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中国式智慧的经济增长

我国政府先后在国际会议上倡导“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是我们党审时度势提出高屋建瓴的战略思想，不仅向世界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转型，也为世界指出经济增长的新战略，这一理念以其高度的现实性与深刻的思想性，得到了各国与会人士的广泛认可。有人说，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是一个“舶来词”。然而，“包容性增长”对于中国而言，决不是一个简单借用的外来概念，替代“共享式增长”，而是赋予新内涵的经济增长方式，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是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特征，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体现，是凝聚中国智慧的经济增长方式。

一、经济增长理论新发展：与时俱进

随着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提高，国际分工进一步加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已从仅有的商品交换广泛渗透到生产协作，技术、信息交流，资金融通和劳务合作等各个领域。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有可能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有效的配置，有利于各国经济实现优势互补，实现全球范围的专业化协作。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机遇，也带来风险。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某种变动，难免会波及他国，甚至影响全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推进，世界各国经济之间彼此相互开放，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有机体，经济一体化逐步加深。现阶段，世界经济增长环境也有一些新特点，国际金融危机复苏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构建导致南北差距扩大，国家之间经济摩擦急剧增加，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挑战。需要什么经济增长理论来指导世界经济增长，值得我们思考。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有显著提高，开始迈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需要进行第二次转型。需要什么经济增长理论来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第二次转型，同样需要我们探索。

自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以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理论就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其实就是经济学家不断寻找和解释经济增长源泉的过程。重商主义注重研究金银财富的积累对国民财富增长的贡献；重农学派注重研究农业生产对国民财富增长的贡献；古典经济学家关注资本、土地、劳动、制度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威廉·配第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劳动和土地两个要素。在其后经济增长理论中先后出现“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分工-专业化论”、“结构效应论”和“制度决定论”。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来看，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单要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到多要素增长模型，从外生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内生的经济增长理论，从注重要素投入到注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注重有形资本到注重无形资本。从发展的历程来看，经济增长理论是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寻找新的突破，不断修正和改进并提出新理论。从视野范围来看，经济增长理论大部分是探讨一个国家经济如何增长，没有研究如何与其他国家共同增长，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增长。

我们党在深入研究经济增长理论内在规律基础上，把握国内外经济增长环境的基础上，审时度势提出“包容性增长”。从我国政府对包容性增长内涵的诠释中，我们可知从经济增长的目的入手探讨经济增长动力。包容性增长既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继承，又对其进行了发展。适时提出包容性增长，是我党“与时俱进”思想路线的体现。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与时俱进”思想。“与时俱进”最早来源于《易·损》中“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其含义是损益盈虚，应该根据时代的不同来实行。南宋朱熹在《观书有感》中提出“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其寓意是只有与时代同步，才能保持清醒头脑。蔡元培先生在《中国理论学史》中，针对清朝末年中国思想文化界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局面，蔡元培通过中西文化对比，指出“故西洋学说则与时俱进”。

二、包容性增长内涵：天地人和

包容性增长是一个全新概念，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作了诠释。中国政府对此诠释为，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应该坚持发展经济，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可见经济增长不仅依靠经济土地、资源、劳动力和资金等要素的投入，而且要从经济增长目的中寻找经济增长动力，需要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增长，需要在统筹中实现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最大特点在于“包容”，经济增长需要多方面的协调，需要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表面上看包容性增长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其实际上却蕴含丰富传统文化思想，可以概括为“天地人和”。

（一）经济增长要与自然界相协调――天人合一

20世纪以来，大工业的发展，把人工自然扩大到空前的范围，人对自然的干预已超出自然界的再生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使自然平衡濒临自我修复的极限。人类所面对的生态环境正朝不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方向演变，从而引出了所谓“全球性问题”。“全球性问题”的概念最早是罗马俱乐部提出，主要包括由下列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性问题：人口问题、粮食问题、不可再生资源问题、工业化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西方国家总是企图以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掠夺自然，而东方先哲却告诫我们，人类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一体，要和平共处，不要讲征服与被征服，即“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道家老子、庄子 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在道家来看，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老子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庄子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达生》）。汉儒董仲舒 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季羡林先生对其解释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揭示了人类要效法自然法则，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历史的教训和现实告诉我们：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必须的。人必须靠自然生活，没有自然环境，就不会有物质生活资料和物质生产资料，就不会有人及人类社会的生存，更谈不上发展。人类为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物质生产资料，归根到底都要取之于生物圈所提供的自然资源。这些揭示了自然界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在人类改造自然时，如何使自然界的演化更加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这是首要考虑的问题，而不是去征服大自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界的另一种称谓为“天”，包容性增长实现了经济增长与“天”相包容的增长。

（二）经济增长要与地区间协调发展――兼相爱，交相利

早在2006年联合国发布报告，指出各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美国和欧洲现在的人均收入是埃塞俄比亚的35倍，而在1950年，欧美人均收入还只是埃塞俄比亚的16倍，贫穷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已成为地区冲突、国内战乱和社会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目前，发达国家通过其技术和资本优势，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全球价值链（GVC），通过总部与生产基地的分离，把利润空间微薄的加工和制造产业链环节放在发展中国家。这个产业链分工结果，表面上看，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取得表面上繁荣增长，实际上，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库兹涅式经济增长，难以进入依靠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熊彼特式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可以实现地区分工、产业分工带来世界经济总量的斯密增长，然而这种分工带来利益在不同地区分配不合理，地区经济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导致地区之间协作难以持续下去，最终导致世界经济，难以可持续增长。一个国家内部，在资本趋利性和规模经济效益两者的作用下，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地区之间差距越来越大，除了国家间经济增长需要包容，一个国家内部地区发展更需要包容。可以说包容增长则大家都有利，不包容则俱损失。“包容性增长”倡导“增长”既要让自己发展，也要容忍、允许别人发展，不能具有排斥性，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包容性增长这种思想在传统文化中也有思想源泉。墨子指出：“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下》）。他主张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应当“兼相爱，交相利”。“兼相爱”是针对“别相恶”而言，指不分亲疏、贵贱、贫富，一视同仁地爱所有的人。“交相利”是针对“交相贼”而言，主张人们互相帮助，共谋福利，反对互相争夺。

（三）经济增长要与人本相协调――人为本

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一部分经济学家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影响，认为经济增长的目的在于累积财富，追求GDP增加，而不是损耗财富。另一部分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目的是追求人类幸福。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强调经济发展应当落脚于人的福祉。包容性增长与其他经济增长理论显著不同在于，从经济增长的目的--人们福祉的提高中寻找经济增长动力。从人力资本理论可知，人的福祉提高，凝聚在人身上人力资本终究必将提高。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具有可持续性。我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思想告知我们，国家的根本在于民众。“以民为本”的思想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尚书·五子之歌》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 尽心下》）。在唐朝以后，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改称为“以人为本”，但其意思并没有变。基本含义认为万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治国应以安民、得民作为根本。经济增长与人本相协调不仅能够化解经济增长中不和谐因素，更能够激发人的劳动积极性。我党九十年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功的经验再次告知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重要法宝。

（四）经济增长与和谐社会相协调――和为贵

过去30多年我国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但是，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公平、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从我国历史来看，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之后。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来看，人均GDP在由1000－3000美元的增长期内，是社会各种矛盾比较充分展现和暴露的时期，被称之为“社会矛盾凸现期”。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这不仅标志着经济增长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重要阶段，而且进入了社会矛盾凸现期，如何化解社会矛盾成为我们党的工作重点。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导致社会危机，使经济增长停滞、衰退甚至崩溃。以迟福林为代表一些学者提出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第一次转型向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第二次转型。转型必然需要进行一些经济体制变革，必然损失一部分人、集团和阶层的既得利益，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我国经济增长需要转型，但如何转型没有什么成功模式可以复制，需要我们在探索中改革，可能出现一些失误，需要全社会有包容心态，只有在包容的社会环境中才能探索出一条成功之路。对于世界来说，一方面穷富国之间差距在逐渐拉大，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因害怕一些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而制造一些经济摩擦。世界经济增长出现一些不和谐因素，这些问题也需要在对话中解决，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包容性增长因其内含包容心态，可以成为新时期经济增长战略选择。我们政府提出包容性增长把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包容、和气社会心态）和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和谐社会）有机统一。这不仅是我们党具有高屋建瓴智慧的体现，也有传统中华“和文化”的影响。

“和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范畴。时至今日，“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饱含传统“和文化”深深影响我们。“和”是儒家所特别倡导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原则。在《论语·学而》中目前指出“礼之用，和为贵”，含义是礼的推行和应用要以和谐为贵。我们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也需要在和谐社会环境中进行。古往今来，人类一直在追求社会的平等、安定、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各种“和谐社会”理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从古至今已经延续了两千五百多年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小康这个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得很早。《诗经》里面就有这样的话:“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非常穷困辛苦，很希望过安居乐业的小康生活。比“小康社会”更高级的是一种公有共享、其乐融融的“大同社会”。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都受到了这种理想社会的影响。包容性增长需要一个稳定的和谐社会环境，同样包容性增长的目标是追求和谐社会，况且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美好社会，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不懈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为此，我们需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培育理性平和、和气、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加快经济包容性增长。

三、中国式发展战略思维：治大国若烹小鲜

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新目标，也是十七大报告的一大亮点。其中虽然只是“增长”与“发展”两字之别，却蕴含着不同的内涵。经济增长通常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人均GDP水平的持续增加，偏重于数量的概念。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综合概念。前者追求国民经济的速度增长和总量的扩张，主要是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实现外延扩张的粗放型增长。后者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以及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各方面，主要是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型增长，其目的在于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所以，经济发展涉及的内容超过了单纯的经济增长，比经济增长更为广泛。追求经济发展是发展经济的最终目标。那么是否可以直接从经济增长跨越到经济发展，放弃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考核，实施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不能，尽管2009年我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水平仍在世界100位之后，经济增长仍然是我们的主旋律。从居民财富收入来看，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是0.47，已跨过0.4的国际贫富差距警戒线，在所有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说明中国面临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发展进入了高速推进和非均衡战略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全面开放、外资涌入、经济迅速增长，而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之态势开始显露。尽管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并没有缩小。从经济增长质量来看，我国GDP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其质量明显不如发达国家。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相似度高，国家内部没有形成完整产业链，而且我国产业被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与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所俘虏，处于全球价值链附加值最低的环节，竞争力位次最低，产业竞争力非常脆弱。大量外资企业的幕后主导营造了中国承接产业转移的表面繁荣，然而产业链不完整，产业升级困难。这些问题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些问题形成有其深刻历史和经济根源，不能通过行政命令去解决。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各地区经济基础、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不同，因前期改革而造成既得利益集团，前期固化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在短时间进行调整。

有许多经济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改革，否则难以实现经济第二次跨越。然而这些问题有其深刻根基，而且又相互交错，难以在短时间内加以解决。目前，世界上又出现一些“中国威胁论”声音，一些西方国家想通过各种途径来遏制我国经济发展。如果政府在不深入了解根源情况下，盲目运用政府手段代替市场手段，往往会出大问题。前苏联对经济体制进行急速变革，导致失败，东欧的国家也因为变的太快而后悔。我国在1958年开展“大跃进”运动，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历史教训与现实情况决定我们在进行二次改革时，需要走平稳改革道路，不仅能应对国外复杂多变环境，而且也能够从治本角度解决这些问题。包容性增长提出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逐步提高福祉，不断消除经济不和谐因素，凸显我国传统文化中“治大国，若烹小鲜”思维。老子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第六十章）。老子是告诫执政者，要遵从社会自然秩序，不能朝令夕改、随意搅动、胡乱折腾，否则国家就会出乱。老子的话里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大国，大国有很多的经济成分，大国的身体肌理很不一样，不能够操之过急。同样孔子也有“欲速则不达”（《论语·子路》），告知我们凡事都要讲究循序渐进，先有量变才会有质变，万不可焦躁，如果快速完成某件事，其效果未必会好，甚至大失所望，万不可急于求成。

四、世界经济增长新选择：和而不同

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把社会发展分为必须依次经过的6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进入自我持续增长的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处在不同阶段的国家，其发展方式必然不同，有的是通过创新牵引经济增长，有的通过结构优化带动经济增长，有的通过要素的投入增加经济产量。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对其影响又是不同的。有的需要贸易保护政策，扶植本国产业发展；有的需要贸易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整合资源。不同发展阶段导致采取不同发展战略，必然导致世界各国经济之间矛盾与冲突不断。究其主要根源是发达国家仅从自己利益考虑，漠视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发达国家凭其资本雄厚和技术优先等优点，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布局，将产业链中的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作为承接地的发展中国家，而将附加值高的环节留在本国，将对环境污染和废气的排放留在发展中国家。近来，发达国家常以发展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较高，常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制裁，造成许多经济摩擦。殊不知，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发展初期，排放的二氧化碳仍在大气中，现在自己仍然在消费高档奢侈品，过着高碳生活。中国倡导“包容性增长”实质上是为了改变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应该建立在所有国家的公正合理、互相依靠、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上的国际间的经济关系体系。世界各国因其经济特点不同，只有坚持“包容性增长”理念，可以采取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而且不同经济增长方式有利于世界经济共同增长，实现了“和而不同”局面。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在孔子的心目中是君子修养的境界。只有这些矛盾的因素处于和谐状态时，事物才会发展。张岱年提出“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概念（《张岱年全集》第7卷），也是包含着差异、矛盾在内的“多端”、“众异”之间的平衡与统一，协调差异，以求和谐，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哲学中“和”这个概念的辩证涵义，强调的也是“不同而和”。“包容性增长”是中国给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发展方式，呼吁发达国家要包容发展中国家发展方式，在不同中经济增长方式中，实现世界经济和谐增长。

五、倡导与实践包容性增长：仁爱

尽管包容性增长是全新概念，然而我们党一直在实践着包容性增长，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具体经济发展方式上，我们党积极实施“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为了全世界人民幸福，中国不仅是国际上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国际上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我国一直以来积极呼吁和推动国际社会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率先推出的大规模刺激内需政策，不但使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克服自身困难，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了无偿援助、无息贷款、优惠贷款在内的各类援助，免除32个非洲重债穷国及最不发达国家无息贷款债务。在国际上积极倡导“包容性增长”，在国内积极推进“包容性增长”，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政党决定的，也与我国传统文化中“仁爱”相一致。“仁爱”起源于儒家，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孔子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孟子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等。这些“仁爱”思想，展现在我国在国际上倡导与实践“包容性增长”活动中。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本文难以全面梳理阐述包容性增长中蕴含中国智慧。五千年历史所蕴含的治国理念和厚重文化根基，彰显包容性增长的中国特色；中国和平崛起，赋予包容性增长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