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前期文化政策的调整对八旗子弟的影响

第26卷第4期 2006年11月

承德民族师专学报

JOurnaI Of Chengde Teachers' COIIege fOr NatiOnaIities

VOI. 26NO. 4NOV. 2006

康熙前期文化政策的调整对八旗子弟的影响

赵艳玲

（承德民族师专 法政系，河北 承德 067000）

摘要：清朝入关的最初岁月里，政府面临着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深层的民族文化认同问题。康熙亲政后，为了政权的稳固，考虑到政策的效率，文化政策也被迫作出适时调整，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的清代文化政策对八旗子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以清代康熙皇帝与纳兰性德关系为个案，探讨清代文化政策与八旗子弟的汉化影响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关键词：康熙前期；文化政策；八旗子弟；纳兰性德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554（2006）04-0040-04

满族入主中原，以几十万人口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庞大的拥有上亿人口文化相对先进的汉族，新确立的文化政策成为稳固政权的大问题。清初文化政策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学术界研究颇多，但其对八旗子弟的影响研究相对薄弱，本文拟对康熙前期（康熙六年亲政后至康熙十八年设明史馆）的文化政策调整对八旗子弟的影响作一探讨。

（一）康熙帝文化政策调整的历史渊源

清朝入关的最初岁月里，政府面临着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深层的民族文化认同问题。康熙帝亲政以前的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帝、鳌拜四位满清主政者对文化基本政策的决择上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努尔哈赤和鳌拜采取以满族的利益、满族文化为优先的政策，而皇太极和顺治帝更多地吸纳汉文化。四位主政者的主政顺序是努尔哈赤（1616—1626）、皇太级（1627—1643）、顺治帝（1643—1650）、鳌拜（1662—1669）。以下以两种不同文化抉择分析其对八族子弟的影响。

未入关前的满族在与明王朝的军事斗争中，由弱变强，屡屡获胜。清太祖努尔哈赤已经开始注意吸收汉人有学艺者加入自己的阵营。但更多地采取了对汉人的屠杀政策，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告庙誓师提出了“七大恨”，誓词中充满对汉族政权的仇恨。因此在早年的军事行动中，反抗满族的汉族男丁，几乎格杀勿论。天命十年，在到达辽东以汉人为主体的地区统治时，努尔哈赤下令清查汉人，以存粮多少与职业技能高下等作为标准，有利用价值的留下来，其余穷而无力生产的以及曾任明朝官员、秀才、不服从的单身人、可疑的人，全部屠杀，留下的人编入生产单位，由八旗长官管辖。康熙即位后，大规模镇压抗清运动的战事已经结束，清政权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满洲贵族积累起一定的政治资本和统治经验，“首崇满洲”的本性暴露，以鳌拜为首的辅政大臣从满族贵族的利益出发，无视形势的要求，轻视

文教，排斥汉官，鳌拜的滥施淫威，废除了顺治时制订的拉拢、利用汉官的方针，将原来与满大学士同为正二品的汉大学士，降至五品，其它汉官的地位都有所下降。这些做法，严重损害了汉族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努尔哈赤、鳌拜“首崇满洲”的文化政策对八旗子弟尤其是贵族影响极其恶劣，直至皇太极进攻明朝时，阿敏于1630年在永平、遵化实行屠城政策，顺治入关后攻打扬州、嘉定时，顾炎武在他的《秋山》诗里记载了当时景象“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岗峦”，“可怜壮者县，一旦生荆杞”，城内尸横遍野。轻视文教，排斥汉官，导致没有文化的满洲贵族可以任高官，康熙二年，部院衙门中有“八旗不能兼习满汉字者、蒙

［1］卷十

族不识满字，亦有全不识字者”，身为广东御史的李秀

竟向朝廷条奏：因候选官员壅滞，科举“乡、会试应暂停一

［1］卷十二年”。康熙四年，鳌拜等主政者以上谕的名义“命八

旗、满洲、蒙古、汉军武臣之荫生、监生，二十岁以上，不能学

［1］卷十四习者，照各品级给予顶带，随旗上朝，给俸。”所以朝中文武官员，对于儒家的修身养性，读书穷理并不推重，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深为忧虑：“间有修身体道，读书穷理之士，则群指为道学而非笑之，百计抵排，必禁锢其终身而后

［1］卷二十三

已”。

皇太极即位后，不仅要消除努尔哈赤晚年失误带给后金的各种矛盾，还必须解决辽东地区汉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冲击与影响。为此，以皇太极为首的统治集团不是以狭隘的心态对待汉文化，而是以其博大的胸襟学习、借鉴汉文化。设立八旗官学，对八旗子弟进行汉文化教育。天聪五年（1631）十一月，皇太极谕告贝勒大臣：“联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所以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对八旗

贝勒们纵容子弟不读书的错误想法，予以严肃的批评。为了让八旗子弟读书明道理，为朝廷尽忠，皇太极甚至对八旗子弟读书的年龄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自今凡弟子十五岁以下，

［2］卷十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天聪三年（1629）文馆设立后，

皇太极令巴克什达海同笔帖式刚林、苏开等“翻译汉字书

收稿日期：2006—06—20

作者简介：赵艳玲（1965—），女，河北辛集人，承德民族师专法政系主任，副教授。

［2］卷五籍”，“欲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他对其父晚年不分青

红皂白“杀秀才”的暴行及由此产生的恶果有深刻的认识。他加强文治的重要举措就是利用科举考试选拔治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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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聪三年（1629）八月，皇太极在上谕中说：“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孝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同年九月，他“命诸臣公同考校，各家主勿得阻挠。有考中者，仍以别丁赏

［3］卷五之”。这是后金建国以来第一次科举考试，其人数之多，

去何从，采取什么样的文化政策？

（二）康熙前期文化政策的调整

康熙帝亲政之后，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了本民族文化融入中华主流文化之中对于维系自身存在与发展的不可或缺。

当清朝的势力不断向全国扩展，清军开始踏入江南之时，受到了最激烈的抵抗。清军每攻克一城一地，几乎都要付出重大代价，官兵伤亡惨重。为了报仇血恨，清军甚至采取了人类军事斗争中最为极端的屠城行为，“扬州三日”，“嘉定屠城”。清军虽然占领了文化名城，但没有征服人心，范围之广，完全打破了民族的界限，具有深远的意义。

入关后，顺治初年采取吊民伐罪的政策，俨然成了仁义之师，对百姓要秋毫无犯，只赶走李自成的军队。下令“官民人等为崇祯皇帝服丧三天，以展舆情”，并且命“礼部、太常寺

备帝具葬”［4］

，明朝的臣民在饱受李自成短暂且恐怖的统治

之后，竟遇上了讲“仁义”的友人，难怪各地人民都有更始之庆，而无亡国之痛了。清廷在京畿以及华北一带的统治，缓和了两族间因文化不同的冲突性。顺治帝亲政后，继承其父的文化政策，进而提倡满汉一体，“朕自亲政以来，各衙门奏事，但又满臣，未见汉臣。朕思大小臣工，皆朕腹心手足”

……“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委任”，［3］卷九十一其政策取向进一

步转机是顺治九年（1652年）清廷举行“临雍大典”，揭开了有清一代尊礼孔子的序幕。次年，颁予礼部，将“崇儒重道”定为基本国策，“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

平。”［3］卷一百三十

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月举行了经筵大典，

祭告孔子于弘德殿。

清太宗、世祖两代帝王有效地吸纳汉文化的精华的文化政策，顺应了社会、政治的需要，而且推进了本民族文化的发展。这种政策的影响下，八旗子弟逐渐接受汉文化的影响熏陶，大将鄂貌图、皇太极的第六子高塞在文坛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那些自幼生长汉地在儒家思想熏陶下的新一代满族人迅速成长起来，思想意识焕然一新。他们参加科举、拜读经书，满族肇兴时代的“无论长幼，争相奋励，皆以行兵出猎为喜”，娴于骑射，疏于文教的状况逐渐改变。入关后，满洲官员，文官在京四品以上，在外三品以上；武官在京在外二品以上，各送一子入监。护军统领、副都统、阿思哈尼哈番、侍郎、学士以上之子，俱为荫生。其余各官之子，俱为监生。定牛录各取官学生2名，以20名习汉书，余俱习满书，普通旗人子弟逐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康熙四年（1665年）规定，恩荫子弟，先送国子监读书，后授官职。顺治十三年（1656年）世祖谕称：“今见八旗人等，专尚读书，有子弟几人，俱令

读书，不肯习武，殊违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之意”。［5］从谕令的

另一侧面可窥见当时的情景。

康熙帝亲政后，清王朝这个以满洲贵族为统治者，以满汉地主阶层联合为基础的政权，得以初步确立。但能否顾及满汉双方利益，则是清廷进一步巩固的关键。由于传统文化集中反映了汉族地主阶层和知识分子在政治、文化以及心理上的要求，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对汉族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就成为满汉关系中的一个敏感问题。皇太极、顺治帝的政治、文化政策已行之有年，逐渐弥合满汉文化差异的成效十分明显，执政大臣鳌拜代表满洲贵族的利益，轻视文教，排斥汉官，得到满洲贵族的支持。年轻的康熙帝将何

堂堂的征服者在文弱书生眼中，也仅是沾满鲜血的武夫一介。他们的反抗尤为激烈，这种以柔克刚的激烈情绪，被当时的思想家顾炎武以深刻的道理形式讲出：“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

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1］卷十

所说的“亡天下”即落后、野蛮

对进步、文明的践踏与灭绝。对这种倒退现象的拒绝，必将唤起顾炎武所说的国家兴亡中的匹夫之责。

康熙初年，鳌拜尽管不像以前那样有屠杀汉民、遏制汉族人行为的过激行动，甚至还在以满族利益优先的情况下尽量重视汉文代。如：康熙二年，吏部题奏：“八旗满洲、汉军、文武官员荫生、监生内，有不能兼习满汉字者，有蒙古荫生、监生内，不识满字者，亦有全不识字者，不便以部院衙门用。”针对这一情况下令：“荫生、监生全不识字者，照例给俸，随旗上朝。满洲、汉军不能兼习满汉字者，蒙古不识满字者，应具传至尔部，逐一问明，或愿学习、或愿以子弟顶补，或愿随旗

上朝，分别开走具列。”［1］卷十二

并在这年九月，乡试八旗。广

东御使李秀在康熙三年条奏：“在部候选推官、进士、举人268人，候选知县进士、举人及旗下举人，并贡生、荫生1533人，缺少人多，候选壅滞，乡试、会试应暂停一科。”得到的回答是：“各项壅滞，不专在乡会试，且取士从无用完方取之例，

乡会大典，不便议停。”［1］卷十二

康熙帝还在1669年亲率礼部

诸臣前去国子监视学，举行临雍大典，以表对汉族文化的重视。然而，当时的风气，并不能令汉族知识分子认可这个新王朝。“天命既定，遗臣逸士犹不惜九死一生以图再造。及事不成，虽浮海入山，而回天之志不少衰。迄于亡国已数十

年，呼号奔走，逐坠日以终其身，至老死不变，何其壮欤”。

［6］这也使得江南地区即便在被清军武力征服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仍然是思想最不稳定，人心思旧的地区。

为了切实巩固满汉联合政权，建立稳固统治，在文化上作了调整，梁启超认为它采取怀柔政策，“分三着实施”：第一，“康熙十二年之荐举山林隐逸”，第二，“为康熙十七年之

荐举博学鸿儒”，第三，“为康熙十八年之开《明史馆》”。

［7］其实早在康熙六年，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上条陈：“夫乞皇上，立振颓风，作养士气……夫乞皇上，隆重师儒，兴起学校……山林隐逸之士，有经明行修德业完备者，朝廷优礼延聘，加以褒崇”。之后，康熙帝谕令“各省督抚，不论满洲、汉军、汉人，应拣选贤人选用”。九月亲政，十一月谕：遇到官缺首选科举取士之人；十二月，八旗教习缺出，举人内有愿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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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准国子监一体考取；康熙七年七月，命乡试复以八股文取士；康熙八年四月，行临雍大典；康熙九年四月，谕户部选拔庶常，以养人才，十月开经筵日讲，发布“圣谕十六条”宣传传统礼仪伦理，十一月亲祭先师孔子；康熙十二年荐举山森隐逸；康熙十六年谕令谈到：治道首崇儒雅，宜振兴文教；康熙十七年，设博学鸿儒科，朱尊彝等143人参加考试；康熙十八年，设明史馆，

［1］卷二十三至八十三

这个典型所代表的一种积极的观念、意识和文化倾向。

纳兰性德为武英殿大学士明珠长子。年少聪颖过人，文武全才。康熙十五年（1676）22岁时殿试二甲第七名，赐进士出身，授三等侍卫，后擢升一等，正三品。作为皇帝身边的御前侍卫，随皇帝南巡北狩，游历四方，奉命参与重要的战略侦察。随皇上唱和诗词，译制著述，编纂了一部1792卷编的儒学汇编———《通志堂经解》和《渌水亭杂识》，为世人称道的是《饮水词》。

纳兰性德小康熙帝一岁，他是自幼生长汉地在儒家思想熏陶下的新一代满族人，他的成长伴随着康熙前期文化政策徐文元、严绳孙等入馆修明史，进

一步网络不肯仕清的汉族士绅。

康熙帝从康熙六年亲政到康熙十二年荐举山林隐逸，再到开设博学鸿儒科、开明史馆，文化政策的不断调整，其中，八股科举取士，在全国内推行以增强文化凝聚力；开设博学鸿儒科、开明史馆，用非常规的手段网络人才，使游离于王法

之外的各路人士，各安其处，前朝“遣老大师，凋谢略尽”；

［8］

开经筵、举行日讲，讲官则以内阁大学士、学士、六部侍郎、尚书等熟悉儒家经典的儒臣为主，推重儒学宗师的地位。康熙帝一改外来征服者的形象，俨然以中华民族代表者的姿态，采取尊崇孔孟，承袭文化大统。这就形成了逐渐从被动受影响到主动接受的文化过程，在语言文字、伦理纲常、行政规则、科考官制等意识形态和制度形式上朝中原文明方面靠拢。

这一连串的举措，不仅表明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认同，身为讲官的儒臣，以其思想直接或间接影响帝王，促使其对文化政策加以调整。儒臣逐日进讲，举凡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无不勤加披览，他反对那种“讲官敷陈讲章，于经史经义未能研究印证”的传统进讲方式，主张讲学必相互阐发，

庶几有裨实学”。［1］卷五十四，康熙皇帝常常先

行讲解一遍，偶遇词句可疑，或一字不解，即与儒臣反复讨论，期于贯通义理，使经筵日讲，不致流于形式。另外康熙皇帝对于他的老师，即日讲起居注官，也是非常信任。讲官们常常成为康熙皇帝身旁的近臣，时北顾问。以熊赐履为例，康熙对他十分信任，常常在日讲后，频繁的召见，所谈的内容极为广泛，凡有关国计民生，用人行政，弭盗治河，诸子百家，都有论及。虽然没有起草制诰的记载，但咨询、顾问的作用非常显明。康熙十年，熊赐履被选为日讲官，入直南书房，成为康熙皇帝的进臣，到康熙十四年，已升为内阁学士、并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了。从此确立了儒者为帝王师的地位。

（三）纳兰性德的生平事业与康熙前期的文化政策康熙前期在文化政策上的调整，完成了对社会凝聚力的选择，不仅对汉族知识分子、而且对八旗子弟影响至深，逐渐弥合了满汉文化的差异。我们以纳兰性德为个案分析八旗子弟对康熙文化政策调整的反映。

纳兰性德（1655—1685），满洲正黄旗，原名成德，避讳改名纳兰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在清初满洲贵族人士中，文学造诣很深，他和朱彝尊、陈维嵩被称之为清代“词家三绝”。把纳兰性德在文学，特别在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仅看成是一个文人在其文学艺术领域内的成功，是不够的。特别要注意到的是，他的成功在那个时代所具有的典型意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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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全过程。

纳兰性德17岁（1671年）入太学读书，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主持殿试取中进士292人，制曰：“今即崇经学，以

正人心，重制科，以端始进”。［1］卷三十二

康熙帝的文化取向，激

励着八旗子弟一心向学。纳兰性德18岁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随后准备参加会试，但因病没能参加殿试。尔后数年中他更发奋研读，并拜名儒徐乾学为师。在名师的指导下，他在两年中，主持编纂儒学汇编———《通志堂经解》，受到皇上的赏识，也为今后发展打下了基础。他又把搜读经史过程中的见闻和学友传述记录整理成文，用三四年时间，编成四卷集《渌水亭杂识》，其中包含历史、地理、天文、历算、佛学、音乐、文学、考证等方面知识。清代科场对八旗子弟是关顾有嘉的，其政策也是提倡、鼓励。22岁时，再次参加进士考试，纳兰性德以优异的成绩考中二甲第七名。

纳兰性德一生所交，多为汉族布衣文人，如朱彝尊、陈维嵩、顾贞观、姜宸英、严绳孙等，其居渌水亭经常为他与朋友们的雅聚之所，无形中为康熙盛世的清政府笼络住一批汉族知识分子。其时，也由于康熙帝用非常规手段，经过博学鸿儒科取士、开明史馆，网罗汉族名士，使他们逐渐消除满汉隔膜，愿与纳兰性德这样的满洲贵族公子交往。

纳兰性德的成长除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外，家庭环境的

影响势必深刻于他的观念启蒙过程中。纳兰性德的父亲明珠是康熙前期的重臣，使康熙帝满汉文化融合政策的支持者，力主重满用汉，崇文重教。自己曾领衔主编过一批清初的大部头书籍。他们的祖上虽都是武官出身，但在完善文治的大形势下，较早地顺应这个趋势，完成了这个转变。纳兰性德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从一开始就有条件在最佳环境中受到最好的教育。据说他4岁学骑马，7岁学射箭，14岁通诗文。入太学即为国子监祭酒徐文元看中，并推荐给在朝为官的家兄徐乾学。在这些饱学之士的培养教育下，聪明好学的他在文学领域取得骄人的成就是自然的了。

尽管纳兰性德在康熙十五年得中二甲进士，并且在文学尤其是诗词领域颇有潜质，但却担任了御前侍卫这样的武职官员，这恐怕与统治者对待满汉文化融合的政策不无关系。满清统治者一方面吸纳汉文化的精髓，但同时还要保留本民族的文化特色，满民族文化意识非常强烈，这对八旗子弟的影响十分深远。

清统治者注重保留满民族文化早在皇太极时期已经实行。采取强有力措施，维护具有满族特色的国语、骑射、服饰

“如此相互讨论，

等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警惕民族的消亡，皇太极也曾阐述他对金朝亡国的看法：“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效汉&乐无度，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

［2］卷三十二

策与八旗子弟的汉化影响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民族感情上讲，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存权利与存在价值。从历史方面讲，把另一个民族（就算他文明程度确实比自己高）的文化不加选择地拿过来显然也是不适合的。作为统治者，比较明智的做法应是以实用的眼光选择汉地文化成果，在维护了自己的民族个性的同时，主动地吸收汉文化利于统治的精华并抛弃自己民族文化中的不利因素。他应该是作为“积极主动的角色”，“自觉地、清醒地抵拒汉文化的包融和侵蚀”，“处心积虚地载量、陶铸、重塑、支配着汉文化，从而使文化的交流和冲突最终达到在一个新的层

［10］

面、新的内涵的融合”

康熙帝同

样不忘骑射，在康熙十五年同意议政王大臣的请求：“朝廷定鼎以来，虽文武并用，然八旗子弟尤以武备为急，恐专心习文，以致武备懈弛，今值用武之际，若令八旗子弟，仍与汉人一体考试，必偏尚读书，有误训练。今已将每佐领下子弟一名，准在监肄业，亦自足用。除见在生员、举人、进士录用外，嗣后请将旗下子弟考试生员、举人、进士，暂聆停

［1］卷六十三

止。”康熙帝虽吟诗作画，但并不提倡，他认为：“文章

纳兰性德的生平事业，他的词作，就是在文化融合过程之初的一个成功的里程碑。对纳兰性德，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他超逸的才华和令词的美丽，从他的成就与表现，更让人看到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过程和文化的力量，从中透视康熙前期文化政策的调整对八旗子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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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挥义理，关系世道为贵，骚人词客，不过技艺之末，非朕

［1］卷四十三之所贵也。”

纳兰性德作为满人的后裔、八旗子弟他善骑射，骁勇善战，并不是一位仅会感伤，吟风弄月的操毫书生。他“数岁即

［9］P218善骑射，自在环卫，益便习，无发不中”。徐乾学赞他“有

文武才，每从猎射，鸟兽必命中”。纳兰性德担任侍卫以来“御殿则在帝左右，扈从则给事起居”，他在御前任职，能应付自如。皇帝诗兴大发，他随声唱和；皇帝若有著述，他受命译

［9］P217制，奉旨翻译御制《松赋》；皇帝行猎，他则执弓冲突，跃

马随围。“其扈跸时，雕弓书卷，错杂左右。日则狩猎，夜必

［9］P218读书，书声与他人鼾声相和。”由于尽职称诣，他受到康

熙皇帝的金牌、彩缎、弧矢、佩刀、鞍马、诗抄等赏赐，得到让许多人羡慕的特殊眷顾。但这些不是纳兰性德的全部追求，在纳兰词中，时不常流出侍御的恭谨，随驾的小心。“夜阑怕犯金吾禁，几度同君对榻眠”（《无题》），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诚惶诚恐。“平堤夜试桃花马，明日君王幸玉泉”。加班加点，试马备鞍，服劳尽职。热烈的出行游历，纳兰性德扈从，所作诗词却往往情调深沉，略带忧郁，显出孤独、冷清的气氛。从纳兰性德的生平事业我们不难体会到，清代文化政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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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韩$《纳兰君神道碑》，转引自张秉戍《纳兰词笺注》. ［10］徐乾学《纳兰君墓志铭》，转引自张秉戍《纳兰词笺注》. ［11］严绳孙《成容若遗稿序》，转引自黄天骥，《纳兰性德和

他的词》，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2页. ［12］叶舒崇《皇清纳腊室卢氏墓志铭》，见赵迅《纳兰性德家

族墓志考》，文津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13］《歌德谈话录》，爱克曼辑录. 朱光潜译. 人民文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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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预《纳兰词・词评》，转引自黄天骥，《纳兰性德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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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李泽厚. 美的历程（修订插图本）［M ］. 天津：天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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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叶嘉莹. 清词丛词［M ］.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163. ［17］录自上庄纳兰性德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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