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经典 | 白夹竹桃发卡,作者:张祯

编者按：

《萌芽》三月号将刊登张祯新作《ET来访，EX降临》，让我们借此机会重温下她此前的作品吧！

作者 张祯

当我在汉堡火车站第一眼看到明姐姐的时候，我真以为我认错了人，她瘦小的身材包裹在一件Jack Wolfskin的卡其色冲锋衣里。帽子被拉了起来，遮住了大半张脸，几根略显油腻的头发露在外面，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女性特征。她老远就站在手扶电梯的尽头招呼我，然后弯腰一脚撑起身旁的婴儿车。那时我真以为我只是睡眠不足出现了幻觉。

她整个人倒真的很像一盒火柴。过了时的那种。在这个连打火机都得印上Zippo的logo才显得得体的时代，她就像一盒火柴，而且还是一盒受了潮的火柴。

我总是不大喜欢麻烦别人，所以当H先生建议我在汉堡可以住在明姐姐家的时候，我马上给予了否决。

“她人很好的，”H先生在电话里苦口婆心地劝说道，“况且她最近刚生了一个宝宝，你住过去还能帮帮她的忙。还有四岁的天美，照片你也看过了，简直就是一个小天使嘛。”

我结果还是答应了。最终促使我做出决定的还是那颗邪恶的好奇心。据说她嫁了一个德国人，结婚时间不算短也不算长，但她早年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曾与H先生相恋。后来她突然结婚，新郎不是H先生。弄得H先生现已奔四依旧未婚。我不认识明姐姐，但H先生与我家是世交，奔四的男人有时仍然天真如少年。有时他同我谈起明姐姐的事情，眉宇间游走着茫然若失的恍惚感。所以实际上我是对这个女人好奇，带着些许刻薄的心态——因为H先生的事情所以对她抱有先天的成见，此行之见只是为了通过蛛丝马迹来证实自己的猜想罢了。

不过眼前站着的，却只是这样一个穿着冲锋衣的过了时的女人。

那件冲锋衣只能当做盾牌，像粽子一样层层包裹的女人，没有兵械气浓重的高跟鞋和打前锋的傲人胸部，连翎毛般骄横跋扈的长头发都看不见，她也不曾穿着象征胜利旗帜的红色裙子。她只是拉了拉冲锋衣的帽子，想要把它放下来，但最终胳膊停在半空中，还是作罢了。

她带我去坐地铁。上地铁的时候，她熟练地把婴儿车往上一抬。她坐在我对面，把婴儿车的遮蓬打开，露出新生婴儿的小脸，实在粉嫩得可爱。

“她刚刚四个月哦，”明姐姐把婴儿抱出来，揽在胸前，“来让小宝宝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漂亮的女婴皮肤雪白，像剥了壳的鲜荔枝。一双眼睛似有些惊恐地打量着周遭的世界，宝蓝色的瞳仁，是湖水而不是大海的颜色，我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女婴实在讨人喜欢，我握着她宛若无骨的小手，额头、眉毛、眼睛、鼻子……我想从中获得那个德国男人的痕迹。

“这是天意哦，我们一会儿顺路去接一下天美，她幼儿园正好放学。”

天意天美，像是俗气的闽南电视剧中的名字。

“唔，天美是不是刚刚四岁呀？”

“对呀对呀，她刚满四岁……H先生告诉你的吧？”

“嗯，H先生告诉我的。”

H先生告诉我，明姐姐是南方人，说话带着点娇羞的尾音。口味清淡，最喜欢喝各种广式靓汤，但留德六年从未下过厨房，只因H先生为她练得一身好厨艺。

H先生告诉我，明姐姐出嫁的前一个月，H先生还让家里空运各种中国食材过来，干笋、干木耳、茶树菇、罗汉果，少许玉竹、百合，都是煲汤的好食材。收到包裹的时候，是明姐姐新婚后的第28天，H先生已从原来合租的公寓搬了出去。房东打电话让他来取包裹，他一路跌跌撞撞地走来，觉得短短几个月，周遭的种种都乾坤移位，树木房屋都变了形，那一大袋真空包装的竹笋木耳茶树菇也漏了气。一切都是接近尾声的节奏。

H先生还告诉我，那天他回到原来的住所，在抽屉里发现了一张“东南西北”的折纸。还是刚到德国的时候，思乡难耐，于是搜肠刮肚，想到儿时玩过的游戏。从此，“东南西北”成为了他和明姐姐的保留节目，无聊时就拿出一张A4纸，裁成正方形，横竖各折一下，然后写上密密麻麻的文字。那个时候，H先生总以为这样的时光会一直流淌下去，流过山涧，绕过礁石，汇入自来水管道，也会这样一直流淌下去。可最终那张“东西南北”静静地躺在抽屉里，边角因为玩的次数太多而起了毛。H先生下意识地把它抄进了裤子口袋，走出门便随手扔进了街角的垃圾箱。他甚至没有忘记垃圾分类，纸质的可回收垃圾，是应该扔在写有“Papier”的蓝色垃圾箱里的。

H先生还告诉我，天意天美的照片他在第一时间里都看过，“两个像天使一样的小女孩……如果阿明嫁给我，是不会生出这么美丽可爱的女儿的。”

天美果然可爱至极。我们见到她的时候，是站在幼儿园教室的门外，她正和一个扎了满头小辫的黑人小女孩一起制作沙画。十月末的汉堡正是迷人的好天气，大片大片的黄叶落在地上，像在地上刷了一层厚厚的黄油，德国的自然景色有时竟是这样甜得发腻、入口即化。

拉着天美的手走回家。天美就像一个小野人，一路上会不断挣脱你的手，一蹦一跳之后又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跑回来拖住你的手指。明姐姐说去年带天美回国，漂亮的混血小女孩甚至在路上引起人们的围观，路人们围着她照相，说她漂亮，捏她粉嫩的小脸蛋，弄得小女孩虚荣心高涨，真以为自己是好莱坞童星。回到德国之后，走在路上，总是一摇一摆地左顾右盼，大眼睛眨巴眨巴地向路人抛媚眼，但生性疏离的德国人总是反应冷淡，更何况，那种大眼睛高鼻梁在德国就像是满大街的啤酒猪肘一样不足为奇。

我感兴趣的是明姐姐说这话的语气，满当当的洋洋自得中呵出的遗憾之气，她把天美揽在身旁，捏了捏她粉红色的小脸蛋——她说的是她自己吧，喃喃自语中都是自己美好的少女形象。她曾经也应该是这样一个哗众取宠的小姑娘，满脑子刁钻古怪的戏法，需要一座胡桃木的舞台和一面天鹅绒的幕布，然后变戏法变到两腿发软手抽筋。因为最不缺的就是观众，起码H先生就是那个永远不离不弃的。而她现在把自己裹在卡其色冲锋衣里，像是退隐的歌舞演员，戴着大大的墨镜，素面朝天。

他们住在一栋两层的小别墅里，有自己独立的车库和花园，花园里草草地种着几株雏菊和蝴蝶花，漫不经心的颜色适合这样的初秋。

明姐姐先带我去二楼的客房，房间不大，但干净整洁，收拾得井井有条。隔壁就是浴室兼卫生间，却足足有两个卧室的面积。欧洲人都喜欢把卫生间做得宽敞舒适，其中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各种洗漱沐浴产品，琳琅满目像是百货商场的货架。

明姐姐这时已经把树皮一样的冲锋衣脱掉了，里面穿着烟灰色的紧身毛衣。虽然生产不久，但紧身毛衣勾勒出玲珑精致的好身材，与刚才裹着冲锋衣的样子判若两人。在只剩两个人的房间里，我开始重新好好打量她。就像是只留一盏顶灯的体育场，与之前热闹非凡人声鼎沸的环境不同，镁光灯下的演员，她的五官倒像洗涤过的出土文物上的花纹，清晰地浮现出来。

她长得其实挺美。皮肤白皙，眉毛浓黑，眼睛大而明亮，嘴唇饱满，是那种各种色彩都饱和度很高的长相。像以前TVB的女演员，烫着波浪大卷，妆容的重点是把每一个五官都强调出来，势必要做到浓眉大眼高鼻红唇。

所以她像一个古人，抑或过了时的人，她这种长相应该属于那个热闹非凡的时代，新生代演员雨后春笋勃勃升起的时代，被打了鸡血膨胀着明星梦吹着气球的时代，各种八卦新闻小道消息分分合合众说纷纭的时代。她应该生在那些矛盾的旋涡和话题的中心，像那个穿着舞鞋不停跳舞的虚荣女孩。而不是现在，在十月安静的汉堡，素装素面，用皮筋随意扎着马尾，穿着最普通的紧身毛衣，在最家常的小别墅里整理床铺，相夫教子。她把自己的容貌当成一株最不需要打理的仙人掌，扔在角落里，知道它终究死不了，而且还会长满利刺。

“我和他是在一次舞会上认识的。”

明姐姐发现我正盯着她的照片出神。

我手上拿着的正是她年轻些时和丈夫的合影。正是舞会时的装扮，她那时比现在胖一点，或者说是丰润一些，那种再多一分就要溢出来的饱满正是恋爱中的色彩。一把乌黑的好头发盘在头顶，鲜艳的唇彩和腮红，将年轻女孩的野心昭显得清楚明白。一袭红裙，塔夫绸的布料是西方古典小说里常常出现的关键词，走起路来“窸窸窣窣”摩擦裙摆的声音比任何情话都显得矫情华丽。那时候她就站立在这些虚荣的中央，与我心目中不停旋转跳舞的女孩重叠在一起，虽然照片上我看不到她的舞鞋，但那想必是所有欲望和期待的发动机。

“那时候我德语不好，有个学姐开我玩笑，说你要是找个德国男朋友就好啦，就可以帮你练德语啦……我真没想到，后来我还真的嫁了个德国人。”

照片上的那个德国男人穿着黑色的礼服，微胖，但很有精神，额头上泛着幸福的油光。旁边红裙子的年轻姑娘双手揽着他，像雏鹰的利爪紧紧抓着新鲜的猎物，在梦中捕获的幸运之鸟，鲜红的指甲仿佛都要扣进肉里。

来汉堡之前我一直犹豫要带什么礼物才好，那时明姐姐发来邮件，似乎洞察一切地写道：“你过来不要带什么礼物啦，不过如果有从中国带来的茶叶，就带一些过来吧。”

真是爽朗直接的女子，应该是那种有心计但又能把心计隐藏得颇为得体的人吧。

茶叶是我从国内带来的，为了减轻行李重量都去除了外包装。我有些抱歉地向明姐姐做解释，她笑着摆摆手：“没关系啦没关系啦，只要是中国的茶叶就很好啦……有时候一些德国人到家里做客，喝了中国茶很喜欢，都很想带一些回家的……”她边说边把茶叶放到厨房储物柜的最高层，然后打开冰箱，“天美，吃酸奶啦。”她拿着一罐酸奶转向我，微微一笑：

“你也吃一个吧。”

那个德国男人大概晚上七点多回到家，天美冲上去开门，两只胳膊一把吊在爸爸的脖子上，露出一脸赖皮相。男人一脸笑容地把天美抱进房间，看到我，用英语主动打了招呼。

明姐姐应该提前同他说过了。我计划在汉堡停留五晚，但可能只能在明姐姐家住四天，最后一晚我会自己搬出去住。

“实在抱歉得很，因为丈夫的原因，可能你最多只能在我家住四天。”

一周前明姐姐打电话向我这样解释。

“没关系没关系，不用担心我，四天就已经很好。”

我亦这样作答。

眼前的这位男人是再普通不过的德国男人，规规矩矩的上班族，微微发福的身材，略略秃顶的头发，一双眼睛仿佛总带着笑意。用英语和我寒暄完毕，他被天美拖到沙发上和两个孩子玩。我站在不远的距离看他们，像被装在电视屏幕里的美国肥皂剧，穿围嘴拿奶瓶的超级奶爸，形象的底色是电缆光束和不断闪烁的雪花点。

明姐姐做意大利面。厨房是开放式的，与餐厅和客厅连为一体。“爸爸喜欢开放式的厨房。”明姐姐解释道，她喜欢把她的德国丈夫叫做“爸爸”。

“那个储物柜是爸爸打的。”“爸爸说等明年春天再修整一下花园。”“爸爸是家里的木工瓦工油漆工。”“爸爸的工作不算太忙。”“爸爸从来都不吃我做的饭。”

咦——

我愣了一下。

见我一脸怔怔的样子，明姐姐又强调了一句：“爸爸从来不吃我做的饭，他宁愿自己吃面包。”她笑着把额前的一缕头发挂在耳后，将煮熟的意大利面倒在盘子里。

我转身去看那个和孩子玩作一团的德国男人，依旧像是一部美国肥皂剧，用来打发无聊的下午时光，连那副氤氲不清的笑容都是肥皂剧式的。被吹起无数颗肥皂泡泡的傍晚，汉堡的十月，这个男人，也终究只是孩子的“爸爸”而已。

她的德语依旧不太好。

他也说不了几句汉语。

但他们应该都知道一句“我爱你”在彼此的语言中占有怎样的位置，如何拼写，如何发音。在规范的语法中插入一颗鬼迷心窍的心。

她只是为他生了孩子，他只是一个要养妻育儿的父亲，他们只是在彼此的生命中安坐，发誓要相伴一生。黄昏的森林，只有两个人结伴而行才能找到出路，出于对风险的恐惧，他们决定在一起。像两块拼图，其实拼不出完整的图案，但只有拼在一起，才能填补空白。

我想起H先生，想起他煲的汤。那时候的明姐姐一年四季都不用做饭，德国寒冷的冬季，她只管喝他煲的各种靓汤。

他们似乎是那一批较早赴德的留学生。听H先生说，那时候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还很少，没有留学生会，没有孔子学院，没有华人教会，没有网络，通讯也不发达。那些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两个月不与任何人有任何交流的中国学生，绝不在少数。

“很安静。”

H先生望着窗外，没由来地冒出这么一句。

“很安静？”

我正喝着一杯雪梨奶绿，睁大着眼睛问他。

房间里很安静，窗外很安静，大街上很安静，那些不紧不慢敲打着耳膜的德语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安静。因为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所以和什么都没听见是一样的。这种安静简直让人觉得可怕。

H先生把头转向我。

后来我认识了阿明，就从一个人感受这种安静变成两个人去承担这种安静。最坏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抱膝坐在床上，看窗户外那片天空颜色的变化，从早晨到夜晚，颜色的变幻真是无穷无尽。哦，对了，我们的那扇窗户占了四分之三的墙面，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的岁月，它就是我们不落的大荧幕。

那是最迷茫的一段时期，两手空空，频频受挫，主要是看不到未来。没有归属感，又没有一个群体可以依靠，通讯哪像现在这么发达，觉得自己简直就像被遗忘在角落里。还好有阿明，如果被遗忘，我们也是一起，一起被遗忘。不过，也不能说是遗忘，因为起码我们都记着彼此。

“H先生还好吗？”

“呃？”

明姐姐做好的意大利面已经端盘上桌，浓郁的番茄汁和厚实的肉酱，天美早已站在椅子上，用叉子搅缠着面条往嘴里送。我把混杂着酱汁的面条送到嘴里，刚想赞美，明姐姐突然这样问我。

“H先生还好吗？”

一只手用叉子搅着面条，一只手拿着调味瓶漫不经心地洒在盘子里，淡淡地问了我一句。

我曾经口味很淡。

明姐姐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H先生很擅长做饭的，他煲的汤好喝得不得了，主要是对我的胃口。

我们刚到德国的时候还蛮艰难的，那时候的中国留学生也不多……慢慢适应以后，我们经常一起做饭。哈，主要是他做给我吃……唔，H先生给你讲过我们的故事吗？”

讲过，当然讲过。我在心里想道。但从来都没有一个逻辑的叙述，不是倒叙就是插叙，要么就是叙述者一相情愿的心理活动，有时候心血来潮地讲上一段，估计又是触景伤情惹的祸，有些故事因为燃尽的香烟而戛然而止，等下一次开讲又不知是何年何月，吸烟的人早已把双喜换作中华，呛人的烟味不同，我闻不出枯草和烟丝的区别，也拎不清乱麻般故事的开头。听你们的故事，我像是坐在300km/h的车里看风景，犯瞌睡的时候太多，以至于那些画面都是零零碎碎断断续续的。还好我尚且分得清人的肌理骨架，五脏六腑的位置我也大概清楚。所以你们的故事，我应该也是清楚的。

我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我很担心现在的H先生，他应该赶快结婚。明姐姐皱了皱眉头，继续说了下去。

有时候觉得他像个孩子，还没有长大。他这个人总是太过单纯。

明姐姐突然说起了他们从前的趣事，H先生那时候的各种孩子气。明姐姐的眼睛不笑的时候像深渊，笑起来的时候像深潭，里面来回游弋着戏水的鱼。

十月的汉堡，真是好天气。空气中有花香，像从记忆里偷溜出来的味道。

天美用叉子刮着盘底，天意在哭闹，德国爸爸背对着我们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嘴里吐着单词哄着宝宝。明姐姐说着他们以前的故事，不缓不急的汉语，对除我们之外的另外三个人而言，应该也是安静如哑语的吧。有时候德国爸爸会回头看我们一眼，明姐姐对他微微一笑，嘴里依旧在讲着过去的故事。那个男人大概以为她在赞美汉堡的天气。

她掉进了记忆里，她不复是妈妈和妻子。

吃完饭，明姐姐拉我上楼，把她的德国丈夫一个人留在楼下，“晚上的时候爸爸需要独处一段时间，这是他的习惯。”她皱了皱鼻子，“哈，不就是德国人的自闭症嘛，据说大多数德国人都是这个样子。”

她教天美读《老子》，简直让我吃惊。

“没办法，用这个教她认字，我必须得让她学说汉语。”

我在一旁哄天意入睡。天美并不好教，正是撒泼卖疯的年龄，并不懂得乖乖听话。何况汉语并不好学，小女孩更喜欢说德语，露出米粒般的小牙齿，好不可爱。才教了半个小时，明姐姐就已经满头大汗。

第二天早晨，下楼的时候，明姐姐已经做好了早餐。白土司摆在餐桌上，德国爸爸和天美都已出门。明姐姐在接一个电话，她整个人陷在椅子里，一只脚缩在身体里，一只脚上的拖鞋摇摇欲坠。她边打电话边咬着指甲，头发并没有像昨天那样扎着，而是披散下来，越发显得她深渊般的眼睛深沉而迷离。

她这副模样让我觉得惊奇，和我刚见她的第一眼肯定不同，但与昨天她回到家后的样子也不尽相同。她现在，更加妩媚，蜷缩在椅子上的样子像只小猫。是恋爱中女人的样子。穿Jack Wolfskin冲锋衣的她像是患有自闭症，长年幽居，不见天光，疏于打扮，不得已出门的时候就套上重重盔甲全副武装，生怕别人看到她没有血色的脸。

而现在的她更像是这里的女主人，举止天然，来去自如。她这种女人真是一天一个样子，像是变色龙，可以根据环境的颜色和温度来调节自己的内分泌，最终，那覆在身体上的一层薄膜也不过是一种保护色而已。

“哦，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你们下次再来嘛……之前准备的东西我都先留起来嘛，等下次有空你们来我家开party……哦，不闷的不闷的，放心好了，我一个人在家蛮好的……”挂完电话，明姐姐有些倦倦地起身，看到我，又精神起来。

“哎，本来几个朋友说要来家里玩的，事到临头又爽约……一个人在家都要活得不像人样了，再过几年就要变成黄脸婆喽……”

她招呼我吃早餐，吃鸡蛋的时候，她教我用吃蛋器，咯咯地笑：“是不是很有意思？”然后她突然想到了什么，从冰箱里取出一盒鸡蛋拿给我看：“喏，你看，在德国每个鸡蛋上都有编码的，就像身份证一样，然后鸡蛋上的编码和盒子上的是一样的，有时候收银的时候收银员会把盒子打开核对上面的编码，因为Bio的鸡蛋会贵一些嘛，怕有人会擅自调换……我们家因为有小孩子嘛，所以都吃Bio的鸡蛋……在德国生活久了会很无聊的，但像鸡蛋编码这种事情，就会觉得蛮有趣的……”

我没有告诉她，现在国内超市里卖的鸡蛋上，也是有编码的。

她大多时间应该都挺无聊的吧，甚至于孤独。只身在国外，远离父母亲人，唯一可以依靠的是那个被她称为“爸爸”的德国男人，她为那个男人生了孩子，可他并不懂她的中国话。她有时用蹩脚的德语同他交流，可她更想念中文，就像她教孩子《老子》那样。她的女儿，她生命的延续，她希望她们的声带里颤抖的是掷地有声的中文。

塔夫绸穿久了会变暗，红舞鞋也被磨平了鞋跟，一直旋转跳舞会头晕目眩低血糖。肾上腺素急速下降，胶原蛋白流失，人们把这叫做孤独和衰老。

我在汉堡停留了五天，期间去了几个汉堡周边的小城市，当天往返，早出晚归。即便有时回到汉堡的时间还早，我也会在市中心磨蹭停留，稍晚的时候再乘车回家。我告诉明姐姐不用惦记做我的饭菜，我一个面包便可解决。因为生性懒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想做一个听故事的人，不想被吸入故事，成为里面的龙套小丑，扭曲了主线，无端生出枝丫。

有时候我一个人在汉堡的中心广场游荡。十月的天空，美得像冻成冰的蓝眼睛，泪水还在眼眶里打转时就被冻住，来不及，来不及让那个人看到。快乐王子的眼泪，是一块待价而沽的蓝宝石。有时我去面包店里买面包，然后在广场上喂鸽子，或者在湖边喂天鹅。那些天鹅极其聪明，看到有人走来就知道有食物吃，争先恐后地游水过来。我喂它们一点点面包，自己也会吃上几口，然后抬头看星星，星星倒影在湖水里，我偶尔想想我爱的人。

我在什未林看到了曾经住着王子公主的小城堡，在哥廷根误入了正在举行婚礼的小教堂，在基尔大学门口看到了一对难舍难分的学生恋人，在吕贝克邂逅了一对牵着手散步的老夫妇背影。我想象他们的十年前和十年后。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听听我爱的人的声音。

临别的时候，我给明姐姐写了张明信片。是中国古镇的图案，春暖花开的季节，湿漉漉的石板路，乌篷船的棚檐打在柳叶上。

德国的春天，应该也不远了。

回国之前，我焦头烂额地办理各种离境手续和收拾行李，H先生打来电话，让我帮忙捎带一种德国巧克力。他已经记不清巧克力的名字，只记得那种味道。他用支离破碎的语言向我描述那种味道，我知道电话机那头的他，已经掉进了记忆里。我答应帮他买到，但内心暗暗嗔怪他的孩子气。几天之后，明姐姐突然打电话给我，先问我近况如何，手续都办理得怎样，然后话锋急转，嘱托我一定要帮H先生买到巧克力：

“你一定要帮他带到哦，他想了很长时间了，他这个人很少拜托人做事情的……那个牌子我记得的，你找张纸和笔，我现在拼给你哦……”

放下电话，窗外是微微开始泛起春意的德国。我突然想起在明姐姐家的第一天晚上，哄睡了天意，我的iPad需要连接家里的无线网。明姐姐让我去找她的德国丈夫，他正在楼下一个人看电视，电视屏幕不停地闪烁，像一个人在回放自己的记忆。出于礼貌，我觉得应该聊上几句，便指着一柜子的CD问他：“你喜欢音乐？”他点点头，问我想听点什么吗？我默许，他挑了一张放进CD机里。70年代的华丽摇滚，歌声像泼上酒的天鹅绒金矿。我确实喜欢，于是向他表示赞美，他惊讶于我的赞许，挑了挑眉毛：“他们可比你的年纪大。”

他转过头，喝了一口啤酒，他就这样笔直地杵在花哨妖冶的歌声里，像一块坚硬的礁石，任滚滚洪流从自己身上飞过。70年代的音乐流淌着，他也掉进自己的记忆里了。

这个德国男人，他的经历，应该比我可以看到的他的外表丰富得多。

恰如她第一次遇见他。

是夏末的夜晚，白夹竹桃盛放得汹涌澎湃，歪倒一片，几近溃败。绿色的叶子尖利像匕首，把花朵从茎部切断，“啪”地坠地一朵，饱满又甜蜜。她刚到德国第八天，倒时差用了六天，清醒过来的第二天，她到超市买东西。拎了一大包东西走回学生公寓，嗓子热得冒烟，她想找人吵架，用中文。她在长头发上别了山茶花形状的发卡。

然后她听到身后的声音。

“同学，你的发卡掉了。”

悠悠地一只男生青筋微凸的胳膊伸到她面前，手心里放着所谓的“发卡”。

那是一朵坠落的白夹竹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