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的边塞诗与盛唐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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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代文学研究

王昌龄的边塞诗与盛唐气象

○朱晓燕

摘　　要：文学是时代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学都带有某一时代特定的烙印。盛唐是富于创造性的解放的时代，它解放了诗人的个性，在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富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自尊自强、自由自在的“盛唐气象”。王昌龄的边塞诗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奏响了“盛唐气象”的强音。关键词：王昌龄　　边塞诗　　盛唐气象

盛唐时代，文人追求功名是人生价值的重要取向。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侧重于国家和天下的选择。科举取士与边陲建功是取得功名的两条道路，一部分文人以科举、明经寻求价值理想；而另一部分文人选择了出

塞，选择了从军入边，渴望立业边疆，功就名成。于是，在边塞诗中充满了对于功名理想的热衷追求和昂扬的爱国情怀。这种激越昂扬、达观进取的时代精神，是社会的群体意识在时代的波涛中关乎人格的理想和价值的体现，是一种为

世俗和柔靡亦不足为怪。

经历侯景之乱的梁元帝萧绎，虽然试图在动乱中力挽狂澜，然而末世已成绝唱，游侠亦是怀想。其《长安路诗》云：“前登灞陵岸，还瞻渭水流。城形类南斗，桥势似牵牛。飞轩与良驷，宝剑杂轻裘。经过狭斜里，日暮且淹留。”

目睹梁代的动乱与没落，萧绎聊发霸陵之想，城郭美好、良马宝剑，然而在曾经游侠出没的狭斜里，一代帝王唯见日暮与销魂，于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不甘，幻化成长安路上的一声叹息。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词》评萧绎曰：“帝不好声色，颇有高名，独有诗赋，婉丽多情。”可谓道出末世帝王的侠骨柔情。

及至陈后主陈叔宝，民歌之风日盛，轻浮之气渐浓，后庭曲唱，帝国终亡。辞藻绮靡、曲调哀婉，庭歌宴舞之际，后主不悟末世之悲。其《乌栖曲》云：“陌头新花历乱生，叶里啼鸟送春情。长安游侠无数伴，白马骊坷路中满。”该诗中游侠形象和曹植的少年游侠相似，名弓宝剑的田猎场景消失，随之而来是春日乱花、叶中啼鸟，少年游侠身骑白马、畅游大道，表现出少年贵族公子不谙世事的浮华之态。于是，在简文帝、陈后主等帝王的首唱之下，梁陈咏侠诗逐渐成为和宫体诗相对应的贵游诗歌。杜甫诗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不过，年少的庾信也曾裘马轻狂，其咏侠诗在宫体诗风影响下也呈现出柔靡情调。庾信《侠客行》曰：“侠客重连镖，金鞍被桂条。细尘障路起，惊花乱眼飘。酒熏人半醉，汗湿马全骄。归鞍畏日晚，争路上河桥。”

此处的游侠形象颇具市民色彩，他酒酣上马、争上河

桥，在滑稽与荒诞背后，游侠的仗义与不羁荡然无存。庾信给魏晋以来游侠形象披上了亲切而世俗的外衣，这同后来李白“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的快意与肆纵的游侠形象有很大不同。

通过梳理梁陈帝王咏侠诗可以发现，自曹植以来的贵族游侠形象，或是享受田猎之乐，或是抒发不平之鸣，或是步入宫闱之艳，或是趋于世俗之奇，虽无济世之举，然其文学形象之丰富、审美内涵之多变、文人心态之复杂亦表现出文人慕侠的多重层次。就帝王咏侠诗而言，曹植首开绮靡之风，这正和游仙诗一样，体现出上层文人的审美超越心态。士大夫总是寻求新的超越，由此带来新的美学风尚。曹植少年游侠、中年落魄，继而在虚无的游仙诗中自我安慰，于是游侠之刚健变为游仙之凄迷。梁陈帝王于佛教中无法彻底超脱，于女性审美中无法实现价值，于是在慕侠情结中稍稍找回一点尊严，只不过这微渺的放达在宫体诗风的影响下变得如此柔靡、如此轻艳。可见，梁陈帝王咏侠诗的审美心态与当时世风是紧密结合的。

参考文献：

［１］逯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２］［宋］郭茂倩．乐府诗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３］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４］汪涌豪．中国游侠史［Ｍ］．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５］王瑶．中古文学史论［Ｍ］．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６］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８．

（宋展云　　江苏　　扬州大学文学院　　２２５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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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为君、为社稷的强烈的外敛意识和追求。这种追求和意识激发了文人出世的热情。综观盛唐诗歌流派，唯边塞诗派最能表现盛唐之音。无论是“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还是“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都贯注着雄健奔放的气势，激昂慷慨的精神。边塞诗派虽以高适、岑参为代表，但作为“七绝圣手”的王昌龄，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代表诗人，他的边塞诗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特色，体现了盛唐气象。

一

“盛唐气象”又称“盛唐之音”，自从林庚先生提出迄今，对其内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总的认为有两方面：一是盛唐诗歌中所反映出的时代精神，用林庚原话即“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１］；二是艺术风貌。关于此点古今学者论述颇多。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云：“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林庚先生认为此“兴趣”即“气象”、“风骨”，“羚羊挂角”喻诗歌的超脱，“无迹可求”喻诗歌的自然。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盛唐诸公之诗，为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现当代有人认为“盛唐之音”即“风骨”、“兴寄”等的结合体，指刚劲有力、明朗豁达的精神气魄、丰富的社会体验与饱满的政治热情，与作者创造出的精炼、含蓄、自然、清新的语言相结合，构成了外形鲜明而又内蕴深沉的艺术境界，是一种自然的美丽。盛唐诗人多以气为诗，以诗抒情，即“雄厚浑成”。

盛唐气象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是指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时代性格不能离开了那个时代而存在，盛唐气象因此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时代是出现在百年来不断上升的和平繁荣的发展中，是几百年来成熟了的封建社会中民主斗争的方式，它是一个进展得较为顺利的解放中的时代。一种春风得意、一泻千里的展望，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黄河之水天上来”、“大道如青天”、“明月出天山”，这就是盛唐气象。这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解放的时代，它孕育了鲜明的性格，解放了诗人的个性，他的那些诗篇永远是生气勃勃的，它丰富到只能用一片气象来说。由此看来，所谓“盛唐气象”既是一种精神面貌，也是一种时代特征，甚至也包含了作为一个时代诗人群体的个性特质。如果按此追溯，其实在林庚先生以前就有人提到了“盛唐气象”，只是没有使用这一概念而已。胡适就曾于１９２８年在《白话文学史》中写道：盛唐“是一个解放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生观是一种放纵的，爱自由的，求自然的人生观”，“所以这个时代产生的文学也就多解放的，自然的文学”，“文学的风尚很明显地表现种种浪漫的倾向”［２］。苏雪林先生则在１９３３年于《唐诗概论》一书里发展了胡适之论，指出盛唐时期的“作品里反射的只是青春的光热，生命的歌颂，

的环境结合，当然产生一种春花烂漫、虹彩缤纷的烂漫文学。”［３］而郑振铎先生则在１９３２年完成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书里，从艺术风格入手概括盛唐诗歌，认为盛唐时期“虽只有短短的四十三年（７１３—７５５），却展布了种种的诗坛的波澜壮阔的伟观，呈献了种种不同的独特的风格。这不单纯的变幻百出的风格，便代表了开元、天宝的这个诗的黄金的时代。在这里，有着飘逸若仙的诗篇，有着风致澹远的韵文，又有着壮健悲凉的作风；有着醉人的谵语，有着壮士的浩歌，有着隐逸者的闲咏，也有着寒士的苦吟；有着田园的闲逸，有着异国的情调，有着浓艳的闺情，也有着豪放的意绪。”［４］李泽厚先生说：“是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像”，“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痛快淋漓，天才极至，似乎没有任何约束，似乎毫无规范可循，一切都是冲口而出，随意创造，却是这样的美妙奇异、层出不穷和不可思议。”

“盛唐气象”的内核，应当是一种自尊自强、自由自在的人性自觉与人格独立，是一种青春、浪漫、飘逸、开朗、清丽、率真、雄阔、远大、浑厚、沉郁、慷慨、豪迈的美学境界，是一种舍小我为大我、兼济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是一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是一种蔑视传统、挑战权威、不拘俗态、敢破敢立的创新精神和理想主义，是一种高昂的英雄主义（盛唐诗人特别任侠尚武、勇于牺牲，风行书剑从军、建功边关），是一种充盈着强大生命力的自信高放、傲睨、倜傥之气。它们不仅是“盛唐气象”之魂，同时也是唐诗之魂、唐代文明之魂，是一种与时共进、放飞青春的时代精神，是盛唐诗歌、盛唐诗人对当时社会所作出的一份最值得骄傲的贡献，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二

立功边塞，是盛唐知识份子取得功名的一条重要途径。边塞军旅的豪情生活，边塞雄奇壮伟的景色，最足以引起向往不世功业的盛唐知识份子的感情共鸣。不管是否能够在边塞中立功，是否能够得遂初愿，他们始终热烈地向往着、追求着并沉醉于一半为理想所浸透，一半为现实雄奇豪壮情调所笼罩的边塞生活，这就极为自然地留下了那些气势豪雄、情感昂扬的歌吟。吟唱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王昌龄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王昌龄（约６９８—７５７），字少伯，西安人，生活于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国力强盛的盛唐，“这是一个开扩的时代，一个外向的时代……这是一个富有献身精神的时代，充满英雄主义的时代”［５］。正因身处这样的时代，诗人虽然屡遭贬抑，但却毫无悲观幽怨之情。他来往于经济发达的中原、东南地区，也曾去过当时的荒僻之地：岭南、湘西。后来又满怀豪情地远赴西北边地：萧关、临洮，写下了不少富有特色、充满“盛唐之音”的边塞诗，尤以七绝边塞诗最为著名。明王世贞誉其“与（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艺苑卮言》）。故而可以说，王昌龄的诗歌成为盛唐之音的先导，启开了盛唐气象的序幕。盛唐造就了王昌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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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美丽，祖国的庄严，什么人生的悲哀，社会的痛苦，永远不会到他们心上……这种人生观和富裕繁华、奢侈闲暇

ＸＩＡＮＤＡＩ　ＹＵＷＥＮ

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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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了王昌龄享有盛誉的七绝边塞诗。王昌龄边塞诗数量并不算太多，但几乎篇篇俱佳，最有代表性的为《从军行》、《出塞》两组组诗。其边塞诗多用易于入乐的七绝。盛唐之时，“写边塞，说戎旅成了一代之风”［６］，体现了唐人“开放的心态，开阔的胸襟，远大的目光，对异域文化之向往，汲取一切新鲜事物的胆量魄力”，“这开放性的文化氛围，正是唐代边塞诗那充满异域风情的热烈歌唱得以大量产生的情感、心理基础”［７］。王昌龄的边塞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丹纳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８］。通过王昌龄的边塞诗我们可以看到“盛唐气象”。反映到诗歌中，首先便是精神昂扬，高度自信，关心政治，热衷功业，即便写“愁”，也被奔放、奋发的气氛冲淡了。其次，是雄厚浑成的艺术境界，严羽“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便为最妙的诠释，即便写“悲”也是“悲壮”。王昌龄在边塞诗中燃起宁边安民的理想之火，表达愿为国家安边宁民、长治久安做出贡献的雄心壮志，以及盛唐时代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进取精神。“三面黄金甲，单于破胆寒”（王昌龄《从军行》），“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王昌龄《少年行》），“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王昌龄《从军行》）等等，都从不同方面表达了王昌龄意欲投身报国的抱负和胸襟。这种高扬英雄主义气魄与满腔爱国主义的热情洋溢于字里行间，一种盛世进取精神始终引人奋发向上。“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王昌龄《从军行》其五）构筑了边塞独有的自然景物和气象，在描摹边塞的艰苦和残酷的同时，以时代的责任抒发着达观、自信和悲壮的感怀。《出塞》其二：“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虽然用的是象征性笔法，但其高度的自信和豪情，敌人不灭战斗不止的精神却是完全一样的。这充满热情、自信的诗篇“无疑是唐代国力强盛与疆土意识强化的产物，是举国上下，全民族关怀祖国统一和兴旺的心理情感的反映”。即使抒写“边愁”，也是意境雄浑开扩，情调激越的，如“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王昌龄《从军行》其一）“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弹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王昌龄《从军行》其二）激扬慷慨，毫无中晚唐边塞诗的伤感衰飒气。

王昌龄的边塞诗还体现了“盛唐气象”的“雄厚浑成”。如《从军行七首》其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此诗一二句写唐军开赴前线时，从青海、祁连、长城直到玉门关漫长的国界线上已是狼烟四起，乌云弥漫，强敌压境，大战在即。后两句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表达了边防战士誓死保家卫国、不败敌兵、绝不罢休的决心。全诗意境开阔，感情悲壮，意蕴丰富，振奋人心。篇章结构上，承接自然，全无造作。整首诗作尽管写出了战争的艰苦，但给人的实际感受是雄壮有力，决无低沉伤感。诗末两句是在深深意识到战争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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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１］林庚：《唐诗综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２］胡适：《白话文学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３］苏雪林：《唐诗概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４］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册》，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５］西北师院中文系和西北师院学报编辑部合编：《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６］胡大浚：《唐代边塞诗选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７］［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

［８］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苦的基础上发出的更坚定更深沉的誓言。盛唐时代的恢宏阔大的绝世气度，最终塑造了王昌龄边塞诗“手挥利刃，以御外敌”的雄浑气魄。王昌龄边塞诗即自觉不自觉地染有浓重的时代特色。具体论述其特色者，廖立先生在《岑参边塞诗的风格特色》中的一段文字最为中肯：“王昌龄边塞诗不乏悲壮之作，但他的基本格调是壮丽的。王昌龄面对秦时的明月，汉时的关塞，讴歌着城头的铁鼓，匣里带血的金刀，追忆起十年苦战，边侮尘雪，这是悲壮的格调。但王诗节调轻快，色彩缤纷，悲壮中又有绚丽，王诗或登高而临海风，黄昏中聆羌笛而起乡思；或战罢日暮，掩埋战骨，云沙飞扬，榆叶疏黄；或青海雪山，黄沙金甲，大漠日昏，红旗半卷，这是一种清俊飘逸之美，风格壮丽，色调明丽［５］。”而这壮而不凄，明而不涩正是“盛唐气象”在王昌龄边塞诗中的体现，也正是其诗能“感动激发人意”［８］的根本原因。王昌龄诗中表达的乐观豁达却成为唐音中稀有的珍品，诗人以浪漫主义的浓墨重彩和烈火般热烈的激情，使其边塞诗成为“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的好诗。

国威的浩荡，文化的繁荣所生发的恢宏气势和阔大胸襟充斥在王昌龄的边塞诗中，简短有力的诗行中流动着一股难以遏止的济世之心和报国宏愿。王昌龄边塞诗洋溢的正是盛唐气象，其精神实质与后来李（白）、杜（甫）、王（维）、高（岑）、岑（参）诗中所表现的内容实无二致。由此可见，“盛唐气象”是时代的产物。盛唐诗人们得天独厚之处，就在于他们那个时代尽管并非事事如意，但总的来说，国家、社会和知识分子个人前途都充满希望。王昌龄的边塞诗的思想艺术特征和成就，离不开那个时代的种种条件。时至中晚唐，诗人们可以学到前人的创作技巧，甚至有所发展，但他们无法复制盛唐时代的客观环境和氛围。盛唐诗作中这种“无法复制”的东西即为“盛唐气象”。

（朱晓燕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７３００７０；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社会科学系　　７３００５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