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改革案例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文章通过剖析亚太有关国家汇率改革案例，揭示了其汇改路径选择与发展过程，进而汲取汇改失败教训，利用汇改成功经验，获取正反两方面的借鉴价值，这对于今后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优化我国外汇管理大有裨益。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改革；案例；启示

　　

　　一、日本汇改的发展

　　

　　二战后，日本的汇率改革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一）建立并极力维护日元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时期（1949～1971年）

　　二战后，日本政府提出贸易立国的口号，稳定汇率有利于出口。自1949年4月25日开始，实行美元兑日元的固定汇率政策，保持了22年多，直到1971年12月才正式改变，这为日本经济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长，美国对日本产品出口日益不满。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日美间摩擦不断。60年代后期开始，双方贸易摩擦向几乎所有重要工业产品领域扩展。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对日本的压力增大，在金融层面要求日元升值。

　　（二）被迫采取浮动汇率制度，日元逐渐升值时期（1971～1985年）

　　1971年8月，美国“新经济政策”从根本上动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剧烈动荡。日本为维护日元兑美元汇率水平，多次入市干预，但都无济于事。尽管如此，欧美国家仍不断批评日元升幅不够。1971年12月，“史密森协议”决定将日元升值16.8%，即1美元兑308日元，并以此为标准，可上下浮动2.25%。但由于美国贸易逆差继续扩大，美元汇率仍呈下滑趋势。1973年2月13日，美元对黄金贬值10%，日本只好让日元向浮动汇率过渡。从固定汇率过渡到浮动汇率，日本是在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后才实现的，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

　　（三）允许日元汇率大幅度升值时期（1985～1997年）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汇率进入了长达10年之久的升值周期。日本政府放手日元升值，日本试图以此缓和日美贸易摩擦，避免两国关系恶化，也想借此机会提高日元甚至日本的国际地位。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最大的影响是促进了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当时日本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行业仍主要集中在汽车、钢铁、家电等传统产业方面，在以信息产业、生化等为代表的高科技方面还未发展到成规模的产业阶段。因此，日元升值推动传统产业的企业大量到海外投资，形成了所谓的国内产业空洞化现象，破坏了经济结构转轨，导致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反过来又影响企业在国内的投资需求，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四）采取措施阻止日元汇率升值时期（1997年至今）

　　日元大幅升值是日本泡沫经济产生、破灭的原因之一。日本饱尝了本币过度升值的苦果后，转而采取了阻止日元升值政策。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实际上采取了促使美元贬值的政策。对此，日本运用各种手段防止日元汇率升值。如2004年1~7月，日本政府动用9.03万亿日元入市干预，购买美元和欧元，目的是保证出口收益，以外需来弥补因长期萧条带来的内需不足。

　　

　　二、澳大利亚汇改的发展

　　

　　澳大利亚汇制的转换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固定汇率制度（1931年12月～1976年11月）

　　从1931年12月至1971年12月“史密森协议”前，澳大利亚实行钉住英镑的汇率制度，并随着英镑对其他货币浮动。二战后，美元在国际储备和国际结算中逐渐取代英镑的地位。这一趋势也体现在澳大利亚银行外汇业务中美元占比上升、外汇储备中的英镑被美元和部分黄金储备替代。“史密森协议”为主要货币提供了重新估价机会，澳元兑美元汇率从1.1200美元升值到1.2160美元，并在IMF允许的2.5%波幅内波动。澳元转为钉住美元。

　　1973～1974年，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陷入“滞涨”，澳大利亚经济也因国内货币政策紧缩和消费者支出减缓转入衰退。1974年9月25日，澳元对美元贬值12%，并与美元脱钩，澳元开始钉住以澳大利亚主要贸易伙伴国贸易指数（TWI）为权重的“一篮子”货币。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每天根据TWI对外公布澳元兑美元的中间汇率，并对加权指数进行经常性的小幅调整。钉住“一篮子”汇率虽然稳定了名义有效汇率，但受到本国和贸易伙伴国的相对通胀率的影响，实际有效汇率仍可能频繁波动，因而不但难以实现稳定实际有效汇率目的，而且给投机资金提供了可乘之机。汇市日益浓厚的投机气氛使澳元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到1976年11月29日，澳政府将澳元对“一篮子”货币贬值17.5%，固定汇率制度终结。

　　（二）爬行钉住汇率制度（1976年11月～1983年12月12日）

　　作为过渡阶段，1976年11月后，澳大利亚采取爬行钉住汇率制度：当对相关经济因素的评估显示汇率水平需要变动时，就小幅频繁地调整澳元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目的是避免市场对汇率长期大幅变化的预期，并使汇率成为经济政策中一个更具弹性的工具。其外汇管理以维护国际收支平衡为中心，并将汇率工具作为对付通胀的重要手段。外汇管制措施与我国的现状类似。

　　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存在澳元有效汇率频繁变动的预期，巨额投机资本反复无常地流动，不仅造成汇市动荡，而且当局为维持汇率稳定而被迫牺牲国内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剧烈波动对国内经济增长和就业造成严重影响。1983年初，政治性投机压力又导致大规模资本流出，澳元汇率持续贬值。因外汇管制成本日益高昂而管理效率低下，爬行的钉住和外汇管制的有效性均遭到质疑。

　　（三）自由浮动汇率制（1983年12月至今）

　　从1983年12月12日开始，澳大利亚改行自由浮动制度。储备银行从即期市场退出，不再公布指导性的澳元兑美元中间汇率，也不公布加权指数，但保留干预汇市的决定权。不再要求银行每日与储备银行清算其外汇头寸，但超过规定的敞口需告知当局。允许资本自由进出，澳元汇率由市场供求决定。只有在必要时，储备银行才适度入市干预，以维护货币的稳定性。

　　

　　三、国际汇改案例对我国外汇管理改革的若干启示

　　

　　以上汇改案例的剖析，对我国今后人民币汇改及外汇管理深化改革有以下启示：

　　（一）应“操之在我”，要适时、合理调整外汇管理政策

　　“主动性”是新兴经济强国汇改的关键。如“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大幅升值并非日本情愿，而是欧美对日本政治施压的结果。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作为一个日渐崛起的新兴经济强国，汇制选择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面考量。特别是在一个美元霸权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一个新兴经济强国的崛起必然会对现有经济体系和国际格局产生冲击，也必然会受到国际既得利益集团打压与干扰。

　　因此，能否顶住国际压力，主要根据本国国情保持汇制的稳定或根据自身政治、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需要适时进行汇率改革是新兴经济强国汇率政策调整的关键。反观澳大利亚，其政府审时度势，根据各阶段的国内、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及时调整外汇管理政策。在旧汇制无法维持或维持成本太高时，果断选择并施行新汇制，成效显著。

　　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合适与否的根本标准应是汇率对国内经济的实际影响。基于汇率指标的敏感性，如果在当前汇率水平下，国内的经济增长率、就业情况、物价水平及国际收支比较适当，就不能轻言人民币大幅升值或者骤然贬值。否则，汇改势必伤害中国的根本利益。

　　（二）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应具备必要的基础

　　作为一个新兴经济强国，其币值不可能长期保持在偏离均衡汇率的水平之上。如果汇改仅仅着眼于汇率水平的变动，无论是上调还是下降，仍然是非市场化的，均不足取。应当根据市场变化，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稳步推进改革。从长期看，具有灵活性的浮动汇率制度可能是新兴经济强国汇改的较好选择。如澳大利亚实行浮动汇率制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后的事情。

　　虽然澳大利亚从爬行钉住制转向自由浮动汇率制看似“冒险一搏”，即这种汇改并非监管当局在完全把握市场和调控工具的前提下的变革，但澳大利亚客观上正是在其即期与远期汇市都取得充分发展的坚实基础上方采行汇率自由浮动，并且当时已基本达到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稳定的宏观经济、健全的微观企业基础、完善的金融体系、高效的金融监管和良好的国际环境。

　　联系我国实际来看：长远而言，人民币势必由扩大汇率波幅到自由浮动，直至最后实行全面自由兑换。只不过这是一个渐进式的开放汇率管制过程，“时机”的选择与把握极为关键。政府要以最小的震荡代价、最适宜的节奏，逐步让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贸然推行人民币自由浮动和自由兑换非常危险。在今后相当时间内，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上的一系列问题，中国经济无法承受汇率的巨大波动，还不具有实行自由浮动的条件，而适当选择就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因此，理性做法应是――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

　　（三）一国汇制的选择与适时转换应考虑“平衡性”

　　汇率作为国际经济关系的纽带，它反映的不仅仅是经济现状，也反映着国际政治关系博弈的结果。“广场协议”前后，一系列日元汇率安排都是通过主要发达国家间经济政策协调来实现的。

　　这说明在日益全球化世界经济中，一国汇制选择与适时转换不仅要考虑本国经济的需要，还要权衡其他国家特别是主要贸易伙伴的承受能力，否则将会引发国际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造成双方经济和福利损失，对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也不利。对于一个新兴经济强国来说，汇制选择也是一个参与世界经济决策的舞台。新兴经济强国的崛起向世界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同时也要学会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处，承担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责任，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稳定做出应有贡献。

　　（四）汇率波动的“可控性”与相对稳定是一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货币当局金融监管能力及行动时机也很重要

　　发展一国经济不仅要保持本币币值对内稳定，同时要保持其对外汇率的相对稳定，否则会影响本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如日本自“广场协议”以来的实践就是一个极好例证：从1985年的250日元/美元到1995年4月变为78日元/美元，三年后再降到1998年的140日元/美元，然后汇率不断摆动，曾经涨到105日元/美元，然后又降到130日元/美元，现在是120日元/美元左右。

　　这种长期持续的汇率剧烈波动显示汇率变化在宏观管理上失去了控制，不仅损坏与主要贸易伙伴国进行交往的利益，更难以避免出现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大的波动。

　　又如，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在必要时（如面临通胀加剧或澳元汇率剧烈波动等）主动干预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有力维护本币币值相对稳定及其汇率正常波动，是迄今澳大利亚浮动汇率制有效运作的必要保证。

　　鉴于此，我国今后应强化对汇市的审慎性监管――建立健全对市场风险的监测；完善交易主体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交易主体自律性管理；完善市场信息披露机制，提高汇市透明度。同时，优化央行对汇市的干预方式――增加央行的调控手段，除直接入市干预外，尝试通过建立外汇平准基金等方式进行间接调控；除直接参与现货市场的交易外，央行也可利用掉期交易、远期交易、外汇票据回购交易等方式，调节外汇供求关系。

　　

　　参考文献：

　　1、潘淑娟,朱德忠等.国际金融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2、朱德忠.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问题和改革建议[J].新金融,2006(9).

　　3、约翰・威廉姆森.汇率制度的选择：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04(10).

　　（作者简介：朱德忠，安徽财经大学金融系副主任、国际金融课程群负责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国际金融理论与外汇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