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历史地位及特点

清朝的历史地位及特点

清朝（1644—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历经十二帝，享国267年。

历史地位

一、政治方面

（一）清朝国家管理制度完备，机构设置完善。

首先，清朝的中枢权力机构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内阁是清朝的最高行政机构，但只是名义上的最高行政机关。在清初，真正的中枢权力机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这是氏族军事民主制的残留。清入关前，凡军国大政皆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入关后，这一传统被继承了下来。这种满族贵族专制的形式，不仅和欲独揽大权的皇帝相抵触，而且也不利于清政权进一步争取各族特别是汉族官僚的支持。加之后来议政王大臣“半皆贵胄世爵，不谙事务”的实际情形。所以，康熙时又在宫内设南书房，简选才品兼优的词臣充任，皇帝特诏密旨多命南书房撰拟，从而削弱了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雍正帝即位后，对诸王的军政权力进一步限制和剥夺。雍正七年，为方便及时处理西北地区与准部的作战军务，始设置军需房，以亲王、大臣充任。雍正八年，设立军机处。雍正十年三月，颁军机处印信。军机处承旨办理机务，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诸王参预政务的权力。 此外，清在继承明制及历代传统制度的基础上还有很多独创。如，八旗制，集军事、政治、经济与民政为一体，在清开国及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以后，其功能虽有所变化，但在社会生活中，仍是政治核心。在六部机构中，设满汉尚书复职，有利于满汉民族的协调一致；设理藩院，专管各少数民族事务。清以前，从不曾设过类似的机构。还有内务府之设置，专管宫廷皇室事务，订有严格家法，对诸王贝勒及皇室之人管束甚严。故有清一代，没有皇室之乱。

清朝的法制健全、法规严格，如，对各级官员的考核、奖惩等，皆有细密的规定，并严格执行。如，清朝根除了宦官之祸。历史上，以汉、唐，特别是明朝的宦官之祸最为暴烈，但在清代没有重演。历代常发生后宫干政、内侍宦官外戚党同伐异的悲剧，在清代都没有发生！历代主要是开国之时，大量封同姓王，亦造成政治动乱。如汉，如晋，如元，如明等，皆封皇室人为王，钖土而成独立王

国；如唐，重藩镇，掌兵权，成尾大不掉，以至成乱。清朝用制度规定，保证不会发生此类祸乱。如，清朝也给皇子与至亲的同姓封王，但只给王的爵位，不给封地，且不准出京。封王后，如命掌某部门长官，才算有权。否则，只是吃国家俸禄的一个闲王而已。在清代，即使个别人有过专权的事发生，但也很快就予以解决，没有变乱。因此，清朝统治集团长期保持稳定，社会长治久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民族关系处理得最好。如蒙古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民族，清朝给予特殊的政策，结成特殊的关系，因此，直至清亡，蒙古族始终保持安定，与清朝相始终。至于东北各民族则是清朝的稳固的可靠后方。其他各民族都承认清朝的统治权威，保持长久稳定。

（二）建立一国多制的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是有清一代伟大的政治实践之一。

清以前历代对边疆地区没有真正地管起来，筑长城，设塞垣，分“此疆彼界”。因为不在这里设置行政机构，就无法实现内地与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的“一体化”。清代与历代之大不同，突破历代传统做法的极限，第一次将秦始皇创建的郡县制推广到长城以外，根据不同的民族地区，实行不尽相同的行政管理体制。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在西方、在东方，也不论实行何种体制，都无例外地直属中央王朝的国家机关。历代原先在边疆实行的“羁縻制”便一劳永逸地结束了。

清朝在边疆地区的设置，大致分列如下:

在东北地区，实行将军衙门管辖下的旗民分治之制。在原明辽东地区，现今为辽宁省境，设镇守盛京等处将军，简称盛京将军。在吉林，设镇守吉林等处将军；在黑龙江地区设镇守黑龙江将军。显然，在东北地区实行与内地不同的管理体制，即“以军署为长官，以州县为之僚佐，即以治兵之职辖理民官”。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管理制度。早在关外皇太极时期，就开始把八旗制推向内外蒙古地区:先在内蒙相继设49旗，又以若干旗设为一盟，共为6盟，这就是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至乾隆十年(1745)，又设呼伦贝尔总管，统辖巴尔虎、索伦、鄂伦春、达斡尓各部落。将原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扎萨克图汗等三部与赛音诺颜四部编为四盟，析为86旗。唐努乌梁海编为5旗46佐领、两个总管；在天山南北路，将厄鲁特蒙古编为13

旗，设6盟。

新疆地区实行将军府管辖下的多元行政管理体制。在彻底平定新疆之乱后，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总管伊犁等处将军”，总辖全区的军政大权。其下分设都统、副都统、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管理大臣等级官职，分驻新疆各中心城镇。在回部即南疆，只用其旧名，如阿奇木伯克(总管)、伊沙噶伯克(协理)、噶杂拉齐伯克(掌地亩钱粮)、商伯克(征输粮赋)、哈子伯克(掌诉讼)。这些官员，以往或当地推举，或父子相继。经清改制后，原制废除，一是各级官员统由朝廷任命，二是各级官员皆听伊犁将军管辖。三是中央派兵分驻各个城镇。不仅如此，还针对民族之不同，在其聚居区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如，在北疆，还住有蒙古人及哈密、吐鲁番维吾尔王公等，即实行扎萨克盟旗制度；在这里，部分地区又实行与内地相同的郡县制，等等。

西藏约在元代正式进入中国领土版图，经明代，与中原王朝保持隶属关系，通过定期朝贡和接受元、明朝的赐封，把这一隶属关系延续下来。清朝与传统做法完全不同，它突破朝贡制的局限，于雍正五年(1727)，在西藏设“驻藏大臣衙门”，由中央直接派官按任期驻藏，代表朝廷行使国家主权，监督国家政令执行。自此，驻藏大臣为常设机构，当班禅或达赖故去，选择新的灵童转世时，驻藏大臣掌控全过程。清朝在西藏建立的这一管理体制，加速了西藏与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实为一个划时代的开创！

台湾。在清以前，历代没有一个王朝在台湾设置郡县。于康熙二十年受降台湾郑氏政权。是否放弃台湾，是否在此设治，中央内部争议甚大。最后，还是圣祖决策，既保留台湾入版图，又要设治，有史以来，第一次创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中央派官治理，驻军守卫。由此，台湾进入与大陆一体化的时代！

（三）开疆拓土，“主权领土”达到中国历史疆域高峰，为当代中国确定了版图规模。

中国疆域，历经千百年的发展与变迁，至清代始告最后形成。自秦以降，至清以前，开疆拓土，中国疆域扩大，以汉唐两朝为最。唐以后，元朝疆域最大，但它的部分疆域属军事占领的性质，不完全具有法理性的“主权”；还有，在边缘的少数民族地区，仍实行“随俗而治”的朝贡制，严格地说，还不是“主权领土”，仅表明政治上的隶属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元朝的疆域并非如人们想象

的那么广大。就实际而言，元朝真正拥有主权意义上的领土，并未超过唐代的水平。明是继元朝之后的又一个统一的王朝。由于顽固坚持“华夷之辨”的陈旧观念，与“三北”游牧、渔猎民族处于严重对峙，既不能统一，更不能向外开拓，所以，它实际拥有的疆域十分有限，比之汉、唐及元代，皆有收缩。在这方面，明朝对中国疆域的发展并无贡献。

清以前，历代的领土主权意识皆集中于华夏本土及设治的边远地区，对其周边的少数民族的领土意识甚为淡薄。与此相反，清朝的领土主权已是大为增强:一方面，清朝以确定的制度并具体实施管理来宣示国家对其领土的控制权，表明国家的最高权威；另一方面，当所属领土遭到侵害，清朝不惜代价来保卫其主权。

清朝全盛之际的疆域西起巴尔克什湖以东、以南与帕米尔高原，接中亚细亚；东则库页岛、日本海、东海、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北至戈尔诺阿尔泰、萨彦岭、兴安岭至鄂霍次克海；南抵南沙群岛曾母暗沙；西南至喜马拉雅山脉。这一广袤而辽阔的疆域，其陆地面积达1300余万平方公里，确已达到了中国疆域发展的顶峰。现在，我们可以判定:清朝的疆域，已达到了历史发展的极限。为历代王朝的疆域所不及！特别是，清朝所占有的疆域，皆属拥有国家主权的领土，并非如历代还包括“羁縻”地区。

在这一辽阔的土地上，由一个统一的王朝———清朝行使管辖权，共治50多个民族，与今日56个民族相差无几，人口约达3亿。一个少数民族———满族建立一代王朝，并取得如此巨大、如此辉煌的成就，超越了清以前任何一代王朝，而为当代中国的疆域版图奠定了基础。

（四）“除贱为良”，是深具社会发展与进步意义的一项社会改革。

在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等4种人构成社会的主要成员。除此，还有乐户、堕民、蛋户与世仆等4种人。他们处社会最底层，从事诸如乐工、官妓、演戏、逐鬼、抬轿、说媒、为人耕地、服侍主人、帮办喜丧等“贱业”，故被称为“贱民”。他们世代传承，不得改从其他职业，亦不得为官，不能与其他阶层的人通婚，只能在“贱民”中联姻。其处境与奴隶无别，皆不入为户籍。这种“贱民”制已延续了近千年。至雍正时开始改革。世宗自雍正元年(1723)始，七八年中不断下达改革指令，相继取消四种“贱民”身份， “豁免为良”，变为自由民身份，允许重新择业，并鼓励投身农业生产。“贱民”的存在，是农奴制的残留。

雍正改革将其最后残余铲除掉，无疑是对这部分人的社会解放。

（五）赈灾、减赋、普免全国钱粮，其数额之巨，规模之大，受惠之广，皆创中国历史的最高纪录。

历代王朝都把赈灾与蠲免钱粮看成是统治者的一项德政，都在这方面有所行动，但能做到清朝的水平，却是罕有可比者！圣祖说得好: “欲使群生乐利，比户丰盈，惟频减赋蠲租，庶万姓得沾实惠。”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据统计，从1662— 1703年，全国所免钱粮，累积达到9000万两，相当于康熙初三个财政年度收入的总和！仅1703— 1705年，三年间，就蠲免钱粮达1600余万两，相当一年财政2700万两的一半还多。可以说，年年乃至月月皆有蠲免！至1712年，更作出一项惊人决定:自1711年为始，三年之内，全国地亩人丁赋税全免一周，总共蠲免新征与旧欠银3206.69万两。比1711年全国收赋税2990多万两还多出200多万两！仅此一项，已为清以前任何朝代所不及。康熙之后，又有雍正朝之蠲免，姑从略，至乾隆，将蠲免之举推上了顶峰。乾隆六十年中，共有5次全国蠲免钱粮，即乾隆十一年(1746)、三十五年(1770)、四十三年

(1778)、五十五年(1790)、嘉庆元年(1796)，共蠲免各省钱粮为1.4亿余万两。除此，还3次全免江南各省漕粮，总计1200万石，值银1200万两。两大项合计，共1.52亿两。他们为何大规模蠲免呢?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圣祖说: “蠲免为爱民要务，征取钱粮，原为国用不足，国用若足，多取奚为！”高宗同样说得深刻: “朕思海宇乂安„ „莫先足民。况天下之材，止有此数，不聚于上，即散于下。”他们的说法，贯通了一个共同的思想，这就是国家之财原本为民所用，要让人民安乐，莫先满足天下百姓的需要！他们说得好，做得更好！因而大得民心。乾隆十年(1745)下令全国蠲免，消息传到江南，一片欢腾。时人江苏昆山龚炜著文写道: “诏下之日，万方忭舞。”晚清著名学者王庆云总结清朝蠲免政策给予高度评价: “本朝丁田赋役素轻，二百余年来，未尝增及铢黍，而诏书停放，动至数千百万。敛从其薄，施从其厚，所以上培国脉，下恤民依，岂唐宋以来所可同年而语哉！”这一总结性的评价，完全符合清朝实际，亦属公允。

（六）逐步开放，为建立一个近代的现代化国家打下了初步基础。

清与历代之不同，如上所举。尤其清所处时代，为历代所未曾经历。如所共识，清朝保守、闭关。但在西方的进逼下，逐步开放，陆续与主要的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也接受并引进西方科技与经营管理制度。诸如铁路、火车、轮船、电报、邮船、印刷机、留学教育等，纷纷兴办。仿西方，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各新式部门与机构也纷纷创立，对旧制有所改动。这一切变革，为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开辟了通路，打下了初步基础。我们揭露、批判清朝落后，十分必要；但也须看到清末虽受财政不足之困，仍然作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实具时代变革的意义。

（七）清朝的科举制度在明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完备。

李世愉先生在其《清代科举制度考辨》一书中指出以下几项清代科考重要的制度：1.《童生试中的审音制度》，就防止童生冒籍跨考而主要施行于顺天府的核对口音，以及入籍是否满二十年的制度进行了辨析，认为这一实行于康熙前期而在乾隆成为定制的防范措施，曾起到一定作用。2.搜落卷制度：为了解决考官中存在的舞弊、疏漏等问题，清朝沿袭了明代的搜落卷制度，即发榜前主考官对同考官未加荐举的落选考卷再行搜阅，见佳卷而照样取中，这一推行于康熙年间的制度在乾隆时期逐步完善，在获得较好效果的同时，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取士不公的现象。3.《复试制度研究》对复试制度既勾勒脉胳，又详析原因，更评其效果，指出对举人、贡士再次进行“复试”并形成制度，是清代科举考试的一大创举。4.《试论清代的进士朝考制度》，以为选拔庶吉士的朝考，创始于雍正，至道光终成定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八）废除人头税，“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清以前，历朝历代皆征收丁税，即人头税。至康熙五十一年，圣祖向全国宣布:以康熙五十年全国人丁数为常额，此年以后所生人丁，不再征收丁赋，也就是不再征收钱粮。历来征收地税丁赋可谓天经地义，广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为此而负担过重，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圣祖宣布废除人头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大进步。“摊丁入地”是清朝又一划时代的重大变革，是一次历史性突破。历来农民向国家交税，一为土地税，交实物地租，二为丁赋，还要服劳役。此制已行2000多年，弊端累累，农民的负担总是很重。至晚明，张居正曾制“一条鞭法”，刚见成效，就被废除了。至雍正朝，世宗大胆改革，将丁税与地税合二为一，称“摊丁入地”，把人头税摊入到地税中征收。人丁以康熙五十年的统计为常额，地越多者，纳税必多，相反，没地或少地者，就不纳

或少纳税。还有一个重大变化:以前皆以实物为税额，今后，再交税则以银两为主。这是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适时推进改革。

二、经济方面

清代人口剧增，促进了边区的开发；人口剧增，又使盐、棉布、日常生活器具的需要量大大增加，必然拉动这些方面工商业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联为一体，不再如往代的隔绝状态，便利了中原与边区的经济交流，带动了中原工商业的发展。西方向中国开辟商路，扩大了中国茶、瓷器、丝织品的销路，也刺激这些方面的发展。

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取消匠籍制度，解除了官府对工匠的束缚，有利于民营手工业的发展。汉、唐、明等朝，或不准商人子弟做官，或在物质享用上予以限制，实行贱商政策。清代取消这些限制，商人子弟可通过科举、捐纳入仕为官，外地经商长期不在本乡者，专门为其增定商籍，以保证其子弟在经商地科举，官府还利用商人为官方经办事务。商人在清代地位提高，有利于业农者向经商方面的改变，从商者增多。

矿政在清代乾隆初期以后发生重大改变，中国古代基本上禁矿的传统做法，至此转变为大体上允许开矿的政策，矿业生产由此得到长足发展。道光以后进一步开放。历代沿袭的茶马互市，在清代雍正末年以后废止，官方垄断的官茶也由此结束，商人领引售茶也即商茶，成为清代销茶的主要形式，蒙、藏地区及国外，成为内地茶的大宗销售去处。清代也成为中国茶业的大发展时期。

农业的发展主要体现为：东北、漠南蒙古、新疆、台湾等边区被开发，农垦区扩大。内地主要是南方，种植集约化程度高，单产提高。此外，经济作物如棉花、茶、烟草等种植区域扩大。这三种经济作物成为商品经济中的重要品种。经济作物区的扩大，从事工商业的人数增多，均需购粮，从而又促进粮食商品化。昔日的苏湖熟天下足，发展为湖广熟天下足，湖广之稻米、东北之大豆成为重要的商品粮。

在手工业方面，明代，丝织业主要以苏州、杭州为中心，清代不仅这两地的规模都超过明代，而且江宁也发展为另一丝织中心。此外，广州、贵州之遵义、四川、陕西也成为品牌丝织品产地。棉纺织业则突破以前江南地区的局限，华北发展为重要产棉区及棉织业地区。松江、无锡是江南重要棉织品产地与交易地，

数量大，广销国内外。矿冶业也得到长足发展，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全国矿场多达二三百处。佛山镇成为全国最大的铁器制造地，所生产的铁器、农具等广销国内外。总体规模上，清代采矿冶金业远远超过前代，达到中国古代发展水平的最高峰。

商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区域性市场突破，发展为全国性互有联系的网络性市场，及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长江、沿海在清代成为全国最主要的商品流通干线，突破了明代以运河为主干、以江南为中心的流通格局。宋元时期那种小范围且带流动性的村市、墟、会等，至明清发展为工商市镇，清代的工商市镇在规模、数量、分布地域上又比明代扩大。四川的打箭炉成为汉藏商人交易的重镇，道光之时已有“小成都”之称。广大蒙古地区，则有内地商帮常年往来贸易。贵金属货币白银的广泛大量使用、税关的大量增设，各地工商会馆的不断兴建，也表明明清尤其是清代商业的长足发展。

清代的对外贸易也超过以往任何一个王朝。与朝鲜是在中江互市。与日本、东南亚各国，主要是中国商人的前往贸易。与西方诸国，则是外商来华贸易。与俄国的贸易主要是在中俄边界的恰克图买卖城和北京。与西方其他国家贸易，初开四口通商，乾隆中期关闭为一口，于广州交易，一口通商并没有阻止西方对华贸易的扩大，嘉庆时期比乾隆时期发展，道光时期增长更为迅速，来华商船之艘数、中国出口货物的价值，都比乾隆时期成倍、几倍增长。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的入侵，先后对华进行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清朝官方举办洋务，民间私人兴办企业，使社会经济成分发生重大变化，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不断扩大，工业化程度比以前大为提高。

三、文化科技方面

清代文化，在史学、文学、戏曲等方面有较大发展，取得了较突出或特殊的成就；科技方面，在医学上有较大贡献，又受西方影响，吸取某些较本土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出现不同于以往“邸报”的近代报刊业。

清代史学发展的重要成就，是史地类书籍编修的繁盛。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列，民国以前所修方志 8200 余种，其中清人所修约为5680 种，占 70%。清修方志种类也大大丰富，不仅有省府州县志，还有厅志、卫所志、里镇志、乡土志，以及山川、寺庙、名胜等专志。边疆史地图籍，及外国史地，则是清代新

兴的两大编纂门类。此外，晚清时期，在史学编纂上，又引进了西方进化观点，出现以章节体编纂史书的新体裁。

文学方面，古代各王朝各有代表性特色的成就，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时期为小说。清代小说比明代又有发展，突破了以历史题材、话本为内容编写小说的局限，把明中后期以现实生活为素材的写作形式进一步发展，在思想性、艺术手法上提高，其代表作《红楼梦》更做到了这三方面的完美结合。晚清时期，更出现了大量的针砭时弊的讽刺、谴责小说。

图书的大量编辑与出版，是清代文化领域中的一大显著成就，既有官方，也有私人方面的，官方所做规模较大，类书中的《古今图书集成》、丛书中的《四库全书》，分别是其代表。清人之文集，主要是私人编辑出版，今人柯愈春所作《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收有存世者即达四万余种。

清代是戏曲大发展时期，地方戏的繁盛是其重要体现。据统计，我国古代戏曲曾形成的剧种约 239 种，清代形成的就多达 202 种 。道光年间，又形成具有完整表演体系、高度艺术性的京剧。

清代绘画的突出艺术成就，是写意画的发展，代表人物是扬州八怪，具有写意特色的绘画艺术，对民国及以后影响颇大。西方传教士把写真技法也传到了中国，清人也有摹仿这种画技者。

在科技方面，西方传教士传入西洋天文历法，因其精准度高，清廷以其为《时宪历》，取代元明之时沿用的《大统历》。日心说与地动说，也传入中国。地理测绘学方面，康熙帝曾命耶稣会士以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度测绘法，到全国各地测绘，制成《皇舆全览图》，参与其事的中国学者也掌握了其测绘法。西方数学知识传入中国，中国有不少学者学习掌握，有些人还有所发展与突破，明安图、李善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工业技术、器物制造如钟表、洋枪洋炮、轮船、铁路、印刷以及电器方面的电灯、电话、电报等，也在清中期或后期传入中国。

清代医学的重要成就，是温病学理论的建立及其临床应用，对瘟疫等传染病，纠正了以前在病因认识上的错误，得出是由感染所致的认识。清代医界，也因这种理论的确立与实践，出现叶桂、薛雪等四大温病学家。另外，产生于明中期南方某些地方的人痘术，也在清代推广到北方，清代皇帝还把这种医术施用于蒙古地区。经传教士的西传，中国的人痘术在英国发展为牛痘术，又于嘉庆时传到中

国，晚清时期，南北方出现很多牛痘局。种痘防治，是清代抵御天花传染的重大成就。再有，鸦片战争以后，西医又传入中国。

近代新闻报刊业的发展，是清代社会的重要事件。最早的近代报刊是由传教士创办。戊戌变法运动兴起后，中国近代报刊的兴办出现高潮，变法失败后，很多报纸一度停刊。此后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立宪运动兴起，报刊业再次发展。当时的报刊，既有官方官报，又有民间所办之报，这些非官方的报刊，在宣传西方政治学说、制度、揭露官场腐败、唤起民众觉悟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历史特点

一、满汉矛盾——有清一代满族统治者和汉族的矛盾一直存在，但是这种矛盾在呈弱化趋势。

清朝是满族以军事征服建立对全国统治的，在清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又实行剃发、易衣冠及圈地、投充、逃人法等一系列政策，使汉族遭遇重大灾难，尤其是强制推行剃发令，以剃发作为屈从满族统治的标志，极大地摧残汉民族成员的自尊心。以后康雍乾时期所兴起的文字狱，也有残酷打击、震慑汉人士绅民族意识的用意。此外，官场中的“首崇满洲”政策，满人入仕、升迁赋予特权，汉官受到压抑，八旗兵待遇高于汉人绿营兵，又都造成满汉隔阂。凡此造成的满汉民族矛盾、隔阂，长期存在于清代社会。满汉民族矛盾，清初尤为尖锐。南北方也有差别，南方较北方强烈。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族统治者又着意笼络汉族官绅士人，实行减轻百姓赋税负担等所谓“爱民”政策，这种矛盾才逐渐缓和，但并没有消失，清后期南方的一些反政府活动及起义，仍以反满之所谓“驱除鞑虏”为号召，就反映了这种矛盾的存在。同时又应看到，作为国家的清王朝，又不完全是满族统治者单一组成的国体，并非满族单一民族之国家，而是以满族为统治主体，联合汉、蒙等民族统治者共同组成，历史的发展导致民族间在国家这一大范畴之下进一步融合，汉、蒙、藏、回等民族对满族主体统治的民族联合性国家接受并认同，清王朝之国家，也发展为更多民族为国体的中华民族国家，在这一大前提及客观历史条件下，满汉民族矛盾也发生变化。当初满族征服中原之时，满汉民族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乃至与明王朝统治者水火不容的李自成、张献忠余部势力，也联合南明一致抗清。当满族为主体的清王朝立足中原，成为统治全中国的王朝国家，更多的汉民族士绅民众逐渐现实地承认与接受满族对国家的

主宰，赴科举以仕清，或应特科，以服务于国家。即使清初抱有强烈民族气节坚决抗清的士人，思想观念也不无变化，有的仍采取不合作态度，有的则囿于国家、君臣大义，或本人，或子弟、门人配合国家的某些文化活动。其后所发生的反政府起义等，汉官、汉人武装绿营及其他少数民族军队，是参与镇压的重要武装力量，咸同之时的太平天国运动，又主要是被汉人官僚曾国藩等组织的汉人军队消灭。当清朝遭到外来侵略之时，无论满、汉以及蒙古等少数民族，都一致对外，保卫中华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清末民初，还出现汉人官僚士人为满族皇帝守陵，为逊帝复辟无望而自杀的现象，当时的社会，对汉族官绅这种忠于满族皇帝、清王朝的行为，也不再出现从汉民族气节方面去评论他们的社会舆论。

二、清代边疆民族地区统治更直接、深入，多民族凝聚力显著增强，版图扩大、边疆统治长期稳固。

长城以外边区民族问题的解决，使历代困扰中原王朝的所谓“北患”问题至清代而结束，长城也失去以前的防御作用，中原、塞外联为一体，这是中国古代王朝及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是以前汉族王朝从未做到的。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也较少汉族王朝的“华夷之别”观念，与其他少数民族易于接近联合，主动地与蒙古贵族领主长期联姻，主动招徕笼络藏、蒙民族宗教首领，对少数民族首领封以高爵，并实行年班、围班等制度，加强联系，增进情感，就是这方面的诸多体现。满族统治者实行的这些有异于汉族王朝的措施，对密切民族关系，增强边疆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具有积极作用。清朝还设立专门管理边疆与少数民族的理藩院，是以前汉族王朝没有的特殊机构。

三、有清一代，君臣中落后的主仆等级关系广泛存在。

在满族社会中，落后的主仆等级关系广泛存在，主仆等级观念强烈，在满族观念中，皇帝就是“主”，臣僚就是“仆”，君臣关系因而具有主奴性，皇权专制具有极端性。处于仆从地位的官员对主子皇帝唯诺服从，主子皇帝的至尊威严要绝对维护，因而清代极少有像唐、明等朝指摘皇帝行为过失、甚至集体极力诤谏的现象。专制皇权造成的某些行政失误，得不到及时纠正，不少情况是只有等老子皇帝死后，才由新继位的儿子皇帝改正，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皇帝继位之初实行的纠偏、新政等，都属这方面情况，而老皇帝在位时造成的损失，却是无法弥补的。主奴性的君臣关系，也压抑臣下职能的发挥，因而清前期也很少有政治作为

的名臣，直到同治以后才有所改变。

四、对往代政治经验、教训的吸取及政治制度的集成与发展

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统治中原广土众民的汉族，满族皇帝常具忧患意识与危机感，尤其是清前期，因而异常重视对往代汉族王朝高度发达的统治经验、教训等等政治文化的汲取，处于中国王朝时代末期的清代，也为满族皇帝提供了得以集历代统治经验、教训之大成的历史条件。清代皇帝异常重视对皇室、宫廷人员、皇族的管制与约束，实行严厉的皇家家法、宫室制度，因而清代基本上内无宦官之祸、外戚乱政，清帝改历代的公开立太子为密建皇储制，又避免了以前的皇子竞争、太子与皇帝之矛盾及由此而引起的朝政混乱。清代不将宗室、皇子分封地方，则避免了地方宗藩反乱，没有出现往代诸如七国之乱、八王之乱、靖难之变等造成大规模动荡的宗藩反叛。因而清代宫廷内乱减少，朝政相对清明，国政相对稳定。此外，清代皇帝鉴于明代宗禄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皇庄王庄侵蚀民田造成社会矛盾等教训，实行宗室王公爵位降袭制、皇家子孙在小范围地域内旧有庄园中分拨庄田的制度，消除了明代的这些弊端。以上制度、措施，有利于治世的形成与延续，社会的稳定。

五、西方因素对清代政治产生影响

清朝政治与往代王朝另一不同特点，是晚清时期在西方影响下，政治制度的诸多变化。官制方面变化最大的，是引进西方政治理念，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以及学部、农工商部、度支部、邮传部、民政部、陆军部、海军部。这些都是传统王朝官制从未有过的新事物。清末又实行立宪，设立资政院、责任内阁、地方咨议局，这些属于近代国家性质的机构，虽然设置时间很短，有的还只是筹备、初设，但却是中国古代王朝体制在性质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对以后的民国也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