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代的回忆

　　冯肖贤（女） 　　陕西西安人 1942年生人 　　在我儿时，大年三十是家里最忙碌的一天，也是我们最高兴的一天。那一天，全家一定是灯火通明，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父亲要写对联贴对联和家宅六神，收拾祖先桌子、请牌位、上供品。然后赶着马车回祖坟请祖先回家过年。晚饭至少要炒四个菜，给祖先敬上之后全家围坐吃包子，喝酒（酒有母亲酿的黄酒和买的白酒）。晚饭后妈妈还要擀三大案板的长面，面要切得很细，初一早上要吃臊子面。睡前还要“封井”，在井盖上压一张红纸，不到初一太阳出来时，不能打水。之后母亲回房，给宝贝弟弟带上银项圈，把墙上的钉子拔出来移一移，量身高，看看一年长了多少。 　　睡觉前，父亲叫过我们所有的孩子，给我们发压岁钱，一人一张或两张崭新的一毛钱，说着祝福我们的话语，让我们把钱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睡觉。第二天天还没亮就起床了，有人就开始打醋坛，放鞭炮。然后我们每个人又都自觉地把钱交给妈妈，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家里的经济是很困难的。妈妈会让大点的孩子把钱留下自己用，但我们谁也不愿意把那两毛钱留下自己花，都给了母亲。早饭后，街上锣鼓喧天，弟妹们会跑出去看热闹。我们也会拿出家里的一套小锣鼓，坐在父母的窗前开始敲锣打鼓，玩得很开心。 　　张竹瑞（男） 　　辽宁抚顺人 1952年生人 　　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度过的，那时候家里很穷，孩子也很多。平日里连白面也吃不上更不要说饺子了，我们口袋里都没有钱，所以都盼着过年能吃点好的，还能收到长辈的压岁钱。 　　我的祖父母从山东逃难而来，特别的重男轻女。因为我是长子长孙，所以格外疼爱，每年除夕给我的压岁钱总是比弟妹的多。如果给妹妹一两毛钱，那么我就能得一两块钱，这在当时已然不少了，为此弟妹们总是愤愤不平，但也没办法。除夕之夜，我们挨个到火炕前给老人们磕头拜年，然后乐滋滋地从老人手里接过压岁钱，盘算着这些钱的用处。然而在我的记忆里，父母几乎没怎么给我们压岁钱。也许是因为爷爷奶奶已经给了，他们就不用再给。也许是他们不愿让我们乱花钱，总之我没有印象。 　　李笙清（男） 　　湖北洪湖人 1967年生人 　　小时候过年，不管家里多么拮据，年夜饭都要想方设法准备鸡鸭鱼肉十个碗的菜肴，晚饭之后，长辈会给我们1角到2元的压岁钱。记忆最深的是1973年的除夕夜。那天雪一直在下，院中积了厚厚一层，就在我们正准备放鞭炮吃年夜饭时，一位胡子拉碴、身穿破袄的老人来到门口乞讨。爷爷见状热情地将他拉进屋内请他一起过年吃饭，但老人连连摆手，说只要给他盛碗热饭就行了，因为按老家的风俗，团年饭都是一家人在一起吃的，老人明显有些顾忌。后来在爷爷的极力挽留下老丐坐了下来，但那一刻，我看到他的眼里涌出了泪花。 　　席间两个老人喝着酒，气氛十分融洽。饭后老丐执意要走，临出门时，偷偷塞给我一张五毛的纸币，说是给我压岁。少不更事的我瞒着大人收下了，结果在买鞭炮和糖葫芦时，还是被父母“审问”了出来。温和的母亲第一次打了我，说上小学报名，一学期也才两块五，这张五毛钱，老爷爷不知要积攒多少天。如今30多年过去了，但每到除夕之夜，我总会想起这五毛钱，感受它的沉重与温暖。 　　方岚（女） 　　上海市人 1976年生人 　　除夕的鞭炮烟花，饺子汤圆，娱乐守岁……节目形式翻新，但内容却永恒不变。我还记得儿时，出去拜年，长辈们给压岁钱的方式不尽相同。家里年长的老人会比较讲究，孩子们在除夕夜穿戴一新，初一一大早恭敬地到爷爷奶奶面前跪下，郑重地磕三个头，问候祝福，老人笑眯眯地拿出事先准备的红包。而母亲为了鼓励孩子们大年初一早起，在除夕夜总是把卷起的压岁钱，藏在房屋的角落，墙缝、橱柜、床底下，甚至书柜中。如果起得早，就有机会找出更多的钱。这样，让孩子们体会发现和收获的乐趣。还有可爱的小弟弟，会在除夕夜抱着院里的香椿树，使劲往上蹦一蹦，希望来年能长高。 　　董雪（女） 　　山东昌乐人 1982年生人 　　除夕之夜，年夜饭、鞭炮、春晚之余，压轴大戏和神秘环节就是父母神秘的压岁钱了，那的确有点仪式感，因为这是礼物也是鼓励，还有接受之时的欢喜和感恩。那一刻，我们互相说着祝福和感动的话语，全家上下其乐融融。 　　小时候压岁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逐年递增，从10、20元到后来的100、200元。即便后来不再给压岁钱了，也不觉得失去什么，因为父母对子女的爱，总有不同的表达形式。老爸总是很有创意，每年的压岁钱无论多少，都是崭新的一沓而不是一张，比如一沓壹角的、一沓伍角的。我会把它们收起来，从不乱花。反正家里的生活条件在逐年改善，一到新年从头到脚都是父母给买的新衣服，新鞋子。现在想想，父母还是教导有方，既让我有攒钱节约的意识，又让我时刻感受父母之爱。 　　压岁钱在小学阶段更像是零花钱。在上下学路上，学校门口，总有诱人的特色小零食，尤其是可以边搅边吃的“搅拉糖”，比泡泡糖还有趣味。还有过年总要买些卡片送给老师，送给同学，买喜欢的文具，这些都是压岁钱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