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述论

【运河文化研究】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述论

邵金凯

（淮阴师范学院运河文化研究中心，江苏淮安２２３３００）

摘要：大运河的开凿绝非隋炀帝个人的意志使然，而是出于隋朝交通、经济发展．和政治军事统治的需要。隋朝政治经济发展及隋朝以前完成的地区性运河也为隋朝大运河的开凿

提供了条件。隋炀帝顺应历史发展要求，实现了南北大运河的贯通。由于隋炀帝驱使民力，

突破了人民可以忍受的限度，运河还未来得及充分发挥其效能，隋朝之舟便被农民起义之滚滚洪流所覆没。，但是，隋朝的大运河毕竟“为后世开万世之利”。

关键词：隋炀帝；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河

中图分类号：Ｋ８７８．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４４４（２００８）０４－０５１４－０６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至余杭，全长四千多里。这条大动脉不仅使隋王朝加强了对南北方的政治、军事控制，便利了全国财物向洛阳、长安的集聚，而且大大加强了我国南北东西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对隋以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乃至今天的经济建设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的大河。随着帝国大一统的形成及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用人工开凿南北走向的运河以开通南北水道交通，已经成为统治者的当务之急。

第二，开凿大运河是隋朝经济发展的需要。秦汉时期，我国经济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当时关中地区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汉魏之际，长期战乱使黄河流域的经济受到严重摧残。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至整个十六国时期，再次遭到破坏。经北魏至隋，北方经济虽得到恢复并取得不少发展，但其作为经济重心的地位已开始动摇。而此时南方的经济却很快发展起来。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已成为新的经济中心。《三国志・吴主权传》注引《吴书》说：“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所谓金城汤池，强富之国。”又《陈书・宣帝纪》载，陈朝的江南已是“良畴美拓，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隋朝以长安为都城，政治中心仍在北方，但是，北方的粮食生产却远远不能满足京师的需要，三吴地区的粮食和布帛对隋朝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隋书・地理志》记载：“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炀帝曾驻守扬州，对江

一、开凿大运河的历史背景

对于开凿大运河的目的，唐代诗人秦韬玉在《隋堤》一诗中有“种柳开河为胜游”之说，认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想利用通济渠、山阳渎从洛阳乘龙舟游江都，以满足其穷奢极欲。唐代小说《开河记》又称“睢阳有王气”，开河可凿穿王气。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极其片面的。历史上任何一项大工程绝非个人的意志使然，总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的必然，像大运河这样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也同样有其开凿的历史必然性和可能性。

第一，开凿大运河是隋朝交通发展的需要。古代交通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非常强。河运虽然在速度上不及骡马，但在运量和运价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地形西高东低，主要的河流都是由西向东流入大海，缺少南北走向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７－－０２

南的富庶有深切的感受，他意识到：只有在长江与黄河之间开辟一条新的运输水道，才能从根

作者简介：邵金凯（１９６２一），男，江苏金湖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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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解决长安、洛阳两都的粮食与其他物资的供应问题，并促进南北经济交流。打开中原通向江南的水上航道成为隋王朝的当务之急。隋炀帝曾一度打算迁都丹阳，这充分地表明了他开河的经济动因。

第三，开凿大运河是隋朝政治、军事统治的需要。隋统一以前，中国南北方曾长期处于阻隔的状态，南北对立、中央与地方的对立都十分严重。统一之初，江南故陈的强宗大族仍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影响力，他们与隋中央之间始终存在着比较尖锐的矛盾。旧陈的中心地带吴会地区就发生过大规模的叛乱。如，平陈的第二年十一月，“婺州人汪文进、会稽人高智慧、苏州人沈玄侩皆举兵反”。又云：“陈之故境，大抵皆反。”［１］高祖纪隋文帝经两年用兵才平定了江南的叛乱。但南方并未因此而平静。

开皇十八年，隋文帝下诏说：“吴、越之人，往承

敝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

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者，悉括人

官。”文帝还在南方设置扬州大总管府，统领南方４４州军事。开凿大运河也正是为了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其中永济渠的开凿则是军事需要大于政治需要。因为从军事上来看，从隋朝建国开始，便与突厥、吐谷浑对峙。文帝开皇二年（５８２）沙钵略入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１］突厥传。由于边境不宁，隋朝经常屯兵数万以备边。这些军队的供给仅靠屯田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中原和江淮地区粮饷供给。因此，满足军事供给的需要也是开凿大运河的重要原因。

第四，隋朝以前开挖的地区性运河也为隋朝大运河的开凿和贯通奠定了基础。在长江以北，有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它沟通了江淮；战国秦汉时期有黄沟、鸿沟、蒗荡渠、汴渠等，组成了黄河以南、淮水以北的水路交通网；曹魏时期曹操所开的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利漕渠联结了沁、淇、潞、滹沱河等，沟通了黄河与海河。在长江以南，有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的运河，它被《越绝书・吴地传》称为“吴故水道”，还有秦汉时期开凿的“丹阳水道”

等。这些运河的开凿为隋代贯通大运河提供了

经验、教训，并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隋代运河的开凿，不是“为胜游”，也不是为“凿穿王气”，而是出于当时交通、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虽然大运河贯通以

　

后，隋炀帝曾多次游玩江都，贪恋江都的玉树琼花，但这只能反映出其开河的某些动机，而不是其开河的根本目的。

二、开凿通济渠

隋炀帝即位之前曾出镇并州和扬州，这使

他认识到开辟一条南北交通线对于大一统帝国

的重要性。即位以后，他便从战略高度来认识

南北交通线。所以，他在平定了汉王杨谅的叛

乱以后，就开始营建东都洛阳。但是，要真正实现控制天下的战略目标，仅营建东都还不够，还必须构建全国性的交通系统。通济渠沟通黄淮，是大运河中最为关键的一段，开通通济渠成为当务之急。

黄淮之间原来就有水道联系。早在公元前

４８２年，吴王夫差就开通了由淮水入泗水，连接沂水、济水的水路，这条水道史称“黄沟”。战国初期，魏惠王开凿了鸿沟。鸿沟引黄河水东南流人圃田泽（今河南中牟西），由圃田泽开大沟东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城南再由大梁向东南与自然河流沙水、汴水相交，分为数支，分别由颍水、涡水等人淮河。因此，隋以前，连接黄河、淮河的水路就以黄沟、鸿沟为基础，分东

西两条：东线汴渠，由黄河入汴渠至彭城（今江

苏徐州）入泗水通淮河；西线，由黄河通过颍水、涡水入淮河。这两条水运由于常受黄河浊流、多沙、善淤和决溢泛滥的影响，修则通，不修则塞。从南北朝到隋初，一直处于浅涩淤阻状态，对南北水运交通影响很大。

隋炀帝在营建东都时便着手开凿通济渠。

《隋书》说：大业元年三月，“发河南诸郡男女百

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Ｅ１］炀帝纪．上。又说：隋炀帝即位，“始建东都……开渠，引谷、洛水，自苑西人，而东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食货志。我们根据这两条记载可以看出，通济渠分为三段：西段自东都洛阳西苑起，引谷水和洛水，穿洛阳城南，

东经偃师至巩县洛口人黄河；中段自洛口到板

渚，利用黄河自然河道；东段起自板渚引黄河水向东南注入淮河。在这三段中，东段为主干，全长约１３００多里。由于年代久远，对隋炀帝通济渠东段故道的具体走向，历来众说纷纭，大致有

两种说法。

一种是“由泗入淮”说。即通济渠东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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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的路线是黄河水循汴水故道，在徐州东北汇入泗水，注入淮水。此说于史有证：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汴渠》条说：“隋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汴渠），名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从大梁之东引汴水人于泗水，达于淮，自江都宫人于海。”又，《玉海》卷二十一引《元丰九域志》也说：“汴水古通济渠也。”还有白居易的《长相思》词：“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也证明汴水汇入泗水后流人淮水。据此，朱俣在其所辑《中国运河史料选辑》的按语中进一步说明通济渠“由泗人淮”，

他说：“苏轼《书传》说道‘自淮、泗入河，必道于

汴，世谓炀帝始通汴入泗……又足见秦、汉、魏、晋皆有此水道，非炀帝创开也。’苏轼历引《汉书》楚、汉中分天下的鸿沟，后汉末年曹操和袁绍相持的官渡，以及王溶伐吴杜预信中所提的‘足下径取秣陵，自江人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来证明秦、汉、魏、晋以来，早有此道，并非隋炀帝所开的。值得注意的是‘世谓炀帝始通汴人泗’九字。苏轼以前，一般都

以为是通济渠先会泗水，然后再入淮水的。如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１８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卷５，赵一清《水经注释》卷２３等。”可

见，朱俣先生是力主“由泗人淮”说。

另一种是“直道”说，即认为隋炀帝开通济渠不是由汴水先会合泗水入淮，而是采取比较直的线路，直接由汴水经商丘东南流人淮水。１９８４年７月１４日至８月２５日，中国唐史学会组织了唐宋运河考察队，对大运河南段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行程３０００余里，考察成果汇集于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的《运河

访古》一书中。参加考察的许多唐宋史学者在

文献考据基础上又运用考古资料，提出隋炀帝利用了今河南商丘东南睢水分出的蕲水而开通济渠。如青年学者马正林写道：通济渠是隋炀帝新开的一条渠道，不仅有大量文献资料可以

证明，而且遗留到今天的实物资料也十分丰富，今河南、安徽沿通济渠一带的群众，都把唐宋汴

河故道称为隋堤，现宿州永城公路正好占用了隋堤。考察组在考察中也找到了数段高于地平面３至５米的隋堤遗址。近年来在安徽泗县、灵璧、宿州、濉溪等县市，陆续出土了完整的木船、船板以及唐宋遗物等，都为汴河的具体路线

提供了实物证据。濉溪县隋堤河槽宽约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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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米，堤坡较缓，从地面挖下７米均为沙土。马正林先生还以亲身经历证明了唐人李翱《来南录》所记载的，元和四年（８０９）从洛阳乘船人黄河，由河入汴，由汴入淮走完汴河全程路线“是完全可信的”。李翱提到汴河岸上的地名有汴梁口、陈留、雍邱、宋州、永城、蛹桥、泗州，然后“下汴人淮”，“转淮上河入扬州”，这些地名在考察中都得到了证实旧Ｊ。

“由泗入淮”说、“直道”说，都有材料可资

证明，由此看来，这两条道路都可以入淮。

三、重修邗沟

隋炀帝要把政治中心洛阳与东南富庶经济区连接起来，还必须开通淮河与长江的水道。

如前文所述，早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就开凿了联系江淮的邗沟。据有关专家考证，邗沟从邗城西南角起，屈曲至今湾头折向北流，经武广、陆阳二湖之间，北人樊梁湖，再折向东北，穿过博支、射阳二湖，西北至末口入淮。根据《水经・淮水注》的记载，东汉中期曾对吴王夫差所开凿的邗沟故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邗沟故道由江都入射阳湖后，由于湖面宽广、风高浪大，过往舟船常有覆没的危险，因此，东汉永和

年间陈登另开辟新航道，新道不再经过射阳湖，

改由樊梁湖往北，经津湖、白马湖，与原来经过射阳湖北上的故道相合，仍由末口人淮。隋文帝开皇年间开凿山阳渎即重开了已经淤塞了的邗沟。但是，邗沟宽窄迂曲不一，人淮、入江口通塞变化很大，于是，隋炀帝在大业元年三月，

“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

江”ＨＪ。但是，关于隋文帝开皇年间所开凿的山阳渎与隋炀帝大业年间所开凿的邗沟具体所经过的路线，还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隋文、炀二帝开凿的是同一条河流。如，清代学者刘文淇的《扬州水道记》说：“大业所开邗沟，系就开皇山阳渎又开广之。”朱侯也认为，山阳渎大体上是用的邗沟故道，他在其所辑《中国运河史料选辑》中说：“《通鉴》则于通济渠外，又言开邗沟，实则邗沟即山阳渎，早在开皇七年开通，

疑《通鉴》有误。”另一种意见认为，隋文、炀二

帝开凿的是两条不同的路线。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武同举《淮系大事年表・水

道编》认为，邗沟与山阳渎是两条路线，并指

出，大业时所开邗沟，“为后世运道直径之始”。

我们认为，隋文帝开皇年间所开凿的山阳

渎除了疏浚邗沟故道，只是在末口处花了更多的功夫。因为，末口是邗沟的北尽头与淮水相

连接处，漕船由江都北上到达末口即进入淮水，

由于运河水位高，淮水低，故在末口平水堰以渡船只，漕船通过末口的平水堰，进入淮水北上。平水堰又称北神堰，《读史方舆纪要》说：“北神堰，在府城北五里，古末口也，吴王夫差沟通江淮处，后人于此立堰，以淮水低，沟水高，防其浅，舟

行渡堰始入淮，亦号平水堰。”隋文帝开凿山阳

渎，重开已经淤塞了的古末口平水堰，“以通运

漕”。他没有开辟新道，沿用邗沟故道。

隋炀帝开凿邗沟的重点，一是治理南口。由于沙洲淤张并岸，江岸南移，舟行不便，隋炀帝重修山阳渎，使河道南口折向西南，改由扬子（今江苏仪征东南，古扬子津）入江。故《通鉴》云：“自山阳至扬子入江。”二是开辟新道，即沿东汉陈登所开的直道。新道不再经过射阳湖，改由樊梁湖往北，经津湖、白马湖，到达末口入淮。隋炀帝时对这一直道进行了全面疏浚整理，予以加宽加深。这一直道与经过射阳湖的邗沟故道并行不悖，所以，《江苏水利全书》卷１２说：“樊梁、博芝亦可通水，白马、射阳并为间道。”史念海先生也认为：“炀帝整理过的邗沟……较之吴王夫差的遗迹，又要偏西一点；河身经过屡次改道，也比以前直一点。”Ｌ４１

经重修以后的山阳渎，全长约三百余里，水面阔四十步，自洛阳人通济渠，达泗州入淮水，浮淮水至山阳，顺流而下，又由扬子入江，邗沟也就成为沟通江淮南北交通的黄金水道。

四、开凿永济渠

永济渠的开凿是在河北平原的自然条件和前代开凿的基础上进行的。北方虽说是山寒水瘦，水源条件不如江淮地区，但是这里流入黄河的河流众多，如，沁水、清水、淇水、洹水、彰水。前代利用这些自然河道开凿了一些水利工程，

如，西汉在馆陶与沧州之间开凿了屯氏河和西

汉大河古渎。特别是东汉末年曹操在平定河北的过程中，开凿了一些水利工程：东汉建安九年（２０４），曹操将进攻袁尚，为了解决漕运军粮问题，在淇水入黄河处下大枋木使成堰，遏淇水入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故道以成渠，被称为白沟，此渠以淇水、荡水、洹水为上源，利用纵贯河北平原的清河故道至今青县附近，注入滹沱河，成

为曹操运兵运粮的水运干道。东汉建安十一年

　

（２０６），曹操将进攻乌桓，同样为了解决漕运军粮问题，开凿了平虏渠，从今青县东北引滹沱河水北人今大沙河。同年，曹操又开凿泉州渠，因为此渠南起泉州县（今天天津武清西南），故名泉州渠。此渠上接潞河（今天津市区附近的海河），下入鲍丘水，即今天津宝坻境内。据《水经注・濡水》记载，曹操还从沟河口向东南凿渠引水人濡水（今天的滦河），称为新河。东汉建安十八年（２１３），曹操开凿利漕渠，从今天河北曲周南引漳水东至今大名西北，注入白沟。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利漕渠等在南北朝时期，或干涸，或阻塞，但是，它们还是为隋炀帝

开永济渠奠定了基础。

永济渠开凿于隋炀帝大业四年（６０８）正

月。《隋书・炀帝纪上》载：“四年春正月乙巳，

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六《河北道・永济县》载：“永济渠，在县西郭内。阔一百七十尺，深二丈四尺。南自汲郡引清、淇二水东北入白沟，穿此县人临清。按汉武帝时，河决馆陶，分为屯氏河，东ｚｌｔ经贝州、冀州西入渤海，此渠盖屯氏古渎，隋氏修之，固为永济。”《初学记》卷六《河第三・叙事》也载：“隋炀帝于卫县，因淇水之入河，立淇门以通河，东北行，大业四年正月条记载：“诏发河北诸军百余万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两千余里，通龙舟”’。

上述记载过于简略，因此，关于永济渠的渠据《水经注・沁水》记载，沁水“又入东南至荥阳县北，入于河”。这就说明，沁水本来就是注仲勉先生在《黄河变迁史》中却提出不尽相同的意见，他说：“沁和清、淇并不相通，张氏说就只顾到一方面而没有顾到全面。”“我颇相信大５１７

得禹九河之故道，隋人谓之御河。”《资治通鉴》供，始役妇人。”胡三省注云：“《考异》日《杂记》：‘三年六月，敕开永济渠，引汾水（沁水）入河，于汾水（沁水）东北开渠，合渠水至于涿郡首、流经及渠尾也是众说纷纭。而在上述史籍记载中，“引沁水南达于河”是其中关键之一。入黄河的。张昆河认为，“引沁水南达于河”，是整理沁水下游入河河道，使其达到通航的要求，这就是说明永济渠的渠首在黄河北岸的沁水入河处。他在《隋运河考》中说：“史称引沁水入河者，盖浚治今沁河入黄河之道也。”而岑业四年的工作重心，就在沟通沁、卫（即清河）。

换句话说，这一回的工程，系将沁水引人卫水，

结果，循着新开的河道，便可走向现在的河北，必须这样子解释，才能表明当日计划的大概。”

他又根据《大业杂记》的材料，说：“由沁水东北

开渠，那无疑为引沁水入卫了。”川而潘铺则认为，这两种解释只在于强调的重点不同，并不矛盾。隋开永济渠，首先是疏浚、开拓沁水下游入河河道，使其可以通漕，并以沁口为渠首；其次，再引沁水人卫，通往涿郡。引沁水为永济渠上源，其原因有二，一是沁水入河处距通济渠渠首板渚最近，舟船渡过黄河便可较快地进入永济渠（或通济渠）。二是沁水的水源丰富，可以补充永济渠的水量。齐召南《水道提纲》卷六《沁水》记载了沁水自源头至入河处，会聚大小诸水２０余条，使沁水流量大增，水源丰富，水势大盛，这就解决了永济渠的水源问题Ｌ６Ｊ。

“北通涿郡”是史籍记载中的又一关键。永济渠南起沁水人河处，向北的开凿是利用了自然水道。如上所述，这些地区流人黄河的河流众多，除沁水外，较大河流还有清水、淇水、洹水、彰水等。大致说来，自今河南武陟县至汲

县，是利用了沁水、清水（即卫河）。自汲县至

馆陶之间，基本上是利用了曹操遏淇水入黄河故道的白沟。根据《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卷９、《淇水》记载，西汉时淇水东流至黎阳县（今浚县东北）界南入黄河。东汉建安九年（２０４），曹操在洪水口筑堤，遏淇水流向东北，流人洹水下游的白沟以通漕运，淇水与黄河才

隔绝开来。在馆陶至沧州部分利用了汉代的屯

氏河和西汉大河故渎。屯氏河即屯河，《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六《河北道・馆陶县》载：“屯氏

河，俗名屯河，在县西二里。”又，临清县条记

载：“屯氏河在县北。”大河故渎，馆陶县条说“在县东四里”，清河县条又载“东南去县十里”。因此，馆陶、（Ｉ临清）夏津、清河都是永济渠这一段中所流经的城镇。沧州以下，又部分地利用了漳水，至独流口则与清漳水别而另辟新道，并折向西北，经信安镇、永清县与漯水（今永定河）相接，直达涿郡（治所在蓟城）。北魏时，漯水称为清泉河，北距蓟城仅七里，永济渠之所以能溯漯水而上，就是由于漯水向东南流至永清县北，距县城十里，这样漯水为永济渠的上溯提供了方便。

这样，人们大致可以勾勒出永济渠的线路，潘镛的《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一书，根据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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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勉的《黄河变迁史》，得出永济渠的大致路线为：武陟县、汲县、黎阳（今浚县）、临河（今濮阳县西六十里）、内黄、魏（今大名县西十里）、贵乡（今大名县东）、馆陶、永济（今临清县南）、清河、清阳（今清河县东）、武城（今武陟县西十里）、漳南（今恩县西北六十里）、历亭（今恩县西四十里）、长河（今德县）、吴桥、东光、南皮、清池（今沧县东南四十里）、范桥镇（今青县南三十里）、乾宁军（今青县）、文安、信安镇、永清、固安、蓟城。这一勾勒与我们上述考辨大致符合。

五、凿通江南河

江南河北起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南止于余杭（今浙江杭州市），是南北大运河的最南段。江南河也是在自然条件和前代开凿的基础上进行的。江南地区河网密布，古时就有“三

江五湖”之称。《周书・职方》说：“扬州其泽薮

日，具区，其川日三江。”《国语・越语》载，伍子胥说：“三江环之，民无所移。”范蠡也说过：“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耶？”《史记・正义》日：“三江者，苏州东南三十里名日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日松江，古笠泽江；一江东南上七十里至白岘湖，名日上江，亦日东

江：一江东北下三百余里人海，亦日娄江，于其

处日三江口。”可见，“三江五湖”，是指以江南松江、东江、娄江为主的河流与太湖为主的湖泊。早在春秋时代吴国就利用“三江五湖”的丰富水源来开凿运河。所开凿的运河，《越绝

书》称其为“吴古故水道”。《越绝书・吴地传》

这样记载：“吴古故水道，出平门（苏州北门），上

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今无锡），入

杨湖，出渔浦（利港）。人大江。奏广陵。”也就是说，吴古故水道可以从苏州到达扬州。

秦统一后，为了加强对吴地的控制，在“吴古故水道”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修浚。据《元和郡县图志》载，丹阳“本旧云阳县地，秦时望气者云，有王气，故凿之以败其势，截其直道，使之阿曲，故日曲阿”（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

传》载，秦始皇“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

江”。可知，在秦代就奠定了北起京口、南至余

杭的江南河的大体格局。后来，六朝以南京为政治中心，又对运河加以疏浚。

《资治通鉴》记载：大业六年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

２５：江南道一润州丹阳）。又《越绝书・吴地

　

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Ｊ。隋炀帝重修江南河，是因为原运河水道浅窄，不能行大船，为了出巡会稽、运兵运粮，故在原有水道的基础上进行取直，加深加阔。重修的江南河按其所经地形和水文条件，大致可分为三段：北段自今镇江至望亭，地势自西北向南倾

斜，其中镇江至丹阳地势最为高亢，多为冈陇地区，运河在这一段的流向也以丹阳为界，整个河

段一般汛期有江水内灌，以利舟航；冬春季枯水时，长江水位低落，常患水量不足，为了保证运河河道的水量和漕运的畅通，设置堰埭来加以

调节。中段自望亭至平望，地夷而流急，今天的吴江平望、八坼间为运河全线最低的一段，原为

太湖泻水口段。南段由杭州至嘉兴，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其水源主要来自太湖，如果太湖水不足，则取钱塘江之水以补充。当时运河与钱塘江是相通的，大约在宋代以后，才因为钱塘江江口的淤积和人海口的变迁使大运河的河口淤塞而与钱塘江隔绝。江南河全长８００余里，河宽大约１０多丈，其主干道古今变化不大。１９８４年７月，唐宋运河考察队对大运河南段进行了实地考察，勾勒出了江南河的路线：北渠首京口隔江与江都（扬州）的瓜州渡口相望，向东南经曲阿（今天的丹阳）、陵口、吕城、奔牛、毗陵（今常州）、漆墅堰、无锡、望亭、浒墅关、苏州、吴江、平望、嘉兴，东绕太湖而向西南，再经石门、崇德、塘栖、拱宸桥至杭州西南的大通桥附近人钱塘江。这样，当江南河一开通，三吴的财富就滚滚流向洛阳及边关，如，隋炀帝出兵辽东，在大业七年（６１１）“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

人，弩手三万人……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农甲幔幕……秋。七

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洛口诸仓米

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

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

……”又，大业九年，隋炀帝“再发三吴兵征高

丽”【３Ｉ。由此可以看出，江南河帮助隋炀帝实现了他的政治、经济目的。

这样，隋王朝自大业元年（６０５）至大业六

年（６１０），前后仅用了６年时间，就开凿了一条南起余杭，北至涿郡，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人工运河。大运河工程

的完成，首先是由于隋代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为运河的开凿提供了充足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其次，隋朝在武力统一过程中，形成了控制能力高、汲取能力强的高效社会组织系统，这是大运河开凿的组织保证。再者大运河的贯通，体现了决策者的高瞻远瞩，体现了工程设计、建筑、组织者的智慧。虽然大运河是半自然、半人工，又利用了古运河故道，但是开凿如此漫长、复杂的河段，在勘测、平衡水位差、节制水量等方面，都必须有相当的科学水平。虽然此项工程设计与施工的具体情况史无记载，但据《隋书》所载宇文恺、阎毗、何稠等先后担任的职务和经历来看，当与这些具有丰富工程技术知识的高级技术人才是分不开的。宇文恺“多技艺”、“有巧思”，曾主持东都的营建和广通渠的开凿，先后担任过将作大匠和工部尚书；阎毗曾总长城之役，并亲自督役开凿了永济渠，后也兼领将作少监。何稠“性绝巧，有智思”，曾主持烧制“绿瓷”为琉璃的工艺，建造了难度很大的“辽水桥”，后为工部尚书。他如本传所载“性强明，有巧思”的将作大匠，“俱巧思绝人”的黄亘、黄衮兄弟等，都可能是这项伟大工程的设计者和组织者。大运河的贯通也是隋炀帝智慧的结晶。运河工程的开凿，更是隋朝包括妇女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力的充分体现。而也正由于隋炀帝驱使民力，突破了人民可以忍受的限度，才使隋朝之舟被农民起义之滚滚洪流覆没。但是，隋朝的大运河毕竟“为后世开

万世之利”，“共禹论功不较多”也。

本文吸取了安作璋主编的《中国运河文化

史》一书的研究成果，在此表示感谢。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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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仇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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