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卫:开车送孩子上学,然后去看革命

像所有人一样，维克多只关心怎样活下去，至于要在一起罪行中扮演什么角色，他顾不上劳神。当社会陷入无组织状态，犯罪则必然发展成高度组织化的活动，并逐渐成为生活常态，被所有人接受。

四年前，英国选战正酣。根据民调，大卫·卡梅伦领先工党对手的优势急剧萎缩。恰在此时，有人发现一本书，判读卜辞似地从中推断出这位年轻的保守党领袖，将入主唐宁街10号。书的作者既非政界人物，亦非媒体名嘴，甚至不是英国人，而且那本书根本也不属于政论类，而是小说。作者是个名叫安德烈·库尔科夫的谢顶中年人，胖乎乎的像只企鹅，假如在大街上遇见，多数姑娘们会把他看成师傅，而不是大叔。这是一个不大方便归类的人，身为乌克兰作家，却用俄语写作。如今的政治气候下，这一点比较敏感。但此人对时局的洞察力，却一再得到证明。

在他2004年的小说《总统绝恋》中，虚构的总统布宁被政敌下了毒。没过几天，乌克兰总统候选人尤先科就被证实曾遭投毒，成为生活模仿艺术的又一案例。据说作家因此还被喝酒。那是“橙色革命”之后的事，当时请他客的情报官员想知道，那本小说是否为现实中的政治阴谋提供了灵感。作者的答复也很绝——下毒的亲们又不看书，干他的书屁事。更神的是，书中还写到俄乌两国之间因为天然气供应发生纠纷，而这件事两年后也兑现了。于是不少二货以为文艺可以干预生活。听人八卦说，美国出过一起谋杀，作案手法是从斯蒂芬·金的小说里学来的，作家为此受过道德法庭审判。金老师辩驳说，嫌犯除了谋杀，必须再加一条控罪——剽窃。笔者一初中同学，早恋惹了麻烦，老师一查，发现也是看小说受了不良影响。那是一本年代更早的乌克兰小说，叫做《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果戈里的后代威武。

《总统绝恋》中有一段写到2013年，各国首脑在莫斯科冰浴，其中一位就是上面提到的乌克兰总统布宁。在场政要还有一个人，正是大不列颠的保守党首相。而这一角色的现实人选，非大卫·卡梅伦莫属。还有一更少不了的人物，就是东道主俄罗斯总统。这位弗拉基米尔·普京先生下野几年后，重返克里姆林宫政治漩涡的中心。这些靠谱的描写，或许因为作者在前苏联度过了人生前三十年，对于东方政治风云诡异的戏剧性，颇有一些阅历。这些阅历为他观察世界提供了特殊角度。他曾这样评论英国政治，人物那种程序与结果的可预期程度，对于一个成长在“铁幕”东侧的人，简直靠谱得乏味。

▲安德烈·库尔科夫

文学写作本属高度政治化的职业，虽然只是很少有作家肯于公开承认这一事实，好像天底下真有“纯艺术”这回事。如今干这行的，不写的时候干什么正变得更加重要。好在这里要说的人，除了政论，小说写得也有意思。此人的国际性的文学声名，开始于《死亡与企鹅》2001年出版的英译本。说起俄语小说，我们往往想起那些“拖派”大部头，一大堆这个斯基那个维奇的，随处还要撒点儿散装法语，还没翻到一半，开头讲的什么早都忘了。这本书不一样，薄薄的一本，叙事简洁素净，充满卡夫卡式的荒谬感。由于书中特有的当代乌克兰经验，这个新国家有了一个进入世界文学版图的机会。

故事发生在苏联解体后的基辅。随着国家陷入财政危机，各项非必要开支都在削减，动物园也开始遣散原本十分珍稀的居民。一只名叫米沙的企鹅被领养了。好心人名叫维克多，是个总被退稿的作家，除一台打字机外家徒四壁。他遇到一个人，问他想不想有人为自己的作品买单。当然想——搞写作的谁不想？那么好，此人约维克多定期供稿，但不是小说，而是讣告，每月付三百美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钱，能让企鹅每天吃上鳕鱼。整个冬天，维克多宅在家里，为一些素昧平生之辈炮制谀墓之辞。陪着他的，是米沙。

不像很多小说里的动物，米沙不说话，不卖萌，没有任何拟人行为。有时维克多伏案写作，它会蹒跚到书桌下面，把长喙搭在他膝盖上，满眼忧伤。对于来自南极的企鹅，室内供暖纯属折磨；只要主人把浴缸放满冷水，它的全部笨拙立刻消失，一跃潜到里面降温；每次随维克多去公园，也会一头扎进湖上垂钓者凿出的冰窟窿，过老半天，直到维克多的心悬到嗓子眼儿，才从远处另一个窟窿钻了出来。他们分享各自的孤独，彼此依赖。

前面说过，维克多写的是讣告。只是这些文字和一般讣告略有不同——那些接受颂扬的传主都还活着，所以文字也就一直搁着，没能发表。世界上哪家媒体不是预先写好一堆要人讣告备在那儿，以应不时之需。事情就这么渗着，维克多、米沙岁月静好，直到有一天，有个神秘人物跑来问维克多，想不想看到自己的作品印成铅字。当然想，是个搞写作的就会想。可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讣告这玩意儿一旦公诸于众，文字中功德彪炳的描述对象就得立刻挂掉；他们都是乌克兰的大人物，大到会碍一些人的事。那些约稿的人，都是对他人生死有发言权的人物，控制个把报社简直就是一片蛋糕，进出维克多家门，更是连钥匙都免了。风能进雨能进谁谁谁不能进那一套，在此免谈。这些人可能留下一沓钞票、一只手枪，甚至托他照看小孩儿。

大人物们一个个入土为安——他们各有别开生面的死法，从挨枪、勒毙到被跳楼坠亡——讣告也一再重复公众耳熟能详的俗套：某某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的岗位不久将有后来者继任，但他的离去是国家不可估量的损失，而他也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由于作者的摄像机始终聚焦于男主角，犯罪活动的细节在叙事过程中着墨不多。对读者来说，这应该是个遗憾。每当死人的事发生，悼念文章的作者维克多会被邀请参加葬礼，旁边站着永远一身黑礼服似的米沙，成为现场一景。很快他有了“企鹅”的绰号。每回有事要办，和他接头的是个也叫米沙的人，书里叫他“非企鹅米沙”。

企鹅米沙患有心脏病，要救命就得换心，四五岁孩子的心。手术费不算，单心源就非大人物莫办。可这事却有人替他办成了，因为还有更多的葬礼等着企鹅到场添彩。至于维克多，就像所有人一样，只关心怎样活下去，至于要在一起罪行中扮演什么角色，他顾不上劳神。当社会陷入无组织状态，犯罪则必然发展成高度组织化的活动，并逐渐成为生活常态，被所有人接受。随着名气渐长，这对人鸟搭档成了阴谋集团的“阳极保护”手段——吸引公众视线，并根据形势需要，随时准备抛出顶罪。小说出版后，乌克兰有个反对派记者遭到斩首，很多人怀疑此事背后与当时的总统库奇马有关。

最初知道这本书，是汉学家蓝诗玲（著有《鸦片战争》等书）来信推荐。更有意思的是作者库尔科夫的个人履历，感觉此人一身都是历史。这个60后生于列宁格勒（现名圣彼得堡），父亲是军机试飞员，母亲是医生。赫鲁晓夫时代，众多军工部门解散，他爸重新在安东诺夫飞机设计局找到工作，于是搬迁到乌克兰的基辅。一家人挤在两居室公寓（但比我们当年的大杂院、亭子间强），对面就是引擎轰鸣的试飞场。他小学时开始显露文学才华，写过歌颂列宁大叔的诗。从基辅大学日语专业毕业后，校方让他去谍报部门做监听。服从分配就得接受保密管制，几十年不能出国。他妈托有权力的病人走后门，在档案中做手脚，把他调到了警察部门。

这段时间，他开始给期刊投稿。编辑老师对他都挺不错，但发表的事爱莫能助。他们建议库尔科夫创作正能量的作品。在这个地下出版传统深厚的国家，他的作品通过复印形式，以非法渠道传播。他还被邀请到莫斯科这些城市参加朗诵会。此外，他也私下把文稿寄送给西方出版商。对方的回复一般都是：亲爱的库先生，鄙公司的业务限于出版高端文学作品，祝您别处交好运。直到一家瑞士文学代理公司接手他的业务。这些经历使你确信，在这个全球写作者越来越会来事儿的年代，地下文学的血脉还在世界的某个偏远角落，微弱地流动。

苏联解体前后，出版业基本停摆，库尔科夫只好自己掏钱印书。他找人借钱，从哈萨克斯坦购进廉价纸张，到货之后，却发现根本不是印刷用纸，而是包装材料，只能凑合着用。然后还得想办法开假证明，告诉印刷厂自己不是在搞非法出版。等书印好，还要自己一家接一家摊位跑发行。一家报刊零售商订了一万册书，又拿不出钱；好在索还时没遇到刁难，但他自己有没有运输工具，只好请一个殡仪馆的司机喝酒。俩人取了货，在灵车上歇了一夜，直到那位师傅一早再去拉死尸。那本小说名叫《大奔儿头先生的世界》，后来还得到过俄语布克奖提名。

此后十几年过去，乌克兰变得更加无序，库尔科夫的小说也继续充满可堪媲美拉美“爆炸文学”的荒诞性。前面提到的《总统绝恋》问世后，俄罗斯媒体和文学界开始对他实施封杀，说他对普京有大不敬的描写。虽然他用俄语写作，但俄国文坛拒绝对他的新书做出任何评论，而且他还受到过电话威胁。十年前，俄罗斯成为巴黎书展主宾国，该国代表要求法方取消已经发给他的邀请。

伴随克里米亚危机，乌克兰东部的内战升级，库尔科夫更多专注于身边的事件。虽然早在西方成名，太太是英国人，孩子都是外籍（他自称是家里唯一的乌克兰人），但他留在基辅，零距离观察身边的革命——抗议活动的中心独立广场，就在他家步行距离内——毕竟他还有一份记者职业。也正因为距离感的丧失，他对局势的判断力开始脱靶。他在近期出版的《乌克兰日记》中曾乐观地说，反对变革的当权者多是胆怯无能之辈，因此不会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显然政治占卜这活儿，技术含量高到近乎抽签撞大运。这里或许还包含了一个亲西方人士的一厢情愿，但至少，以一个作家对于人性的了解，总不该忘记残暴行为更多出于恐惧，而不是勇气。今天的乌克兰局势，源于各方一系列误判导致的连锁反应。

“开车送孩子上学，然后去看革命。”这个俄裔乌克兰人在日记里如此写道。他的句子就像1914年，卡夫卡在奥匈帝国对俄宣战那天，记了一条“下午游泳”。历史风云再怎么变幻，也取消不了生活的日常性。随着政治气候升温，他的孩子变得愿意上学了。他们可以在那儿和同学讨论重大事物。一个新近脱离极权政治，尝试进入现代化路径的古老国家，总有很多话题要讨论。就像有人学开车，没听明白交规就急着上路，结果撞上电线杆子。他说整件事都是一些人的阴谋，为了推销汽车，骗他买保险。他觉得别人推荐汽车的好处，就该把车白送给他，为他的车祸买单。

作者：李大卫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媒体文化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