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中国思想能飞多高?(五)--未来在哪里

[转载]书院，中国思想能飞多高？（五）——未来在哪里

(2010-12-25 19: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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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古籍文献

原文地址：书院，中国思想能飞多高？（五）——未来在哪里作者：休闲读品天下

学校不是会所

书院内自由探讨学问的方法很令今天的文化人向往，有人会说，管他书院是学校、还是会所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这些东西难道对今天办大学没有借鉴意义吗？蔡元培先生不就是依据“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原则才把北大办成功的吗？

不，不是这么回事！

学校不是会所：人们去学校，是为获得谋生就业所必须的知识和技能，是被迫去的；人们组建会所，则是出于某种兴趣与爱好，是主动去的。这一点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假如不用上学就可谋生挣大钱，那么没有几个人愿意去上学，欧洲人、美国人也是如此。这一点也决定了一切办学校的原则都是“强制”，用优雅些的话说叫“严格要求”，一切学校所做的无非是用各种方法强制学生学习自己所不知道的知识、掌握自己不会的技能。会所则不同，它本来就是兴趣爱好者自发的聚会，为了快乐才来，要是有所强迫、引起不愉快，还不马上就散伙了！所以，一切学校的实际办学原则都是强制，强制学生接受知识与技能的效率越高的学校就越成功；同样，一切会所的原则都是自由，如果没有了自由，会所就自动瓦解了。

不能用办会所的原则来办学校！

所以，宋代书院的办院原则不适合于今日办大学。

蔡元培先生办北大已成为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神话，仿佛最理想的大学就应该是蔡元培先生所办的北大，这又是一个多么深的误会！蔡先生当北大校长时，精神还十分年轻，他挟着革命者火热的激情，带着刚从欧洲游学的新鲜感和兴奋劲儿，把北大当作一座学术会所来办了。他开宗明义地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也，不是资格养成之机关。诸位如果想求谋生就职的专业技能的话，可去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不用来上北大这样的大学。上大学就是来研究高深学问的。”在此基础上，他提了“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可这种主张，是和古今中外一切学校的客观性质不相符的。

蔡先生成功了，但他的成功只是办了一座成功的思想和政治文化会所，而不是一所学校。检点那一时期北大的历史，发现留下最深刻痕迹的人物绝不是因为其有什么高深的学问，而是那些站在时代潮头富有救世激情的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诸人难道是搞学问的吗？同样，追随这些思想明星的北大学生张国焘、刘仁静以及被从外地吸引来的毛泽东，难道是在北大的课堂上、按按照系统的学科建制，学习到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它社会主义思想吗？

蔡先生把学校办成了会所，固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伟大的影响，但从办学校的角度来讲，他并不成功，他自己当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他辞去校长之职。今人曲解说，那是为了抗议北洋政府逮捕学生，可蔡先生本人当时就坦承：作为校长，学生上街游行，自己有失职之过，所以辞职。经各方挽留，蔡先生不得已又回到北大，接着当校长，但被“自由”风潮鼓舞起来的学生已经走到了蔡先生始料未及的地步。一次，为了收取讲义费的事情，学生聚集起来闹事，蔡先生劝说不下，激奋中提出与学生决斗来解决问题。

一所学校，到了为一个行政管理上的常规问题，校长要与学生决斗的地步，这还能称为成功的学校吗！

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北平的大学生满怀爱国激愤到南京请愿，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蔡元培出面劝阻学生回到校园去读书，被学生痛打了一顿。那时的蔡先生已经完全成熟了，他明白了会所与学校区别，否则，应让学生按着思想自由的原则自由行事哪！不应在这时出来劝阻学生，挨这顿打、并葬送前半生的英名啊！

不能用办会所的原则办学校，我们今天总该明白了吧！

同样，也不能用办学校的原则办会所，中国今天实际上还没有真正研究思想和科学的“会所”，宋代书院形式对建立这样的“会所”倒是很有借鉴意义。

外国是有这样的会所的，而且对他们国家的科学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例如英国的皇家学会、法国的法兰西学院、美国的科学院。中国目前没有这种“会所”，古代中国是有的，那就是书院，但现在却没有了，所以，我们期待着书院在这个意义上能在现代中国复活。

“学校”与“会所”的区别不是没意义的咬文嚼字，而是有着重大的实践价值。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将只能在会所中实现的理想强加到学校身上，让学校来承载这个它承载不起的梦想。结果只能有二；一是将学校办成了“会所”，虽然为风云人物的出现提供了“产床”，但学校应有的知识复制功能被严重弱化，简单地说，有会所无学校；二是将会所办成了学校，一当激荡的革命浪潮平息下来，学校的知识复制功能凸显，学校里那些本来应该有自由思想的人物没有纵情表演的舞台，社会进步所必须的创造性的思想与激情被淹死在以复制知识和技能混饭吃的平庸大军中，简单地说，有学校而无会所。今天，人们再度把办会所的自由主义原则强加到学校的头上，可太平年间的学校根本无法承载起那么有激情与活力的自由梦想，于是，便出现了无数对学校的抱怨。

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许很简单：将学校办成学校，将会所办成会所！如今的学校体系已经十分完备，只需放弃强加到它们头上而其实又承载不了的梦想即可。“会所”则还是一片荒芜的土地。现在的本来可以成为“会所”的各类学会，已沦为学院派庸人们渡假休闲的“报销窗口”，至于各种科学研究机构，一直当作企事业单位，实际上也是如同学校一样按“严格管理”的原则在运行（得特别说明的是，在目前中国各类科研机构中，这种“严格管理”的原则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对本来科研兴趣不够浓厚，进来就是为了谋生的人来讲，如果没有了“强制”，就更干不出什么像样的活儿来了）。

我们希冀的是那种出于真正思想与科学兴趣而聚集起的会所，如同宋代的书院那样的会所。

播下龙种，能收获跳蚤吗？

马克思在发现有人误用他的思想时，抱怨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真是这样的吗？

赵本山回答：不对，小狗只能生出小狗，生不出跳蚤或别的啥玩意儿来！

赵本山的回答是对的，符合生物学的事实。

或许马克思也应该冷静地想一想：自己是否在播下龙种的同时，一不小心带进了几个跳蚤的种子？

宋代书院的创办者们遭遇到了比马克思更为严重的尴尬，他们自以为自己播下的是龙种，可不曾想，收获的竟然全部是跳蚤！

朱熹，张栻等人创办书院，是为了对抗科举考试带来的不良影响。当时，为了应对科举考试，已经建立起庞大、完善的官学体系。从中央的国子监到地方的州学、县学，均以训练应对科举考试的知识和技能为唯一功能，学生们主要学习的内容是所谓应试“时文”，就是“科举考试试题解析及强化练习集”，这些时文虽然出自儒家的圣人经典，但由于已经试题化，被肢解得完全丧事失其本来含义。为应试来学习的学生们也不关心圣人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更不会把那些修身立德的教诲当作自己的实际做人原则。他们所想的是如何尽快顺利地通过科举考试，捞个官儿当，快搂钱。

有鉴于此，朱熹、张栻们创办书院，目的是在官方的应试教育系统之外，另办一套专以研究学问本身、养成圣人人格的教育学术机构，张栻明确说明办书院的目的：“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

他们办成了这件事儿，书院办起来了。在书院之内自由地探讨学问，他们都自以为自己的学术著述与科举时文性质截然不同，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出圣人的本来意思，在他们自己的言传身教之下，定能培养出符合圣人标准的理想人物来。

结果却异常吊诡：朱熹的学说经历过短暂的禁止之后，在南宋就成为官方正统学说，而到明清两代，朱熹的著作被皇帝钦定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通行天下。一心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辛勤著述的反对科举“时文”的学术大师，到头来不仅没有抵消科举“时文”的负面影响，反而给那些散乱的“试题集解”又提供了一套完整详细的“辅导教材”。书院呢，虽然明承宋风，又特立独行了一段日子，但因卷入政治派别之争，屡遭禁绝。到了清代，干脆被官府一并收编，成了科举考试的“第二辅导班”（“第一辅导班”是各级官学）。

培养道德君子的目标也都落空了。那些进入书院，聚集在朱熹身边的人，确有雅好学问、动机纯洁的，但也有不少蝇蝇苟苟之徒，他们或是想借此途径进入朱熹的政治集团中，利用朱熹的政治人脉，在官府中捞个一官半职，或是想借朱熹的学术声名，为自己脸上贴金，求得声名。总而言之，无非求名求利之徒。这些人还在朱熹在世时，就进行过无原则的所谓“学术争论”，待朱熹死后，更是严重，所谓“朱学”，只是名利之徒借以聚众、维持关系网络的一面旗号而已。朱熹没有实现他培养道德君子的讲学目标，他办的书院里没有出现一个符合朱熹所言圣贤标准的人物，最低限度，连一个能与朱熹比肩的人物都没有。

再啰嗦一句，这就是会所的特点，出于兴趣驱动的大师们风云际会，追随的听众只是一时激动、凑凑热闹，聚会结束，大师谢世，凑热闹的人也自散去了。

学校就不会这样，每一所学校都以培养出比在校教师优秀的人才为已任，而且也都做到了这一点，不信你历数任何一所大学的毕业生，肯定都有比老师更有成就的学生出现。

面对这一切，不知朱熹会作何想？

不过我猜想，他一定没有马克思的愤怒，反而会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后果。因为马克思是革命家，他确实播下了龙种，对自己该收获什么的果实有清醒的预期，所以才会愤怒。而朱熹本来也就是个官迷，他的理想无非做“帝王之师”而已，如今被供奉在各地学宫，与孔孟诸圣一起配飨学子祭祀，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求仁得仁”了！

马克思播下的确有龙种，夹杂了少许跳蚤；而朱熹，则播下的全都是跳蚤，否则也不会有如此丰盛的收获。

道理很简单，马克思确实提出了一套不同以往的革命思想；而朱熹只是又一次完成了对儒家经典全面注释，科举考试用的基本教材就是儒家经典，朱熹无非是在“试题详解”之外，又编了一套辅导教材而已！

至于没有培养出理想的圣人君子的缺憾，坐在孔庙殿里享受应试举子烟火的朱夫子会说：没有放弃，我在官学里继续完成这个目标！

这当然是痴人说梦，最多是自我安慰。此时，朱子的学说已真正沦落成为“伪学”，五四时期被称为“伪道学”！

别灰心，孩子有救

中国思想能飞多高？

就像朱熹那么高！

在书院里，没有任何外来的束缚，朱熹可以在思想的天空自由翱翔，他十分勤奋，儒家经典的每一句话，都被他反复解释了数百遍；博览群书，天文地理，星历术数，无所不谈，无所不论。他心游八极，已经触到了西方哲学中“终极实在”这一基石的边缘。但是，他也就飞这么高了，书院的院墙没有框住他的思想，是他自己的翅膀只能迸发出这么大的力量：他想不出西方理性科学的内容！还不仅如此，他“问天”兴趣后来突然走火入魔般地转入了抽签算卦的迷信领域，他不信鬼神，但却迷信按《周易》的方法执蓍卜卦，一些重大问题却靠算卦来决定：比如是否就任某个官职，是否给皇帝上某道奏章等。这时候，这位满腹诗书的饱学之士和街头巷尾的愚夫愚妇已然无二。

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所有的那种理性科学，如果只按今天这一种科学的标准来说，就是：中国古代就没有科学！

之所以没有，不是由于专制制度或经济落后之类的什么外在因素，仅仅是因为在思想中没有想出来那种东西。

这是个令人泄气的事实，但不必因此灰心。

我的眼前又浮现出朱熹四岁的样子：他伸出小手，指着天上问：“天之上是何物事？”

多好的孩子！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孩子。让我们永远记住，每朝每代的中国人都能生出这样的孩子！

记住这个孩子，远远比费尽心机、指鹿为马地论证“我们也曾有！”有价值的多。

因为这个孩子表明，我们有提出科学问题的能力，更有接受科学、发展科学的能力。

哲学、科学，我们古代确实没有，但现在已经有了一点儿，尽管全是引进的。但有这样的孩子，就意味着我们将来一定能够创造发明出属于自己心灵的科学和哲学。

书院，我们古代曾经有过，现在没了；但如果有必要，那些孩子们会让它复出，重新撑起一片自由思想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