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王维山水田园诗歌之比较

陶渊明与王维山水田园诗歌之比较

陶渊明是中国田园诗的开创者,王维是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他们都是田园诗的集大成者，但是由于两者的生活道路、个性秉赋、文化背景的不同,他们最终选择了不同的生存方式，前者选择彻底归隐,完全融入了世俗生活，而后者则把归隐作为逃避现实生活的方式，只是想从中寻找心灵的暂时安慰。这种生存方式的抉择最终决定了两者诗歌从作品内容到作品物象、作品意境都有所不同。

作品的内容直接受作者的人生经历和其对社会的态度所决定。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仕宦家庭,他的曾祖父是开国元勋，父亲也曾作过太守，到他时，家境衰落。外祖父家里的藏书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他广泛阅读了《老子》《庄子》，以及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所以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青年时代的他也曾有着“大济苍生”的理想，渴望干一番事业，曾断断续续做过江州祭酒，刘裕幕下镇军参军、彭泽令等官职，后因时局动荡，仕途险恶，以及官场政治腐败，门阀制度森严而对现实极端不满，毅然辞官归隐，与官场彻底决裂。他的作品主要讴歌田园淳朴的风光，如《归园田居》第一首（少无适俗韵……复得返自然），以轻淡的笔墨描绘了一幅宁静淳朴的农家景致，字里行间流露出他辞官归隐后发自内心的喜悦。其次，他还以一个劳动者的身份创作了一部分反映劳动生活的歌,感情真挚感人，如《归园田居》第三首（种豆南山下……但愿无使违），描绘了作者劳动一天的情景，对“躬耕自资”生活的热爱和珍惜之情油然而生。归隐之后，他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者，尽管在精神上得到了一些自我慰藉，但在物质生活上，则日益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所以他的诗歌还有反映自己贫困潦倒生活状况的内容。如《有会而作》（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葭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可见他老年生活的凄惨状况。但他却甘愿抱贫守拙，并从古代的贫士那里找到了精神寄托。

王维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一生起起落落，曾因事贬为济州司仓参军，也曾官至尚书右丞。一方面对当时的官场感到厌倦和担心，但另一方面却又恋栈怀禄，不能决然离去。于是随俗浮沉，长期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他青年时曾居住山林，中年以后一度家于终南山，后又得宋之问蓝田辋川别业，遂与好友裴迪优游其中，赋诗相酬为乐。其诗歌也有描写农村田园景色和风光，如《渭川田家》（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即此羡闲逸，怅然歌式微。）不同的是，农村再寻常不过的事物和景象，如牛羊、牧童、夕阳等，在他的眼中，是那么生机盎然、富有情调。表达了作者归隐后那种闲适生活的无忧无虑的心境。诗歌还描写了他隐居山林的生活，但不再是陶渊明式的那种贫困潦倒的生活，而是富有闲情逸致的生活。《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偶遇值林叟，谈笑还无期。）那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逍遥自在、自得其乐的闲适情趣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淡泊宁静，超然物外的风采。更重要的是诗人的眼光不再局限于农村的生活和景色，而是更多的延伸到大自然无限优美的自然风光。诗歌内容大大的增加了对山水景物的描绘。“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无论是雄奇壮阔的景象，还是细致入微的自然物态，在他诗歌中都是一副副优美的风景画，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美感。又如《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诗中把终南山直干云霄的壮伟雄姿和东延海隅的磅礴气势，以及攀登终南山时所见云烟变幻的美景一一呈现，表现出作者对终南山的巍峨高峻之势和变幻多姿的大山景物的惊叹、愉悦和赞美之情。 二

陶渊明诗歌中的物象是感情宣泄的突破口，是灵魂的载体。王维诗歌中的物象更多具有审美情趣，担负着审美的价值功能。

陶渊明为了保全自己的人格,从而选择彻底脱离黑暗的官场,开始真正的隐居生活。他又深受魏晋玄学的影响,为了寻求生命的自由安息场所,他完全投入了自然的怀抱,在自然中寻

求解脱。自然山水不是外在于他的客观存在,而是他的生活方式,即他的生命存在本身。其诗歌描绘的生活既是他生存之所,也是他心灵的寄托和归宿。所以陶诗对物象的描写不仅仅是写实,而更是重在写心,把微妙的感情融入到物象的描写中,从而将景物人格化。如“鸟”这一物象曾是历史上许多诗人选用的物象,如唐人杜甫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李商隐有“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情为探看”,王维“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等都有鸟的物象,但这些鸟只是作者写景抒情时借用的物象,没有负载着作者的灵魂而陶诗中鸟的物象却不然。他的《父子风规盖相类》云:“翼翼归鸟,驯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及旧栖,虽无昔侣,众声毎谐,日夕气清,悠然其怀。”他的《饮酒其五》云:“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归园田居其一》云:“池鱼思故渊,羁鸟恋旧林”。透过这些诗篇中的“飞鸟”、“羁鸟”与“归鸟”等物象,表达了作者对“飞鸟”的向往,对“羁鸟”的同情和对“归鸟”的思慕,表明诗人具有远大抱负,但黑暗的政治和污浊的社会现实却不能使他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作为诗人,只能以诗作为武器与之抗争,借诗歌抒情言志,排泄心中的愤懑[1]。

与陶渊明相比较,王维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比较富裕的一族,他一生过着琴棋书画、谈禅论佛的优裕生活。虽然后来常年隐居蓝田辋川别业,但那只是他为官之余的偶尔休憩,想在优美的水光山色中寻找心灵的慰藉而已。他实质上过的是半官半隐名利双收的舒适的生活,这与陶渊明真正意义上的隐居是不同的。所以他喜爱自然山水就如同在屋子里欣赏挂在墙壁上的山水画一样,虽喜爱极致,却无法真正走近它,彼此间总是“隔”着一层。与陶渊明置身山水看山水不一样,他始终是站在旁观者的位置上观看自然,以欣赏者的角度来描绘山水。如《山居秋冥》描写的秋雨后的山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渲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其实作者就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在品味着自然的三味,却没有像陶渊明一样把自身溶入其中,观其“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即可知之。此外,王维在音乐绘画等方面有着特殊的秉赋,对其非常精通,因此,他比一般人更能敏感的把握自然界的音响,比一般人更能敏锐的感受自然界景物的千变万化。“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居秋暝》),这些寂静的森林、自开自落的山花、若有若无的微雨等都是他细细品味的物象。他用文人的情怀对他们进行精雕细琢的刻画,力求逼真的再现自然之美,让读者从中获得审美的快感。诗人经常把不易觉察的声响捕捉入诗,造成一种“鸟鸣山更幽”的美感效果,使诗中静谧的意境荡涤了那种死气沉沉的气氛,呈现出独特的、优美的换面,大大开拓了人们的审美视野。诗人还常借用色彩来体现审美情趣。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作者将上半句大漠的金黄和下半句落日的的鲜红搭配出暖色调,再用上半句孤烟的纯白和下半句河水的清绿构成冷色调,四种颜色相得益彰,十分协调,使读者的视觉感觉自然舒适,所以王维诗歌享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盛誉[2]。

三

陶渊明选择在庐山脚下的一座普通草屋里过着与当地农民并无二致的“结庐在人境”的世俗生活。他的隐居生活里没有风景优美的别业,没有谈诗诗论酒的达官贵人。在其《归去来兮辞》中说:“归去来兮,请息交而绝游,世与我以相遗,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他已断绝了与官场的往来,其交往的对象或是亲戚朋友与故旧,或是村夫野老。他所见到的是农家日常的草屋、农舍、炊烟、禾苗、农田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椋,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里,鸡鸣桑树颠”,(《归田园居其一》)他平常的工作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他象一个普通农民一样日夜操劳在田畴之中,为生计而忙碌。正是因为他本人置身于农家,完全融入了真正的农家生活,所以他能够从本质上理解农民的生活,从而描写真正的农村生活。他的诗歌充满了本真的生活气息,有着对现实人生的肯定和对世俗生活的认同。他对田园生活

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是对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满足,是对自己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感到欣慰。他从不对景物的体貌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只把深厚的感情寄寓于平常的事物和生活当中,表面看来没有特别之处,细细咀嚼却诗意昂然,平易的形象中包含丰富的思想。诗中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只是用朴素的语言和白描的手法引导读者走进他所营造的朴实、自然的意境中去。

王维并没有象陶渊明一样彻底与统治阶级决裂,但也并非为出仕而出仕,他仍坚持自己的理想和节操。在半官半隐的20年间,他不仅避开了官场的严酷政治斗争,而且晚年官越做越大(虽然多为闲职),从七品的殿中侍御史升为正四品的尚书右丞。他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渐渐冷却了自己的政治热情,做到了既不趋炎附势,也不剑拔弩张,形成了“身心相离”的独特处事哲学。他不再把隐居看作是与社会相对抗的手段,而是视为一种以乐观洒脱的态度、按自己兴趣和条件选择的生活方式。他这种平和的创作心境在文艺作品中,常常通过欣赏自然美而达到心境融和,他努力在自心的宁静中,寻找安逸的乐土,尽情品味着那种幽静、清淡之美[3]。如“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鹤巢松树徧,人访荜门稀,嫩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渡头灯火起,处处采菱归。”(《山居即事》)又如“屏居淇水上,东野旷无山;日隠桑柘外,河明闾井间;牧童望村去,猎犬随人还,静者亦何事,荆扉乘昼闗”(《淇上即事田园》)等诗歌,从审美取向来看都可作如上观。

王维本人受佛学影响甚深,所以佛学思想的空静观念对他的山水诗也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王维的母亲崔氏笃信佛教,师事普寂禅师三十年,浓厚的家庭学佛气氛使王维和弟弟王缙“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旧唐书》卷190下《王维传》)由于佛学思想的浸染,他用禅者的目光观照自然间万物万象,用禅的体验把淡定从容、无欲无念的心情糅合进雅致的诗句中。当诗境与禅境之间形成了一个契合点时,诗歌便呈现出富有禅意的幽静、清淡的光辉。如“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那些默默无闻的花儿,既不需要人们赞赏它开放时的生机勃勃,也不需要人们惋惜它的悄然凋零,它们在没有世俗的庸扰中,来之于自然,又回归自然。再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清苔上。”(《鹿柴》)山林空旷,绝无人迹,一片空静,但是这种空寂却不是死寂,偶尔会从山中传来人语的响声,这声响给了空山以动感与灵感,又使空山有了生机。一缕缕阳光浅浅射入丛林深处,在青苔上留下斑驳的树影。这里的空寂的山林,淡淡的阳光,与斑驳的青苔上影子,都让人在山水诗中体味佛家的空灵幽静。

总之,陶渊明的诗歌是表现自己作为田园生活的主人所经历所感受的事、情、景,注重的是一种感情的宣泄。王维是站在欣赏者的角度对田园景色和生活进行比较客观的描写,并且用意明确:怡情遣兴,附雅风流。从而艺术旨趣由重在表现主观性情转为重在再现自然之美,改变了陶诗古朴自然的风貌,为田园诗开辟了另一种幽静、清淡的艺术意境[4]。

参考文献:

[1]欧就生.陶渊明、王维诗歌意境的比较[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0, 21(1).

[2]焦健.论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和谐”[J].岱宗学刊, 2006, 10(1).

[3]牛彦飞.诗禅合一———试论王维诗歌的静境美[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 18(1).

[4]赵雅娟.由“任真适性”到“身心相离”———从创作心态看陶渊明与王维田园诗之不同[J].汕头大学学报, 2006, 22(2).

长沙大学学报 2007年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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