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钰莹复出折射电视营销暴力

　　全球范围内，电视在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并迄今依旧是最大型、最重要的媒体和民众娱乐设施，然而，网络对电视的影响日益触及其根本（如微博和翻墙的媒体作用，网游和视听作品下载的娱乐效力等），在中国，这种影响则堪称是颠覆性的。特别对于对话语权尚存幻想的知识分子、大学生、中产阶层和精英阶层来说，尽管，网络中的新闻传播度及评论底线依旧是被赏赐和控制的，但比以体制喉舌为本质的电视不知自由了多少，于是，他们迅速抹去对电视被阉割掉的媒介职能尚能萌生一丝肉芽的指望（陈扬事件），装扮成一个真正的言论自由者，全身心地投入到网络中去（赵普事件）。由此，在中国，电视的媒体职能以喉舌形态得以封存的同时，它作为大众娱乐设施的另一面则得到空前的发展，在逐渐丧失掉公共意见人士的监督价值和评说欲望之后，该设施的的两项本性――世俗性和商业性如睾丸被扎上钢针的两头野牛一般，歇斯底里地蹦�开来。

　　早在上世纪，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就指出过，电视节目正在对民众行使暴力。而这种被称为“象征暴力”的暴力“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得以施加，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譬如为了迎合观众逃避现实的理想而拍穿越剧，或用抗战剧来洋溢观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不仅叙述者和受话者，也包括话语本身（明星、主持人、参与综艺节目的普通民众等一切有主观力的，登上荧屏的个体）亦成为合谋，譬如复出的杨钰莹。尽管与观众久未谋面，但通过“与时俱进”地“观看超女比赛，了解娱乐圈风云”，所以在湖南卫视《天声一队》节目中，她滴水不漏，堪称娴熟地配合着何炅和汪涵的插科打诨，并明白谁是主角，默默做周笔畅和杨宗纬的背景板……她不仅熟悉，而且完全赞同并身体力行于贯彻电视这一娱乐设施的游戏规则，就算在浙江卫视《麦霸英雄汇》做嘉宾时，被一中年男人握手调戏，说“你就把我当毛宁……”的话而实在受不了，甩手离场，却也在事后为电视台作解释：“（炒作）只要是善意的，都没问题……”而在赖昌星被判无期的时候，她又愿意当众谈“远华案”，其言辞精准得体，完全可作为明星答记者问教材：“每个女孩生命中都会有一件或几件事，让她从梦幻走到现实生活当中。”

　　炒作没有问题，就像世俗化和市场化没有问题一样，但若炒作成为下作，世俗成为恶俗，市场化成为不要脸的功利主义的话，那么连广电总局都会坐不住的。体制并不介意民众变得更傻更天真，但它不能接受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在其缺席的情况下，即在其“战略部署”之外达成的。各种限娱令的频频出台，正基于政府不能容忍任何一个管辖中的体系处于失控状态，而这些匪夷所思、乱刀斩乱麻式的限娱令更令中国电视娱乐产业处于世所罕见的乱象之中。被种种乱象包裹中的文化暴力的摔打下，中国电视及其观众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公众智商的无视。

　　杨钰莹迄今仍否认前面提到的那则“遭辱愤怒离场”的新闻，但她对娱乐行业操作方式的各种认同却暗示着，就算这样的事发生也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将游戏规则置于道德操守之上的好例子。最近还有些电视娱乐事件：某卫视微博发言让大家不要再围绕李小璐助理打记者事件来宣传某剧，加上李小璐无比造作的回复，以达成的宣传效果；张绍刚再接再厉，安排求职海归男晕倒的戏码；还有孟非凭石膏得到广泛赞誉的，掉皮掉肉不掉队的职业精神……这些事皆因统统指向提升收视率而先设地、自然地，消除了人们对事件本身真假的辨识欲望――哪怕一看就是假的、就是虚伪的、就是肮脏的，亦不惜。提升收视率，似乎成为了比某种主义还要值得去牺牲的东西。这就是暴力希冀达到的成果，时时拳脚、日日私刑，想尽花样地收拾你―别说你了，祥林嫂亦会成为性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