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读书报告

读书报告

班级：新闻141班 姓名：刘思思 学号：1409010414

书目：西行漫记 （Red Star Over China）（英汉对照版） 作者：埃德加﹒斯诺 Edgar Snow（美）著 董乐山 译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读书报告内容：

西行漫记讲述了只有30岁的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从事7年记者工作的所见所闻。1928年斯诺开始环游中国。他到了上海，成为了一名记者，从此13年间都没有离开远东地区。在踏上报道中国共产党人的路途之前，他已经走遍了西北的荒凉地区，在滇缅公路通车10年之前便穿过了它的路线。斯诺结识了许多中国作家文人，与孙夫人宋庆龄是好友。这样的经历是他走进红区的一个铺垫，他的见闻使他对红区，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好奇。这本书开篇讲述了斯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迷茫与好奇，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虽然在中国的7年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的许多问题，都会有热心的党派人士进行解答，可斯诺并没有轻信他们，认为这些党派人士并没有到过真正的红色中国，他们的答案是不可信的，所以带着疑问他出发了，而他所提出的种种疑问竟也是我这个已经离那个年代远去的读者的疑问，例如中国的红军是不是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统一的指挥呢？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的人？中国的红军战士是怎样的人？又是什么使他们顽强勇敢长久的战斗，是什么支撑着他们？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造就了这些难以置信的战士？.......

斯诺从一开篇就给了我深深地思考，他不是盲目的，是很理性的，这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他没有听信那些党人的谈论，而是以自己的亲眼所见来使自己和读者信服。其二，他在走进红色中国的时候是带着问题的，有目的的探求使他对他的所见所闻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逻辑性，使共产党人形象更加鲜明与立体。这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不盲从”、“走出去”现今有很多记者对于新闻有一种盲从的现象，尤其是在这个电子媒体兴盛的年代，很多记者根据网上的流言就敢写出一份新闻报道，例如， 金庸去世的假消息的传出，新浪微博上有人传播“金

庸去世”的消息，不明真相的网友疯狂转发。中新社属下《中国新闻周刊》新媒体的编辑邓丽虹下班后看到这条微博，于是在家登录“中国新闻周刊”的新浪微博官方账号，并以周刊的名义发了类似内容的微博。因为没有注明转发，很多网友误以为是该周刊核实并且首发的消息，于是大量转发。不久该消息即被证实是假，但为时已晚。

当天深夜，刘新宇在新浪微博上承认“编辑未作任何核实草率转发。这暴露了该编辑缺乏应有的新闻素养，也暴露了我们管理上的漏洞”，并“代表周刊新媒体真诚接受大家批评，并力求以此为戒”。

此后，刘新宇提出辞去《中国新闻周刊》副总编辑、新媒体总编辑职务，当天下午获批准。同时，负有责任的编辑邓丽虹被解聘，新媒体内容总监汤涌则被罚款、降职。 这样的新闻不仅使报道本身失信于人，更使得当事人受其困扰，所以应该走出去，像斯诺一样相信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用事实报道出让读者能过信服的新闻。

跟着斯诺的这些问题，我们出发了，探寻着每一个问题的答案，解释着心中的谜团。斯诺不仅记述了与共产党领导人的交流也记录了不少老百姓的话语，在去西安府的火车途中，就详细的记述了几个旅伴关于政治的看法，“我家乡最近在闹土匪”“你是说红军么？”“不是，是真的土匪”然后斯诺出于好奇的问“红军不就是土匪么？报纸上就是把他们称之为赤匪的。”“南京命令编辑把他们写成赤匪，如果他们不这么写就也会被认为是红军了。”“对于有钱人，地主，收税的来说红军是土匪，而对于老百姓来说红军不是，有时还欢迎他们呢”“我父亲写信对我说红军在松潘取缔了高利贷和鸦片，他们也并不完全是土匪，但他们杀了太多人，他们是坏人。”而就在这时一位一直沉默寡言的老先生突然说“杀的不够！”就是这样的一段对话让斯诺产生了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证据支持着这位老先生，让他如此坚定地说出这样一句骇人听闻的话来。一直到到达了目的地他都还在思考这个问题。而当我看到了这样的对话的时候，感到了滑稽，只是四个人的对话就体现出了对红军的三种不同看法，认为他们是土匪的，认为不完全是土匪的有好的一面的坏人，还有一位极力支持红军的老者，我们姑且不去评论他们谁对谁错，只是，同样都是在中国，红军也就只有那一支红军队伍，为何大家的观点竟然相差的如此悬殊，我想就是没有经过求证的缘故吧。

通过这一章阅读，我发现斯诺多采用对话的形式，而不是转述。这增加了作

品的可读性与趣味性，也使所描述的人物更加生动而具体。而对于小人物、非主要人物的描写更是在侧面表现出当时时代的动乱与红军形象的混乱。在这段对话中我发现了新闻的地域性与阶级性差异，对于不同地域的人“红军”会有不同的认识，对话中的三位旅人来自不同的地域，认识也就不同，这与地域的政治，风俗，人文，地理位置都有关系。而阶级性则体现在地主与老百姓对于红军的认识不同并且差距较大。作为一个新闻人，在报道一条消息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完善，对于与某件事的采访工作不能只局限于某一个团体或者是某一个政治阶层、经济阶层，而是要大众化，面向所有新闻的受众，保证新闻的客观真实和全面。

在第五章的红军剧社中写到斯诺与一位年轻干部去看“人民抗日剧社”的演出，细致描写了抗日剧社的演出剧目，这些剧目虽然不很细腻精美，但是十分适应社会的情况与观众的需求。他也记述了观众的情况，学员，妇女，骡夫，学员与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政府主席毛泽东及其他们的妻子都散乱的坐在草地上，与那些普通的百姓围坐在一起。当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怎么注意他们了。在这里没有门票，没有包厢，也没有雅座。斯诺说，很难见到比这更加民主的场合了。是啊，在上海是永远不会见到这样的场面的吧，我想这样的场面也给了斯诺很大的震撼，使他对红军的认识更加深切了。在演出过程中斯诺也加入了他们，虽然有些尴尬但是我想他已经感受到了红区人民给他的温暖与喜悦。

演出结束后他采访了“人民抗日剧社”的社长危拱之女士，详细地记述了魏女士的生平和背景与抗日剧社的历史和结构，背景信息清晰完善，所以当我们在做新闻报道时也应注意主人公的生平、社会历史背景，这就有利于分析新闻要素中的“为什么”这一项，通过真实的详尽的历史背景介绍使事件更加丰满，有理有据。

在第三章在保安中细致介绍了一些，斯诺与毛泽东相处细节，斯诺通过细腻的笔触，讲述了毛泽东在日常生活中的样子。我在读这本书之前，一直认为作为中国的政治领袖应该是严肃的，不苟言笑的，有着天生的威严在的，而看来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据斯诺介绍，“毛泽东看来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人民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的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 ”当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毛自己也不愿意穿，当

战士受伤的时候，他会把上衣脱下来披给他，虽然是领导人却和妻子居住在窑洞中，全部家当也只不过是一卷铺盖几件衣裳，就连所配带的领章都只是普通红军战士所配带的两套红领章。这也国民党的骄奢淫逸、纸醉金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突出了毛泽东的平易近人，宽宏和善。毛对一切又是充满好奇的，他向斯诺了解关于工党那时的政策并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斯诺对这一段记述的很详细，使我对毛主席有了更深的了解。从此中我也看出斯诺对毛的深厚友情，他已经融入到了苏区的质朴生活当中。

在这一篇中记述了一个细节，毛主席从不检查询问斯诺所写的东西，不对斯诺提出任何报道上的要求，让斯诺记录完全真实的苏区生活，并尽力使斯诺弄到说明苏区生活的各方面材料，对于这样的优待，斯诺非常感激。这样开诚布公，使索诺感到惊奇，但其实当他刚来到苏区的时候毛主席就丢他说过这样的话。当时的他并不相信，而毛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相比较国民党政府对报纸上的一个名词（将共产党、红军、革命党等都换用共匪）都要管控的情形，这里真的是太自由了。

在悬赏200万元的首级一章中，描写了红军学校的具体情况，学校的教学条件十分简陋，用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做课堂笔记本使用，有一个班所有学员平均年龄27岁，有8年的作战经验，受过三次伤，，而这些学员中鼎鼎大名的人的首级赏格加起来超过200万元，此后细致介绍了教学的环境和校长林彪的情况，在介绍林彪的时候写到“据说有时南京部队一经发现与一军团对垒（1932年林．．

彪负责指挥红军一军团），就闻风而逃。”这里的“据说”一词显示了语言的严谨，保证了新闻的真实性，把真实所见与道听途说区分开，像这样的字眼在很多地方都能见到，否则就是出现了某某说、使用对话形式，或我见到，使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了出处，有理可依，有据可考。

此后斯诺描述了与林彪的一次相遇，十分细致的描述了相遇是周围的境况。“我们是在文娱时间里见到的，有的学员在两个球场里打篮球，有的在宝安城外一条黄河支流旁边的一个网球场上打网球...... 或者在他们简单的‘俱乐部’中学习”这样细致描写也有很多，斯诺十分善于观察，描写仔细认真，并通过简单的描写体现出红军大学生们丰富的文体活动，和红军大学浓郁的学习氛围与运动气息。在读这本书时是很用画面感的，很自然的脑补出当时的情景。更用一种身临红军大学的感觉。

在第七章三节“他们唱的太多了”中国斯诺采用了对比的手法：“无法忍受！”一个普通的美国工人或英国工人会这样说。但是对这些人并不是如此，你得把他们的生活同中国其他地方的制度做一对比，才能了解为什么原因。小小的男女童工一天要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上海的包身工要为期四年没日没夜地工作，未经允许不得离开门警森严，高墙厚壁的厂址。这一段采用对比的形式，虽然描写英美公工人的语句并不多，但只“无法忍受！”这一句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反抗精神与社会自由，相比之下的中国工人又是怎样的光景呢，让我不禁想起了夏衍在《包身工》中所描写的芦柴棒，每天极大的工作量和非人的待遇。这样的写作手法增添了读者对新闻本身的深思，更加凸显出新闻内容。

对于斯诺来说，采访过程中最困难的环节不是如何获得关于红军的任何他想知道的资料（在这点上中国红军没有给他设置任何障碍，反而为了让他收集到尽可能全面的资料一直不遗余力地提供方便），而是让这些红军的高级将领甚至是一名普通的战士主动谈谈关于他们自己的经历或功绩。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要把目光从集体、国家上面转移过来关注一下自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虽然通篇斯诺对于这种现象除了流露了些须无可奈何之外只是用一种客观的语气进行陈述，没有发表任何他个人的看法，但我想他对于中国红军表现出来的这种公而忘私的集体主义精神肯定是感叹且赞赏的。 但这一定程度上也使斯诺增加了报道的难度。 斯诺在描述中国领导人的外貌的时候，常常会用到“孩子气”这个字眼。这在我们中国人的想象中是不可想象的。斯诺非常细致地刻画了每一个他接触到的红军中“大人物”（他们每一个的大名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首先出场的是周恩来。斯诺遇到未来的在周总理时正是他刚刚进入苏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的时候，因此他与周恩来的接触可以说很少，描写周恩来的篇幅也就随之不得不缩水了很多。虽然斯诺成功地为我们刻画出了中青年时期的周总理的形象，但对于一个非常崇敬和热爱这位人民的好总理并且希望能尽可能多地了解他的中国人来说，这不可谓是个巨大的遗憾。 毛主席的整个战略思想对于中国革命史来说有多么重要，在这部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窥出一二。在此书的中间部分用了很大篇幅记录毛主席口述的自传。斯诺本人也再三在书中提到起在采访过程中与毛主席连续好几夜促膝长谈。一个嗜钱如命的农民的儿子，在经历了是时刻笼罩在封建大家长的控制之下的童年和彷徨的少年时代后渐渐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用他

的话来说就是“从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一刻起，我的信仰就从来没有改变过”。人生起起伏伏，他那些隐藏在幽默轻松的遣词用句背后到底深埋了多少艰难险阻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对于这样一个伟人，任何赞美的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

通过这本书的阅读，我学习到了很多斯诺在新闻报道上的优点，使我有了学习的榜样，也对新闻报道有了更深的兴趣与热情，做好新闻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会更加努力地学习专业知识，争取日后有能力做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