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贸易政策的国内政治经济学

第二节 贸易政策的国内政治经济学

贸易政策制定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点，受一国内部政治和经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贸易政策的国别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国各种利益集团政治角逐的结果，政府决策的目标也并非总是社会福利最大化。

一、中点选民模型

梅耶(W. Mayer 1984) 用H-O模型和特定要素模型分析了长期和短期两种情形下，一国的实际关税是如何在多数投票规则下由要素所有权的分布决定的。[2]在两部门、两要素的H-O框架下，如果中间选民资本拥有量低于平均量，贸易政策会偏好劳动力(与资本相对应)，这意味着资本密集国家的贸易政策会抵制贸易，因为根据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贸易限制会增加H-O框架下稀缺要素的收入，资本密集国家就会实施进口关税而资本稀缺国家会实施进口补贴。列维(P. L. Levy 1997)用梅耶的多数投票模型解释贸易政策的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的关系。[3]

中点选民模型(median-voter approach)假设政府是民主产生的，政府决策时就必须考虑如何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所谓中点选民的意见一般表现为两种意见之间的观点。以中点意见为界，一边更为保守，另一边更为急进，且两边人数基本相等。政府决策的重要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地选择靠近中点选民意见的政策，因为决策者通过制定满足中点选民的政策将使重新当选的机会最大化。如果大多数选民预期从某一政策中获益，那么重点选民就会支持这一政策的制定，决策者就会考虑采取此项政策。

图15-2 中点选民模型

如图15-2，假定在一个国家有两个相互竞争的党派，政策变量为关税率水平。每位选民按照自己的偏好对某项政策的预期收益和成本有一个评价，所有选民对其偏好的关税率水平的高低进行排列后得到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即政治支持曲线。如果一个党派提出高关税率tA，那么另一党派就可能通过提出另一较低的关税率tB而赢得大部分选票。政治竞争迫使两个党派都提出接近于tM的关税率，而tM正是中点选民偏好的关税。

[2] Mayer, Wolfgang (1984), “Endogenous Tariff 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4, No. 5,

pp.970-985.

[3] Levy, Philip L. (1997),“A Political-Economy Analysis of Free-Trade Agreemen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87, No. 4, pp. 506-519.

中点选民模型发挥作用需要两个前提条件：(1)选民对某一政策带来的收益和损失可获得完全信息；(2)选民真正按照个人偏好来投票。

二、集体行动和有效游说模型

中点选民模型的两个条件在现实中往往难以得到满足。在许多情况下，贸易政策满足或者保护的恰恰都是少数人。例如，发达国家保护农产品，而农民战争些国家的总人口都不到10%；钢铁、纺织等发达国家的夕阳工业就业人数越来越少，但受保护的程度仍然很高。这使得中点选民模型以大多数选民的意愿来选择贸易政策的解释缺乏说服力。

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理论为此提供一种解释，认为一种政策是否被政府采纳并不在于受益或受损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是否有效。现实中，各国并不采用直接投票方式来决定贸易政策，而是通过一个被选举出来的代表集团（或政府官员）来决定。这样，各个社会集团就会进行政治活动游说和影响政策制定者，从而使自己所偏好的贸易政策获得他们的支持。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将利益集团分为三种：进口替代部门、出口部门和消费者团体。为了使贸易政策的制定有利于自己一方，假设各个利益集团通过院外活动(lobbying)方式来游说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者。院外活动需要一定的成本，但是并不是每一人都愿意负担这样的成本。在不同社会集团的政治活动中，进口替代部门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群体相比，显然占有更大的优势，只要院外活动的收益大于院外活动的成本，进口替代部门就会积极活动，从而使贸易政策的制定有利于进口替代一方，原因是小集团中的单个人倾向于拥有更大的利益，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因而更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4]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的制定可能会偏离国家整体福利最大化这一目标。在贸易政策的具体选择上，其原则也是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而不一定有利于国家福利。比如在选择进口关税还是进口配额上，从进口替代部门的角度来看，进口替代部门的生产者更情愿政府选择配额而不是关税。

图15-3中，OA是游说成本曲线，假定对特定经济利益集团来说，由于获得关税保护越高越困难，是边际成本不断递增，因而该曲线斜率也逐渐增大。同时，游说成本曲线也反映政治市场上供给者对特定利益集团部门实行附加保护的意愿。但在利益集团组织得更好、游说活动效率提高、或社会支持率高的情形下，游说成本曲线会向下移动。

[4]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图15-3 关税保护游说活动的最优分析

图15-3中，OBC代表游说收入(保护利益曲线)，它代表利益集团从事游说活动带来关税保护产生的价值。关税水平越高，为该利益集团带来的利益就越大，最大值为B，对应的是禁止性关税。关税的增加至少在一定范围具有边际利益，但总体上边际收益递减。关税水平增加到T*时，集团的游说努力为最优。因为在这一点，收益与成本的差异即租金为最大。此外，新组织的利益集团游说的初始成本OA‟很高，而整个成本曲线OA‟A‟‟位于游说收益曲线的上方，表明对一些利益集团而言，寻求关税保护的游说活动并不总是值得的。

决定利益集团集体行动有效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集团中个人利益的大小。所有参与集体行动的个人都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如果某项活动的个人收益小于个人所支付的成本，个人就不会参加这项活动。消费者集团由于人数众多，单个人从反对贸易保护中所得的利益很小，因而不会组织起集体行动。而进口部门生产者成员数目较少，争取贸易保护使单个成员的平均收益更大，因此少数人便成为惟一积极进行游说活动的利益集团。

当集团的集体收益均摊到每个成员时，就会产生“搭便车”(free rider)问题。越是人数众多的大型集团，越是存在着强烈的搭便车倾向，如消费者群体那样。如果大多数人都去搭便车，那么大集团就不会被组织起来。相反，像进口部门生产者那样的小集团更容易克服搭便车问题，形成有良好组织并拥有大量资源的政治集团。这种组织积极地进行支持贸易保护的游说活动，对政府官员施加强有力的影响。

三、政治贡献模型

在民主选举政府的国家里，贸易政策的制定还要受到各执政党支持者的影响。一般来说，每个政党都代表一些特殊集团的利益，而这些利益集团也在竞选中积极支持能考虑他们利益的政党。由于大多数政府政策的目标函数是维护其政权的稳定性，所以对于帮助其当选或连任的利益集团，政府会尽力地加以保护。政府实行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贸易政策是为了对他们政治支持的一种回报。保护这些利益集团本身也就是保护政府本身。

1. 竞选贡献模型

竞选贡献模型(the campaign contribution approach)是解释贸易保护政策形成中的政党竞争的问题。马吉、布洛克和杨格(S. P. Magee，W. A. Brock and L. Young，1978, 1989)提出了正式模型。[5]

假定存在两个政党，在不同的利益集团进行捐献之前就表明自己的政策偏好。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不影响其政策立场，而只影响不同政党当选的可能性。一个政党当选的可能性取决于自己和对方能够得到的捐献数量和双方的贸易政策，而能够得到的捐献数量又受到双方贸易政策的影响。因此，一个政党能够当选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双方选择的贸易政策。假定不同利益集团从不同的贸易政策中得到的收益不同，他们的目标就是最大化收益的期望值，它最终取决于不同政党所采取的贸易政策。求解两个利益集团最大化期望收益和两个政党最大化当选可能性的均衡解，就可以得出两个政党选择的贸易政策。

假定存在一个支持贸易保护的游说集团，通过捐献等游说政府，提高关税，当游说的边际成本等于收益时，其捐献量达到最优水平。得到捐献的政党需要给利益集团以关税保护，[5] Magee, Stephen P., William A. Brock, and Leslie Young (1989), Black Hole Tariffs and Endogenous Policy

Formation, MIT Press, p.xiv.

当关税上升造成的扭曲效应减少的选票等于捐献增加赢得的选票时，政党提供的关税水平达到最优。

利益集团的捐献数量曲线取决于游说的收益和成本，当游说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利益集团从游说中得到的收益达到最大，此时确定一个捐献数量。支持贸易保护的政党提高关税，会造成扭曲，失去部分选票，对追求当选可能性最大的政党来说相当于提高关税的成本；但是，提高关税水平能够得到利益集团的更多捐献，用于说服摇摆不定的选民，也可以增加选票。当扭曲效应造成的选票损失等于选票增加时，政党的选票达到最大化，从而可以得到支持贸易保护的政党的关税水平。

希尔曼和厄斯普伦(A. Hillman and H. Ursprung 1988)在政治竞争中引入了外国利益集团的影响，扩展了马吉等人的模型。他们认为，外国利益集团与国内利益集团一样都通过运动捐献对候选人表达支持，候选人为了当选的可能性最大化也会对外国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做出反应。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作为贸易保护工具，由于关税可能会引起两国冲突，而自愿出口限制则可能对双方是互利的。[6]

2. “保护待售”模型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 Grossman and E. Helpman 1994)建立了“保护待售”(Protection for Sale)模型，解释特殊利益集团如何利用政治资助影响政府贸易政策的选择，该模型也叫“影响驱动模型”(Influence-Driven Contribution model)，是用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贸易政策的最有影响的模型之一。[7]

假定一个小国，不同的居民有相同的偏好，但是要素禀赋不同。政府的贸易政策就是征收关税或给与补贴。每个游说集团，比如i部门，总福利为

Wi(P)≡li+πi(Pi)+αiN[r(P)+s(P)] (15-1)

其中，(P)表示所有产品的价格向量，反映了政府的贸易政策；Pi表示部门i产品的价格，在贸易政策中，它对部门i的福利影响最大；li、αi分别表示部门i的劳动供给和人口占总政府的目标函数(G)为利益集团的捐献额与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加权平均，即： 人口数的比重；N表示劳动的总规模；r(P)为政府对个人的转移支付；s(P)为消费者剩余。

G=∑Ci(P)+αW(P) α≥0 (15-2)

i∈L

其中，社会福利水平可表示为

n W(P)=l+∑πi(Pi)+N[r(P)+s(P)] (15-3)

i=1

在其他利益集团捐献水平给定的条件下，均衡的价格水平使单个利益集团的福利水平和政府目标函数之和最大。通过求最大值，可以计算出部门i的最优关税(或补贴)水平ti0，即： ti0Ii-αL =1+ti0a+αL⎛zi0⎫ e0⎪⎪⎝i⎭当i=1,2,...,n (15-4)

其中，zi0=yi(pi0)/mi(pi0)表示均衡时的国内产出与进口的比例；[6] Hillman, Arye and Heinrich W. Ursprung (1988), “Domestic Politics, Foreign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8, No. 4, pp.729-45. [7]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Protection for Sa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No. 4, pp. 833-850.

ei0=-mi(pi0)/mi(pi0)表示进口需求或出口供给的弹性。

政治家们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而这取决于获得的政治资助总量和全社会的总福利；各个利益集团也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为获得保护而给予政治资助。这是一个两阶段博弈均衡：第一阶段各个利益集团就各自的政治资助水平达成均衡；第二阶段政府在此基础上选择最优的贸易政策。

戈德堡和马吉(P. K. Goldberg and G. Magee 1999)最早用美国1983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伽万迪和邦德帕德亚(K. Gawande and U. Bandyopadhyay 2000)用非关税壁垒作为工业保护的替代进行了研究，认为捐献与贸易流量存在正相关的工业部门组织良好；米恰等人(D. Mitra,

D. D. Thomakos and M. A. Ulubaşoğlu, 2000)对土耳其1983年到1990年的数据研究了贸易保护的形式；麦克米尔曼(P. McMcalman 2004)则对澳大利亚的数据进行了研究。[8]

鲍德温和罗伯特-尼佑德(R. E. Baldwin and F. Robert-Nicoud, 2002)的分析发现，政府通常都有支持衰退行业的动机。[9]扩张行业的租金会由于厂商进入而消散，而对于衰退行业，只要租金不太高，沉没成本的存在就排除了进入的可能性。这意味着衰退行业中的厂商在对政府的游说上会做出更大的投入。因此，并不是政府政策选择了衰退行业，而是衰退行业选择了政府政策。伽万迪等人(K. Gawande，P. Krishna and M. Robbins, 2006)则对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模型进行了扩展，分析了外国利益集团捐献存在的情况下，一个国家贸易政策的问题，其结沦认为，外国利益集团在美国贸易政策制定中起重要作用。[10]

[8] ①Goldberg, P. K. and G. Maggi (1999), “Protection for Sal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5): 1135-1155. ②Gawande, Kishore and Usree Bandyopadhyay (2000), “Is Protection for Sale? Evidence on the Grossman-Helpman Theor y of Endogenous Prote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82, pp.139-152. ③Mitra,Devashish, Dimitrios D. Thomakos and Mehmet A. Ulubaşoğlu (2002), “„Protection for Sale‟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Democracy vs. Dictatorship”,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84, No. 3, Pages 497-508. ④McCalman, Phillip (2004), “Protection for Sale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2, No. 1, pp. 81–94. [9] Baldwin, R. E. and F. Robert-Nicoud (2002), “Entry and asymmetric lobbying: why government pick losers”, NBER Working Paper, No. 8756. [10] Gawande, Kishore, Pravin Krishna and Michael Robbins (2006). “Foreign Lobbies and US Trade Polic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88, No.3, pp. 563-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