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村调查报告

湖南农村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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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担忧：耕作难以为继

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关系到我国亿万人吃饭问题。记者最近深入湖南农村采访调查，在感受近几年接连丰收的喜悦的同时，发现土地流失、种田收益太低、公共水利设施损坏和废弃等，给耕作带来很大的冲击，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粮食生产存在隐忧。 土地流失严重

湖南省汨罗市长乐镇是一个千年古镇，改革开放27年来，该镇规模急剧扩张，几乎是27年前的3倍。长乐镇长新村九组1979年93口人，田地66亩，人均0.72亩，到2006年人口增加到131口，由于征地和宅基地占地，田地减少到52.4亩，人均只有0.4亩地。长新村一组、六组、十组的田地则基本上被征光，人均耕地只剩下一两分。初步估计，整个长新村因征地和宅基地扩建占地减少田地近六百亩，减少一半以上。

土地流失的另一个问题是抛荒。抛荒的原因一个是农民外出打工无人耕作，其次是由于污染或水利设施损坏、废弃而无法耕种。长新村九组有3户人家的田地因无人耕作而长期抛荒。

种田收益太低，农民失去积极性

汨罗市天井乡长岭村八组农民李永康曾经跟记者算过一笔账：一亩田按双季稻计，需化肥157元，农药70元，种子74元，农机水电70元，农膜等杂费30元，总计需付出成本（不含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401元。在风调雨顺不发生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双季稻亩产平均为1600斤，收入为1120元，减去成本，纯收益为719元。按36个工作日计，农民每个工作日创造收益也不足20元。而一个农民外出打工，月工资一般在800元以上。因此，一个农民哪怕种十几二十亩田，也不如出去打工划得来。去年当地稻飞虱虫灾十分严重，长乐镇长新九组傅银霞两亩田打了190多元钱的农药，农药支出上升了40%，从而收益更低。有农民之所以还在种田，用傅银霞的话说“就是为了混点口粮”。

公共水利设施损坏、废弃，农民种田无保证

记者一进入长乐镇采访，当地农民反映最多的就是水利设施的损坏。长乐镇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好地方，当地农民种田却不得不抽取地下水，平均每亩地要多支出水费100元左右。 长新村原来有从兰家洞水库引水灌溉的水渠，并且长新村在长乐镇的东西两头沿汨罗江岸建有两个抽水泵站。包产到户后，属于全体村民所有的公共水利设施逐渐无人管理。渠道湮满淤泥，杂草丛生，无法使用；抽水泵站则不知所踪，农民干脆在泵站地基上建起了房屋；更有甚者，在长乐镇东边三眼桥用来防洪排涝的闸门竟然被当地政府作价卖给了外地老板。农民提起这些事情，既气愤又无奈：种田本来就没什么收益，而水利设施的毁坏又使农民每亩地要多支出100多元水费；更可怕的是，过量地抽取地下水，使地下水源受到化肥、农药的污染，同时使地下水位不断下降，造成当地农民饮水困难，疾病增多。

农技站蜕变为商业机构，赚钱的同时甚猎凇翱优?

提起农技站，农民的表情都非常复杂。因为农技站的人都是当地人，又经常跟农民打交道，大家又都有点沾亲带故。所以他们说得非常艺术：“农技站是好的，就是太想赚钱。”“也为农民服务啊，都写在农技站的黑板上，你得自己去看。”“我田里的稻飞虱本来打一种农药就可以的，农技站的老陈生怕打不死，非要我买两种不可，又怕我剂量不够，本来50毫升可以，他非叫我打100毫升。人是个好人，就是太想赚钱”。

甚至有农民悄悄告诉记者，在农技站买的农药打不死虫子，多大剂量都不行，逼得农民

只好到县城去买，等农药买回来，损失已无法挽回。

年轻人不愿种田，农业耕作后继乏人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现在种田的农民大多是40岁以上的人了。年轻人很少种田，大部分都外出打工，即使在家也情愿做点小生意。记者问过很多年轻人，有的甚至连自家的田地在哪都不知道，更别说扶犁掌耙、抛粮下种了。

汨罗市八景乡智峰村新华组70岁的老农民徐方湖忧心忡忡地说：“后生伢子都不会种田，将来怎么得了啊！”

记者和农民谈到这里，他们都表示农业技术是有传承的，即便是实现了机械化，浸种、育秧、查看墒情，把握节气等都需要经验和知识。现在40岁以下的农民都不会种田，再过20年，就基本上没人会种田了。农业耕作后继乏人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二、困惑：乡村治理究竟怎么了？

在记者生活成长的湖南农村，农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不过，更让人惊诧的变化是，这里已不再是记者曾经生活过的宁静淳朴的乡村了：盗贼公行，治安混乱；赌博、吸毒、嫖娼行处可见，金钱至上，人情淡薄；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渠道失修，泵站废弃，道路破烂泥泞；森林破坏，水土流失，垃圾乱扔，污水横流„„

农民的生活改善了，但却体会不到幸福和安宁。乡村究竟怎么了，其根本原因又在哪里？记者为此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专门调查。

小农经济格局无法凝聚社会力量

走进村庄，人们三三两两地在屋檐下晒太阳，大部分是老人和小孩；屋子里则传来一阵阵麻将声。谈起农村的情况，大家觉得现在好多事情都没人管。

汨罗市长乐镇长新村九组农民周普水说道：“人民公社时候，政府什么都管，连田里种什么庄稼，什么时候出工都管，劳动所得也都归集体，农民做事没什么积极性，出工尽是磨洋工，日子越过越穷。包产到户后呢，各人种各人的田，各人赚各人的钱，收入是比以前多，人心却没以前齐。”农民陈正根说：“以前农闲时节，公社会组织大家兴修水利。现在渠道早就淤塞了，泵站上面居然盖起了房子，也没人管。水库的水根本就进不来，农忙时节我们只好打井，每亩地得多出一百元多的成本。”

记者跟一些乡镇干部和农民聊天，大家觉得，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确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生产单位基本上为一家一户，很少有大的农业生产联合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处于小农经济的状态。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的生产组织形式仅仅是把农民捆绑在一起劳动，组织原则、生产方式、技术手段乃至分配方式还相当落后，最重要的是没有跟市场衔接。

小农经济的格局阻碍社会分工的深化，使农民的人际交往仅仅限于邻里、亲戚之间。以前兴修水利、修桥补路等事情总有公社或大队在农闲时节组织大家一起来干，现在则找不到谁来组织。村组长更是没有人愿意当。长新村九组农民周志勤说：“组长吃亏不讨好，谁都不愿意当。开村民会议选举组长，大家都是你推我，我推你。有时候没办法，只好抓阄解决。” 更可怕的是，农民对社会公共组织非常陌生，有的甚至不知道谁是乡长，谁是村长。公民意识也相当缺乏，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也不知道维护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权益，同时，在对政策理解上存在“代沟”：八景乡智峰村新华组七十多岁的老农民、老党员徐方湖，对取消农业税这样多数农民拍手称快的政策却大惑不解：“自古以来，皇粮国税，天经地义是应该交的。我们不交税还能算中国公民吗？政府如果觉得农村困难，可以多给我们想一些增加收入的办法啊！现在的后生伢子连田都不愿意种，不交农业税正好如他们的愿，都不知道自己是哪国人，长期下去怎么得了啊！”

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村中坚力量流失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东南沿海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而农村自包产到户后，大量劳动

力剩余。为生计谋，农民们纷纷外出打工。湖南省汨罗市一带，40岁以下的农民绝大部分在外打工。长乐镇长新村九组有劳动力55人，其中30人在外打工，留下来的基本是40岁以上20岁以下的人。长新村九组喻国光四个子女都在广东打工，连孙子辈的也随父母在外地，只留老俩口守着一栋房子。天井乡长岭村八组李永年一个女儿出嫁，两个儿子在外打工；李永康一个女儿出嫁，一个儿子打工；李汉庭家同样如此，基本上子女都在外打工。用李永年的话说，“要是农村有事做，或者岳阳、汨罗能找到工作，谁愿意自己的孩子到千里之外的广东去打工啊，我们老俩口万一有个病痛，身边都没个人照顾。”

对此，接受记者采访的农民多数认为，青壮劳动力大量外出，第一，造成农村常住人口结构非常不合理，不仅老人无人照顾，也造成了大量儿童无人看管而流失。农民在外打工也许暂时能够改善家庭生活，但丧失了天伦之乐和长期发展的机会。第二，青壮年往往是农村社会的中坚力量，对社会、家庭的稳定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造成农村的公共事务乏人过问。农村中修桥补路等公益活动往往因人力财力匮乏而无法实施，村上负责人找上门来不是老人就是小孩，老人通常会推辞说“我儿子不在家，家里事情我做不了主。”小孩则茫然不知所对，村上事情往往因此而搁浅。

财政虚弱，乡镇政府行使公共权力有心无力甚至也缺乏公信力

目前，乡镇一级财政虚弱，成了除东南沿海一带的一个普遍现象。乡镇财政不仅仅是虚弱，而且是负债财政。就汨罗市而言，据不完全统计，全市乡镇负债2.1亿元。其中新市镇负债1900万元、长乐镇负债1500万元、大荆镇负债1000万元、天井乡负债800万元、智峰乡负债200万元等，竟无不负债乡镇！乡镇干部每天为吃饭问题发愁，对地方公共事务往往是有心无力。

更为严重的是，因为乡镇债务大多来自民间举债，长期借债不还，使农民逐渐对乡镇干部失去信任，乡镇政府作为政府基层组织已逐渐丧失公信力。长乐镇一餐馆老板说：“乡镇干部来吃饭，打欠条可以，不能用镇政府名义，只能以他个人名义打欠条，而且我会跟他讲清楚，这是你个人欠我的钱，与政府无关。哪个领导都一样，哪怕是书记、镇长”。实际上农民情愿相信个人信誉，而不相信政府信用。

乡镇一级干部往往是三四十岁年富力强的年轻人，他们抱着一腔热情，很希望在乡镇干出一番事业来。但要想干出一点成绩，没有财力不行。所以乡长、镇长们只有想尽办法，跑省城、上北京，去伸手要钱，或者凭借个人信誉，继续向民间举债。两方面都没有办法的，则心灰意懒，千方百计调离乡镇。

公共权力缺失，黑势力乘虚而入

由于小农经济的落后，农村社会中坚力量的流失和乡镇财政的虚弱造成乡村公共权力缺失，在某种程度上给黑势力渗透乡村公共事务以可乘之机。

记者在农村调查时，农民们忧心忡忡地谈起在乡村债务纠纷和邻里矛盾中，由于乡镇政府不闻不问，一些社会上的二流子、烂仔乘机介入进来，他们纯粹以个人利益为目的，不问是非曲直，谁给他钱就给谁出面摆平麻烦事。地方上的老百姓因为斗不过他们，最后大多只能忍气吞声满足他们的要求。慢慢地，此类“替人了难”的事情就成了社会上那些二流子、烂仔们的生财之道。这些人甚至相互呼应、支援，俨然成了乡村社会一股令人不敢小瞧的势力。甚而发展成为欺行霸市，收取保护费的黑社会团伙。

更为可怕的是，乡村基层组织有时候在某种场合不得不依靠他们的力量，而某些行为不端，心术不正的乡镇工作人员进而跟他们结合在一起，侵害农民的利益，变成他们横行无忌的保护伞。

日趋复杂的乡村，治理谁来担当责任？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交通和通讯的迅猛发展，城乡日益融合，虽然在经济上依然存在巨大的差距，但在生活娱乐方式上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以前封闭宁静的乡村已不复存在，各

种丑恶愚昧现象纷纷出现。如地下“六合彩”、吸毒、“包二奶”等。农民可能物质生活比以前丰富了，但并没有感到幸福。记者在调查中，问及农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但不外乎如下答案：希望有个稳定的收入，希望老来有靠，希望治安稳定，希望农村的公共事务有人管，希望小孩学费别那么高等等。实际上就是希望自己有一个良好的生存发展的环境，希望乡村治理真正走上轨道。

而乡村治理的混乱局面，谁来担当责任呢？

三、焦虑：怎么提高农民收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央提倡“多予少取”，实际上是要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那农民的收入状况究竟怎么样，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进行了调查。

种田收入仅仅解决吃饭问题

记者曾介绍过湖南农民计算种一亩田的收益（不计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为719元。以湖南汨罗市为例，人口总数65.89万，其中非农业人口8.83万，耕地面积51.16万亩，农民人均耕地0.89亩。四口之家，耕地为3.56亩，收入为2559.64元，减去2400斤口粮（人均600斤/年），那么四口之家农业可支配收入仅为879.64元，汨罗市2005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3628元，则农业收入仅仅占17.64%，而这还必须是在风调雨顺没有任何自然灾害的前提下。实际上，879.64元的农业可支配收入仅仅是农民出去打工的月平均工资，连维持日常开支都不够。所以说种田收入仅仅是解决吃饭问题。

从另一角度来讲，如果单纯种田要达到人均3628元的收入水平，按四口之家来计算，就必须耕作20亩地以上。事实上，由于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农业机械的大量使用，一个熟练农村壮劳动力种20亩田地没有困难，只需农忙时节请两至三个零工。据调查，汨罗市普遍存在着一个家庭把亲友邻居的田地归拢一并耕作的现象，特别是耕地面积较多的营田办事处、白塘乡、磊石乡、大荆镇、红花乡、天井乡、火天乡、黄市乡等地。天井乡长岭村李含辉、李永康都种了20亩以上。这种集约经营的出现，意味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富余。就汨罗市来分析，一个农民可以耕种自有承包地5倍左右的田地，也就是说，理论上80%的农民完全是富余。增加农民收入，安置农民就业，从农业的角度来看，能提供的空间不大。

外出打工：无奈的选择，但是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

劳动力的大量富余，加上乡镇企业的衰落，农村已没有多少就业机会。所以当家里的孩子初中或高中毕业，家长总是送给他们一句话：“打工去吧”。

根据对当地劳动部门的调查和对农民的个别询问，就湖南岳阳市来说，打工人员的流向主要是广东，其次是江浙沪一带，然后是北京。广东江浙以加工企业为主，上海、北京以餐饮、娱乐等服务行业为主。收入男性在800－1000元左右，女性在700－900元左右，但女性更容易找到打工机会。

农民第一次出去打工一般在同村的亲戚或邻居的带领下出门，或者在外地工作的亲友介绍，有些长期在外打工者干脆当起了专业的职业介绍人——“龙头”。沅江县漉湖芦苇场的汤幸安说“农民知道什么啊！还不是跟着亲戚朋友走。”

农民工很少与打工所在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什么社会保障。记者在汨罗市长乐镇长新村、天井乡长岭村、红花乡红旗村和沅江县漉湖芦苇场调查，外出打工几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长新村九组的喻俊小姑娘在深圳兰玻公司打工，公司跟每个打工者都签订了劳动合同，回家后当作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告诉大家。

打工者以16岁至40岁的为主，40岁以上就很少出去了。当然也有长期在外打工，已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的人，那些人已基本上脱离了乡村生活，跟年龄大小也没什么关系了。比如说长新村十组的阳中明在广西做市场营销，已在南宁定居，长新村九组的鲁朴平、喻威在深圳做工厂管理，也已在当地定居。

工资拖欠也很严重，基本上每个打工者进入打工场所都被要求交一定金额的押金，一般

在200元左右，多则达500元，有的甚至要求押身份证，当打工者主动辞职时，押金一般不予退还，有的工厂甚至以扣留身份证的手段不让打工者辞工。

有小部分农民外出后不愿意辛辛苦苦打工，就在社会上游荡，从事一些盗窃、抢夺、卖淫等犯罪活动，带坏了农村的社会风气。

总的来说，一个农民外出打工，一年一般能带回5000元以上的收入，对农民的收入提高有很大的帮助。从表面上来看，打工的收入占到农民总收入的50%以上，但这是以牺牲农民的幸福（背井离乡）和未来发展机会为代价的，大量的劳动力外出，造成农村社会真空，对农村经济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农民从内心来说并不愿意外出打工，打工只是他们无奈的选择。如果本地有很好的工作机会，谁都愿意选择留在家乡和自己的亲人在一起。 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提高收入，分享城镇化成果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村城镇化的步伐也不断加快。据调查，改革开放前，汨罗市只有三个镇：城关镇、长乐镇、新市镇，现在已经发展到17个镇。汨罗市的非农人口根据统计为

8.83万，但实际上有很多农民已经“洗脚上田”在镇上定居，真正在城镇生活的人口应该不下于12万。集镇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社会商品流通量的大量增加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第三产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那些没有外出打工的则在家从事以服务业为主的非农产业。记者从小一块长大的玩伴除鲁朴平、鲁端平在深圳打工外，其余都在家乡从事非农产业。毛红在镇上做服装生意，毛云龙从事长途客运，周志勤农闲做木工和蔬菜水果贩卖，陈福根做杂货生意，彭昔胜则有一门不错的纸扎手艺；记者的哥哥周明新种一些经济作物，每到春节期间，则利用自己酿造甜酒的好手艺制作长乐镇传统特产——糯米甜酒，一个春节大概能收入5000－6000元。在城镇化过程中，农业的分工也越来越细化。有的把田地交给别人种，有的只种某种经济作物，甚至出现专门的收割队伍。

从对汨罗市17个镇和其他县市集镇调查来看，目前在家乡从事非农产业的人还不是很多，收入所占农民总收入的比例也只为30%左右，但增长的趋势越来越快。农民们也很愿意在本乡本土找到自己愿意从事的工作，一则方便照顾家庭，二则能够守业慢慢将自己的事业做大。当地经济也因此得到很好的发展，一些县乡干部反映，农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对增加当地税收有着非常明显的效果。

收入增长之外的关切

总的来说，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打工、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和农业耕作。其中打工收入占50%，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收入大概占30%，农业耕作收入则不到20%。而人均3628元的收入仅仅得以温饱，实难进入小康。如汨罗市小孩上高中一期学费为1200元加上杂费900元和其它食宿费，半年即需要5000元，几乎为农民全年收入的一半。

在采访中，农村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提高农民收入关键还是在中央所制定的“多予少取”政策，多予就是多给予农民好的政策，给予农民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少取就是尽量减轻农民负担，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否则高昂的学费和医药费使农民刚刚得以温饱又跌入贫困。

同时，湖南一些县乡干部认为，中西部经济落后导致农民纷纷到东南沿海去打工，增加了社会成本，也不利于中西部经济发展。他们认为，应大力发展中西部经济尽快改变我国经济不均衡的局面。加快中西部城镇化建设，使农民能够就地转移，进而大量减少农民，使农村贫困的面貌真正得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