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与落差

　　摘要 本文通过“三言二拍”中婚恋题材作品与日本近世文学家井原西鹤“好色物”的比较研究，展示近世中日市民阶层婚恋行为的诸类型和婚恋观，从中透视两种文化迥异的素质与风格，从而呈现两个民族不同的生命形态和特质。 　　关键词：“三言二拍” “好色物” 婚恋观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性爱观与性爱行为、婚恋观与婚姻制度，乃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和存在方式，它们既处于总体的文化系统和道德伦理系统之中，受其约束和框制，又具备了冲破既定伦理道德和世俗规范的功能，它是人类日常生活中最具活力、最富有色彩，也是文化蕴涵最为丰富的部分。 　　 日本近世作家井原西鹤（1642-1693）以《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风流五女子》为代表的“好色物”系列小说通过描写一幕幕爱情悲喜剧，显示了特异的文学风格和叛逆倾向，不仅具有文学史的意义，更展示出日本近世町人（市民—商人）阶层以至于整个日本民族的精神风貌和生命风姿。中国明代话本小说“三言二拍”客观地呈现了中国近世的“市民社会”、“市民生活”，其中以爱情、婚姻为主题的作品是“三言二拍”中分量较重、成就最高的部分。下面，我们将从四个方面讨论“三言二拍”（婚恋题材作品）和“好色物”中的市民—商人阶层的性爱观和婚恋意识，并尝试进行超历史、跨文化的考察和解析。 　　 一 从归宿看婚恋观的不同 　　 在“好色物”的总体叙事中，存在着一个“婚姻有限而性爱无涯”的结构。“好色物”中的婚姻和家庭都是极脆弱、极不稳定的。阿泉和阿珊原来是商人之妻，她们开始都有着一般意义上美满的家庭，但是一旦阿泉、阿珊另有所爱，这传统意义上的幸福家庭便立即解体了。另一个方面，典型地表现在世之介的生活中，他一生耽于性爱冒险和好色狂欢，曾数次娶钟情女子为妻，过上幸福快乐的家庭生活，但每次都十分短暂，婚姻家庭在世之介的生活中完全失去了稳定性和传统意义上的价值与作用，他结婚是为享受性爱之乐，他成家只是为了留住那必然是短暂的“幸福时光”。婚姻与家庭，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都是最为神圣的伦理制度，却被世之介当成了需要时拿来就用、不需要时随手丢弃的“工具”。对他而言，性爱超越婚姻，凌驾于一切伦理之上，故名之曰“婚姻有限而性爱无涯”。 　　 “三言二拍”中则完全不同，这里面的“性爱”故事则全部导向婚姻，归于传统的家庭生活。男人们不管是出于爱情还是出于荣誉，爱上一个女性便苦苦追求，希望“永结秦晋之好”；青楼女子中较为清醒者最大的理想是能从良，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她们付出肉体和性爱是为生存所逼，某些情况下也是为铺就通向传统家庭生活的“锦绣之路”。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女主人公美娘被拐卖到妓院后，经过“能言快语”的刘四妈一番关于“趁好从良”、“拣择个十分满意的嫁他”的巧言开导，便“有客求见，欣然相接”了。在这里，不仅性爱，连皮肉生意都成了通往传统婚姻家庭的门径。美娘最后真的从良嫁给卖油郎秦重，“夫妻偕老”，孩子们也“俱读成名”了。这个大团圆的结尾是对传统文化价值和家庭伦理的充分肯定与证明。 　　 杜十娘的狂怒愤激一方面是出于被遗弃被出卖的屈辱，另一方面也是恨自己“从良成家”之梦的破裂。在这里，存在着一个“种种性爱向婚姻”的伦理和叙事结构。当然，由性爱向婚姻也是正常的，但是性爱毕竟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它与婚姻、家庭之间还不能完全画上等号。中日市民婚恋意识“归宿”上的这种差异当然是由民族文化和伦理传统的差异造成的。那么，同样以儒家伦理思想为重、同样重视“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作用的中日文化之间，为什么在性爱观上产生如此大的差异呢？这可能与中日传统文化中家庭伦理观的核心结构不同有关。中国的家庭伦理直接传承孔子的教诲，强调孝悌亲情和忠于家族传承，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将家族血统的传袭、“种”的延续抬升到至高无上的位置，性与爱之类的观念意识完全笼罩在“孝”的势力之下；而日本本土文明自身却缺乏中国式的“孝亲”观。无论在法律制度上，还是伦理风俗上，日本人的家庭观都与众不同，“按照日本的传统家庭观念……最重要的是作为制度的‘家’之形成，但并非强调血统。在日本如果贵族门第的最后一名成员死去而未留下继承人的话，只要领个养子，建立虚拟的父子关系，那么领地就可以安然无恙。因为在日本，优先考虑的是家的延续，而并不看重血统的继承”。由于只重视结构性的“家”及附带的财产、权益的延续，而非血统和“种”，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就将族人从生育义务中解放出来，进而也就使“性爱”从婚姻家庭义务和伦理中解放出来，并有可能使性爱的地位、价值超越并凌驾于婚姻家庭之上了。 　　 在日本近世市民—商人的生活中，性爱不是必须和必然地归向婚姻与家庭。世之介们所享受到的“性爱的狂欢”，一方面得益于他们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该感谢日本式的传统文化和伦理观。 　　 二 从性爱的相位看婚恋观的差异 　　 在“好色物”中，性爱与婚姻家庭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男人和女人们只有认为婚姻成为必要——有助性爱之达成和持久的情况下才决定结婚成家，婚姻、家庭是服从服务于性爱的。婚姻家庭以性爱为中心，也常常被性爱行为冲破和毁掉，婚姻家庭是脆弱的、被动的、静态的，而性爱则是顽强的、主动的、不断发展着的。性爱处于生活的中心位置，婚姻家庭黯然失色。同时，性爱在人的生命中也居于中心位置，决定人生的意义，甚至决定人的生死。阿夏、阿七、清十郎、吉三郎，甚至世之介，为了爱情都可以毫不犹豫地去死，正应了那句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从世之介和源五兵卫的经历看，性爱还是他们追求人生价值、追求生命至高至极境界和自我实现的途径——性爱可使生命获得永久的精神价值。 　　 在“三言二拍”中，性爱在一种情况下走向性放纵、纯粹的纵欲和动物化，另一种情况正如前面所讲到的，美好的性爱总是导向婚姻家庭，然后“子孙繁衍，家业兴旺”，这不过是个人和家族生存意义的达成。人的生存和肉体生命的延续高于一切，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与利益高于一切，如有必要，当然可以牺牲爱情，正如李甲放弃杜十娘。另一方面，在明代市民商人的性爱生活中，很难见到至高至极的那种境界，更没有源五兵卫那种“精神之恋”的情况，蒋兴哥与三巧儿、秦重与美娘、李甲与杜十娘等，所拥有的更多是传统意义上的男欢女爱，有肉的欢乐，情的愉悦，至多也不过是生命的“惺惺相惜”，只有“人间烟火”，却无精神的光华——性爱从属于生存，只具有生存性的意义和价值。 　　 三 从性爱行为的主动性看婚恋观的差别 　　 在“好色物”中，女性像男性一样，在性爱行为中表现出充分的主动性、自觉性，她们自主接受所爱，也能动地追求所爱，在性爱和婚恋行为中体现了“男女平等”。即便是一生主动得近于疯狂的世之介，也曾被一贵族的侍女“按在身下”；一位忠于丈夫的美丽妇人，在丈夫外出时，坚决拒绝世之介的求爱和纠缠，并用一闷棍狠狠教训了世之介，证明“谨守贞操的女子是真的”。女性不仅可以主动追求性爱，而且也勇于承担爱情中的责任，《好色一代男》中的吉野和三笠就是很好的例证。 　　 相比之下，在“三言二拍”中，主动追求的一方基本是男性，除杜十娘等个别人物外，女性在性爱和婚姻中总是静态的、被动的。杜十娘处处主动，颇富心计，但是她显然是看错了人，李甲这个在传统诗书教育和父权控制下长成的男人必然是无主见、少担当的“软骨头”，他既无世之介那样的强大爱欲和生命力，也无坚韧顽强的性格和意志，不太可能为了超脱封建伦理之外的性爱而牺牲他既有的一切。杜十娘面对的可不单纯是李甲、孙富这样的男人，她对抗的是整个广大无边、坚如磐石的封建礼教系统，她注定要成为牺牲品。其他女性如“美娘”，完全是被动地被占有，被动地承受、接纳地位卑微但情感专注的秦重的爱情。富家小姐周胜仙虽然主动向范二郎表白了爱慕之情，但这仅仅是一次含蓄的“表白”，并没有大胆行动，最终患上“相思病”卧床不起、气塞而亡了。即使不如此，按照小说上半部分的叙事逻辑，他们也只能是无例外地归于传统的婚姻家庭。显然，在中国古人的婚恋行为中，“月姥——媒人”发挥了关键作用，从混迹于青楼谋生计的刘四妈（《卖油郎》）到高官乔太守（《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都对“保媒拉纤儿”乐此不疲，以成就一桩又一桩“好事”为乐，在很大意义上，“媒人”只不过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御用工具”而已。

　　 四 从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看婚恋观的差异 　　 当“好色物”中的男女沉溺于爱情的欢乐或痛苦中时，占据他们生命的只有性爱本身，所谓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和伦理根本无损无碍于性爱的达成。阿七与吉三郎在高山古寺中相会，阿万与源五兵卫于深山草屋中谈情，他们就已经跳出了传统的“势力范围”，传统于他们鞭长莫及了。即使传统力量胜出了，失败一方的男女也决不向它低头：自杀或出家，决不“归降”于传统的家庭伦理。死，表明了一种决不妥协、决不服从的决绝态度；出家也是如此，远离红尘，就是摆脱了传统伦理的控制范围，而且佛家的“清净世界”正是一个做梦的好地方，而梦是属于未来的。当然，更不用说世之介一次又一次地抛下婚姻家庭去验证“婚姻有限而性爱无涯”这个“真理”了。总之，“好色物”中主人公的婚恋尤其是性爱生活是能够突破和超越传统伦理的，是可以游离于传统之外的，其与传统的关系可表达为：突破－超越－游离－胜出。 　　 与此相反，“三言二拍”中的男女性爱总是笼罩在以婚姻家庭意识为核心的巨大阴影中，男男女女由性爱到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光宗耀祖，几乎就可以看作是在传统伦理的“导演”下完成的。杜十娘之死固然是个悲剧，但她正好证明了传统伦理的“真理性”和不可撼动的地位。李甲不会去自杀，孙富也不可能当和尚，随着时光流转，孙富会继续走南闯北做生意大发其财；李甲必将禀承父权意志娶妻生子，步入仕途或舞弄文墨，可能有一天还会将他与杜十娘夭亡的爱情作为素材写一部小说，也许《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始创者就是当年的李甲吧！在这里，性爱、婚姻与传统文化伦理的关系呈现为：纠缠－挣扎－败降－归复。这一逻辑贯穿于“三言二拍”的始终。 　　 通过中日两国近世市民—商人阶层婚恋观的比照，我们领略了日本江户时代町人炫目动人的生命风姿，也进一步体悟了中国市民商人在强大的封建宗法礼教中苦苦挣扎的情状；通过比较，我们也多少透视了两种文化不同的素质与风格，历史地呈现了两个民族不同的生命形态和生命特质。 　　 　　 注：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井原西鹤婚恋题材作品研究”，吉教科文合字（2011）第361号阶段论文。 　　 　　 参考文献： 　　 [1] 丁夏：《咫尺千里——明清小说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王若茜、齐秀丽：《〈浮世草子〉的婚恋世界》，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 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4] 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三联书店，2004年版。 　　 [5] 付聂生：《冯梦龙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 　　 [6] 浅野晃等：《元禄文学的开花：西鹤と元禄的小说》，勉诚社，平成四年（1992）版。 　　 [7] 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癫狂与文明》，三联书店，1999年版。 　　 [8] 李长声：《又是樱花散落时》，《读书》，1999年第2期。 　　 [9] 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业书刊行会编：《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业书·西鹤》，有精堂，昭和五十八年（1983）版。 　　 [10] 叶渭渠：《日本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 梅棹忠夫：《何谓日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2] 井原西鹤：《好色一代男》，九州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 　　 王雨，男，1965—，吉林农安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工作单位：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 　　 齐秀丽，女，1965—，吉林农安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工作单位：长春中医药大学日语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