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亲社会行为

人类的亲社会行为是指任何自发性地帮助他人或者有意图地帮助他人的行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可以分为利他行为和助人行为，其中助人行为的涵盖范围要大于利他行为。利他行为（Altruism）是指在毫无回报的期待下，表现出志愿帮助他人的行为，而助人行为指一切有利于他人的行为，包括期待回报的行为。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这两种行为的区分并不多，这不仅是因为意图难以把握，还因为二者都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行为，对其加以鼓励要比区分更重要，所以心理学家常常把二者放在一起加以讨论。

1、对利他与助人行为的理论解释

（1）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

这是由威尔逊（Edmund Wilson）提出的一种理论观点。威尔逊认为，任何遗传上具有高生存价值，即有助于个体持续生存的决定性特质，往往具有向下一代遗传的倾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具有该特质的个体比不具该特质的个体较易持续生存下去，并且产生较多的后代，而每一个后代也将具有该特质。依次类推，具有该特质基因的团体将在该物种中占多数，从而形成团体优势。比如，具有产生较长脖子基因的长颈鹿常常容易获得数量有限的食物，因而会比短脖子的长颈鹿产生更多的后代，经历数代以后，我们将看到脖子更长的长颈鹿。然而脖子过长会使动作变得笨拙，也会被淘汰。如此一来，只有脖子长度适中的长颈鹿能够成为该种族的优势团体。

威尔逊把这一演化原则用到利他行为的解释中，指出帮助他人的倾向对团体的基因来说具有很高的持续生存价值，对个体来说则未必如此。以一对鸟饲养6只小鸟为例，每一只幼鸟有半数的基因来自其雄性亲代，6只小鸟的基因加起来的话就是其雄性亲代的3倍。假如这只雄鸟牺牲自己去保全他的幼鸟，它的基因库依然超于从前。Robert Trivers（1971）则从相互性的角度阐述了社会生物学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双向的或相互的利他行为（Mutual or reciprocal altruism）才可作为生物学上的基础。他认为个体利他行为的潜在成本，必须经由得到来自他人帮助的可能性所抵消。社会生物学对利他行为的预测较易验证，比如具有血缘关系的个体之间会有更多的利他行为。

（2）社会进化论

尽管社会生物学观点很吸引人，在80年代风靡一时，但它也极容易招致批评，因为人们认为社会因素要比生物因素更为重要。肯贝尔（1975）提出的社会进化论就反映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共识，这种理论认为，在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历史发展中，人类将选择性地进化本身的技能、信念和技术。因为助人与利他行为是遍布于整个社会的行为，因此它们也在进化中得到了提高，并已成为社会规范的一部分。

社会进化论认为有三种规范对亲社会行为很重要：

* 社会责任规范（Social responsibility）

社会责任规范是指人们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那些依赖我们并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按照这种规范，家长有责任保证孩子的健康和安全，老师有责任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这个规范主要是针对助人者而言的。

* 相互性规范（Reciprocity）

相互性规范也叫互惠规范，它是指人们之间的助人行为应该是互惠的，别人帮助了我，那么我也应该帮助别人，即帮助那些帮助过我的人。心理学家认为这种规范对维持人际关系的协调和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

* 社会公平规范（Social justice）

社会公平规范是指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候没有助人并非我们没有责任感或者是不遵循互惠规范，而是我们认为对方不值得帮助。

（3）学习理论的观点

学习理论在看待人们的助人与利他行为时，认为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关助人行为的规范的掌握是学习的结果。在学习过程中强化和模仿很重要，儿童会模仿父母或他人的助人行为，并把它融入自己的生活中，而在这个过程中，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助人行为也有较大的影响。

专栏3-3：  逃避帮助的人们

要求帮助的行为常常唤起人们许多混杂的情绪感受，一方面人们乐于去帮助他人，因为那是一件善事；另一方面，人们又知道帮助他人必须付出某些成本——这些成本可能是他不愿付出的。Pancer（1979）等人的研究就证实，在一些情境下人们会主动逃避帮助他人。研究者在人行道上摆上一张桌子，有时候桌上有募捐箱，有时候则无任何东西。Pancer发现当桌子上有募捐箱时，行人似乎有远远就避开的倾向；另外当有人坐在桌子后面收集募捐物时，比没有人坐在桌子后面更容易使人产生逃避行为。

除了逃避帮助他人，人们有时也逃避接受帮助，当事情自己能做时，人们不希望别人来帮助。心理学家Brehm（1966）用拒抗理论（Reactance theory）解释人们的这种逃避行为，按照这一理论，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有选择的自由，而接受来自他人的帮助会威胁到自己的这种自由。当个体知觉到自己的自由受到威胁时，就会有不愉快的经验产生，从而促使他逃避帮助以保持独立性。交换理论（Exchange theory）则从接受恩惠的成本看待这一问题，指出接受他人的帮助会使自己欠他人的债，从而也要去帮助他人。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从自尊受到威胁的角度看待人们的逃避行为，认为接受他人帮助暗示着自己的失败与无能，如果一个人把他人的帮助归于此，他必然会产生逃避行为。

2、影响助人行为的因素

影响助人行为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情境因素

对利他行为的研究发现，即使最具有利他行为倾向的人，在某些情境中也不会去帮助他人，所以情境因素对人们的利他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影响助人行为的情境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他人的存在

1964年的一个晚上，纽约市的一个女青年在回家的路上遭到了歹徒的袭击，当时她的38位邻居听到了呼叫声，但是在长达30分钟的时间内，竟无人实施救援，有人甚至一直目睹了惨剧的全过程，却连报警电话也没有打。事件发生以后，许多社会评论家把这种现象看成是一种道德腐败。对此心理学家拉坦纳（Latane）和达利（Darley）认为，恰恰是旁观者的存在成了助人行为缺乏的原因。当有其他人存在时，人们不大可能去帮助他人，其他人越多，帮助的可能性越小，同时给予帮助前的时间延迟越长。拉坦纳和达利把这种现象叫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

对这种效应的解释有三个：

责任扩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既周围他人越多，每个人分担的责任越少，这种责任分担可以降低个体的助人行为。在一项现场研究中，拉坦纳策划了一个抢劫事件情境。情节很简单，当小商店的售货员到店铺后面核对商品时，俩个抢劫犯低声说“决不能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然后就拿了一箱啤酒跑了。这种事件都是在小店里只有一位或两位顾客时发生。正如研究者所预料到的，单独目击犯罪行为的人与那些尚有其他人在场的人相比，显然更有可能向店员报告偷窃行为。

情境的不明确性（Ambiguity）：从决策分析过程来看，人们有时无法确定某一情境是否真正处于紧急状态，这时，其他旁观者的行为就会自然而然地影响到该个体对情境的定义，进而影响到他的行为。假如其他人漠视该情境，或表现得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们也可能认为没有任何紧急事件发生。拉坦纳和达利（1970）设计了一个实验情境，在实验中让男性大学生填写一份调查问卷，几分钟后有烟雾透过气孔进入房间，在四分钟内烟会越来越多，使被试看东西与呼吸变得困难。结果发现，当被试是单独一人时，他们会到周围去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75%的人会向实验者报告这种情况；而当被试与两名实验助手一起填写问卷时（试验者的助手没有起来察看情况），只有10%的人这样做。很显然，其他人的沉默使得被试认为这个情境是没有危险的。

对旁观者效应的第三种解释与人们的评价恐惧（Evaluation apprehension）有关。鲍姆斯特（Baumeister 1982）等人认为，如果人们知道别人正注视着自己，就会去做一些他人期待自己去做的事情，并以较受大家欢迎的方式表现自我。在某些情境中，比如烟雾充满屋子的例子中，被试会担心在他人都保持沉默时，如果自己表现出担心的话会使别人认为自己的胆子太小。也就是说，试图避免社会非难的心态抑制了人们的助人行为（Schwartz 1980）。

* 环境条件

物理环境也会影响人们的助人意愿，象天气条件、社区大小以及环境中的噪音等都对人们的助人行为产生着影响，卡宁汉姆（Cunningham 1979）就用两项现场研究证明了天气在助人行为上的效果。在第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走向行人，让他们帮助填写调查问卷。结果发现在阳光明媚、气温适中的天气条件下，人们较为愿意去帮助他人。另一项研究是在一个与天气关系密切的露天餐厅进行的，卡宁汉姆也发现，在天气好时人们付的小费也较多。

除了天气，人们所处的社区大小也影响人们的助人与利他行为。一般情况下人们有一个刻板印象，即大城市里的人不友善，也不乐于助人；而小城镇里的人则是既合作又乐于助人。欧尔（Houre 1978）、考特（Korte 1981）等许多研究者指出，在帮助处于困境中的陌生人时，城市大小确实有不同的影响。阿马图（Amato 1983）通过调查55个澳洲社区中人们的助人行为，发现在他所设计的五种情境下，小城镇的人帮助陌生人的比例显著地高于大城市的人。这些情境包括请求行人为慈善事业捐款、看到他人摔倒去扶起、看到他人掉东西告诉他人等。但这些结果只是针对陌生人而言的，对亲戚、朋友来说，大城市居民的助人行为未必比小城镇与农村的少。许多人用都市生活的匿名性、感觉神经负荷过重以及无生气的都市官僚制度所引发的无助感解释这种差别，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无法确定哪种解释较好。

噪音也影响人们的助人行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认为噪音降低了人们对环境中全部事件的反应性。谢若德（Sherrod 1974）以此观念为基础进行研究，发现在噪音条件下，人们帮助困境中陌生人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马修（Mathew 1975）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在一项实验中，他把许多书和报告故意扔在地上，看进来的人有没有人帮着捡起来。结果发现当屋子的噪音处于正常水平时，72%的被试会帮着收拾散落的书籍；而当噪音很大时，这个比例只有37%。其他的研究者也发现，巨大的噪音使人们忽略了环境中的其它事物，并驱使人们尽快逃离该情境。

* 时间压力

时间压力也影响人们的助人行为。假如你正在校园里散步，这时候有人忽然拦住你，让你提供一些帮助，你会不会帮他呢？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你急着去上课，你又会如何对待呢？常识及一些研究均显示，在前一种情境下，我们更可能去帮助他人，人们经常是因为太忙而无法帮助他人。达利（Darley 1973）等人的实验为此提供了很好的证据。他们以神学院的学生为被试，要他们从一幢楼走到另一幢楼，以便和某个人讨论圣经中和善的撒马利亚人的故事。研究中把被试分成两组，告诉其中一组被试慢慢地走，不用赶时间；而告诉另外一组说对方在等他们，所以必须尽快赶去。在走过去的途中，被试碰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他不停地咳嗽并自言自语。研究者想知道，被试会不会停下来帮助他。结果匆匆而过的那一组被试只有10%的人提供帮助，而悠闲的那一组有63%的人提供了帮助。

（2）助人者的特点

情境因素能增加或减少一个人表现出利他行为的可能性，但是有些研究也发现，一些人即使在不利的情境中也会帮助他人，而有些人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不去助人。可见助人者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助人倾向，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助人或利他行为有关的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助人者的人格因素

虽然我们无法给“乐于助人的人”画出一个人格剖面图，然而，确实存在着一些人格特质，它能使得一个人在一些情境下表现出较大的助人与利他倾向。 萨陶（Satow 1975）发现，对社会赞许需求高的人，更可能给慈善机构捐款，但这种助人行为只有在其他人能看到时才出现。这些人只所以助人，是因为他们想受到表扬。另外一种人格因素是个体的爱心与道德感。在一项研究中，伦顿（London 1970）访问了那些在二战中冒死救助犹太人的基督徒，发现这些人都有很强的个人道德感，并且与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在这一点上极为相似，父母是他们行为的道德指引者，可见父母的影响在孩子助人行为上的深刻影响。

* 助人者的心情

心情也会影响人们的助人行为。不少证据显示，当一个人心情很好时，他较乐于帮助他人。比如艾森（Isen 1972 1978）就发现，在图书馆得到一份免费的午餐，在电话厅里捡到一枚硬币，在实验室里工作表现好或听到好听的音乐，都能使一个人助人的可能性增加。如果没有这些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发生，个体的助人倾向便要大打折扣。很显然这些正性情绪增加了人们助人的意愿。

然而正性情绪所产生的效果有时候要受到限制。首先，由好心情引发的助人效果一般很短暂，大约为20分钟，之后便不起作用。其次，假如向他人提供帮助会损及一个人的愉快心情，则愉快情绪将降低一个人的助人行为（Isen & Simmonds 1978），因为心情很好的人希望自己的良好情绪能得以保持。悲伤或沮丧的心情对助人行为的影响则要复杂得多：有些情况下不好的情绪使得人们只注意自己的需求，从而降低了助人的可能性（Thompson 1980）；但在另外的情形下，帮助他人又能使一个人感到愉快，并因而减轻其不良的情绪（Cialdini 1981）。

* 助人者的内疚感

与亲社会行为有特殊关系的另一种心理是人们的内疚感（guilt）。内疚感是指当人们做了一件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事时所唤起的一种不愉快情绪。为了降低这种情绪，人们常常会选择去帮助他人。在弗瑞德曼（Freedman 1967）等人的一项研究中，被试坐在一张桌子边上等待实验开始。在有些情境中，桌子极易被打翻，所造成的结果是桌子上的卡片散落了一地。实验者告诉被试这些卡片是某个人写论文急需的资料，当被试打翻桌子时，他会因搅混了这些卡片而产生内疚感。在另外一种情境里，桌子很稳固，卡片也没有被弄乱。结果与预期一样，诱发内疚感的情境使人们产生了更多的助人行为。对于内疚感的效果，一些研究者认为可能与人的两种动机有关：一方面，有内疚感的人希望通过做善事以弥补自己的过错；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能避免直接面对受害者，以免尴尬。

在内疚感与助人行为的关系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忏悔（confession）的效果。忏悔能使一个人的心理感到好受，使个体的内疚感降低。卡尔斯密斯（1968）的研究支持了这种观点。在一项研究中，实验者要让被试相信，由于被试使用了不好的信息而破坏了实验的结果。之后一部分被试有机会向实验者忏悔自己的错误，而另一些被试则没有这样的机会。同时还有一个控制组，该组被试并不认为自己破坏了实验结果，随后测量被试愿意继续参加实验的时间。结果如下图所示：内疚感增加了人们的助人行为,忏悔降低了罪恶感,也减少了助人行为。

表3-1： 内疚感、忏悔与助人行为

情境

自愿参与进一步实验的时间

内疚组

忏悔组

控制组

4.33

2.67

1.92

引自Carlsmith等人（1968）

* 个人困扰与同情性关怀

个人困扰（Personal distress）是指当我们面对他人受难时所产生的个人反应，如恐惧、无助或任何类似的情绪。同情性关怀（Empathic concern）指同情心及对他人关心等情绪，尤其是指替代性的或间接地分担他人的苦难。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将焦点集中于自己，而后者把焦点集中在受害者身上。个人困扰促使一个人设法去降低自己不舒服的感觉，人们既可以通过帮助他人达到这一目的，也可以通过逃避或忽略苦难事件而达到此目的。而同情性关怀只能通过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他人而降低。许多研究证明了同情心能增加人们的亲社会行为（Hoffman 1981）。在一项研究中主试告诉被试一个名叫卡罗的大学生在车祸中双腿骨折，这使得他的功课拉下了很多，然后再让被试听一盒与卡罗谈话的录音带，问每个被试是否愿意帮助卡罗？实验者利用被试听录音时的指导语操纵同情心：在高同情心组里，被试被告知想象卡罗对受伤的感受以及这次意外对她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在低同情心组里，实验者让被试尽量采取客观的观点去听谈话的内容，不用关心感受。结果与预期的一样，高同情心组有71%的人自愿去帮助卡罗，而低同情心组帮助的比例只有33%（ Toi & Batson 1982）。心理学家戴维斯（Davis 1994）针对人们的这两种特性还编制了一个测量工具，如专栏3-4中所述。

专栏3-4：个人困扰与同情性关怀的测量

仔细阅读下面的题目，并在每个题目前边的横线上写上符合你自己情况的分数。

其中：0 = 完全不象我

1 = 有点不象我

2 = 说不清楚

3 = 有点象我

4 = 非常象我

同情性关怀量表：

1．看到别人有危险，我常常有一种要保护他们的愿望。

2．看到别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我有时不觉得他们可怜。*

3．对那些比我不幸的人，我常常很关心他们。

4．我认为我是一个相当心软的人。

5．有时看到别人有麻烦，我并不感到抱歉。*

6．他人的不幸并不经常使我不安。*

7．我常常受到发生在我周围事情的影响。

个人困扰量表：

1．在紧急情况下，当我看到别人急需帮助，我会提供援助。

2．在一个非常情绪化的情境中，我常常感到很无助。

3．在紧急情况下，我感到恐惧和不舒服。

4．在常常能够相当迅速地处理危难事件。*

5．处于紧张情境中的时候，我很害怕。

6．看见别人受到伤害，我也能够镇定自如。*

7．紧急情况常常使我有一种不能控制自己的感觉。

做做看，你是一个关心他人的人吗？

同情性关怀：男 = 19.04    女 = 21.67

个人困扰：  男 = 9.46     女 = 12.28

注：打“*”的题目反向计分

（3）求助者的特点

人们的助人行为也受求助者特点的影响。斯洛科沃（Slochower 1980）发现人们对慈善事业捐款的行为就与接受捐款的人有关，如果募捐者是一个非残疾人的话，大学生不大会捐款。影响助人行为的求助者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是否受他人喜爱？

人们经常会帮助自己喜欢的人，而人们对他人的喜欢与否一开始便会受到像外貌与相似性等因素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长相漂亮的人更可能获得他人的帮助。在本森（Benson 1976）等人的一项现场研究中，研究者把一份填好的入学申请表放在机场的公用电话厅里，申请表上面已经贴好了邮票，只等寄出。研究同时操纵了外貌特征这一变量：有时申请表上贴上很漂亮的照片，有时则贴上不漂亮的照片。结果证明，照片上的人无论是男是女，只要漂亮，人们更可能帮他或她寄出申请表。除了外貌的因素，求助者与助人者的相似性对助人行为的发生也很重要。艾姆斯威勒（Emswiller 1972）在一项研究中以嬉皮士为被试，研究他们的助人行为。研究中他把助手打扮成“嬉皮士”或“正直的人”，结果发现：77%的嬉皮士帮助了同类，而只有32%的嬉皮士帮助“正直的人”。来自同一国家，具有某些相似的态度等都能促进了助人行为的产生。

* 是否值得他人帮助？

一个人是否会得到帮助也部分取决于他是否值得帮助。比如在路上人们大多会去帮助一个因生病而晕倒的人，而不太会去帮助一个躺在地上的醉汉。维纳（1980）通过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如果大学生认为自己的同学是由于某些不可控的因素，如教师讲得不清楚而借笔记，他们较为乐意把笔记借给同学；但如果是由于可控性的原因，如从不好好记笔记，则他不大乐意将笔记借给该同学。假如一个人能借自己的力量完成某项任务，人们便不会去帮助他。

* 性别的影响

性别因素也影响助人行为的出现。 伊格列（Eagly 1986）等人发现在危险出现时，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高的助人倾向，但可惜的是这种行为只针对女性的求助者，尤其是漂亮的女性，而不是男性求助者。与男性的这种偏好不同，女性助人者的助人行为则不受求助者性别的影响，并且在特定情境下女性也会有较高的助人倾向。比如有人就指出，指出，他人所需要的帮助是同情等社会与情绪支持时，女性的助人倾向比男性更大（Shumaker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