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加西亚.马尔克斯

  亲爱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先生,首先祝贺您的大作《百年孤独》新译本不久前在中国出版。我也买了一本,还没有来得及细看。不过我对此书并不陌生,早在高中时代已经读过,大学时代又重读过至少两遍,每次阅读,都是不同的译本。   我想说的也正是这些译本。相传您对此深深忌恨,因为它们不曾得到过您的授权。相传1990年您访华时,曾当面指责一众中国学者、作者和翻译家都是“盗版贩子”。相传您自此坚决拒绝授权中国出版商出版您的作品。所有这些令人尴尬的回忆,最近一段时间在中国媒体上被有目的地刻意广泛提及,仿佛要以此证明新译本是多么根红苗正,血统优越,师出有名。我不免深深为此难过。   我知道您是个任性的人――这世界上大概人人都知道,但我必须要说,您也是个不通情理的人。   您知道,1992年10月之前,中国尚处前伯尔尼时代,并未加入相关的国际版权公约。所以,不经授权而翻译和出版外国图书,难称违法。我本来无意为此类行为辩护,但越到后来,我越感到有为那个时代辩解的必要。20世纪80年代,中国仍处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复苏期,经济上是这样,文化上尤其如此。您没有经历过一个几十年无书可读、只有政治宣传品和批判材料的时代。   “最大的挑战是缺乏为了使生活变得令人可信而必需的常规财富,”您说过,“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所在。”您也很难了解对年轻人而言,那是一种怎样的痛苦、饥渴和煎熬。所以我和我这一辈的青年,至今怀恋并感激那个被您称为“海盗”横行的时期。成千上万种新书,来自欧洲、美国、拉美的新思想和新文学,突然出现在了身边的书店。我一生当中再也难以拥有、恐怕也不会再见到那样一个新思想欣欣向荣、新文学日新月异、新青年狼吞虎咽的时代。   亲爱的加博――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您也应该庆幸而不是恼恨于在此期间来到了中国。因为在那个时候,您的作品遇到了中国最好的翻译家、最敬业的出版人和最热情的读者。真不该啊――您把他们统统骂作盗版贩子、海盗的帮凶与食客!他们就像您在《咱们镇上没有小偷》里描写的那个外乡来的黑人一样可怜而有口难辩。   在您自绝于中国人民的这二十年里,您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许多技艺非凡的大翻译家死了,许多只知道做书的出版人退了,而您失去了整整一代的中国读者。您可能不在乎,因为您是性情中人,您是神;您也不关心――除了您的这几本小说之外。我知道,您是个既讲道德又讲政治的人,可我从来没有听闻您对中国的现实有过任何评论。您宁愿与菲德尔聊天,也不肯像您曾经的朋友马里奥那样,回到这里,给我们一点道义上的支持。   当年,您大大地非礼了您在中国的译者、出版人和读者。今天您的合法出版商又在以您的名义,对他们进行第二次羞辱。我私下以为,您错了。您欠他们的情。没有这些今日难寻的“海盗们”勤奋而敬业的工作,您在中国断然不会有今天这样高的声望,也不会有中国出版人现在为了一本书向您支付几十万美元。有许多像您一样声名显赫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这里完全得不到出版的机会。对您的第一批中文译者,我多么希望您能说一句gracias。   我们一样都会死掉,所有人都会死,所有的书都会化作尘埃,经书也不例外。但我仍然喜欢您的小说。如今捧着新译的《百年孤独》,我却没有像预料中那样,产生合法的快感。我是个恋旧的人。多年以后的今天,面对着新译本,我仍然清晰记得二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我第一次见识《百年孤独》时,它带给我的新奇与激动。这样的感受只能出现于青年时代,也只能见于第一次的阅读体验。   然而现在我的美好回忆,多少被强加了一种不洁的恶感,仿佛有个天使――就像您的小说《长翅膀的老头》写的那个怪物一样,不停地进入我的房子,把书架一个个掀翻在地。他一边用沾满泥巴的双脚,践踏我珍藏至今的平装本旧书――里面有好多本您的著作,一边愤怒地盯着我的眉心,仿佛在说:孩子,你读的是可恶的盗版。可我不能像您那样,拿起扫把,把这可怜的疯老头关进鸡笼子。我只能躲进家里最小的房间,给您写信。   亲爱的加博,请原谅我的冒昧,并接受我真诚的感谢,为了您曾带给我的一切美好的旧日。   作者为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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