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红楼梦觉过来人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这样的遗愿。

　　从30岁开始，周汝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学，是红学界当然的望者。一般说来，在某一学界成为望者又著作等身的人，同辈或后学者常常只有仰视和尊敬的份儿，很少会有人出言不逊。但周汝昌是个例外。在红学界，他被誉为“红学泰斗”，也被批作“闭门造车”，他的一生，可谓毁誉参半。

　　

　　幕后推手周祜昌

　　在论及周汝昌如何走进红学研究领域时，很少人有人关注到另外一个人作用——周汝昌的四哥周祜昌。其实，在周汝昌的研红路上，四兄祜昌是他最大的支持者。周汝昌在回忆兄长的文章中说：“我的红学道路是他引导的，而且数十年来是‘同行共命’的为《红》辛苦者。我这个‘著名红学家’的头衔，其实是他给我准备和赋予的。他对曹雪芹与《石头记》的痴情挚意，远胜于我。”

　　周祜昌年长周汝昌六岁，也是天津名校南开中学的高才生，投考北大时因大雨误了考试，无奈入读天津南开大学国文系。他在那里无精打采，难有进境，就在毕业前夕，他忽然坚决退学，到天津浙江兴业银行任职员，解放后在咸水沽供销社工作，后担任南郊业余中学教师。了解他的人说，当年周祜昌研究《红楼梦》如醉如痴，别的事一概不放心上。“文革”时周祜昌被拘禁，儿女送来的饭菜无论量大量小从没剩过，天黑不久便鼾声大作。问他为何？他答，要好好“为曹雪芹活着”。

　　1947年，周祜昌偶读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卷首胡适的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胡适谈到自己有敦诚的《四松堂集》，而未得敦敏的《懋斋诗钞》，深以为憾。周祜昌随即致信正在燕京大学西语系读书的周汝昌，要他搜寻《懋斋诗钞》，予以查证。周汝昌果然在燕大图书馆找到敦敏的《懋斋诗钞》，发现书中有六首诗咏及曹雪芹，而《四松堂集》中只有三首。

　　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在《天津民国日报》副刊发表。看到文章的胡适当即复信周汝昌，自此，胡、周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成就周汝昌与胡适师承关系。

　　其时，周汝昌在西语系学英文，没有迹象表明他对《红楼梦》研究有特别的兴趣；而在银行做职员的周祜昌能及时读到胡适的考证文章且嘱咐胞弟去查询有关资料，足见其对《红楼梦》的痴迷。

　　周汝昌后来回忆说，他在燕京大学就读期间，胞兄与他的“鱼雁往还便成了他唯一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事业’”；“他所有的信，内容都与《红楼梦》有关”；“是他将我引入了研究《红楼梦》这一巨大无比的中华文化课题上来的”。

　　这篇处女作后，周汝昌开始《红楼梦新证》的写作，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也显现着胞兄的身影。

　　引发周汝昌写作《红楼梦新证》的缘由，是胡适为他提供了世人难见、极有研读价值的甲戌本《红楼梦》《四松堂集》以及大字戚本。甲戌本《红楼梦》虽只残存16回，却是曹雪芹所著《红楼梦》之原貌。1948年暑假，周汝昌自燕大回乡带给胞兄看，他俩才“悟到了世上流行的《红楼梦》早已不再是曹雪芹的原文真句，被人妄改乱篡偷删硬加的回、字、句，无计其数”。于是哥俩发愿，“誓为《红楼梦》校订一部接近曹雪芹原文的真本”。要搞这项浩大的工程，“甲戌本”是第一块基石。但这个古钞本纸已黄脆，经不住反复翻看，又不能长借不还，痴迷的周祜昌决定抄录一个副本。溽暑盛夏，他费时近俩月，把所有正文和字很小的眉批、行批，用墨、朱两色笔尽数誊毕。

　　在此基础上，周汝昌完成洋洋40万言的《红楼梦新证》。周祜昌再一次充当了助手，为弟弟誊抄清稿。1953年9月，书出版后引起轰动，连印三版，周汝昌也随之名扬海内外，“营缮郎”周祜昌却依然隐身幕后。

　　周汝昌当时虽已在燕大中文系研究院读研究生，但他的国学底子还没有后来那样深厚。在1976版《红楼梦新证·重排后记》中他说，“研究院给我开出的经史子集的长篇必读书目，我是一本也没有真去读”，并预料自己“大抵不能卒业”，他后来果真因跟不上被劝退。尽管周汝昌在回忆中并没有提到胞兄对这本书的作用，但从一般常理来推测，这本书也多少吸收了胞兄的研究成果。

　　抄录甲戌本副本后，周祜昌一心要完成恢复《红楼梦》原貌的宏愿。此时，他在天津一所中学当教员，利用暑假赴京，年复一年地奔波于各大图书馆，十余个古钞本逐句逐字对照抄录，假满回乡后再校核异同，排列整理、重誊在尺多长的大会校本上，积年累月达八十余册，千余万字。

　　但是，这些心血都在“文革”中被尽数烧毁。“文革”结束后，周祜昌不顾年高多病，以“为曹雪芹活着”的心态，“从头再来”，直至1986年完成定名为《石头记会真》书稿。此时，周汝昌已双耳失聪多年，视力已弱近盲人，几百本书稿、每本数百页，皆胞兄一手亲为。周汝昌说：“他的后半生，可说就是为了《石头记会真》一书而奋斗到底的。”周汝昌的儿子对此也感慨万端：“何谓痴？一生无欲无求，只为一个信念，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1985年，以周汝昌和周祜昌联名的《石头记鉴真》出版，周祜昌第一次从幕后走向读者；《石头记会真》全书的出版则在2004年，其时周祜昌已谢世12年。拿到样书时，周汝昌写下悼亡兄诗：“携手从事，誓志唯坚……今日见书，五十四年。亦喜复悲，展卷泫然。兄当含笑，英灵在天。”

　　

　　在胡适的光环与阴影下

　　1947年周汝昌发表《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后，胡适即在报上公开复信，赞赏其研究。其后，两人书信往还7封；胡适甚至充当了周汝昌的“书童”，为他提供了甲戌本《红楼梦》等难得一见的资料。周汝昌对《红楼梦》的研究就深深地印上了胡适的烙印。

　　那时的胡适，是学界泰斗，能对人说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是相当的荣耀；周汝昌得到胡适这样的青睐，可以说是一种荣幸。但这种荣幸很快就变成周汝昌人生中的梦魇。

　　1949年1月，胡适在北平搭上蒋介石派来的专机南下，2月北平解放，胡适成为“人民的敌对者”。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与美国等联合国军队作战，国内也同时掀起了反美的热潮，学术和思想文化界也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对美国殖民文化的清算。胡适曾留美，是名流，又是美蒋政权的追随者，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清算的第一人。自1950年开始，胡适曾经的学生、“朋友”等，陆续发表文章对胡适进行批判。但在毛泽东主席看来，这种程度的清算，远不能适应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需要。

　　1952年，胡适的学生俞平伯，对此前师承胡适的研究成果《〈红楼梦〉辩》修订改为《〈红楼梦〉研究》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多版印刷。1954年3月，俞平伯复于《新建设》杂志发表《红楼梦简论》，引起了“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的注意，后者于当年9月发表了批判俞平伯的《论〈红楼梦简论〉及其他》。10月16日，毛泽东以此为契机，发动了一场旨在清算胡适的批判“红楼梦研究”的运动。这场运动累及了俞平伯，也累及了周汝昌。

　　此时，周汝昌那本曾得到胡适指点和帮助的《红楼梦新证》刚于1953年出版，据蓝翎回忆，这时，周汝昌“很感不安，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仍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周汝昌后来也回忆道：“尔时我年方三十四岁，哪里经过（理解）这么复杂而严峻的‘形势’，吓得惊魂不定，而另一方面，我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纯学术著述到底具有何种大逆不道的‘极端反动性’。”正是在这种惊恐和困惑中，周汝昌做出了明哲保身之举。

　　批判运动刚开始，周汝昌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一文。但从学理上看，他的观点较之俞平伯更与胡适接近，《红楼梦新证》一书不折不扣地贯彻了胡适的自传说，他所说俞平伯的种种“错误”在自己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这篇批判文章无疑引火烧身，引来众多指责。

　　在这紧要之际，“两个小人物”却将他与俞平伯作了区分，使他躲过这一劫。蓝翎回忆说：运动初期，批判的对象“似乎排出了座次，胡适——俞平伯——周汝昌”，“邓拓找我们说，要写一篇文章，既严肃批评他的错误观点，也体现出热情帮助和保护的态度，指出他与胡适不同，是受了胡适的影响。”邓拓所言的“他”，即是周汝昌，而言及此举的原因，则是“上边的意思”。“两个小人物”“按照这个精神，写了《评〈红楼梦新证〉》。周汝昌看到后，大出意料之外，来信表示感激得流泪云云。李希凡还奉命去医院看他。这篇文章对周汝昌是起到了保护作用的，此后一些批评他的文章，也只是对研究观点立论，而不往政治立场上拉”。

　　周汝昌何以能过这一关？至今仍是个谜。我曾当面向他请教，老人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躲过这一劫后，周汝昌一直尝试远离胡适。周汝昌常被看做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但周汝昌一直否认。1970年他从干校返京后，得以再次研究《红楼梦》，并自觉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让《红楼梦》为现实服务。譬如，他认为，高鹗删改《红楼梦》是乾隆、和珅指使的，拿了黑钱，成了进士，“高踞红学权威的宝座”的胡适，搞的是“反动红学”；他也曾遭受胡适的打压，因为胡适吩咐过某图书馆长：“庚辰本不准借给周汝昌！”

　　1949年后，两人联系中断，直到多年后收到友人寄来的胡适批注《红楼梦新证》的手迹，周汝昌才知道胡适在台湾时也还关注着他。周汝昌后来说，“直到他看了我那本《红楼梦新证》，里面又有几处不够恭敬的词句（我的手稿中不是这样的），再到批俞批胡运动时，他又读到了我的署名‘批胡’的文字（尽管此文也曾经过别人的‘加工’），他都能高瞻远瞩，不肯脱离学术讨论和历史因素而计较芥蒂于怀。从这些方面来看，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仁人君子，治学大师。”

　　2004年，周汝昌在家乡天津修建“周汝昌红楼梦学术馆”，匾额即是集胡适的字，并有胡适的署名。2005年，周汝昌出版了《我与胡适先生》，首次详细介绍了二人围绕《红楼梦》所进行的学术探讨，评说了胡适与红学的渊源和贡献。书写得很动感情。“曾见大师容末学，不期小著动高流”，这是请求胡适宽恕弟子的昏聩；“聪明灵秀切吾师，一卷《红楼》触百思”，这是感念恩师胡适的表达。

　　

　　花落水流红，不解其中味

　　红学界对周汝昌这位望者似乎“微词”颇多。晚年的周汝昌也心知肚明。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用“微词”这个词很高雅。何止微词啊，有些就是人身攻击。这跟学术有关系吗？这种现象出现在学术界、学刊里应该吗？可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留给他们思考吧。

　　我不在红学界，不属于“他们”，倒可以思考思考。

　　周汝昌在1947年与胡适开始讨论《红楼梦》时，就显示出高起点。当年，胡适的两个弟子俞平伯和顾颉刚，都是治红已有成就之人，周汝昌倒也不放在眼里。在1948年9月19日给胡适的信中，他认为俞平伯的学问“只是闲扯天”，“丝毫不能有所加于先生之说”，颇有假以时日取而代之的雄心壮志。

　　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中，周汝昌是学人当中对俞平伯发难的比较早的人，力求自保可以理解，但对俞平伯的指责多少引起了众怒。比如宋云彬指出，周汝昌“怕人家从批评俞平伯牵连到他的《红楼梦新证》，先发制人，写文章批评了俞平伯。参加这个讨论当然是好的，然而像周汝昌那样，似乎应该先批评自己，至少对自己的批评应该老实一点。可是他对自己批评得很不够，责人重而则己轻”，认为他“极不老实”。胡念贻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周汝昌“对于自己的错误观点，还是认识得很不够的”。王知伊更是对周汝昌进行质问：“既然认为自己是被俘虏中的一个，而且是曾经受了胡适派的毒害而转又把这些毒害传播给人家的人，难道仅仅只是把罪过卸在俞平伯的身上而自己就可转觉满身轻松了吗？”因此，这场运动过后，周汝昌基本上与同时代的学人关系有了疏离。

　　“文革”过后，视力严重下降的周汝昌，已经无法胜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工作，但没有人为他提出调换工作。无奈，1978年3月，他只好致信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云由于个人目病，不适宜做出版社工作。本人擅长文学，亦攻清史，研究清代多方面的历史真相。如此，“请乔木同志能够鼎助，使自己的余年能在较为适宜的岗位上多做一些事业”。

　　胡乔木将此信转给时任社科院顾问、主管文学所的周扬来处理。周扬又转给时任文学所的领导沙汀和陈荒煤，商量的结果是：“1、请周扬同志信复（严）文井、韦君宜（两位均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引者）二同志，为他的工作上多于照拂，减免其一定的看稿任务。2、编制上仍在文学出版社。3、聘为本所‘红楼梦’组特约研究员。”

　　周汝昌给胡乔木写信所云“适宜的岗位”，当然意指社科院文学所这样的研究机构，但直到1980年中国艺术院研究院成立后，周汝昌才调去当研究员，算是找到了“适宜的岗位”。

　　但他并没有与是非剪断。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认为：“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需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学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

　　在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之外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剔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喻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学研究的争议，难免有情绪激动的学人利用四十年前的旧事，重新发起攻击，譬如，周汝昌曾写过揭发俞平伯截留靖本的材料，他的学历造假，他对胡适的前后态度，等等，应当说，确实游离学术讨论的范畴。这种人身攻击，直至他魂归红楼。

　　周汝昌曾有诗云：“小童何以知途向，瞎马盲人旅亦难。”他七十余年间所走过的治红学之路，因偶然而生，又历经政治对学术氛围和学术方向的多次影响，终至晚年，既得到肯定、赞誉，身上罩着光环，亦受到讥嘲与攻击。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