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家世及其早年经历释证

高适,《旧唐书》本传称其“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①,然究其一生的经历,晚岁的仕途畅达与青壮年时期的潦倒不遇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正缘于此,两《唐书》本传对于高适早年经历的记载颇为简略,对其家世出生亦语焉不详,研究者仅能据其诗文及家族墓志勾勒大概。而新近在洛阳出土的高适之父高崇文、从侄高逸两方墓志②,为我们追索高适家世及其早年的生活经历提供了有价值的新史料,故笔者不吝浅陋,草就此文,以求正于方家。

一、新出两方墓志的价值

高适家族的墓志,自二十世纪初叶起便陆续有所发现,算上新近出土的两方,共计有六方③。按其出土时间的先后分别为高适侄孙《高岑墓志》(注:《高岑墓志》(图版见《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23页),记其世系前后矛盾,先云,“隋左散骑常侍讳佑,公之五代祖,高祖讳侃……曾祖讳崇礼……祖讳元琮,皇遂州司户参军”,又云“府君则司户公之元子也”。如是,高元琮于高岑,为祖抑或是为父,便生抵牾。岑仲勉《唐史余沈 #8226;补高侃传》(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8-29页)、周勋初《高适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皆径将高岑作元琮之子。疑“元子”二字或为“元孙”之误刻,但若此墓志中全然不提其父,有悖于一般墓志书法,存疑待考,姑据墓志以高岑为高元宗之孙。)、高适从兄《高琛墓志》、《高琛夫人杜兰墓志》、高适姐《高嬇墓志》(注:先前所出四方墓志的录文分见《唐代墓志汇编》元和016,第1960页,天宝148,第1635页,天宝184,第1660页,开元181,第1283页。)以及新近出土的《高崇文玄堂记》、《高逸墓志》。

高适先世,《旧唐书》本传仅称“父从文,位终韶州长史”。岑仲勉、周勋初皆援据出土墓志加以订补,考得高适祖父为高宗时名将高偘,父名崇文(本传作“从文”,误),并从墓志及传世文献中辑得其曾祖至侄孙,共计13位亲属的生平大概,大体勾勒出了高适家族世系构成与婚姻状况的面貌(注:岑仲勉:《唐史余沈 #8226;补高侃传》,第28-29页;周勋初:《高适年谱》,第1-4页。)。但限于史料,我们对于高适直系亲属的情况所知尚不多,而近年出版的《全唐文补遗 #8226;千唐志斋新藏专辑》收录《唐故韶州长史高府君玄堂记》一篇,志主即是高适之父高崇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其文曰:君讳崇文,字崇文,渤海蓨人也。春秋六十七,以开元七年五月十一日终于广陵私第。以开元八年岁次庚申六月壬午朔廿五日景午,迁窆于河南府洛阳县平阴里积润村北原,礼也。夫人渤海吴氏合葬茔。这方《玄堂记》虽仅寥寥数十字,却是关于高适父母情况第一手的珍贵记载,对于我们探究高适的家庭情况及其早年经历具有重要价值。

另新出《大唐故国学生高府君墓志铭并序》,志主高逸为高适从兄高琛之子,结合原有的《高琛墓志》、《高琛夫人杜兰墓志》,我们能够详尽地了解高适从父高崇德—高琛-高逸一支的仕宦生涯及生平事迹,对于我们探讨高适家族的政治生涯以及家族内部各房支的关系提供了颇有价值的信息。为便于讨论,兹据图版校录全文如下:

公讳逸,字衡,渤海人也。昔太公拯商人于涂炭,成帝业于有周。允答元勋,俾侯东土。克开厥后,定霸南荆。公子傒以值国称贤,食菜高邑,官宿其业,因为氏焉。天祚明圣,必昭祀于百代,运应图纬,有二分于天下。王父讳偘,皇朝左监门卫大将军,食邑二千户,赠左武卫大将军,谥曰威。公才俻文英,功翦夷虏,炳焕朝史,垂裕无疆。大父讳崇德,皇朝洮胜二府都督,沁会延三州刺史,并府司马,太子右卫率。岳灵秀杰,蕃屏良能。方济理于巨川,惜梁木斯坏。父讳琛,睢阳郡司功,器瞻汪规,才为硕量,鹏图铩翮,虽屈从时。公幼承独立之训,夙负成人之志。智顺时以舒卷,心秉利而渊塞,神气充敏,加修政于礼容,才识清高,更克己于文学。始以门荫补国子生,从俊选也。用执推其圣童,相工谓其台辅。俄而家君以非罪见贬,播迁江隅。转职近州,累稔盈纪,勤奉色养,不遑弹冠。以为弃亲从荣,不可事上。啜菽侍觐,乐在其中。缓于宦情,未有贵仕,着诚若此,岂非孝耶。顷以圣主登贤,明相在位,将申慈父之冤,远投嘉石之诉。岂期天阙未登,壑舟遽止。以天宝元年十一月八日,暴卒于西京平康里之客舍,春秋卅有四。呜呼,秋亡其兄,冬丧其弟,巢倾两凤,穴碎双珠。家亡千里之驹,时绝二龙之举。旅榇漂泊,来归故乡。灼龟顺兆,言閟泉堂。以其年岁次壬午十二月壬申朔廿五日景申安葬于龙门西原,礼也。室未俻于驭轮,器乃绝于孤玉。广陵将掩,载恸延陵之慈,浃谷有迁,是効杜公之记,乃为铭曰:承厚庆兮长源,宜子孙兮衍繁,何苗秀兮不实,閟玉树兮□门。

二、关于高适家庭情况及其早年经历的几点推证

以下依据《高崇文玄堂记》所提供的新材料对于高适家庭情况及其早年经历中的几个疑点略作考辨。其一,《旧唐书 #8226;高适传》言其“父从文,位终韶州长史”(注:《旧唐书》卷一一一《高适传》,第3328页。)。周勋初先生据《高嬇墓志》已证其父名当作“崇文”,而《玄堂记》记崇文身份为故韶州长史,终于广陵之私第,可知高崇文去世时已经离开韶州长史任上,《旧唐书》所记不确。其二,高适的生年是关于高适生平研究的一个难点,新出《高崇文玄堂记》虽然亦无法彻底解决这一疑问,但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线索。由于《旧唐书》仅记高适死于代宗永泰元年正月乙卯(注:《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第278页。),未载其享年,因此关于高适生年的研究,由于缺乏可靠的定点,学者仅能据其诗文所述推知大概,各家意见不一(注:由于古代诗文中“弱冠”、“三十”、“五十”之数,往往虚实不一,学者则依据各自对诗文的不同解读与系年,对高适生年意见不一。举其要者彭兰《高适系年考证》(《文史》第三辑),主神龙二年(706)说;孙钦善《高适集校注》附《高适年谱》主长安元年(701)说(第359页);刘开扬《高适集编年笺注》附《高适年谱》主长安四年(704)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谭优学《高适行年考》主景龙元年(707)说(收入氏著《唐代诗人行年考》,巴蜀书社1981年版,第119-162页);周勋初《高适年谱》主久视元年(700)说,第6-7页。 )。诸家的意见中,周勋初所主久视元年(700)说 ,持证较严,最为学界所接受(注:余正松《高适研究》从周说(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7-19页),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8226;唐五代卷》高适条亦取此说,惟加问号以存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57页)。);傅璇琮辨析众家之论,认为高适生于700-702年之间可能性较大,在高适生年缺乏有力证据的情况下,傅说持一较为宽泛的推定,所论颇为圆通周到(注:傅璇琮:《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收入氏著《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3-146页。周勋初在其执笔的《唐才子传笺证》高适条中亦取傅说,见《唐才子传笺证》第1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21页。)。《高崇文玄堂记》虽未记高适生年,但记其父崇文死于开元七年(719)五月十一日,葬于开元八年(720)六月二十五日,为了我们推定高适生年及早年行迹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

高适20岁左右曾西游长安,谋取官职。周勋初以久视元年为高适生年,故系此事于开元七年,然据《高崇文玄堂记》,其父崇文于是年去世。受制于为父守孝的儒家规范,高适不可能在其父死后不久即西游长安,于是则生发出两种可能,其一是高适生于700年或稍前,在其父去世之前已离开洛阳前往长安;其二则是高适当生于702年或稍晚,在为父守制毕后,方才西游长安。过去通常认为高适出生最有可能的时间区间700-702年恰好因此块墓志的出土而受到质疑。

综合考辨各种记载,笔者以为前一种推论可能性较大,疏证如下。高适记其长安行有《别韦参军》诗:“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欢乐弥寰宇。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眀主。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注:孙钦善:《高适集校注》,第4页。本文引高适诗歌皆据此本,下文仅标注页数,不再一一注出处。)此诗文意显豁,历来为研究高适生平者所熟知。诗中有两点可以注意,初至长安时,诗人情绪高昂、意气风发,自以为公卿可待,完全看不出丧父或守制刚毕的悲戚情绪。其二,高适在西游长安一无所获,回到洛阳之后,其家中似乎发生了重大变故,“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高适失去了在洛阳的立足点,不得不匆匆东过梁宋,客寓他乡。与其同游长安的尚有其族侄高式颜,高适在《又送族侄式颜》亦言及此事,“俱游帝城下,忽在梁园里”(注:《又送族侄式颜》,第85页。)。此处用一“忽”字,表明高适对于客寓梁宋本无规划,而是突遭变故之后,不得不然的选择。高适家族的坟茔位于洛阳,其父死后亦归葬于此,可知其家族当以洛阳为其著籍地和主要的生活场所(注:高适里籍学界多有争议,据高琛、高岑、高崇文墓志,三人皆安葬于洛阳邙山之平阴原,可知平阴原为其家族之族葬地。又高适诗中不止一次提及洛阳为其故乡,知其家确在洛阳。另参见袁书会、王彦明《高适籍里新证》,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加之洛阳为两京之一,公卿萃集,有利于在政治上进取,若非万不得已,意在功名的高适不太可能主动离开洛阳。则高适西游长安时,家中变故是否与其父亡故有关,颇可注意,但由于缺乏直接证据,笔者只能在下文中略作推测。

首先，关于高适起意西游的动因,历来学者未尝述及,检《册府元龟》卷六八载开元七年五月敕:“诸投匦献书上策人,其中或有怀才抱器者不能自达,宜令理匦使料简,随事探赜,仍加考试,如有可采,具状奏闻。”(注:《冊府元龟》卷六八,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62页。) 鼓励上书自效,在玄宗朝并不乏以白衣上书而获致功名者(注:陈尚君:《〈登科记考〉正补》天宝九载条:先朝、薛须白衣上书,试经及第,集贤待制。收入《陈尚君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页。),此种终南捷径,对于高适这样“耻预常科”(注:《河岳英灵集》卷上,收入《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企望立致卿相的人尤具吸引力。高适后来忆及当年时亦有“怀书访知已,末路空相识”一语,或许是年轻的高适偶然遇到了某位赏识他并答应保荐他的人物,又受到五月敕书的鼓舞,一时兴起,前往长安猎取功名,故有“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之自负。而当其父去世的讯息从广陵传至洛阳时,高适已动身前往长安,恰好错失,根据其诗文,学者一般认为高适此行在长安待了相当长的时间(注:周勋初:《高适年谱》,第9-11页。),由于古代消息传递不便,离家远游的高适可能并没有及时获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因而错失其后迁葬等一系列事务(注:另一种可能是由于高适与高崇文年岁相差颇大,其身份未必是嫡出,若此,其在家中的地位可能并不高,加之出游在外,未必会被特别通知参与营葬之事。)。

其次,《高崇文玄堂记》制作相当简陋,仅记录了最简单的信息,在已出唐志中颇为少见。其父高偘为高宗时名将,《玄堂记》中却只字未提,不但不符合墓志文体详叙先世官爵以自伐的惯例,而且与高适家族其他几方墓志铺陈家世的文字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见高崇文落葬时颇为潦倒与草率。一个合理的推测便是当时高适家中的经济情况已见窘迫,只能草草安葬了事。而高适作为死者已成年的儿子,并以文学见长,若其在父亲落葬之时在场,制作这样一方简陋到几乎失去墓志意义的玄堂记,似乎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高崇文开元七年卒于广陵,次年归葬洛阳,其间延宕了一年有余,无疑是在筹划如何将其棺椁从广陵运至洛阳祖坟与其妻合葬。归葬先茔一事,极受唐代士人重视,但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经营此事往往颇为艰难,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与金钱(注:参见卢建荣《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麦田出版社2006年版,第52-79页。)。高适一家或许便因经营归葬一事而陷入了经济上的困顿,甚或因此被迫变卖洛阳旧宅以筹措费用。这样的例子在唐代并不鲜见,如中唐著名文人元稹一家,便曾面临过类似的窘境。元稹幼年时,季父元宵、父亲元宽相继去世,家中经济一度无法中继,家族中有人提议卖掉长安靖安坊的祖宅,以此筹措丧事所需的费用,幸为其兄元秬所拒,自隋代以来七世相传的祖宅方得以保全(注:此事见元稹《唐故朝议郎侍御史内供奉盐铁转运河阴留后河南元君墓志铭》,收入《元稹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05页。)。而高适家恐怕便没这么幸运了,待到高适壮游长安归来,发现在洛阳已失去了立足之地,只得跟随同去长安的高式颜前往宋州,开始了十年客居卢门的生涯。

其三,关于高适与其家庭的关系。高适现存诗文中有忆及岭南、福建之文字,其少时尝过岭南省亲当无疑义,但恐怕并未长期随父旅居岭南。高适诗文皆视洛阳为家乡,从所出家族墓志来看,其家族亦聚居洛阳,且唐人多以岭南卑湿,疾疫多发,视度岭为畏途(注:唐人关于岭南的印象可参读萧蟠《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收入李建民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 #8226;生命与医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298页。),因此,高适年少时长期随父亲客居岭南的可能性不大。

其父高崇文罢韶州长史任后,未归洛阳,而置第广陵,为高适家族中的特例,其间缘由,已不得而知(注:唐代士人往往因为仕宦的缘故,旅居各地,但其在地方官员任上可居于官舍,未必需要于各地置宅。而高崇文玄堂记明言其卒于广陵私第,可知其已在广陵定居,这与一般高适家族其他聚居洛阳的习惯颇为不同,同时也并未与其子高适住在一起,这或许可以提醒我们注意高崇文一支在家族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房支的关系。)。而高适后以淮南节度使镇广陵,其文集中尚存三首作于广陵的诗歌(注:《酬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广陵别郑处士》,第250页;《登广陵栖灵寺塔》,第249页。),但在行文中未尝流露出任何对广陵特别的情感。若高适少时曾有随父长居广陵的经历,衣锦还乡之事,世人所荣,诗文中一点不提,似乎不尽情理。若此,高适二十岁以前大多数时间当在洛阳度过,其于岭南、广陵,恐未长居。

高崇文亡故时,年六十七。若以高适生于700年推算,高崇文48岁始生高适,恐非长子,且高适是否为玄堂记所记夫人渤海吴氏所亲出,亦难遽断,或为侧室所生,亦未可知。高适姐高嬇有墓志出土,记其年十三适朱守臣,开元十一年(723)六月二十二日卒,年三十七。高嬇长于高适十三岁,两人是否为同母所出,亦可疑,且高适出生时,其姐已嫁入朱家。唐代妇女出嫁之后,往往与本家保持密切关系,并不完全放弃关照本家亲属的责任(注:参见陈弱水《试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收入氏著《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允晨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6页。),且高嬇嫁后,居住在洛阳县毓财里,与本家联系并无空间上的障碍。但从高适西游长安失意,无法在洛阳立足后,前往宋中,而并未去投奔其姐一事来看,其姐弟间的情分恐怕较为有限。

高适行第三十五,唐人行第多以同曾祖为序(注:岑仲勉:《唐人行第录 #8226;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页。),以二十以内为常见,可知高适在家族同辈中年龄较小。又其从兄高琛死于天宝八载,年七十二,长于高适二十二岁,侄高逸卒于天宝元年,年三十四,推及生年,仅较高适小九岁,亦可证。

三、家族的政治生涯与高适仕宦道路的转机

高适家族在唐代最显赫者无疑是其祖父高偘,屡破突厥、高丽,为一代名将,封平原郡开国公,死后陪葬乾陵(注:王溥:《唐会要》卷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82页。),这不但是极高的政治荣誉,而且对其家族的官僚化亦颇有助益(注:参读伍伯常《萃居京畿——从窆昭陵功臣家族迁居考论》,《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3辑,第309-344页。)。唐制规定陪葬帝陵功臣子孙亦可葬于帝陵(注:《唐会要》卷二一:“若父祖陪陵,子孙从葬者,亦如之。”(第479页)),但高偘子孙并未继续从葬乾陵,而是选择洛阳为其家族坟茔所在,其原因不明,或许与高宗、武则天时期以洛阳为政治中心,居于洛阳更便于进取有关。

但无论如何,高适父辈们的政治生涯较之其祖父皆逊色不少:高崇文仅以韶州长史终老,高崇礼亦不过仕至云麾将军行左卫率府中郎将的下层武职,唯有高崇德一支仕宦稍显。崇德历官洮、胜二府都督,沁、会、延三州刺史,并州大都督府司马,太子右卫率。其子琛娶武则天时丞相杜景佺女杜兰为妻,虽杜兰墓志自云出自名门京兆杜氏,然两《唐书 #8226;杜景佺传》皆记其为冀州武邑人(注:《旧唐书》卷九○《杜景俭传》,第2911页(“俭”当以墓志“佺”为正);《新唐书》卷一一六《杜景佺传》,第4242页。),墓志所云京兆杜氏,自是出于攀附,不足凭信。高琛与杜兰的联姻,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渤海高氏与京兆杜氏两个名门士族之间的通婚,实则两家郡望皆出自于依托,只能视为新兴政治家族之间的联姻,从中亦可窥见唐人常伪冒郡望以自高的社会风尚。

高琛少以门子补弘文生,开元十六年受宇文融赏识而置于相府,仕途一片光明。《旧唐书 #8226;宇文融传》言“融既居相位,欲以天下为己任……然性躁急多言,又引宾客故人,晨夕饮謔,由是为时论所讥”(注:《旧唐书》卷一○五《宇文融传》,第3221页。)。高琛墓志所记宇文融引高琛入相府一事恰可与融本传相印证。然宇文融为相百日便遭罢黜,“交游非谨,举荐或亏”便是其中一大罪状(注: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五七《宇文融汝州刺史制》,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02页。),高琛亦受此牵连,左迁道州司功,仕途骤然暗淡,后量移洪州都督府户曹参军,累迁睢阳郡司功、荥阳郡司兵等职。琛子逸少以门荫补国子生,后一直未仕,大约与其父在政治上的失势有关。天宝元年,牛仙客卒,李适之代为左相,“倾以圣主登贤,明相在位,将申慈父之冤,远投嘉石之诉”,高逸似乎看到了在政治上为其父翻案的希望,前往长安为父申诉,孰料暴卒于西京平康里之客舍,其暴卒背后是否尚有进一步的政治隐秘,限于史料,我们不得而知(注:此时距高琛受宇文融事牵连而遭贬已十余年,时日已久,且一般以为宇文融政敌为张说,牛仙客与李适之的相位交替似与此案关系不大,姑存疑。)。由于高琛另一子高荣早卒,加之高逸的暴死,高琛虽然活到了72岁高龄,但二子早逝,家门绝后,杜、杨两位妻子亦先他而亡,不得不遗命侄高铣处理后事,可谓晚景凄凉。透过高崇德一支在开天政治中的沉浮,使得我们窥见一个中层官僚家族如何被卷入高层的政治纷争,最后遭遇挫败而不幸沦为牺牲品的过程。

高崇德一支虽然在开天政治中并不顺遂,但较之于“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给”的高适,处境则相对好得多。高适西游长安,失意归来后又因家庭剧变而无奈客居梁宋乡间(注:周勋初认为高适仅在在淇上之时寓居农村,见《高适年谱》第35页,实际上他赴梁宋之初亦住在孟渚左近的郊外,《宋中十首》其二称“朝临孟诸上”,知其所居去宋州东北郊外的孟诸不远,多年以后,高适在即将弃封丘尉一职而归隐的时候,仍感概地称自己“本渔樵孟诸野”,并“梦想旧山”,欲效陶潜(《封丘县》)。),不得不以力田、渔樵谋生。这是高适一生中最为困窘的时期,后来他在《别韦参军》诗中以“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常苦”一联来表现当时穷困潦倒的处境。在宋中为农近十年后(注:《赠别晋三处士》:“卢门十年见秋草,此心惆怅谁能道。”第22页。),开元十八年,高适北游燕赵,从军出塞,希望投身方镇以谋取进身之阶(注:周勋初:《高适年谱》,第13页。)。其间虽投诗于恒州刺史韦济门下(注:《真定即事奉赠韦使君二十八韵》,第42页。),列坐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李祎幕中(注:《信安王幕府诗》并序,第28页。),但屡次干谒并无实质收获。其中高适与韦济的渊源值得留意,韦济出身京兆韦氏,武周时期一门三相,是当时最显赫的政治家族之一。上文提到的宇文融便是韦济外兄,宇文融执政时,亦曾大力引荐韦济,而后韦济与高琛一样,都受到宇文融事牵连,被外放为棣州刺史(注:此事见韦济的墓志,收入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宝09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54页。),则高适选择投诗于韦济或许与韦济曾与高琛同属宇文融阵营有关。

开元二十二年,高适南返宋州,依旧一无所获。开元二十三年,原本耻预常科、“累荐贤良皆不就”(注:李颀:《答高三十五留别便呈于十一》,《全唐诗》卷133,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51页。)的他终于作了些许的妥协,前往长安应举(注:《酬秘书弟兼寄幕下诸公》序,“乙亥岁,适徵诣长安”,第185页。周勋初认为此去长安系应制举试,然无成,见《高适年谱》,第22页。),然而亦以失败而告终。此后的三年,高适羁留长安,与颜真卿、张旭等名士往还(注:《奉寄平原颜太守》序曰,“初颜公任兰台郎,与余有周旋之分”,第245页。又有《醉后赠张九旭》诗,第56页。),希图博取功名,但这些当时名位尚未显达的友朋并不能给予其实际的帮助,失望之余,高适只得回到宋中,随后又赴汶阳、相州一带游历。直到开元二十九年,其经济状况似乎有了一些改善,在淇上营置了别业,再一次躬耕陇亩,生活方才逐渐安定了下来(注:《淇上别业》,“依依西山下,别业桑林边。庭鸭喜多雨,邻鸡知暮天。野人种秋菜,古老开原田。且向世情远,吾今聊自然”,第57页。周勋初《高适年谱》系其隐居淇上在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元年之间(第33页),是。)。

淇上的闲适生活方才过了一年左右,高适于天宝元年秋天匆匆返回了宋州(时改称睢阳郡)。其《酬陆少府》诗曰:“朝临淇水岸,还望卫人邑。别意在山阿,征途背原隰。稍稍前村口,唯见转蓬入。水渚人去迟,霜天雁飞急。”据高逸墓志可知,此时高琛正在睢阳司功任上(注:高适有《宋中别司功叔各赋一物得商丘》,第97页,作于天宝初年,然时任职宋州之司功者即高琛,以辈分论,高琛为高适之堂兄,姑存疑。),颇疑高适此次宋州之行,乃是试图通过其兄的关系寻找仕进机会。

高适至迟于本年的冬天已到达睢阳(注:周勋初《高适年谱》据《夜别韦司士得城字》所描写的滑州白马津春色认为高适天宝元年在滑州过冬,至春天始离开滑州,第37页。但《酬卫八雪中见寄》一首云,“季冬忆淇上,落日归山樊,旧宅带流水,平田临古村”,第59页,是在宋州旧宅收到淇上卫八(卫八与陆少府同在淇上,见《同卫八题陆少府书斋》,第60页;《酬陆少府》,第59页)的来信,从其语气来看,应是到宋州不久,故以在天宝元年为宜。又其《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中“孟夏桑叶肥”(第68页),一首与其秋天自淇上赴宋州的时间不合,非一时所作,又此首末云“谁能去京洛,顦顇对风尘”,颇有失望之感,与其他几篇心境不同,疑是次年春夏之交,高适有返回淇上之行,而在滑州略作停留,不必定于天宝元年在滑州过冬。),并拜见了太守李少康(注:《奉酬睢阳李太守》曰:“冬至招摇转”,第104页。李昉《文苑英华》卷八九九独孤及《故睢阳太守赠秘书监李公神道碑》曰:“玄宗天宝元年,改宋州为睢阳郡,命公为太守……三年春赐告归洛阳。”(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4730页)。故李少康为睢阳太守在天宝元年至三年之间。参见周勋初《高适年谱》,第38页。)。此前高适虽已在宋州居住多年,但据其诗文,并未有与州中长官交往的记录,而此番能与李少康等酬答,或许由高琛居中穿针引线。虽然高适居留睢阳期间,得以进入当地官员的交往圈,与之酬答饮宴(注:参见《同李司仓早春宴睢阳东亭》,第99页。),但并没有获得进一步的机遇,在安定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开始了漫游生活,直到天宝六载再次回到宋州(注:参见周勋初《高适年谱》,第40-50页。)。

此次重返宋州,高适获得了政治生涯的第一个转机,受宋州刺史张九臯的举荐,在天宝八载举有道科入仕(注:参见《郡斋读书志》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51页。)。高适举有道后,解褐汴州封丘尉,虽非其所好,但终于在五十岁时告别了白衣身份,步入官场。不甘沉沦下僚的高适不久便弃职前往河西,因受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赏识而为掌书记,开始另一段军旅生涯。若非其后安史之乱的爆发为高适的政治生涯提供了第二次转机,高适很可能便以方镇僚佐的身份终其一生。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玄宗起用已废疾在家的哥舒翰镇守潼关,希望借助其在河西军中的威望与安禄山相抗衡。而素受哥舒翰信任的高适此时被拜为左拾遗,转监察御史,辅佐哥舒翰守潼关,藉此机缘,地位陡然上升。哥舒翰素与杨国忠不睦,潼关军中更屡有回师诛杨国忠之议,国忠不安,屡次催促哥舒翰出战。虽不知高适在其中的态度,但潼关破后,高适奔赴行在,竭力为哥舒翰辩诬,由此迁为侍御史,并随玄宗入蜀,随后又迁为谏议大夫,似乎颇得玄宗之信任,此为高适政治上的又一转机。

此时唐朝的中央权力由玄宗幸蜀、肃宗自立灵武而一分为二,形成双元格局(注:关于这一时期政局的研究,可参读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第5、6章,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288页。)。玄宗起初并不知肃宗已在灵武自立,故在幸蜀途中,依然不断发布诏令,指挥平叛,其中尤以《命三王制》对于时局影响犹大,制中分授永王璘、盛王琦、丰王珙节制方面之权,对于肃宗的权威构成了挑战。虽然玄宗很快承认了肃宗自立的事实,并于一个月后发布《停颖王等节度诰》(注:《命三王制》、《停颖王等节度诰》皆见《唐大诏令集》卷36,第154-155页。),收回先前所授的节度方面之权,并命诸王赴蜀。但永王璘并未从命,成为安史乱初政局中的一大变数(注:贾二强:《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唐廷平定安史乱军,需仰赖江淮的财赋供应,而永王璘在江淮一带的活动,对于本来就政治合法性不足的肃宗颇具威胁。

由于永王之命出自玄宗,如何处置此事亦牵动着灵武与成都之间的政治平衡。在这种双元政治格局中,玄宗、肃宗的关系颇为微妙,由成都派往灵武的大臣大都难以获得肃宗的信任,但高适却是例外。这或许与高适在玄宗起初欲以诸王分镇时即“切谏不可”,进而赢得肃宗信任有关,作为玄宗、肃宗双方皆能接受的人物(注:玄宗在处置永王璘一事中也有相当的发言权,此从降永王为庶人诏以太上皇名义发布,永王败后,家属被送往成都等事中可证,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第276-279页。),高适受命出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会同来瑱平定永王璘,是为高适政治生涯中的又一转折——摆脱了缺乏实权的言官生涯转为节度方面之任。然而高适尚未到达扬州,永王之乱已经平息,旋即被召,左迁太子少詹事,《旧唐书》本传对此解释为“李辅国恶适敢言,短于上前”(注:本段引文皆见《旧唐书》卷一一一《高适传》,第3329页。)。这或许是事实,但肃宗对于李辅国并不是一味轻信(注:参见黃永年《唐肃宗即位前的政治地位和肃代两朝中枢政局》,收入氏著《文史存稿》,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251页。),之所以在此问题上肃宗信从李辅国的谗言,或许正是出于对曾追随玄宗入蜀的高适不能完全放心的隐忧,因而不敢将担负转输江淮财赋重任的淮南之职长期交由高适担当。但无论如何,高适因此机缘而显达,未几出任蜀州刺史,后又转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走向了其仕途的顶点。

余论

作为盛唐最重要的诗人之一,高适因安史之乱的因缘际会而致高位,得以富贵终老。然“文章憎命达”,高适杰出的诗歌创作成就是与其早年颠沛流离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家族门户的衰落,青壮年时代的挫折、漂泊与不遇——生活的磨难使其对人生有着更深刻的体悟,也成就了其慷慨悲凉的诗风。而从家世背景论,高适家族成员多任武职,祖父高偘本为一代名将,伯父高崇德历洮、胜二府都督,沁、会、延三州刺史,并州大都督府司马,屡镇边要之地,高崇礼云麾将军行左卫率府中郎将,从孙高固亦为名将(注:《旧唐书》卷一五二《高固传》,第4077页。),从孙高岑子幼成亦为邠宁节度押衙,兼右随四厢兵马使,其家族以武职立身的传统或许对高适异于其他诗人特立独行的处世风格也有所影响,《旧唐书》本传称其“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注:《旧唐书》卷一一一《高适传》,第3331页。),这或许正是家族传统潜移默化的结果。高适的屡次出塞从军可以说是其必然的人生选择,而边塞的壮丽风物无疑触动了他早已积淀在血液中的豪情,形成了其边塞诗歌慷慨激昂而浑然天成的独特风格。因此了解了高适的家世及其走过的生命历程,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他那些动人心弦的诗歌正是那个时代环境中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