遗存，下文我们便作重点分析。

1. 二者地望一致

颛顼生于濮阳、定都于濮阳，一生多在濮阳及其周边地区活动，死后又葬于濮阳附近的二帝陵。西水坡遗址位于濮阳县城西南隅，濮上路之西，京广公路以北。因此，二者地望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西水坡遗址并不是“颛顼遗都”——帝丘，只是颛顼部落在濮阳活动留下的众多遗存中的一处。因为据文献记载，帝丘在今濮阳县城东，而西水坡遗址却在西南。明嘉靖《开州志》云：“颛顼城在东郭里，去州二十里，所谓帝丘者。”《读史方舆纪要》云：“昆吾城在开州东二十五里，其地有颛顼城，城中 有昆吾台，台周五十步，高二丈。”此处，昆吾城与帝丘实为一地。

2.二者社会性质相吻合

颛顼是父系社会的一个部落首领，为了维护男子在社会中 的地位，特意制定法律，强调男尊女卑，以致女子行走路上，必须为男子让路，否则将遭受处罚。而西水坡遗址新石器时期第一

至四期文化遗存表明当时社会已进入父系氏族时代，这在 M45中表现的最为突出。M45为1仰身直肢葬的老年男性，东西两侧随葬有蚌壳龙虎图案，周边有3具小孩骨架作为人牲。显然，老年男性是一位身份地位相当高的人物，很可能是当时的部落首领或掌管宗教事务的巫觋。墓主是个男性，为其举行隆重的葬仪有着深远的社会意义：母系氏族制时期，对祖先的崇拜，主要是对女性祖先的崇拜，如女娲及红山文化出土的女神塑像等，就都有对女性祖先崇拜的含义。颛顼时代及其以后，被崇拜的祖先就都是男性祖先了，这是父权制确立的生动反映。

3. 二者社会发展水平相吻合

第一，颛顼进行宗教改革，“绝地天通”与西水坡遗址三组蚌壳龙虎图案反映出来的宗教祭祀含意想吻合。西水坡遗址的三组蚌壳龙虎图案处于同一层位上，其间距为20—25米，明显是一个整体。而第一组龙虎图案遗迹做成人头形，中间埋葬1老年男性，东西两侧随葬蚌壳龙虎，周边有3具小孩骨架作为祭祀的人牲，第三组龙虎图案的“人骑龙升天”等现象表明这是一处特殊的宗教祭祀遗址。这与红山文化中的女神庙和积石冢等宗教祭祀遗址有着异趣同妙之感。显然，第一组龙虎图案是整个祭祀遗址的主体，第二、三组龙虎图案则服务于第一组龙虎图案，而老年男性则为掌管宗教祭祀权力的巫觋。美籍考古学家张光直说的更为形象，他认为“M45墓主是个仰韶文化社会中的原始道教或巫师，而用蚌壳摆塑的龙、虎、鹿乃是他召唤使用的三跷的艺术形象，是助他上天入地的三跷的形象。”

文历象和农业发展状况相吻合。

西水坡第一组蚌壳龙虎图案揭示了一定的天文历象[11][10][9] 第二，颛顼制定历法，指导农事与西水坡遗址反映出来的天。 二象与北斗。中国古代把二十八星宿分为四象（四宫），分

别为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北宫玄武，而把北天区域命为中宫，北斗即位于中宫内。西水坡遗址45号墓蚌壳图案就是一副由二象与北斗组成的天文图。其中，龙位于墓主的东侧，虎位于墓主西侧，布列方位与东、西二象一致。墓主北侧布有蚌塑三角形图案，紧接蚌塑三角形图案东侧横置两根人的胫骨，这就是北斗的图像。胫骨为斗杓，指向东方，会于龙首；蚌塑三角形图案为斗魁，枕于西方。第二组蚌壳图案由龙、虎、鸟、麒麟组成，这其实就是四象系统的早期图像，只是到战国中期，四象中的麒麟才被玄武取代。然而，第二组图案中的四个图像并不与四个方位保持一致，大概是这个时期“四象”还没有形成，只处于“二仪”（二象）向“四象”衍变的阶段，正如《易经》所云：“易有太极，太极生二仪，二仪生四象”。

斗杓不以蚌壳而用人骨，据冯时先生所言，意在反映度晷与斗建的综合含义。因为古代测晷之表名“髀”，髀就是人骨，而人类首先认识的影就是自己的影，因此，以人骨测影就是“髀”的本义。

二象与北斗的确定，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能够观象授时。《史记·天宫书》云：“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鹖冠子·环流》云：“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由此可见，斗在昭示四季、季节变迁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东宫苍龙、西宫白虎的产生说明当时已有东、西方向之分，春分、秋分二季之别。方向的辨别、季节的分明对于指导社会的生产、生活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盖天说。M45的平面形状颇似人首，南圆北方，正是中国古代盖天说的反映。最初的盖天说认为天象一个半球形的大罩子，扣在方形平坦的大地上，即“天圆地方”，而古代中国人的观念

正是以首、以南属天，以足、以北属地。

综上可知，西水坡蚌壳龙虎图案在探索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起源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就像冯时先生所说，它将中国二十八星宿体系的滥觞期及古老的盖天学说的产生年代大大地提前了[12]。

有了天文历象进行授时，指导农事，农业生产就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从西水坡遗址出土的大量农业生活、生产工具中就能够体现出来。西水坡遗址发现有陶质和石质的农业工具，在制作工艺上较新石器早期和中期早段有了明显的提高。例如，陶鼎、釜等炊器加入了一定比例的蚌粒或砂粒，大大的提高了器物的坚固性和实用性；石斧、铲、锛等都打磨的更加光滑。

第三，西水坡遗址出土的陶鼓等乐器印证了颛顼“制礼作乐”。颛顼汇合八风，作承云之乐，开创了中国礼乐制度的滥觞。西水坡遗址发现有较多乐器，例如陶鼓，形体较大，制作精良，侈口或直口，直腹，圜底，上腹近口沿处有一圈齿棱，系绑敷鼍龙皮所用。这些乐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颛顼“制礼作乐”的伟大创举。

4. 龙形象印证了“颛顼乘龙至四海”的神话传说

西水坡遗址发现了很多的龙形象，除了盛名中外的三组蚌壳龙虎图案外，还在一些陶片上发现了彩绘龙。例如，在一陶钵残片上的彩绘图案中，左侧上方绘一人首蛇身的妇女形象，下方有一男子，似跪祈状，左手托一月形器，右手执钺，右侧绘一条小龙，龙首向上，身体弯曲。整副图案惟妙惟肖，生动形象，似乎反映出某种祭祀的场景。“颛顼乘龙至四海”的故事在史书上多有记载，在民间也广为流传，这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颛顼的敬仰和崇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颛顼与龙有着紧不可分的关系，有可能颛顼部落是就一个以龙图腾为崇拜对象的部落。西水坡遗址众多的龙形象充分证明了颛顼与龙的关系，而第三组龙虎蚌壳图案

中的人骑龙形象则说明“颛顼乘龙至四海”的神话传说不是后来人们的杜撰，而是早在颛顼时代，其部落成员在他死后，为了怀念他，便用蚌壳制作出其乘神龙升天的美好形象，而龙也正是颛顼部落所崇拜的神物。

结论

作为五帝中仅次于黄帝的颛顼，一生功绩彪炳，少年便辅助少昊，处理政务；称帝后，先后诛杀共工，平定九黎，改革宗教，绝地天通，制礼作乐，初作历象。颛顼死后，人们为了怀念他，创造了其骑龙升天的蚌壳图像，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颛顼乘龙至四海”的神话传说。颛顼生于濮阳，定都于濮阳，一生多在濮阳及其周边地区活动，死后葬于濮阳附近的二帝陵。可见，颛顼与濮阳有着密切的关系。濮阳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众多，先后发掘的有西水坡遗址、马庄遗址、铁丘遗址、高城遗址等，这些遗址构建了濮阳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磁山•裴李岗文化——西水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先商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中哪支与颛顼部落存在着关系呢？通过分析，我们认为由西水坡遗址新石器时代第一至四期文化遗存构建的“西水坡文化”是颛顼部落在此活动留下的一处遗存，而其文化的核心部分——三组蚌壳龙虎图案，则是颛顼部落留下的一处祭祀场所，M45中的老年男性应为当时的部落首领或巫觋。但是，西水坡遗址只是颛顼部落在此活动留下的一处遗存，至于颛顼的都城“帝丘”则与西水坡遗址没有丝毫关系。颛顼遗都——帝丘在哪里，目前的考古学还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相信不久的将来，随着濮阳地区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千年“帝丘”终将会揭开神秘的面纱，浮现在人们眼前。

[1] 李学勤：《〈帝系〉传说与古蜀文化》，《四川文物·三星堆与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周书灿：《从五帝传说看中原和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碰撞与交流》，《四川文物》2007年1期。

[2] 田昌五：《夏文化探索》，《中原文物》，1981年5期；马世之：《颛顼与龙》，《中华第一龙》，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

[3] 王震中：《颛顼对神职人员的设立与社会复杂化的进程》，《颛顼帝喾与华夏文明》，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4] 马世之：《颛顼与帝丘》，《颛顼帝喾与华夏文明》，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年安阳后岗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3期；《1972年春安阳后岗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5期；《安阳后岗新石器遗址的发掘》，《考古》1982年6期。

[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正定南杨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

[7]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界段营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6期。

[8]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潘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1期。

[9] 廖永民：《颛顼、帝丘与蚌塑龙虎图》，《中华第一龙》，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

[10] 张光直：《濮阳三蹻与中国古代美术上得人兽母题》，《文物》1988年11期。

[11] 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3期。冯时：《古代天文与古史传说—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综合研究》；伊世同：《北斗祭—对濮阳西水坡45号墓蚌塑天文图的再思考》，《中华第一龙》，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12] 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