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译认知过程中_deverbalization_的认知诠释

译论研究

口译认知过程中“deverbalization ”的认知诠释

许明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迄今为止，国内外译界还未对“deverbalization ”，即“脱离源语语言外壳”，这个口译过程中“显而易见”的翻译阶段做出科学解释。本文在追溯“deverbalization ”的理论根源、归纳总结国内外译界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基础之上，剖析了“deverbalization ”所面对的实质性问题，并结合认知心理学中语言理解和认知语义学中“认知常量”的相关理论，模式化了同声传译和交替传译理解过程中的语义表征模式。在此基础之上，本文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进一步阐明了“deverbalization ”过程中“意义”的存在形式、界定了该过程与口译理解的界限、规范了该过程的认知特征和发生机制，最后点明了对“deverbalization ”进行认知诠释的意义。

关键词：口译认知；deverbalization ；同声传译；交替传译；话语理解；认知语义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3X(2010)03-0005-07

Deverbalization 是巴黎“释意理论”学派的核心。根据该理论，在口译过程中，在话语理解和译语再表达之间，“意义”会“脱离”语言的具体表达形式而独立存在。从deverbalization 的提出到现在，国内外译界还未能对此阶段做出科学解释。本文将从跨学科的角度出发诠释并规范口译认知过程中deverbalization 的存在形式、界定范围、发生机制和科学定义。

达的过程。口译的实质在于感知X 语言所表述的话语并把握其“意义”，然后再用Y 语言对源语意义进行再表达（ibid: 73）。因此，在口译过程中，在源语感知和用译语对“信息”进行再表达之间存在一个deverbalization 阶段。在此阶段，译员需要完成口译过程中呈现的可感知因素（sensible elements ）和认知因素（cognitive elements ）的即时归纳整合（immediate synthesis）（ibid: 10）。

关于口译过程及deverbalization 阶段所涉及到的认知机制及其运作模式，释意理论稍有触及。该理论认为，口译过程主要涉及瞬时记忆和短期记忆两种记忆。瞬时记忆主要负责处理语音输入（phonological input ），其处理能力在7至8个单词之间，处理后的词汇能在瞬时记忆中持续2至3秒的时间。短期记忆主要负责存储“脱离语言形式支持”（linguistic formal support）的语义因子（semes ），该记忆是语义记忆的基础。在口译过程中，话语信息（通常是包含7到8个单词的字符串）将首先被输入瞬时记忆，这些瞬间存储的话语信息而后会在认知补充（转换成语义单位，后，范围，来在20031. Deverbalization溯源

Deverbalization 的概念源于巴黎高级翻译学院（ESIT ）Seleskovitch 和Lederer （1984）两位翻译学家所创立的“释意理论”，是其核心概念之一。“释意理论”创立之初被称为“意义理论”（théorie du sens）（Seleskovitch, 1975, 1978; Lederer, 1981a ）。在“意义理论”中，Seleskovitch （1975）首先提出口译过程中存在一个deverbalization 阶段。在接下来的论著中，Seleskovitch （1978）及Lederer （1981a ）先后提及deverbalization 的概念。Lederer （1981b ）曾试图用conceptualization 的术语来替代deverbalization 。但最终，在“释意理论”中，Seleskovitch 和Lederer （1984）还是采用deverbalization 这一术语来表述口译过程中话语“意义”“脱离源语语言外壳”而独立存在的这一阶段。

“释意理论”认为，口译不是从源语到译语的直接转换，而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之上的再表达”（Seleskovitch & Lederer, 2001: 19）。口译过程类似于在单一语言交际环境下展开的理解和再表

ovitch 与Lederer 对deverbalization 的相关表述方式做了改进。他们把口译的理解过程表述为“思想”（ideas ）或“意义” （meaning ）在大脑里的“感知和升华”过程。他们认为，在口译过程中，话语形式随着话语所表述的“思想”或“意义”的形成而逐渐消失，话语“意义”最终“脱离源语语言外壳”在大脑意识里形成一种存留状态（我们简称为“意义”潜留状态）（Seleskovitch & Lederer, 2003: 41）。而且，此阶段的“意义”跟记忆有关。在口译过程中，译者需要通过“回忆”才能将其转化为自己“欲表达的内容”（ibid: 221deverbalization ）。这些全新的表述形式反映了两位翻译家在认识上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开始注意到deverbalization 阶段“意义”的形成过程、表现形式及其与记忆的关系，把 deverbalization 的定义提升到了一定的认知高度。

结合这些最新进展，Seleskovitch 与Lederer 从

交际学的研究途径出发，分四步分析了“释意理论”框架下的“口译链”（ibid: 220-222）。该“口译链”以口译的整个交际过程及该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交际角色（包括发言人、译员和话语对象）为基础，阐明了口译交际过程中不同的话语处理情况，表明了deverbalization 在口译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据此“口译链”，我们可以演绎出如下口译交际流程图（参看图1）。

图1: 从Selescovitch & Lederer (2003) 《口译推理教学法》

中演绎来的口译交际流程图 (pp. 220-222)

我们注意到，在此“口译链”中，Seleskovitch 与Lederer 并没有将听众理解过程中的deverbal-ization 与口译译员的deverbalization 区分开，以次使用了这一概念。此阶段的界定比较模糊，

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待进一步发掘。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译界对口译心理过程和认知过程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真正对口译认知过程进行跨学科研究的论著很少。国内译界对“释意理论”中“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的相关研究还仅局限于探讨该阶段对口译教学实践的指导意义。

在国际译界，Isham （1994）使用心理学实验的方法，通过研究同声传译过后译员对语句形式的记忆效果来验证deverbalization 阶段是否存在。Isham Sign Language 的研究发现，for 相对于从英语到the deaf ）的翻译过程而言，ASL （American 译员在完成从法语到英语的口译过程后对话语语句形式的记忆效果较差。Isham 认为，译员在两种翻译过后对话语形式记忆效果的差别侧面验证了deverbalization 存在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差别也

有可能是由于同声传译“表述”过程中所产生的Isham 的研究结果并不能对deverbalization 阶段在口译过程中是否存在作出终结性的结论（Ladmiral, 2005）。

Setton 从认知和语用的角度来研究口译过程。他认为，社会个体要完成不同的语言任务需要具

备并且调动不同的语言处理能力。在他提出的“口译基本能力和子过程框架图”模型中，译员在口译过程中至少需要具备三种能力（Setton, 2002: 17）：感知表述能力、语言处理能力（包括语法和词汇）和高级认知活动能力。其中，第三种能力具体包括范畴化（categorization ）、形式匹配（pattern matching ）、推理、猜测和规划等能力，这些能力又被Setton 进一步划分为推测推理能力（deduction-inference ）和元表征能力（metarepresentation ）两种关键能力。在Setton 的口译模型中，没有单独用来表示记忆的模块。Setton 认为，在记忆中所完成的操作，都是依赖于表征和元表征能力来完成的。在此类操作过程中，译员根据映像的抽象程度、持续时间和可重建性将它们标签、标记并分类（ibid: 16）。周期性记忆、语义性记忆和隐性记忆等记忆是以此类标志着不同时间、从属和结构关系标签的映像的形式被调动处理的。Setton 在自己的口译过程模型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及deverbalization 的阶段，但是他对高级认知处理活动能力尤其是对表征和记忆关系的笼统介绍可以看做是对deverbalization Ladmiral 第阶段认知活动的一个初步解释。

一个从多学科的角度深入研究

了deverbalization 的相关问题。他指出，翻译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源语和译语之间的“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 ）

，而deverbalization 是从源语到译语的一个跳板（2005: 473）。他认为，翻译过程中没

“语音干扰”造成的。（

有地方来安插deverbalization 这样一个“独立”的“中间阶段”。他将翻译过程比喻为三个分割点所确立的两个连续的矢量线段（ibid: 476）。这三个分割点分别为话语录入的开始，“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的“意义”和译语表达的结束；两条矢量线段分别表示源语的理解及译语的再表达（ibid: 477, 478）。Ladmirale 认为，不管口译交际过程是两段的还是三段的，所有的翻译交际活动都涉及到一个deverbalization 的过程 (ibid: 478) 。这个过程实质上是在心理层面或认知层面展开的，是话语信息从话语语言层面到心理认知层面的过渡。Deverbalization 的功能在于完成信息的概念化，同时将信息从瞬时记忆传递到语义记忆。此外，“意义”是不可能没有相关支持而独立存在的，因此“意义”在deverbalization 阶段的存在形式及其本质需要确定 (ibid: 473)。

Mouzourakis （2005）认为“释意理论”所倡导的deverbalization 对于译员培训的教学价值应该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释意理论”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机制来解释deverbalization 的发生过程。为了解答deverbalization 在口译实践和口译理论中是否有效，Mouzourakis 从观察“释意理论”提出时的主导语言理论（即将语言视为一种符号系统）入手，结合Kintsch 和V an Dijk 提出的语篇理解与话语理解模型及Wilson 和Sperber 提出的关联理论，来探讨deverbalization 的可能性发生机制。Mouzourakis 的研究为deverbalization 的解释提出了一个可能性的理论框架，但其理论基础比较陈旧，并没有结合口译实践对deverbalization 进行详细解释。

3. Deverbalization所面对的实质性问题

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讲，deverbalization 是Selescovith 与Lederer 两位翻译家在译学方兴未艾阶段提出的一个具有跨学科性质的超前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大大超越了当时人类对语言及其语言理解过程的认识。

3.1 Deverbalization在口译过程中的存在状态

在“释意理论”中，deverbalization 起初是作为口译过程中一个与源语理解和再表达并列存在的独立阶段提出来的（Selescovitch & Lederer ，1984）。但在2003版的《口译推理教学法》中，他们倾向于将deverbalization 看做是一种“意义”在大脑意识里的存在状态（Seleskovitch & Lederer ，2003: 41）。“释意理论”在deverbalization 前后表述上的改进涉及到deverbalization 的界定及其与话语理解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实质上就是Ladmiral （2005）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的口译过程应该是两段论还是三段论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必须将口译过程中的动态处理过程和静态处

理结果区分开，同时将不同处理阶段的处理对象，即将话语信息或“意义”的不同存在形式考虑在内。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Deverbalization 到底是一个话语信息或“意义”的动态处理过程还是理解之后形成的“意义”的一种静态存在状态？如果把deverbalization 看做是一个动态处理过程，就需要阐明此阶段包含哪些话语信息或“意义”处理过程，同时将其与源语理解和译语生成界定开来；如果将deverbalization 看作是动态处理过程所形成的静态处理结果，只需阐明其“意义”的存在形式即可。而决定这两者取舍的关键在于deverbalization 在口译过程中实际对应的认知处理活动。只有将口译的整个话语处理活动放在认知的视角下才能最终界定deverbalization 这一概念。

3.2 Deverbalization与口译理解过程的界定

在口译过程中，话语理解是实现口译交际目的的首要前提。但是，以翻译为目的话语理解与普通交际环境下的话语理解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两者在某些层面是互通的，在有些层面却大不相同。而这些不同的层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认知主体在话语处理过程中的认知去向和认知机制的运作方式。

口译理解过程是受口译交际环境限制的一种特殊的话语理解过程。与普通环境下的话语理解相比，该过程也具备主观性和个体性，也是译者管理调动储备知识、主观构造认知映像、对多渠道、多模式信息进行认知整合和加工处理的心理过程。但是，以口译为目的的话语理解过程，不是为了在长期记忆中建立起连贯的心理映像、储备知识，而是以在有限的交际环境下顺利实现双语转换为首要任务。

Deverbalization 作为口译过程中话语理解之后一个紧密相连的认知过程，无论是作为一个动态的处理阶段还是作为“意义”在某一时刻的一种静态存在状态，都将直接受到话语理解结果的影响。话语理解结果将直接决定deverbalization 的界定及其“意义”在此阶段的存在形式。因此，作为译学的一个专业术语，deverbalization 的定义不应该仅仅突出“意义”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的表现形式，还应该强调其在口译交际环境下的特殊性及其对展而来的，signifier （

基础上建立的词汇和句子的表层含义。而“意义”则是指译者在特殊的、具体的上下文（context ）和话语环境（situation ）中阐释理解的话语的意思。该“意义”是通过同时在语言层面与超语言层面进行的话语理解活动来完成的。语言符号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译者进行解码的基础，但在解码过程中译者需要将理解过程融合到一个完整的交际过程中来，结合话语的生成环境，包括交际环境、话语环境、上下文环境、表述环境、社会文化环境、话语的语用功能等因素，来对话语信息进行全方位的理解、阐释。

“释意理论”从语言学和交际学的角度出发对“意义”的解释和定义并不能满足话语信息的认知处理需要。话语信息随着口译过程中认知处理活动的展开是在不停地变换着存在形式的。“意义”在不同处理阶段、不同认知机制中的组织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我们需要结合认知语义学的相关理论才能对deverbalization 阶段“意义”的组织存在形式做出解释。

3.4 口译特殊交际环境对Deverbalization的限定

现有的口译认知领域的研究已经证明，口译的特殊交际环境及其实际交际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和困难直接影响口译效果，如同声传译共时表述过程中的表述抑制和语音干扰、交替传译过程中译员与讲话人的交际场景对其理解效果的影响等。同声传译过程中多任务的“共时性”和交替传译过程中多任务的“后时性”对诠释deverbalization 提出了特殊的限定。

在口译过程中，译员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和认知资源范围内高效地完成口译交际任务。这就涉及到一个译员在特殊的口译交际环境中要完成口译交际任务需要进行多深的语义处理的问题。绝大多数情况下，译员的处理须既能满足口译的功能性需要，又不能超越口译特殊交际环境所允许的范围，更不能超过译员可支配的认知资源。要解决该问题，不仅要阐明口译理解过程中不同的语义处理阶段，还需要结合口译的特殊交际环境及译员在口译过程中调动的认知机制和认知处理活动来综合阐述。

的理论框架

认知语义学deverbalization 一个多层次的动态交互过程。该交互过程的最终目的是在长期记忆中建立一个连贯的心理映像(Kintsch, 1998) 。在最表层，话语接收对象需要感知语言符号的音、形特征，并在记忆中进行编解码。这些语言符号所形成的记忆痕迹并不稳定，且很快消失。在超越话语表层符号的层面，读者需要在“逻辑分句”（proposition ）层面进行解码，同时借助推理在他们之间建立起连贯的局部联系（local coherence ）。此步骤之后，更多的信息将会被更长时间地存储在记忆中。但是，在“逻辑分句”层面建立起来的映像并不能保证理解的最终结果。话语接收对象需要利用自己长期记忆中的主题知识和百科知识来补充“逻辑分句”所提供的语义内容，以建立起一个超越话语表层的、整体上连贯（global coherence）的心理映像。这个整体上连贯的话语映像可以储存在长期记忆中，成为情景模型（situation model ）(Kintsch & van Dijk, 1978; Graesser, Singer & Trabasso, 1994)。

认知语义学范围内基于“认知常量”（cognitive deverbalization invariants ）的语义生成和语义组织理论为诠释

过程中“意义”的存在形式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依据。认知语义学认为，人类的语言使用一些基本语义类别，如事物、状态、事件、动作等，及因果关系、时间关系、从属关系等来组织构建话语“含义”（signification ）（Le Ny, 1989: 163）。这些语义类别构成认知主体的“认知常量”，这些“认知常量”是人类认知系统用来感知、表征外部世界的基本概念类别。这些语义类别具备个体性且由个体的认知特点来决定。相对于“逻辑分句”而言，这些“认知常量”是高层次的认知类别。在话语理解过程中，话语映像的构建是从话语理解的基本单位“逻辑分句”开始、一层层来实现的。在“逻辑分句”的基础上，认知主体构建事件、状态、动作等基本语义类别，并通过时间关系、空间关系、因果关系、从属关系等联系将这些基本语义类别进一步组织起来，形成宏观事件、宏观状态和宏观动作等更高层的语义单位。（Denhière & Baudet, 1992）

口译是一个系统的、策略性的话语信息处理过程，该过程涉及到的认知机制及其认知运作模式十分复杂。Deverbalization 的认知诠释需要结合认知心理学提出的认知机制的原始理论模型和口译的特殊交际环境来综合解释。该过程所涉及到的认知处理机制主要有：视觉、听觉器官接收到听觉或视觉刺激信号后所形成的感知记忆（从理论上讲，只能持续300 毫秒）；信息处理过程中用于短期信息存储和信息加工的工作记忆（包括音位圈、视觉空间板和“周期性缓存”三个子系统）（Baddeley & Hitch, 1974; Baddeley, 2000）（参看许明，2008:

19）；由用来保留处于激活状态的“信息提取线 索”（information recuperation cues ）的短期工作记忆和用来联系这些“信息提取线索”和长期记忆的“信息提取结构”（information recuperation structure ）这两大要件构成的长期工作记忆（Ericsson memory ）和周期性记忆（periodic memory ）构成& Kintsch, 1995）；主要由语义性记忆（semantic 的、用于存储语言知识、百科知识和主题知识的长期记忆。Deverbalization 的认知诠释需要协调上述各认知机制之间的关系。

口译的理解过程是长期记忆内知识的激活过程。知识在长期记忆中是以语义网的形式存储、Quillian, 1969）。语义表征是知识激活的基本形式，“逻辑分句”或“图式”是认知活动中知识在大脑里的两种主要表征方式。“逻辑分句”是话语理解过程中以语言结构为依托所形成的心理映像。图式（schemas ）是认知个体主观形成的关于某一局部世界的心理映像，是知识的组织方式之一，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推理和记忆方式。话语理解过程中，局部语义网被激活的同时其它相关联的图式也会被激活。话语理解过程中，无论多复杂的话语信息或认知映像，它们最终在长期记忆中都是以被激活的概念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的。话语映像的复杂程度实质上取决于长期记忆中概念的激活数量、语义的处理深度及其概念间组织关系的复杂程度。

觉系统以听觉刺激信号的形式进入译员的感知记忆，并在感知记忆中形成极为简短的印痕。进入感知记忆的刺激信号，经过选择注意力的筛选被传输到工作记忆。在工作记忆中，译员首先要根据“音位圈”所接收到的听觉刺激信号的语音特征及长期记忆中激活的语言符号系统对语言符号进行认定。待语言符号认定后，译员须结合长期记忆中存储的语言系统对语言符号进行解码，并激活相应的语义特征。语言符号的语义特征激活后，译员须根据语言符号的语义特征，在7至8个字符范围内，找到相关语言符号间的“述谓关系”，完成“逻辑分句”的划分，并结合长期记忆中的百科知识完成这些进一步筛选后，译员将会在工作记忆（或短期工作记忆）内完成对部分“逻辑分句”的最后一步操作，即找到“逻辑分句”间的“主谓关系”，生成相应的事件、动作或状态等高层次的语义映像。与此同时，译员会有选择性地同步激活长期记忆内相关的背景知识和图式。在译员需要和同声传译实际交际情景允许的情况下，译员会对这些生成的高层次的语义映像在长期工作记忆中进行“关系组合”，即找到这些事件、动作或状态间所维系的结构关系，如时间关系、空间关系、逻辑关系、因果关系等，进一步形成宏观事件、宏观动作和宏观状态。这个（或几个）在7至8个字符基础上形成的宏观语义单位是同声传译交际条件限定下译员认知能力所允许的最大的语义单位。这个（或几个）宏观上的语义单位以关键的概念信息及其特有的组织结构为基本组成部分。这些关键的概念信息及其特有的组织结构在长期记忆中有两种对应方式：一是与译员语义性

通过“激活扩散”的方式来传播的（Collins & “逻辑分句”真假命题的判断。经过选择注意力的

5. 同声传译及交替传译认知过程中

deverbalization 的认知诠释

为了能从根本上解决deverbalization 所要面对的四个根本问题并规范deverbalization 过程，我们须从观察同声传译和交替传译理解过程中的语义表征模式入手。此观察过程主要遵循两条线索：其一，信息（或语义）在不同处理不同认知机制在处理不同信息时的相互作用方式，具体来讲，短期缓存系统和长期储存系统内完成的感知、缓存、记忆、存储、激活、提取等认知活动。

5.1 同声传译和交替传译理解过程中的

语义表征模式

同声传译的理解过程（参看下页图2）是从译员对发言人的话语感知开始的。发言人将自己欲表达的内容转换成话语语音流。话语语音流经过译员的听

记忆中处于激活状态的“结点”和“连线”相对应；二是与周期性记忆中激活的图式内容（或概念）和图式结构相对应。

除去基于语言层面的直接转换外，同声传译的整个理解过程就是在上述阶段的基础上往复循环来实现的。在每个工作记忆所允许范围内的语义处理循环结束后，译员会在开始另一个循环的同时，开始转换并用译语表述所形成的语义映像。整个口译理解过程可以分为词汇处理、语义处理和知识激活三个组成部分。其中，词汇处理和语义处理构成同声传译理解过程的两个阶段。前者所囊括的范围从话语感知开始一直持续到语言符号的语义激活。后者所囊括的范围从寻找“述谓关系”开始，到形成高层次语义单位或宏观语义单位结束。知识激活是指在上述两个处理阶段中所有在长期记忆内展开的知识激活、调动、组织等认知过程。在理解过程中，知识激活是与其它认知活动协调展开的，所激活的知识类型、知识结构和知识范围受认知活动、交际目的和交际环境的限定。知识激活为词汇处理和语义处理提供语言知识、百科知识、图式框架等认知补充，是词汇解码、语义切入、语义构建的前提，是生成话语映像、构建宏观话语信息的必要组成部分。

在循环过程中，译者可以根据话语接收效果、信息密度、信息重要程度、交际需要和可支配的认知资源来动态调整自己的语义处理深度和翻译策略。比如，可以对未听清的话语加大话语接听范围，浓缩表达过程中的语义内容；可以对信息密度大的话语信息进行较浅的语义处理，且尽快传送出去，以避免影响其他同步的认知活动；可以对相对不重要的信息，进行基于语言层面的直接转换等。无论译员的表述基于怎样的语义处理深度，从哪一个语义层面开始，译员除了保证同声传译的正常运转外，还要通过不同的策略需要保证“意义”的连贯性。

在交替传译理解过程的各轮认知循环中，从话语信息的感知到事件、动作或状态等高层次语义映像的生成都与上述同声传译的各步骤相对应。不同的地方是，在各轮循环形成了相应的高层次语义映像之后，译员必须继续进行相应的宏观语级级深从认知机制的角度来看，交替传译过程中同一处理循环内部宏观语义单位的构建和各循环之间更高层次宏观语义单位的构建都应该是在长期工作记忆内来完成的。在用译语表述的过程中，译员从短期工作记忆中处于激活状态的“信息提取索引”入手，按照长期工作记忆中储存的“信息提取结构”，即高层次宏观语义单位和宏观语义单位间的结构关系，来完成整段话语信息的激活和提取，并根据话语接收对象及其译语的语言习惯作出适当的调整后，选择恰当的译语表达出来。

5.2 Deverbalization的存在形式、界定、定义

和发生机制

结合上述同声传译和交替传译理解过程中的语义表征模式，我们可以发现，如果采用Selescovitch 及Lederer （1984）对 deverbalization 的原始定义，即强调“意义”脱离具体语言表达形式的支持而独立存在的特征，口译过程中的deverbalization 须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动态处理阶段，该阶段的开始位置应该是按照“主谓关系”和特定结构组织起来的“逻辑分句”，即状态、事件、动作等高层次的语义单位，其截止阶段应该是在7至8个字符基础上形成的宏观事件、宏观动作及宏观状态等宏观语义单位（同声传译）或者更高层次的宏观语义单位（交替传译）。因此，可以说，除去专有名词、数字等特殊情况外，状态、事件和动作等高层次的语义单位、宏观语义单位（同声传译）和高层次的宏观语义单位（交替传译）是deverbalization 阶段的基本存在形式（而非唯一）。“逻辑分句”间的主谓关系，事件、状态和动作间的结构关系和宏观语义单位间的组织关系构成该阶段“意义”的主要存在特征（而非仅有）。但是，遵循此逻辑，我们可以发现，相对于同声传译和交替传译的整个认知理解过程而言，deverbalization 开始之前的认知处理过程不等同于口译的理解过程。如果按照我们对deverbalization 的阶段划分，该阶段所囊括的语义处理过程只能看作是口译理解过程的高级处理阶段。这时，deverbalization 作为译学的专业术语只能被定义为在语义层面和其他话语层面展开的、以满足口译特殊交际条件下的功能性需要为目的的高级认知处理过程”。而此时的口译过程就变成了Ladmiral 2005）所提出的只有源语理解和译语再表达的两个阶段的两段论，这个定义不吻合口译实践。

但是，如果按照Selescovitch 及Lederer （2003）对deverbalization 的最新表述倾向，即强调deverbalization 是理解之后所形成的“意义”在大脑意识里的一种存留状态，那deverbalization 只能

“意义”在口译“口译理解过程中话语信息脱离语言形式支持后，（

看做是“意义”的一种静态存在状态，该状态从译员完成相应的、能满足特殊交际环境下口译的功能性需要的语义处理层开始，到开始根据话语对象和译语环境对“意义”进行转换时结束，中间还有可能掺杂其他话语信息和语用信息的处理过程。该状态下的信息是在长期工作记忆内存储的。“意义”在此状态下的存在形式与译员开始表述前所进行的语义处理深度有关，其对应范围从事件、动作、状态等高层次的语义单位（同声传译），到宏观语义单位（同声传译）或更高层次的语义单位。在此状态下，如果结合Selescovitch 及Lederer （1984）对deverbalization 的原始定义，我们可以发现，从“脱离源语语言外壳”到“意义”最终在长期工作记忆内形成一种存在状态，中间不仅间隔好几层的语义处理过程，而且还可能掺杂语义信息与其他话语层面，如语调、节奏等所表现出来的话语信息和语用信息的整合过程。也就是说，在deverbalization 状态下的“意义”具有“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的性质，但该状态下并不能囊括话语信息“脱离源语语言外壳”后所有的认知处理活动。两者之间的矛盾只能允许我们选择其中的一个。如果坚持“释意理论”对口译过程三段论的假设，我们只能选择deverbalization 作为“意义”在长期工作记忆中的一种存在状态。此时，既能保持“释意理论”的三段论，又能保持理解过程的完整性。而deverbalization 只能被定义为“口译过程中，译员为完成特殊交际条件下的功能性需要、在整合语义信息和其他层面的话语信息和语用信息的基础上，在长期工作记忆内形成的、以高层次语义表征或多层次宏观语义网络为基本存在形式和主要存在特征的意义存在状态”。此定义较吻合口译实践，且与相关口译理论相照应。

6. 研究意义及展望

对口译过程中deverbalization 进行认知诠释的目的在于：界定deverbalization 与口译理解的界限，规范其认知特征和含义，验证其在口译认知过程中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从跨学科的角度丰富口译理论研究的内容和方式，揭示完整的口译认知过程，为解释各种口译现象和口译问题提供认知理论支持；此外，加强口译理论对口译教学和口译实践的指导作用，开辟符合口译认知规律的口译认知教学法。

*本文为北京语言大学院级项目“口笔译认知过程中双语转换的心理媒介”的研究成果。谨向对本论文提出宝贵建议的刘和平老师表示诚挚的感谢。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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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English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Deverbalization in Conference and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 Cognitive View

by Xu M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p.5

,

“théorie interprétative de l interprétation,” deverbalization has not yet been Abstract: Though a key concept in the

elaborated precisely by translation scholars. In an effort to shed much-needed light on this often misunderstood term, the sources and reviewing available literature on the issues it has generated. Drawing from what the theories of cognitive present paper subjects deverbalization to a close examination, tracing its conceptual development back to the original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emantics have to offer in this respect, the author proposes two models for conceptualizing the An account of how meaning is represented during the deverbalizing process is also given. discourse comprehension; cognitive semantics

way semantic organization takes shape in the comprehension processes of simultaneous and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cognitive process; interpretatio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deverbalization;

Pragmatic Inferential Mechanisms Undergirding the Translational Process

by Chen Kefang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China) p. 12

Abstract: Synthesizing resources offered by different pragmatic theori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relevance-based model of pragmatic inference and applies it to a reexamination of how culture-loaded words and expressions have been translated.

The study lead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ly-systemic framework for better describing the translational process. Within enjoy a subjective status, whether an analysis of the target audience is called for in preparation for translation, or whether

such a framework, it is possible to attack with fresh vigor such recalcitrant issues as to what extent translators should

having multiple target-language versions of the same source text is justified.

Key words: relevance theory; pragmatic inference; translational process; optimal relevance

Some Principles in the Criticism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by W ang Guim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China) p. 17

Abstract: Criticism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should avoid basing itself on consideration of surface textual elements only.

,

Rather, the critic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not just the translator s affective state and poetic conception, but also the

historico-cultural milieu in which she functions. An adequate understanding of how and why the target text coincides with sensitivity to the cultural context, the critic must also strive to empathize with the translator. For an illustration of what

,

counts as good criticism in this area, the often contentious evaluations of Ezra Pounds translation are reviewed as a case in point.

Key words: and differs from the source text in all applicable terms is a sine quo non for conducting the criticism. Besides showing a

Recent Renditions of The Analects and Their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in the West

by W ang Yan （Abstract: Numerous new translations of The Analectsbent or a textual-historical orientation in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urce text,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