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俄国文学史中的多余人现象

浅析俄国文学史中“多余人”现象

19世纪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这是关于俄罗斯贵族青年知识分子的群像。这些人既不与贵族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跳出贵族圈子与人民结合，终日空虚彷徨、无所事事，最终成为了社会上的“多余人”。其主要代表有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奥涅金；赫尔岑小说《谁之罪》里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里的毕巧林；屠格涅夫小说《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小说《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等等。

这些人虽然出现于不同的社会时期，但他们具有明显的共同特征：出身大多为名门豪族，文化教养程度高，头脑聪明且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当时的俄国国情让他们看出了现实生活中的缺陷与弊病，也了解到农奴制下的种种不平与罪恶，他们能隐约嗅到时代潮涌的气息。但这些超前且聪明的人脱离群众，远离革命，性格软弱，既不甘心沉沦到底，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所以只能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这些时代的“多余人”在生活中找不到适当的位置，在社会上无所作为，在现实社会中感到沉闷压抑，在精神上焦躁不安又忧郁彷徨。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们一生当中必然无所事事、毫无作为、空虚无聊，成为“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中间人物。

俄国杰出的文学批评家赫尔岑在评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明确地提出了“多余人”这一概念，并指出：“‘多余人’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他永远不会站在政府一面，还在于他永远也不会站在普通老百姓这一面„”。

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评论“多余人”这一形象：“„这些人常常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和巨大的精神力量，本可大展才华，但却很少作为，或者根本无所事事 „„”。

这些头脑清晰、精力充沛的俄罗斯青年为何要患上“俄罗斯忧郁症”？这些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何以成为无所事事的“多余人”？挖掘他们悲剧人生形成的根本原因，了解“多余人”形象对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是相当必要的。

“多余人”的产生

一、19世纪的俄国历史孕育了“多余人”

文学与时代密切关联始终是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19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正处在一场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生，专制政体与农奴制的弊端已渐露端倪。1812年卫国战争的胜利和1813至1814年的俄军西征大大促进了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有头脑、有文化的人开始放眼世界；同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启蒙主义思想以及国内阶级斗争催生了俄国解放运动，贵族知识分子始终充当着这个时代的思考者和领路人的角色，试图唤醒俄国人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但也由此引发了贵族青年深刻的阶级分化。部分贵族阶级要誓死决裂，竭力摆脱旧文化，要求彻底改革农奴制度；部分贵族阶级死命挣扎，捍卫着旧文化，反抗和破坏着任何革命和进步的活动。而更多的贵族青年则徘徊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进退维谷。他们懂得农奴制下的黑暗与不公，却不能放走自己拥有的奴隶；他们同情农民的贫困，却仍旧离不开剥夺人民的果实。这些人就是“多余人”的最初形象。专制统治和黑暗农奴制下的社会，成了孕育这种胚胎的最合适土壤。

二、黑暗的强权统治催生了“多余人”

对思想的禁锢永远是最残酷的。在中国秦王朝“焚书坑儒”，在俄罗斯尼古拉的反动措施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绞杀一切自由思想，实行严酷的思想禁锢。贵族革命失败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他们被剥夺了正常活动的权利，一时间酿成了俄国内部阴郁冰冻的氛围和敢怒不敢言的“沉默”局面。特别是那些具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人更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在封闭、压抑、不自由的历史环境中，俄罗斯知识分子既遭到当局的压制，又遇到被统一的舆论所催眠的民众之不理解，“贵族青年如果得不到贫民方面的帮助，就不能摆脱两头鹰的铁爪，就不能够从尼古拉政权的重压下挣扎出来”。“多余人”这种典型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催生出来的。

三、新旧文化碰撞冲突造就了“多余人”

18世纪的俄国，以崇尚西方文化为荣。到了19世纪后期，俄国文化经过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到达了繁荣鼎盛时期。许多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率先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开眼看世界的他们看清了俄国社会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并希望大展拳脚改革之。可惜他们厌弃俄国旧文化却无法废除，认同新文化也无法实践，最终只能成为“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所以高尔基称这种典型是“欧洲思想的儿子，但在本质上还是俄国生活条件下的儿子。”处在两种文化思想夹缝中的这些人，不要固有的，也要不到想要的，也只能成为时代的“多余人”。

四、贵族尴尬历史地位造就了“多余人”

从自身来看，俄罗斯贵族在当时俄国历史洪流中所处的尴尬位置也是促使他们成为“多余人”的原因之一。

他们接受着新思想，感受着新文化的美好，也看见了历史潮流的趋势。但是他们又拒绝革命，不像十二月革命党人那样坚定勇敢不怕牺牲；

他们看到了贵族阶级的腐朽，所以坚守着自己的崇高品德，厌弃贵族生活，不愿与其同流合污。但是生于贵族之家，对本阶级的生活虽有厌恶却又十分依赖，日积月累的习惯还是让他们不能断绝与贵族的“血亲关系”；

他们同情人民，看到了农奴制下人民的苦难，也想凭己之力改变农民的生活状况。可是又不了解甚至蔑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对人民群众抱有偏见，远离民众。

所以说，从贵族的角度看，他们是上流社会中的异类，是贵族文化的背叛者，贵族统治阶级因而不信任他们；从人民的角度看，他们流淌着贵族的血液，永远无法洗净自己身上贵族子弟的污垢，还算不上人民的可靠朋友。于是他们就成了整个俄罗斯社会中的一种上不靠天、下不接地的人，成了我们口中所说的“多余人”。

“多余人”的发展历程

“多余人”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不是刹那间的现象，它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到莱蒙托夫塑造的“当代英雄”毕巧林，从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再到冈察洛夫作品中的“睡神”奥勃洛摩夫，“多余人”的形象逐渐充实鲜明起来。

一、聪明的废物——奥涅金

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

奥涅金具有所有“多余人”的共性：聪明，博学有才华；生活在上流社会过着奢侈空虚的生活；厌恶着自己的生活圈子却不得不依赖于它；有理想却缺乏实干精神、坚强的毅力；精神苦闷不知所措，最终迷失自我。

他也具有自己的个性：他对新生活充满了憧憬，厌恶旧有的社会体制，表现出了强烈的叛逆精神。但他没有任何实际工作能力，没有毅力，事事不能坚持到底，内心非常痛苦，性格也更加阴郁、孤僻，被人们称为“聪明的废物”。

正如赫尔岑所说：“奥涅金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因为他从来没有什么事要去做，这是一个在他所安身立命的环境里的多余人„„他什么事都做过，可是什么事都没做到底。”

二、当代英雄——毕巧林

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是俄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多余人”形象。此时的俄国正处在农奴制最黑暗最反动的年代，统治者的残暴让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的前途黑暗渺茫。与第一代的代表奥涅金相比，除了拥有“多余人”的共性，毕巧林更狂热，更玩世不恭，更损人利已，更具有破坏性，表现得更加孤独、更加忧郁。

“狂热好动”与“人格分裂”是毕巧林的两大个性。他是一个极端的冷热矛盾结合体。一方面渴望生活，具有丰富的感情与奔放的激情，另一方面又对

生活和人类丧失信心，往往激情与冷漠并存，显得喜怒无常。他年轻聪明富有激情，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也因此对社会看的更透彻，心灰意冷的更彻底，可又止不住幻想，幻想过后又是更大的失望。所以毕巧林的玩世不恭、碌碌无为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已是一个拥有高度自觉的自我意识的个体，一个冷静地怀疑着分析着求索着的个体。他比奥涅金有才能，也敢于真诚地把自身的弱点与毛病都无情地抖落出来，他是一只勇于与风雨搏击的海燕，因而他的命运也更具有悲剧意味。

三、理想的斗士——罗亭

屠格涅夫《罗亭》中的同名主人公罗亭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第三代“多余人”，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罗亭最大的特点是雄辩，最大不足是缺乏实干能力，因此成了典型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与奥涅金、毕巧林相比，罗亭更光彩夺目，更具有行动力。他是为了理想而活。罗亭用其热情、勇敢的言辞在青年人的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使之萌生出高尚的思想和感情，激励他们去行动，去战斗。在进行革命斗争的道路上，罗亭是最优秀的革命传道者。

虽然很多工作由于缺乏毅力而失败，虽然一生漂泊，虽然最终还是一事无成，摆脱不了“多余人”的宿命。然而，无论在任何时候罗亭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真理与理想之火始终在他的胸中燃烧，为了公众利益，他永不妥协。最后，当他战死在巴黎街头，我看到了一位英雄的崛起。在众多“多余人”中，罗亭无疑是最富有人性色彩与悲剧色彩的。

四、昏睡之神——奥勃洛摩夫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奥勃洛摩夫是“多余人”的“终结者”。冈察洛夫敏锐地感受到了俄国革命的来临，贵族阶级最终要退出历史舞台，是时候平民知识分子挑起革命重担了。因此他塑造了一个具有“黄金一般美好心灵的”废物。他是

一个罕见的好人，却整日耽于幻想、昏沉度日，不理会周遭的一切，不希望生活中有任何变动。虽然有理想，有改良计划，但是从来不付诸实践，友谊和爱情都不能使他振作起来。他是一个没有任何行动能力的寄生虫。

如果说奥涅金，毕巧林，罗亭这些人在沉重历史重担下，尽管困惑彷徨但毕竟还没有束手待毙，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他们存在的力量，也能理解他们是被时代毁了的人而已，那么，到了奥勃洛摩夫时期，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丧失一切行动能力的躯壳，没有同情与怜悯，只有鄙夷与厌恶。早期“多余人”身上那种热情和信念，早已被黑暗的社会所窒息，他们已丧失了一切存在的意义。除了同所属的贵族阶级一同退出历史舞台之外，再没有更好的出路。奥勃洛摩夫宣告了俄国贵族革命时期的终结，也宣告了“多余人”时代的终结。

“多余人”的社会现实意义

“多余人”并不是存在于世界上的无用而多余的人群，它产生于俄罗斯历史进程中的某一特定时段，有其独特的意义。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出现过相类似的“多余人”，如中国文学中的觉新、方鸿渐、周萍。“多余人”这三个字本身就含有极其丰富的信息：这是什么样的人群？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人群？是社会的原因还是个人的原因？这样的人群是已经消失了还是继续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我们该从中意识到什么问题？

社会发展总有一定规律，每当社会“大变革”的前夜, 最先觉醒的总会是知识分子，他们也有如奥涅金、毕巧林、罗亭一样的痛苦和迷茫，他们成了革命的领头人，碰的头破血流只为一点光明。我国早期俄国文学研究家瞿秋白认识到了“多余人”的意义:“每当旧社会崩坏新社会未成的青黄不接的时代，‘无用的好人’没有不是多余的。”赫尔岑也说过:“全靠有了那个时代的‘多余人’, 新的一代才没有成为多余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多余人”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废物，他们是一群富有讽刺性、揭露性的先知。

俄国文学潮流中“多余人”现象从产生到毁灭的这一完整过程，向我们展示了十九世纪俄国解放运动中贵族革命者精神面貌的变迁，也严厉地揭露了产生这种多余人群的根本社会原因。了解“多余人”形象，有助于人民认识沙俄专制制

度的罪恶，也能帮助读者洞察到贵族青年知识分子身上的严重缺陷。

每个人心里都有衡量理想与现实距离的标尺，当理想与现实距离过大，很自然就会发生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社会的“多余人”就产生了。如果我们的周围出现了“多余人”，我们应该怎样重新审视现有的社会制度？应该怎么审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陷？社会在转型，时代在变迁，如何使人生天平两端的理想与现实平衡，不做下一个“多余人”，这是一个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