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体的发展历程

简析编年体史学的发展历程

摘要：作为中国史籍中最古老的体裁之一，编年体起源于远古人类的结绳记事。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编年体国史是迄今可见的最早的编年体史籍。《春秋》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至迟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门关于史书编纂的专门学问：编年体史学。纵观编年体史学的发展历程，主要经过了草创、形成、完善三个阶段，分别以《春秋》、《汉纪》和《资治通鉴》为代表作。编年体史学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演变，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在传承中华文明、凝聚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键词：编年体；史学；发展

中国历史典籍之宏富，堪称世界之最，史籍所涉及的内容，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几乎达到史外无学的程度。在这浩瀚的史籍 诸体中，以时间为本位，顺序地记载史事的编年体，可谓源远流长，名家辈出、名著迭现。对这些史家和著作进行评论和研究的史家和著作也绵延不绝，蔚为壮观。因此，本文从编年体的起源入手，简要的介绍了编年体史著的创新演变及其在整个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地位作用。

一、编年体的概念类别及特点

1.编年体的概念。

编年体是我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编排史实，是编写历史最早也是最简便的方法。因为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因为编年体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体裁，故《隋书·经籍志》称之为“古史”。

2.编年体的类别。

以编年体纪录历史的方式最早起源于中国。由周代史官于公元前841年前后创体，《左传》完善其体例，荀悦《汉纪》创断代编年体，司马光成通史编年体。其它的编年体史书，还有纲目体 、起居注、日历、实录、东华录等。

先秦编年体史书流传至今的，有《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等。 断代编年史，是写一个封建王朝兴亡的历史著作，如东汉荀悦《汉纪》、明谈迁《国榷》等。

编年体通史著名的有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清毕沅《续资治通鉴》等。 纲目体以编年为序，简记大事为纲，补充注说史事为目。有宋朱熹《通鉴纲目》等。

起居注，是记录帝王言语、行动和居止的专书，周代始创。时政记，是宰相执政关于朝廷君臣议论军国要政的记录，武周时始创，明代废止。

日历，是由史官根据起居注或时政记等所记杂事，稍加润饰汇编而成的资料书。唐顺宗时所创，明以后废止。

实录是在新皇帝即位后，由国史馆根据前一皇帝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数据，重新汇编，撰修成的前皇帝言行及一代大事的编年史长编。自北凉刘昞《敦煌实录》创体，唐以后成为定制。

东华录，清乾隆闲蒋良骥创体，是根据实录和其它档案、公文、邸报所写的朝廷大事摘要。

3. 编年体的特点。

编年体是我国古代史学文体中最古老的一种叙事形态，是中国史体发展之源。它的产生、成熟与发展，始终伴随着中国历史学的成长历程。与其它史体相

比，编年体最突出的特征是时间与空间的巧妙结合。对此，唐代著名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曾有过非常精辟和全面的总结：“系日月而次之，列岁时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二体》）刘知几的这段评论，首先从时间的顺序性与持续性指出编年体的结构特征；其次从空间的广延性和伸张性上指出编年体的内容编排。实际上，编年体与其它史体最大的区别在于时间结构。这种结构虽然是编年史家在编撰的史籍时所采用的外在表述形态，但是由于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背景与思维方式，使得这种结构有着特殊的内涵。

二、编年体的起源。

编年体是中国历史编纂中最早采用的体裁之一，起源于远古人类的结绳记事。早在黄帝时代就有左仓颉，右史沮诵的传说。三代以降，史官的数量渐多。最著名的有夏代的终古，商代的向挚。周代更系统地出现了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不同名称的史官。他们各司其职，“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1］（《史官建置》）。各诸侯国也设有史官。这些史官均把时间要素作为他们编纂史书的关键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崛起、王室衰微，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急剧变化。各诸侯国纷纷自立史官，利用本国的纪年来记载历史，以显示自己的正统地位。于是，出现了鲁国《春秋》、晋国《乘》、郑国《志》、楚国《梼杌》等史书。这些史书又是什么体裁呢？《隋书·李德林传》中说得很清楚：“史者，编年也，故鲁号纪年。”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官，都或有意或无意，地使用了编年体裁。此时的国史就已经是按年纪事的编年史了。正如史学史专家瞿林东教授所指出的：“这种国史按年代顺序记事，是中国史学上编年体史书形成的最早阶段。”可以说，编年体裁是随着史籍的出现而出现的。编年体国史中的代表是《竹书纪年》，它所记内容起自三代，迄于战国后期，是现今所知中国史学上最早的编年体性质的通史著作。因而，编年体史学其渊源可达几千年之遥，可以看作是史籍编纂中最基本、最古老的学问之一。

三、编年体史学的发展历程。

纵观编年体史学的发展历程，主要经过了草创、形成、完善三个阶段。即：草创于《春秋》、形成于《汉纪》、完善于《资治通鉴》。

1.编年体史学草创于《春秋》。

经过西周经济的繁荣时期，到春秋时代，史学出现别开生面的发展。突出的代表作，就是鲁国国史《春秋》。《春秋》一书是按鲁国的正统年代编写的。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前722 年）至鲁哀公14 年（前481 年）共12 个国君，242 年的历史。相传此书是孔子根据原来鲁国国史改编的。《春秋》在编纂方法上有明显的体例要求。讲求“属辞比事而不乱”，即史料有排比，文法讲求修辞，“寓褒贬、别善恶”，更有明确的时间顺序。正如司马迁所说：“孔子因史文而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月、日，益其详焉。”尽管《春秋》亦有记事过简，范围狭窄之不足，但它草创了史籍中的编年体裁，对于了解不同地区的历史发展大势提供了清晰的脉络，标志着中国史学当时所能达到的新水平。另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继承了《春秋》的特点，并对编年体有较大的发展，即在编年纪事的总体格局中，首开了集中记事和写人物活动的撰述方法。《春秋》问世之后，《左传》的作者、孟子，以及以后评论编年体的史学家代有其人。

2.编年体史学形成于《汉纪》。

《春秋》出现以后，“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

多依《春秋》之体”《左传》、《战国策》、《国语》等相继而出。随着秦汉时期政治上的大一统和封建经济的繁荣发展，客观上要求有反映这一强盛历史的新史学编纂体裁的出现。西汉司马迁纪传体通史———《史记》如异军突起。班固《汉书》紧随其后，一改史坛前况，“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致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从此，编年体史籍走向低谷。东汉末年，“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30 篇”。《汉纪》虽仿《春秋》之体，但较之以前各部编年体著作又不尽相同。《汉纪》在内容上主要取材于《汉书》，但其史论却超过了班固的史论；在体裁上仿效《左传》但却更加严整，并且开创了编年体中连类列举法，即在有关史实之下记载与之有重要联系的人物和制度，这不仅使体例更加严谨，也扩大了编年体史书记事的范围，从而使编年体史书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史籍的编年体裁，经荀悦的更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起到了发凡起例的作用。人们常称荀悦以前的编年体为古体，荀悦以后的编年体为近体或新体。在他的《汉纪》影响下，两晋、南北朝时期编年史的编撰形成了空前的高潮，使之成为和纪传体并驾齐驱的一种历史编纂体裁，从而打破了纪传体在历史编纂领域一花独放、独霸史坛的局面。继之而起的袁宏的《后汉纪》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年体史书中的佳作。

3.编年体史学完善于《资治通鉴》。

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自称：“因宣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资治通鉴》正是继承和发扬了《左传》与《汉纪》的优良传统，把编年史的写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通鉴》总结了以往编年体史著的经验予以发展、完善，成为编年体史学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代表了中国古代编年史学的最高成就。鉴于《资治通鉴》的成就，明人胡应麟在《史书占毕》中说：“编年之史，备于司马氏，司马氏出，而宋以前之为编年体者废矣。”清人浦起龙说：“上起三国，下终五季，弃编年而行纪传，史体偏缺者五百余年，至司马氏光始有《通鉴》之作，而后史家二体，到今两行。坠绪复续，厥功伟哉。”胡、浦二人高度赞扬了司马光的功绩，肯定了《资治通鉴》在我国史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从此，编年体史学蓬勃发展起来。

《资治通鉴》的完成，使中国编年体史书更臻于完善。宋神宗曾称赞《资治通鉴》说：“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资治通鉴》的问世，像一石激起千层巨浪，在编年体史籍发展的长河中掀起了壮阔的波澜。补撰改编、续作、注释、仿制、评论，诸家蜂起，洋洋大观，有力地促进了编年体史学的发展。

首先，对《资治通鉴》的研究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被称为“通鉴学”。主要有宋代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将《资治通鉴》所载地名，一一考其异同沿革。朱熹根据《资治通鉴》提纲挈领，写成《资治通鉴纲目》。每条以提要为纲，以叙述为目，新创了纲目体史书，极受统治者重视。宋末元初，胡三省则花了30 年时间，为《资治通鉴》作注，写成《资治通鉴音注》，学术价值甚高。

其次，《资治通鉴》的续编和仿作之作不断。自司马光制作长篇，李焘继之。李心传又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续李焘之书。直到清代毕沅撰《续资治通鉴》220 卷，记载了从公元960 年（建隆元年）起，至1368年（至正28 年）止，408 年的历史，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紧密衔接。清朝中后期夏燮又撰《明通鉴》100 卷。清朝史学家印鸾章也在稍后写成《清鉴》。

四、编年体自我总结和推陈出新。

编年与纪传在中国古代史学上角力争锋，互相促进，铸就了中国史学的绚烂多姿，其间也引起了许多史家对两者作用和优劣的评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在《春秋左氏传·序》中，杜预谈论《春秋》之例时说：“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晋唐之间，对编年、纪传二体的优劣之争尤为激烈，以编年优于纪传者如干宝，以纪传优于编年者如范晔，各有得失、不可偏废者如刘知几。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首次对史书的体裁体例做了系统评述，分析了编年、纪传二体的优缺点：“考兹胜负，互有得失”，“欲废其一，固亦难矣”；二体“各有其美，并行于世”。唐代皇浦湜在《编年纪传论》中更认为：“予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众人同辨，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可以说，至此，对史书体裁的认识才算是达到了辩证的境界。

近代以来，史学家对编年体的运用和探讨并没有停止。夏曾佑、章太炎、梁启超等人都曾在充分考虑编年体的基础上对新的历史编纂体裁进行探索。周谷城为阐述其“历史完形论”思想，对历史上的各种体裁进行了批评，其中指出：“编年体以按年月之前后排比事情为特征；然同一年或同一月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彼此间未必定有不可移易的因果关系。无关系而并列之，只是杂录。其次，每一事情之产生发展完成未必定在同一时限之内：其所经历的时间往往有数年乃至数十年的。编著史书之余，将整个的一事分散，按年排比其零碎的部分，而与其他许多不相干的事情混合，于是这一事情的完整性亦不能保。”正是有了上述批评，人们对编年体的优缺点才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和把握。此后，罗尔纲、白寿彝分别将编年体作为其新综合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运用于太平天国史和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纂中去，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总之，编年体史学从《春秋》草创到《资治通鉴》完善，不断改进、发展、创新，最终使其与纪传、纪事本末二体鼎足而三，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在中国近现代史学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