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乱伦绯闻和[醉翁亭记]背后的故事

欧阳修是宋代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后人将他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又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欧阳修又是官员，是个政治家，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提到欧阳修，一般都会想到他的散文《醉翁亭记》，这篇散文的写作背景是宋仁宗时的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等人先后被贬官，欧阳修也被贬到滁州，到滁州的第二年写了这篇散文，这篇散文中写优美的山水风景，写寄情山水之乐，实际上蕴含着矛盾苦闷，苦闷不仅因为新政失败，政治失意，更因为陷入乱伦绯闻。

绯闻与他的外甥女有关。欧阳修的妹妹嫁给了张龟正，张龟正与前妻生了一个女儿，张龟正死后，欧阳修的妹妹带着张龟正前妻生的女儿张氏寄住在欧阳修家。张氏长大后嫁给了欧阳修族兄之子欧阳晟。欧阳晟任虔州司户，任满赴京述职，途中张氏与仆人通奸，事发后，被交到开封府右军巡院鞠勘。通奸案在开封府审理时，张氏说自己未嫁时和欧阳修有私情。《默记》记载：“欧公庆历间为谏官，大忤权贵。未几，以龙图阁学士为河北都运。公在河北，职事甚振，无可中伤。会公甥张氏，幼孤鞠育于家。嫁侄晟，晟自虔州司户罢，以仆陈谏同行，而张与谏通。按行营杂录云，晟之官至宿州，赴郡宴归，而失其舟，至京师捕得之，开封府勘事，梢人与晟妾通，晟妻知，欲笞之，反为妾诱，并与梢人通，与此异。事发，鞠于开封府右军巡院。张惧罪，且图自解免，其语皆引公未嫁时事，词多丑异。”一种说法是，张氏丑诋是受开封府尹杨日严威逼指使，开封府尹曾受欧阳修弹劾，此时乘机报复。俞文豹《吹剑续录》记载：“府尹承言路风旨，令张氏引公自解。”在张氏的妆奁中还发现了以欧阳氏名义购买田产的券契。

审案的军巡判官孙揆认为张氏的说法过于荒唐，只追究张氏犯奸事，不愿枝蔓牵连，宰相贾昌朝令三司户部判官苏安世复勘，又令内侍王昭明监勘。王昭明不久前奉命随欧阳修计度河北，欧阳修以与宦官同列感到羞耻，故宰相揣度王昭明一定会报复。不料王昭明颇为正直，对苏安世罗织的罪名持反对意见，他看见苏安世所写的案牍，大惊失色，说：“昭明在官家左右，无三日不说欧阳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恶。翌日昭明吃剑不得！”苏安世听后也害怕起来，后来“张氏反异”，苏安世只好维持孙揆的原判，不敢再说张氏与欧阳修有私情，只弹劾欧阳修曾用张氏的资金买田产立户一事。宰相只得以“语连张氏之赀，券既弗明，辨无所验”为由，把欧阳修由河北贬到滁州，又把苏安世贬到泰州监税，王昭明降为寿州监税。《默记》记载：“军巡判官孙揆止劾张与谏通事，不复支蔓。宰相闻之怒，再命太常博士苏安世勘之。遂尽周张前后语案，又差王昭明监勘。盖以公前事欲令释憾也。公为河北转运，令内侍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侍从出使，故事无内侍同行，臣实耻之。朝廷从之。昭明至狱，见安世所勘案牍，骇曰：‘昭明在官家左右，无三日不说欧阳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恶，异日昭明吃剑不得。’按厚德录云：狱不成，苏云，不如锻炼。昭明曰：上令某监勘，止欲尽公道耳，锻炼何等语耶？安世闻之大惧，竟不敢易揆所勘，但劾欧公用张氏资买田产立户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诰知滁州，而安世坐牒三司取录问吏人不闻奏，降殿中丞泰州监税，昭明降寿州监税。”

欧阳修到了滁州后，给仁宗上谢表自辩：“伏念臣生而孤苦，少则贱贫，同母之亲，惟存一妹。丧厥夫而无托，携孤女而来归。张氏此时，生才七岁。臣愧无蓍龟前知之识，不能逆料其长大所为。在人情难弃于路隅，缘臣妹遂养于私室。方今公私嫁娶，皆行姑舅婚姻。况晟于臣家，已隔再从；而张非己出，因谓无嫌。乃未及笄，遂令出适。然其既嫁五六年后，相去数千里间，不幸其人自为丑秽，臣之耳目不能接，思虑不能知。而言者及臣，诚为非意，以致究究于资产，固已吹析于毫毛。若以攻臣之人，恶臣之甚，苟罗纤过，奚逭深文。”他在谢表中说，他生而孤苦，少则贱贫，同母之亲，惟存一妹。当年妹妹丧夫而无托，携孤女而来归，自己不能忍心拒之门外，况且也无法预料这位七岁的小女孩长大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当时帮她们买田产置房产也是人之常情。现在追究责任，实在是深文罗织。他说：“尝列谏垣，论议多及于贵权，指目不胜于怨怒，若臣身不黜，则攻者不休。”他迟早是要被贬黜的，只是未想到攻击者找寻的借口竟是丑秽之事。

欧阳修之所以会陷入乱伦绯闻，与一首艳词有一定关系，据说是欧阳修所作的《望江南》词被认为是欧阳修对外甥女张氏有非分之想的重要证据。《钱氏私志》记载说：“欧为人言其盗甥表云：丧厥夫而无托，携孤女以来归。张氏此时年方七岁，内翰伯见而笑曰：年七岁，正簸钱时也。欧词云：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堪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所说的内翰伯指钱勰，钱勰认为欧阳修的小词把七岁的张氏比作“叶小未成荫”的“江南柳”，欧阳修收养她是为了“留取待春深”。到了十四五岁出嫁的年龄，“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可见欧阳修对自己的外甥女早有图谋。

杨日严、贾昌朝、苏安世之所以要用绯闻来整欧阳修，是因为欧阳修写了不少艳词，给人的印象是很风流好色。除了那首被当做乱伦证据的《望江南》，《钱氏私志》还提到了一首《醉蓬莱》：“欧知贡举时，落第举人作《醉蓬莱》以讥，词极丑诋。”《醉蓬莱》词写到：“见羞容敛翠，嫩脸匀红，素腰袅娜。红药阑边，恼不教伊过。半掩娇羞，语声低颤，问道有人知么。强整罗裙，偷回波眼，佯行佯坐。  更问假如，事还成后，乱了云鬟，被娘猜破。我且归家，你而今休呵。更为娘行，有些针线，诮未曾收啰。却待更阑，庭花影下，重来则个。”这首《醉蓬莱》写的是一对男女的偷情。如果出现在柳永这样的才子词人集中很正常，作者竟然是欧阳修这样的一代儒宗。像这样的词，在欧阳修的词集《醉翁琴趣外篇》中还有很多。如《系裙腰》：“水轩檐幕透薰风。银塘外、柳烟浓。方床遍展鱼鳞簟，碧纱笼。小墀面、对芙蓉。玉人共处霜鸳枕，和娇困、睡朦胧。起来意懒含羞态，汗香融。系裙腰，映酥胸。”再如《滴滴金》：“尊前一把横波溜。彼此心儿有。曲屏深幌解香罗，花灯微透。偎人欲语眉先皱。红玉困春酒。为问鸳衾这回後。几时重又。”《好女儿令》：“眼细眉长。宫样梳妆。靸鞋儿走向花下立著。一身绣出，两同心字，浅浅金黄。早是肌肤轻渺，抱著了、暖仍香。姿姿媚媚端正好，怎教人别后，从头仔细，断得思量。”《忆秦娥》：“十五六，脱罗裳，长恁黛眉蹙。红玉暖，入人怀，春困熟。展香裀，帐前明画烛。眼波长，斜浸鬓云绿。看不足。苦残宵、更漏促。”

宋人多认为这类轻薄浮艳之词为是他人伪托欧阳修之名而作。曾慥在《乐府雅词序》中说：“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妙，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蔡绦在《西清诗话》中说:“欧阳词之浅近者，谓是刘辉伪作。”《名臣录》说欧阳修曾知贡举，为下第举子刘辉等所忌，于是刘辉作了《醉蓬莱》、《望江南》等词，说是欧阳修所作，以此来坏欧阳修的名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世传辉既见黜于欧阳公，怨愤造谤，为猥亵之词。”

《宋史》记载：“嘉祐二年，欧阳修权知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及试榜出，时之所推誉皆不在选。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或为祭欧阳修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文体自是亦少变。”也就是在欧阳修主持的这次考试中，苏轼、苏辙、曾巩等被录取，而写险怪文章的刘几被黜。两年后，刘几改名刘辉，再次参加进士考试，竟然考中了状元，这次的考官还是欧阳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又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嶮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功也，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刺，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即而果几也。復数年，公为御试考官，而几在庭。公曰：‘除恶务本，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论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刘几矣。’既黜，乃吴人萧稷也，是时试《尧舜性仁赋》，有曰：‘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公大称赏，擢为第一人，及唱名，乃刘煇。人有识之者曰：‘此刘几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赋有‘内积安行之德，盖禀于天’，公以谓‘积’近于学，改为‘蕴’，人莫不以公为知言。”欧阳修因刘几“骤为怪险之语”，耿耿于怀，不惜一再封杀他，没想到刘几改了名字，文风也改了，当时的试卷是密封的誊抄过的，直到录取后，欧阳修才知道他录的状元就是原来的刘几。南宋刘克庄写诗说：“董贾奇才无地立，欧苏精鉴与人同。安知李廌麾门外,不觉刘几入彀中。”刘辉知道前后内幕，难免不心存芥蒂，写艳词诬欧阳修以泄私愤，是可能的。

但据南宋孙奕《示儿编》记载，欧阳修和刘辉的并未交恶：“尝记前辈说欧公柄文衡，出《尧舜性仁赋》，取刘辉天下第一，首联句曰:‘世陶极治之风，虽稽于古；内积安行之德，盖案于天。’刘来谒谢，颇自矜，公虽喜之，而嫌其‘积’字不是性，为改作‘蕴’，刘顿骇服。”刘辉三十六岁就死了，没有做出什么业绩，但他的品德很好，他曾解官为祖母承重服、为族人置义田，为时人称道。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丧其祖母，乞解官以嫡孙承重服。国朝有诸叔而嫡孙承重服者，自煇始。煇哀族人之不能为生者，买田数百亩以养之。四方之人从煇学者甚众，乃择山溪胜处处之。县大夫易其里曰“义荣社”，名其馆曰“义荣斋”。未终丧而卒，士大夫惜之。初，范文正公、吴文肃公皆有志置义田，及后登二府，禄赐丰厚，方能成其志，而煇于初仕，家无余资，能力为之，今士君子尤以为难。”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载其事：“世传煇既见黜于欧阳公，怨愤造谤，为猥亵之词。今观杨杰志煇墓，称其祖母死，虽有诸叔，援古谊以嫡孙解官承重，又尝买田数百亩，以聚其族而饷给之。盖笃厚之士也，肯以一试之淹，而为此险薄之事哉？”以刘辉之为人，不可能伪造淫词以泄私愤。

陈振孙认为《六一词》中的鄙亵之词“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也。”王灼《碧鸡漫志》说：“欧阳永叔所集歌词，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间他人数章，群小因指为永叔，起暖昧之谤。”这种说法很有问题，在一个人的词集中混入这么多别人写的词是不可能的。而从欧阳修的性格和他青年时的经历看，这些艳词应该就是他的作品。

自古文人风流乃韵事，赵匡胤登上帝位以后，怕武将学他搞兵变，“杯酒释兵权”，从此重用文人，默许甚至鼓励官员享乐，享乐之风弥漫。欧阳修所处的宋仁宗时代，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士大夫提供了享乐生活的条件。城市畸形繁荣，到处是秦楼楚馆，当时有官妓制度，歌妓陪酒时唱的歌大都是文人填的词。在如此世风士风影响下，欧阳修不能例外。欧阳修年轻时经常有狭邪之游，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引《孔氏野史》记载:“欧阳永叔、谢希深、田元均、尹师鲁在河南，携官妓游龙门，半月不返，留守钱思公作简招之，亦不答。”这是欧阳修任西京留守推官时的事。当时的西京留守是钱惟演，他对欧阳修比较赏识，欧阳修等年轻文人吃喝玩乐，他也能包容。钱愐的《钱氏私志》记载;“欧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先文僖罢政，为西京留守，梅圣俞、谢希深、尹师鲁同在幕下。惜欧有才无行，共白于公，屡微讽而不之恤。一曰，宴于后园，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公责妓云：‘末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着觉，失金钗，犹未见。’公曰：‘若得欧推官一词，当为偿汝。’欧即席云：‘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遍。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栖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傍有堕钗横。’坐皆称善，遂命妓满酌，赏欧而令公库偿钗。”在洛阳的奢华生活，成为欧阳修最美好的回忆。后来他被贬官，还写道：“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欧阳修把这类词编入《外篇》中，并不期望传之后世，不料还是流传下来。

宋朝邢居实《拊掌录》记载：“欧阳公与人行令，各作诗两句，须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欧云：‘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或问之，答云：‘当此时，徒以上罪亦做了。’”一次，欧阳修与人行酒令，每人各作两句诗，说自己想做的事，必须到犯罪判刑的程度。有人说“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有人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轮到欧阳修，他却说:“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朋友们大惑不解，他笑着说：“酒喝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赵令畤《侯鲭录》记载：“欧公闲居汝阴时，一妓甚颖，文忠歌词尽记之，筵上戏约，他年当来作守。后数年，公自维扬果移汝阴，其人已不复见矣。视事之明日，饮同官湖上，种黄杨树子，有诗留题撷芳亭云：‘柳絮已将春色去，海棠应恨我来迟。’后三十年东坡作守，见诗笑曰：‘杜牧之绿树成阴之句耶？’” 《后山谈丛》记载：“文元贾公守北都。欧阳永叔使北还，公预戒官妓办词以劝酒，妓唯唯。复使都厅召而嘱之，妓亦唯唯。公怪叹，以为山野。既燕，妓奉觞歌以为寿，永叔把盏侧听，每为引满，公复怪之。召问所歌，皆欧词也。”

宋代盛行狎妓宴游之风，文人官员宴饮游乐、亲近歌妓、追求声色，是很平常事。韩琦、司马光等都写过“别有寄托”的艳词。清代的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说：“数公皆天下正人，理学名儒，可知粉黛乌裙固无妨于名教也。”所以欧阳修被诬陷，主要还不是因为他早年风流，也不是因为他写的艳词，而是因为他性格太刚直，有时失于偏狭，得罪了很多人。俞文豹《吹剑四录》记载：“英宗谓欧阳修性真，韩公谓欧公性偏。”韩琦韩琦为宰相时，欧阳修与曾公亮同为枢密副使枢副,据强至《韩忠献公遗事》记载:“公谓欧与曾同在两府，欧性素褊，曾则龌龊，每议事，至厉声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问，俟其气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疾恶如仇、是非分明是优点，但过于刚直，不知变通，感情用事，就难免得罪人。

欧阳修知谏院时，主张裁汰昏贪，奖掖廉明，一年多时间内抨弹官员近70人次。欧阳修弹劾参政王举正“最号不才，久居柄用，柔懦不能晓事，缄默无所建明，且可罢之，以避贤路”；批评前宰相吕夷简“二十年间坏了天下。其在位之日，专夺国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指责龙图阁学士李淑“性奸邪，自来朋附夷简，在三尸五鬼之数”；弹劾枢密使贾昌朝“禀性回邪，执心倾险，颇知经术，能文饰奸言，好为阴谋，以陷害良士”。欧阳修攻击的面太宽，反对新政的多为御史台官员，欧阳修上疏说：“近年台官无一人可称者。”

欧阳修性子太直，甚至得罪了自己的亲戚老师朋友。天圣八年晏殊知贡举，欧阳修赴试及第，晏殊算是欧阳修的老师，可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僵。晏殊任宰相，推荐欧阳修知谏院，欧阳修耿直刚烈，论事率直，有时“面折”，弄得晏殊很尴尬。晏殊荐举的凌景阳被欧阳修弹劾落职，“终生皆废”。由于政见不合，二十年间，欧阳修“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后来虽有书信致问，晏殊只让门人代笔回了简函。欧阳修的第一位妻子姓胥，岳父胥偃在欧阳修考进士时给了很大帮助。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初，偃爱欧阳修有文名，置门下，妻以女。及偃数纠仲淹立异不循法，修乃善仲淹，因与偃有隙。”欧阳修第三任夫人薛氏的父亲薛奎有五个女儿，薛夫人是第四女，王拱辰先后娶第三、第五女，有“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的说法。天圣八年，欧阳修与王拱辰同科及第，王拱辰中了状元，给皇帝的谢表还是欧阳修代写的。在庆历新政中，两人的政治见解不一致。《邵氏闻见录》记载，治平四年，宋神宗即位，推恩行赏，百官各进官一等，已为吏部尚书的王拱辰按序应转仆射，身为参政的欧阳修表示反对：“仆射，宰相官也，王拱辰非曾任宰相者，不可。”以致王拱辰终生不至执政。

欧阳修妻子的堂弟薛宗孺曾推荐崔庠任京官，崔庠后来贪赃，牵连到已任淄州知州的薛宗孺，案子拖延未决，正赶上宋神宗登基，大赦天下，薛宗孺希望在中书执政的欧阳修会为自己说话，未料到欧阳修上书申明，不要因为薛宗孺是自己的姻亲而免罪，最终薛宗孺被免职。包拯也曾因失举而被贬池州，欧阳修为包拯说情，给宋仁宗上书，希望擢用包拯。薛宗孺是欧阳修的亲戚，又没有犯大错，又遇到大赦，欧阳修竟然不同意免他的罪，让人费解。有人认为欧阳修矫情而自私，清代史念祖就认为，赦免薛宗孺，不是欧阳修之力，也不是只赦免薛宗孺一人，天下都赦，薛宗孺独因欧阳修而不能赦，是损害别人而成全自己名声。宋代范镇在《东斋记事》中说：“议者以为永叔避嫌则审矣，自计无乃过乎？使宗孺自为过恶，虽奏不原可矣，今止坐失举而不原赦，亦大伤恩。”

薛宗孺十分恼火，编出了欧阳修与大儿媳吴春燕有不正当关系的谣言，说欧阳修“帷薄不修”，闹得沸沸扬扬。这是欧阳修的第二次乱伦绯闻。由于薛宗孺与欧阳修的亲戚关系，外人认为可信度高，这种隐私谣言的传播速度很快。与庆历年间的张氏事相比，这件丑闻更加骇人听闻。据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引司马光《温公日录》记载：“郎中薛良孺，欧阳之妻族也。囊岁坐举官不当被劾，迁延逾南郊赦，冀以脱罪。欧阳避嫌，上言请不以赦原。良孺由是怨之，扬言于众云：‘欧阳公有帷薄之丑。’朝士以濮议故多疾欧阳，由是流布遂广。”

正好在那段时间，欧阳修在“濮议”事件中得罪了很多人。1063年，宋仁宗死去，宋英宗即位，宋英宗非宋仁宗之子，如何尊奉其生父濮安懿王就成了问题。知谏院司马光为首的“台谏派”认为“为人后者为人子,不得顾私亲”，认为宋英宗应称濮王为“皇伯”。以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为首的“中书派”认为自古无称生父为伯之理，应称“皇考”。这就是所谓的“濮议”。台谏派侍御史们攻击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主人，以近利负先帝。”欧阳修写了十五篇奏议书札反击，最后韩琦争取曹太后转变态度，中书派获胜。欧阳修自知得罪了很多人，连上五道札子要求外任，宋英宗未允。在这次事件中，欧阳修因为与国计民生毫无意义的“濮议”甚至得罪了朋友，富弼说他“忘仁宗，累主上，欺韩公”，两人从此绝交。

治平四年正月，宋英宗死去，宋神宗即位。在吊祭宋英宗时，欧阳修一时疏忽，在丧服里面穿了紫色的袄，被监察御史刘庠发现，遭到“累素风，伤礼教”的弹劾，宋神宗将奏章留中，没有处理。不久就出现了薛宗孺造谣之事。集贤校理刘瑾素与欧阳修不和，将这个谣言告诉了御史中丞彭思永，彭思永又告诉了殿中侍御史蒋之奇，蒋之奇便上疏弹劾欧阳修。蒋之奇是欧阳修知贡举时中的进士，在濮议中曾支持欧阳修一方，欧阳修推荐他任殿中侍御史。宋英宗死后，蒋之奇与欧阳修反目，欧阳修后来讥讽蒋之奇忘恩负义：“未干荐祢之墨，已开射羿之弓。”蒋之奇弹劾欧阳修“帷薄不修”代称帐幔为帷，竹帘为薄，以帷薄分隔内外，家庭男女乱伦委婉称作“帷薄不修”。当时除了欧阳修长媳之父吴充为“使门户不致枉受污辱”而“尝辨于文疏”外，没有一个人为欧阳修说话。《珍席放谈》记载：“熙宁初欧公在政府，言官诬其私子妇吴氏，惟冲卿以己女尝辨于文疏，余无一言为明其诬蔑。”

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朝论以濮王追崇事疾修者众，欲击去之，其道无由。有薛良孺者，修妻之从弟也，坐举官被劾。会赦免，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侥幸，乞特不原。良孺竟坐免官，怨修切齿。修长子发娶盐铁副使吴充女，良孺因谤修帷薄事，连吴氏。集贤校理刘瑾，与修亦仇家，亟腾其谤。思永闻之，间语其僚属之奇。之奇始缘濮议合修意，修特荐为御史，方患众论指目为奸邪，求所以自解。及得此，遂独上殿劾修，乞肆诸市朝。上疑其不然，之奇引思永为证，伏地叩首，坚请必行。”

欧阳修遭此污蔑，连上八道劄子，要求“尽理穷根，以见虚实：“臣近为蒋之奇诬，奏臣以阴私事。前日再具札子，乞诘问之奇自何所得，因何踪迹彰败，乞差官据其所指，推究虚实。伏缘之奇所诬臣者，乃是非人所为之大恶，人神共怒必杀无赦之罪，传闻中外，骇听四方。四方之人以为朝廷执政之臣，犯十恶死罪，乃旷世所无之事，皆延首倾耳，听朝廷如何处置。惟至公以服天下之心。若实有之，则必明著事迹，暴扬其恶，显戮都市，以快天下之怒。若其虚妄，使的然明白，亦必明著其事，彰示四方，以示天下之疑。至如臣者，若实有之，则当万死；若实无之，合穷究本末，辨理明白，亦不容苟生。若托以暧昧出于风闻，臣虽前有鼎镬，后有斧钺，必不能中止也。以此言之，系天下之瞻望，系朝廷之得失，系臣命之生死，其可忽乎？其得已乎？”

不满二十岁的宋神宗亲自过问此事，他批示中书，让彭思永、蒋之奇“分析所闻，具传达人姓名以闻”，蒋之奇供出彭思永，彭思永不说是谁传谣给他，只说：“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濮议，违典礼以犯众怒，不宜更在政府。”彭思永和蒋之奇都被贬谪。宋神宗“敕榜朝堂”，将此事公诸于众，替欧阳修辨明了诬枉。《独醒杂志》记载：“欧阳在政府日，台官以闺阃诬讪之。公上章力乞辨明，神宗手诏赐公曰：‘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亲批出，诘问因依从来，要卿知。’又诏曰：‘春暖久不相见，安否？数日来以言者污卿以大恶。朕晓夕在怀，未尝舒释。故累次批出，再三诘问其从来事状，迄无以报。前日见卿文字要辨明，遂自引过。今日已令降出，仍出榜朝堂，使内外知为虚妄。事理既明，人言亦塞，卿直起视事如初，毋恤前言。’又涂去塞字，改作释字。宸翰今藏公家。”

事情虽然澄清了，但欧阳修很受伤，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像欧阳修这样被誉为“一代儒宗”的朝廷重臣，两次遭到难以启齿的诬谤，极为罕见。无论真伪，都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即使欧阳修反复申辩，朝廷郑重辟谣，负面影响也难以尽消。欧阳修的遭遇值得思考，《东坡志林》记载：“欧阳文忠尝云：‘少时有僧相我，耳白于面，名满天下，唇不著齿，无事得谤。’其言颇验。耳白于面，众所共见，唇不著齿，余不敢问，不知何如也。”但欧阳修几次受诽谤，并非空穴来风。清代徐士銮感慨说：“水腐而后蠛蠓生，酒酸而后醯鸡集，理之自然也。若欧阳文忠平生绝不作一绮语艳词，彼无名子亦无由而托，况杯弓蛇影，恍惚无凭，而点缀铺张，宛如目睹，传诸后世，真伪难分。是以君子当自慎也。”实际上写绮语艳词还是次要的，主要还在于欧阳修性子太直，黑白太分明，不知道变通，不讲人情，得罪人太多，关键时竟然没有人为他说话，不能不令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