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洋务运动军事工业看晚清军事近代化
摘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晚清政府面对内忧外患的问题无法去解决,于是以奕欣为中央和以曾国藩、李鸿章、左中棠和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地方封疆大吏的实力派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虽然史学界对这场运动褒贬不一,但是应该从更新的新的角度去理解它,毕竟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关键词:洋务运动;军事工业;近代化
“以广远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1840让中国的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华民族危机。但是封建保守的士大夫们和满清的皇帝都看不到,中英交战一年后,道光还不知道英国是何方夷狄,还在问“是否与俄罗斯接壤,与回疆有无陆路可通”的愚蠢问题。《南京条约》的签订似乎已经息事宁人了,天朝似乎还是原来的天朝,清政府完全没有吸取这次失败的教训,来改变自己的落后局面。于是就有了1856年咸丰狼狈逃出紫禁城,皇家园林被烧,至于曾格林沁的3000蒙古骑兵只剩下3个人更是成为西方的笑柄。纵观清朝军事史,其初年靠部落编制的八旗军和汉军的绿营打下关内的万里江山;平三藩时八旗军早就开始腐败堕落,于是主要靠绿营打仗了;西征葛尔丹,还是仰仗了绿营;其后历经雍正、乾隆两朝将近80年,也都只能靠绿营征战平叛;到了嘉庆年间,绿营也已腐朽,始用乡勇镇压白莲教;到了咸丰时镇压太平天国,八旗、绿营根本不堪征战,只好全仗半正规化的乡勇湘军、淮军等作为主要军事力量为维持满清统治效力。时间已走到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借师助剿”,才重新又发现了林则徐和魏源等人就已经发现了的问题,――“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恃。”1861年,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首先开设安庆内军械所,随后短短几年,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等近代军事工业纷纷建立起来,这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实战中打造出来的地方实力派掀起了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
一、洋务运动产生的背景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晚清政府面对内忧外患的问题无法去解决,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于是以奕欣为中央和以曾国藩、李鸿章、左中棠和张之洞为代表的地方封疆大吏的实力派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其实在《光绪政要》中关于清朝的军事作如下描述:“军需如故;勇额日缺,上浮开,下折扣,百弊丛生”,“各营员皆以钻谋为能事,不以韬矜为实政,是兵官先不知战,安望教民以战”,“同属一军,而此营与彼营之器不同,前膛后膛,但期备数,德制奥制,并作一家”,“攻守之法,又沿旧习,湘楚各军,尚有以大旗刀矛为战具者”。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洋务派,不得不承认英法“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1](P.46)更抱着“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2](P.17)
二、洋务军事工业的创办及其影响
洋务派军事工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产业技术革命和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依托初具规模的军事工厂和现代化的机器生产方式,洋务派仿制出了大量的洋枪洋炮以及以蒸汽为动力的铁甲轮船。以江南制造局为例,自1867-1895年,该局共制造了后膛枪支6.53万杆,新式大炮742尊,火药667万磅,炮弹160万枚,枪子869万颗,炮弹壳2.1亿粒,地雷水雷1500具,大小轮船15艘。[3](P.28)近代火器使用的比例逐步提高使清军的兵器由原始的火器与冷兵器并用的时代过渡到近代先进的火器时代。洋务派还利用自己所造与从外国所购之轮船奠定了中国近代海军基础。1875-1884年,福州船政局共制造巡洋舰2艘,炮舰12艘,兵舰14艘;1885年以后又陆续制造铁甲舰2艘,巡洋舰7艘,守船6艘,练船3艘,运输船1艘。洋务运动中创建的军事工业列表如下:
军事工厂创办时间创办人主要产品安庆内军械所1861曾国藩子弹、火药、炸炮上海洋炮局1862李鸿章子弹、火药苏州洋炮局1863李鸿章子弹、火药江南制造局1865李鸿章枪炮、子弹、轮船、机器金陵制造局1865李鸿章枪炮、子弹、火药天津机器局1867崇厚枪炮、子弹、火药西安机器局1869左宗棠洋火药福建机器局1870英桂洋火药兰州机器局1872左宗棠枪炮、子弹、火药广州机器局1874刘坤一子弹、火药广州火药局1875刘坤一火药山东机器局1875丁宝桢枪支、子弹、火药湖南机器局1875王文韵枪支、子弹、火药四川机器局1877丁宝桢枪炮、子弹、火药吉林机器局1881吴大澄枪炮、子弹、火药金药火药局1881刘坤一火药浙江火药局1883刘秉璋子弹、火药、水雷神机营机器局1883奕寰不详云南机器局1884岑毓英子弹、火药山西机器局1884张之洞洋火药、轮船台湾机器局1885刘铭传子弹、火药湖北枪炮厂1890张之洞枪炮、子弹、火药
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是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近代化的起点。由于洋务运动中建立的军事工厂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中国很快就能仿制出当时世界上最新式的武器装备。如江南制造局1867年建成后,很快就开始仿造前装步骑枪,后来又仿制成后膛枪。1874年仿制成功新式前装炮,1889年仿制成功大型后装炮。就是比较先进的自动火器中国也能很快进行仿造。如1884年马克沁机枪问世后,金陵制造局在1888年仿制成功。1888年德国发明的七九毛瑟枪,1893年湖北枪炮厂即仿造出来。1890年中国还仿制成功五连发枪和120毫米阿姆斯特朗式快炮。无烟火药中国也很快研制成功,从而使中国火药的生产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1884年朝鲜“甲申事变”后,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决定“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军,装备了七千吨级铁甲巨舰二艘、二千吨级巡洋舰五艘,加上其它大小军舰,共二十多艘;南洋舰队也拥有了二千吨级主力舰四艘,千吨级炮舰三艘;广东、福建舰队共有千吨级舰艇八艘。八十年代开始,清政府还以巨资修筑了旅顺、大连、威海、烟台、吴淞、马尾、黄埔等海防基地,装备了最新式的克虏伯自动回转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等配套设施,旅大、威海、大沽等基地政府的营建,使中国拥有了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军港、船坞、炮台防御体系。[3](P.53)仅在旅顺一地,就装备了数百门德国克虏伯大炮,成为世界著名军港之一。
淮军从1871年开始改装当时最先进的克虏伯后膛钢炮,到1884年已装备370多门。左宗棠所部湘军从1863年开始建立洋枪队,1867年进军西北后,洋枪比例增加到六成。沙俄支持回教头目阿古柏叛乱,割据新疆,企图把新疆分裂出中国版图。左宗棠率领湖南子弟征战天山南北,靠的是进口和仿造的枪械与沙俄武装起来的叛军英勇作战,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中法战争中,出关作战的滇军主要装备是毛瑟枪,另外还配备了哈乞开斯连发枪、克虏伯钢炮等。[4](P.724)1884年马江海战,福建水师虽然遭到法国舰队的突袭而几乎覆没,但是依然凭着自造的木制军舰与敌人血战,这在之前清朝没有海军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的现象。1894年甲午战争时,中国进行海上作战和保护海上运兵线的主要工具已经不是旧式帆船,而是当时总吨位世界第6位、亚洲第一位的北洋舰队。如果没有这支近代化装备的舰队,中国就不可能同日本展开史称“世界史上第一次蒸汽机舰队的海战”黄海大海战,并重创日本海军5艘主力战舰,粉碎日本“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
三、洋务运动的失败对晚清军事近代化的意义
洋务运动三十年,军事工业一直无法改变三个弱点。第一,是对外国的极大依赖性。由于缺乏技术储备和专门人才,许多关键技术国人没有掌握,只能聘请洋员作为工程师和技术骨干,导致核心技术领域长期未能突破,不能自行负责设计和建造核心部件(如轮船发动机),因此只能从国外进口。第二,洋务运动采用“中体西用”的思想是无法改变封建衙门式的经营管理模式。产品专门供应给国家装备军队,不作为商品投放市场,缺乏竞争机制导致人员工作效率普遍低下,产品质量粗劣。朝廷拨付的经费不足,决定了企业只能根据上峰的要求生产,缺乏自主研发创造的能力。第三,各省大员赶办洋务的潮流,争相兴办军工,导致了多、杂、滥的严重后果。工厂重复建设,规模小,效率低,品质差,规格不统一,既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又影响了武器的质量和功效。在甲午战争中,常常出现弹丸不和口径,敌舰中弹而不炸,枪炮口径杂乱与弹丸不匹配等等严重的问题,这也成为战争失败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
李鸿章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事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纸片糊襟,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由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5](P.10)
李鸿章不愧为“东方俾斯麦”,他的话从不同程度上涉及国家政治制度对军事近代化的影响。面对要覆灭的清王朝既不想触动本质,又要起死回生,任何人都会力不从心。李鸿章的话,也说出了这个位及人臣的显赫人物实际所处的可怜地位。但是无论如何,洋务运动,这场被称作“同光新政”作为清政府在同治、光绪年间(19世纪60~90年代)所进行的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依旧有它积极的历史意义。“把军事工业的创办即国防近代化看作是中国近代化的弊端,就在于它的生产与以往的生产有质的区别,即由手工变成了机器。而在江南制造总局,“华匠学徒,按日点工给价”,“内地工匠,小工则人无定数,视公务之缓急为衡;价有差等,较技艺之优劣为准”,[6](P.37)虽然甲午一战抹去洋务运动的一切功绩,但正是这场运动增强了清军的战斗力和抵抗外国侵略的能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同时开创了中国军事近现代化的纪元,例如,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和张之洞的汉阳兵工厂一直影响到新中国建立前。正如梁启超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战后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提出了众多的挽救民族危亡、要求变法的政治改革方案,而在众多方案中,改革军事、练兵自强则是共同的,创建一支新式军队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同时中外臣工也条陈时务,主张采用西法,创练新军。促进中华民族更深层次觉醒。到清末新政建立真正意义属于国家的近代化军队。
参考文献
[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M].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1[M].
[3]徐泰来.洋务运动新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4]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5]吴永.庚子西狩丛谈[M].北京:中华书局,2009.
[6]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壬辰年卷(上)[M].
[责任编辑:王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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