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研究述评

2012-06-06 10:42 国史网 有3人参与 分享到： 4

（原刊于2009年9月6日 国史网，作者栾景河）

有关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长期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①]本文力求在全面介绍现有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就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及其结果略谈几点看法。

一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所能了解到的至少有以下几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一）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说

刘克明指出，中苏关系恶化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就是在两国友好时期，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也时有表现。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我为主、发号施令那一套，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②]李捷认为，由于革命的经历、所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问题不同，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缺少足够的沟通和理解。但是，苏联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对中国采取的大国主义作风以及在战略分歧发生后采取的高压政策，在中苏同盟关系破裂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③]朱瑞真指出，俄罗斯的大国沙文主义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并未彻底清理，十月革命后苏联又长期处于世界革命中心的特殊地位，这使苏联领导人养成了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的习惯，在斯大林时期，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一些有损中国主权的做法，不得不咬紧牙关吞下去，但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领导人再也不能容忍别人干涉中国内政。1958年的共同舰队事件和1959年关于台湾问题的争论就是突出的例子。[④]孙泽学、唐年新同样认为，苏联的大国主义和以“老子党”自居，使中国被迫为平等而斗争，决定了中苏同盟脆弱的命运。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与中国追求平等的冲突是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⑤]王珍愚强调，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大力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违反了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⑥]

（二）“意识形态分歧”说

刘克明指出，意识形态争论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一度非常激烈。由于中苏两个大党都是执政党，都有国家力量做后盾，事实上谁也打不倒谁，最后只能走向分裂。[⑦]孙其明认为，中苏两国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显然是导致双方关系恶化十分重要的原因，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⑧]但也有研究者对意识态分歧是导致中苏关系分裂的重要原因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 骆晓会认为，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最早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的。但事实上中苏之间友谊与合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直到1958年和1959年仍在继续发展和加深。这证明意识形态分歧开始并不从根本上影响中苏关系的发展。[⑨]朱瑞真认为，从表面上看，尽管中苏关系的恶化是由意识形态争论开始的，但意识形态分歧并不是导致中苏分裂的根本原因。[⑩]

（三）“国家利益冲突”说

孙其明认为，从1958年春夏开始，中苏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和争执越来越多，而且逐渐演变为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促使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和升级，而且与意识形态分歧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为因果，造成了双方的严重对立，致使冲突不仅不可能得到解决，甚至连缓和一下也难以实现，从而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的破裂。[11]孙泽学、唐年新以中苏两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严重分歧以及苏联对华采取高压政策等事实为依据，强调当中苏两国战略思想及国家利益一致时，双方就能保持同盟间的友好关系，反之，两国在处理重大国际和区域问题上，各行其是取代了往日的协调一致，相互指责代替了协商对话，同盟者从貌合神离走向分道扬镳。同时，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把美苏合作主宰世界作为最大的追求，为此不惜损害同盟者的利益，致使美苏关系成为影响中苏同盟的晴雨表。他们认为，中苏两国战略思想及国家利益的对立是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原因。[12]曲星认为，5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以后，苏联面临的战略任务与中国面临的战略任务发生差异，原来被共同利益掩盖的双边关系和民族利益中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两个执政党之间关系的恶化，不可避免地对国家关系产生了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影响。中苏从同盟演变为潜在的敌人，正是这种利益冲突与理论分歧恶性互动的结果。[13]

骆晓会对国家利益是中苏关系恶化的首要因素提出三点质疑：其一，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与斯大林在世时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可关系恶化却偏偏发生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其二，假若当时中苏两国领导人都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话，那么双方对当时许多理论问题的分歧和局部国家利益的争执，是应该有所克制的，以保证国家利益或以牺牲小一点或局部的国家利益去换取更多更大或更完整的国家利益。其三，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所奉行的方针和原则，往往未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国际主义高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重于国家利益。[14]

（四）“领袖因素”说

国内对此最早提出相关看法的是李丹慧和朱瑞真。李丹慧认为，1954~1960年中苏关系由亲密向分裂的发展与变化，主要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以及中苏两党从本国立场和利益出发，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估计以及对对方探索方式相联系。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双方之间还以信任为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的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离时，双方基本利益背离，相互猜疑、戒备胜过信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淡，乃至趋向分裂。[15]朱瑞真认为，当时，中苏两国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是对外政策的决策者。赫鲁晓夫本人对中国认识的发展与变化，事实上决定了苏联对中国政策；同样，毛泽东对苏联认识的发展与变化，事实上也决定了中国对苏联的政策。因此，这两位领导人对对方的认识，甚至感情用事，或一时冲动，都能左右中苏关系发展的方向。[16]

牛军认为，自1957-1959间，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苏关系经常涉及的三类问题，即中国的安全利益、毛泽东当时全力以赴推动的“大跃进”运动以及他本人的威望和领导地位。实际上毛泽东在此期间感到自己的威望与威望相联系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威胁。这种危机感与中苏在对外政策、安全战略等方面的一些分歧结合在一起，终于使毛泽东与苏联决裂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17]骆晓会强调，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关键因素是两国领袖个人之间的各种矛盾、差异与利害冲突。而这种矛盾、差异和冲突，表现最突出的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各自国内斗争的利益需要，完全是相互背离的。而且，这种背离促使他们既不顾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也不去考虑什么国家利益，从而造成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关系破裂并导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18]蒲国良认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是中苏大论战对立双方的主角，中苏大论战带有他们明显的个性化印记。探讨中苏大论战的发生与发展不能不涉及两个人的性格冲突。[19]王鑫强调，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不同的经历和性格造成了两人间沟通交流的困难，使两人都无法正确理解对方发出的信息，同时也激发了两人性格间的冲突，而这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又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影响和决定了两国关系的走向。[20]

五、“范式”说及其他

近年来，随着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从中苏同盟的内在逻辑、中苏双方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分歧以及苏联模式等角度对中关系破裂的原因进行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沈志华指出，从逻辑上讲，分歧并不一定会导致同盟分裂。但问题的实质在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些固有的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存在不足：一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二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在中苏关系的变化过程中，除了存在上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性矛盾外，还有其特殊性，即隐含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21]林蕴晖认为，中苏关系的恶化，其重要因素之一是中苏双方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不同认识。在这一过程中，中方始终站在维护苏联模式的立场上。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认识到要从苏联模式解放出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而这正是总结1956年后二十年坚持维护苏联模式的深刻教训的结果。[22]张宏毅认为，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模式”的怀疑和批评。[23]

有必要说明的是，除上述五种比较典型的观点外，还有学者还认为，中苏关系发展的事实表明，正是中国发展原子弹、导弹以及核潜艇等先进武器等问题以及在这些问题上同苏联关系的演进，成为导致中苏关系紧张直至破裂的重要起因之一。 [24]另外，一些刊物还相继发表了《中苏分裂原因探析》[25]、《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简析》[26]、《论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27]、《中苏同盟关系破裂之浅见》[28]及有关中苏从结盟到对抗、中苏论战的起因、焦点与经验教训等文章，恕不在此逐一介绍。

二

笔者之所以用如此篇幅介绍研究者的各种观点，其根本目的就是希望对这些看法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做出较为合理的判断。

（一）在中苏两国两党的交往中，苏联所表现出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作风的确存在。1989年5月，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期间，邓小平在总结中苏关系破裂的经验教训、与到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就曾明确指出：两国的关系恶化“不只是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得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屈辱。”[29]，但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作风就真能导致两国关系的破裂么？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在中苏两国两党的交往中确有其具体的表现。但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应该说在某种程更是中方的一种心理感受。这不仅有中苏双方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的不同，更有中俄两个民族在文化上的差异。中苏论战期间，当中方以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对其进行指责批判时，苏方却以中国的“大汉族主义”对中国进行还击。应当说，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作风确实在中苏分歧、分裂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影响中苏关系从分歧到破裂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将其认定为是中苏关系破裂的“最主要的原因”，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离接近客观事实都具有相当的差距，甚至带有某些“论战”的色彩。

（二）事实证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仅存在于中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苏两国结盟的友好时期，更不要说是在中苏关系恶化的情况下。许多研究者都承认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出现了分歧，或并非原则性的分歧。相反，这些分歧非但没有导致中苏关系的破裂，而且还促使了中苏之间的密切合作。当然，这里有中苏双方共同利益的需求，同时更证明了意识形态分歧并不是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直至破裂的根本理由。从逻辑上讲，没有分歧当然不会有分裂。相反，有了分歧同样也未必就会分裂。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刻意强调“意识形态分歧”是中苏关系破裂的最重要因素，显然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三）“领袖因素”在中苏关系破裂中的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但绝非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国际国内利益上的冲突和背离以及两人政治品质和性格上形同差异，导致中苏关系恶化。”即便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各自国内还有什么个人在政治上的私利，但他们在国际上所代表的则完全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况且，仅凭两位领袖政治品质和性格上的差异，就断定会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与破裂，不仅说明这些论述中所使用的材料具有感情化色彩，而得出的结论更具情绪化，所坚持的并不是唯物史观。

（四）从中苏同盟的内在逻辑、苏联模式等角度研究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方法是值得肯定的。但在我们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存在某些固有的结构性弊病的同时无法否认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原理。如果说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家的结盟，其结构存在弊病，那么帝国主义阵营中国家结盟的结构难道就不存在问题？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何并未破裂？因此，仅从结盟的内在逻辑来断定中苏同盟必然破裂显然同样不符合逻辑。在笔者看来，最有可能接近历史事实真相的只有中苏之间的国家利益冲突。因篇幅所限，笔者在本文中不可能详细论证“国家利益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最主要原因。但要强调的是，中苏之间国家利益冲突的核心问题是中苏双方在国家政治利益上的冲突。而在出现分歧、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赫鲁晓夫以及苏方所采取的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对所中国采取高压的政策，不仅没有化解双方的矛盾，反而导致两国关系更加恶化。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苏关系破裂的时间问题。笔者认为，按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在苏联专家从中国撤离后，虽然中苏两国两党仍然保持着既有的联系，但事实上两国关系已经破裂。至于真正的论战，实际上已经是发生在两国关系破裂以后的事情。

三

在我们讨论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同时，不可能不关注其结果。对此，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第一，中苏分裂的直接结果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导致以苏美为首的两大阵营在对抗中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进行国际斗争的实力明显减弱。第二，中苏走向敌对、中美联合抗苏的态势，促使苏联不断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乃至陈兵百万。由此苏联在不得不分散力量对付中国“威胁”，不仅增加了本来已不堪重负的国力消耗，而且还大大削弱了自身对抗美国和控制东欧的能力，因此中苏分裂是促进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笔者所能了解到的情况，第一种观点主要来自中国从事国际共运史、苏联史的研究者；而第二种观点，则首先缘起于中苏关系由同盟走向破裂的俄方亲历者。应当说，两种观点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均有“自圆其说”的道理[30]，但是否符合中苏关系发展的客观状况？在此，我们需要特别强调是，中苏分裂，虽然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但促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方针和路线。尽管这种路线在当时情况下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甚至表现得有些偏“左”，但它维护了中国长远的国家安全及政治利益，更彻底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企图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和平演变、分散瓦解的战略。

如果中国当时仅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团结的目的出发，继续保持所谓步调一致的“同盟”与“友好”关系，我们很难想像今天的中国是否就是第二个解体的苏联？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并非是中苏分裂的结果。相反，是自赫鲁晓夫执政以来，苏共未能强化党的领导、未能处理好改革与发展关系的结果；是苏共长期以来没有认清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在军事力量抗衡无果的情况下采取和平演变手段的本质。

中苏关系破裂的结果，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客观上是必然的，对中国来讲是利大于弊。它让中国共产党人从思想上彻底放弃了“苏联模式”，寻求一条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引发了一场以“反修防修”为主题、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但中国共产党人毕竟在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对其错误进行了修正，并由此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

在研究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过程中，我们不主张对任何一方对另一方进行不切合实际的指责或批评，同时更反对某些中方学者对毛泽东过多的且脱离实际的批评。不可否认，在当时的情况下，中苏双方因文化的差异、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对客观事物的看法难免存在偏差。但面对俄国人固有的传统思维方式，对中方来讲，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跟随苏联走一条自己反对的所谓和平路线；要么只能走向分裂。

或许，经常被当代俄罗斯政治家、外交家所引用的俄罗斯哲学家索罗维耶夫的一句名言更能说明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那就是在国家间“只有永恒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友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著作类研究成果主要有：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黄河出版社1998年版；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虽为毛泽东传，但包含了大量中苏关系史的内容）；孔寒冰：《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5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沈志华等：《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李华：《北京与莫斯科：结盟?对抗?合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部分研究成果是在充分利用中俄双方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完成的；但也有部分成果在中俄档案已经公布或解密的情况下并未很好利用，有的甚至完全是拼凑之作。另外，近年来还有部分所谓的研究成果问世，或为教材；或为“哗众取宠”的述实；或为抄袭之作，恕不列出。因本文所讨论的中苏关系破裂原因主要集中在相关的专题论文上，考虑文章篇幅，上述著作中的观点故不再进行征引。

[②]刘克明：《中苏关系40年的历史教训》，《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1期。

[③]李捷：《中苏论战与中苏关系》，《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5期。

[④]朱瑞真：《中苏分裂的根源》，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的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91~101页。

[⑤]孙泽学、唐年新：《中苏同盟破裂根源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⑥]王珍愚：《试析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安徽史学》2004年第3期。

[刘克明：《中苏关系40年的历史教训》，《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1期。

[⑧]孙其明：《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⑨]骆晓会：《论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之恶化》，《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朱瑞真：《中苏分裂的根源》，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的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91~101页。

[11]孙其明：《国家利益冲突与中苏关系的破裂》，《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12]孙泽学、唐年新：《中苏同盟破裂根源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13]曲星：《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的战略、理论与利益背景》，《外交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14]骆晓会：《中苏关系恶化之首要因素为国家利益说质疑》，《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4期。

[15]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的走向》，第61、90页。

[16]朱瑞真：《中苏分裂的根源》，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的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91~101页。

[17]牛军：《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2期。

[18]骆晓会：《中苏关系恶化的关键是领袖个人因素》，《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19]蒲国良：《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性格冲突与中苏大论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5期。

[20]王鑫：《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中苏关系的恶化》，http://www.xslx.com/htm/shgc/sxzh/2006-10-28-20703.htm

[21]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

[22]林蕴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分歧与中苏关系恶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4期。

[23]张宏毅：《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模式的怀疑和批评》，《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7期。

[24]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5期。

[25]唐勇：《中苏分裂原因探析》，《四川党史》1999年第1期。

[26]时映梅：《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简析》，《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27]冯春龙：《论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求索》2003年第3期。

[28]代素娟、陈德省：《中苏同盟关系破裂原因之浅见》，《绥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295页。

[30] 前苏共中央国际部参事，现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学术报告中就曾提出上述观点。另外，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相当数量的中国问题专家支持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