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排目标如何实现

　　6月2日，德新社报出消息：美国总统布什暗示，美国可能会同意为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确立一个广泛的国际目标，条件是中国、印度等能源大国也加入到这一努力之中。 　　这是多年来美国政府第一次对《京都议定书》做出“积极”回应。报道的副标题把布什的这一计划表达得更加直白――“核心是把中印等发展中国家拖入谈判”。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国际能源组织最近发布的报告称，预计到2008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因此，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减排的呼声很高。布什计划可以被看作中国在节能减排问题上受到国际压力的一个最新注解。 　　参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谈判的中国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向媒体坦承：“中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但吕学都认为，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压力并不单单来自国际社会，国内的能源安全问题压力更大。过去20多年，中国的能源弹性系数(能源消耗速度和GDP增长速度之比)一直保持在1以下，而2002年到2005年之间，能源消费的总量和强度都在上升，能源弹性系数一度达到了1．5到1．6之间，也就是说，中国GDP保持每年10％的增长速度，能源消耗增长速度则达到每年15％。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一五”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中国要实现单位GDP能耗下降20％左右的目标，其中，2006年的目标是下降4％左右。然而，作为“十一五”开局年的2006年情况并不乐观，单位GDP能耗仅下降了1.23％，和年初预定4％的节能目标相去甚远。 　　“虽然‘十一五’规划中的这个减排降耗目标是我们的国内政策，但它也是中国传递给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信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陈迎对本刊说。 　　 　　5年降耗20％：一个可行的目标 　　 　　就在《参考消息》刊登德新社消息的第二天，6月3日，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英国《金融时报》对此评论：中国在八国集团(G8)德国峰会召开之前，公布一项期待已久的气候变化“行动计划”，是为其环境政策进行更为积极的国际辩护。 　　在《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中，中国承认，去年全国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的目标，加大了“十一五”后四年节能减排工作的难度。此外，报告披露了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今年一季度，工业特别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增长过快，占全国工业能耗和二氧化硫排放近70％的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化工等六大行业增长20．6％，同比加快6．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报告进一步指出，这种状况如不及时扭转，不仅今年节能减排工作难以取得明显进展，“十一五”节能减排的总体目标也将难以实现。 　　形势的确不容乐观。但本来，在相当―部分专家眼中，5年降耗20％的目标并非高不可攀。国家发改委有关专家算了这样一笔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用能源翻一番支持了GDP翻两番，平均每年单位GDP能耗降低4％以上。2004年与1990年相比，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45％；火力发电煤耗、生产每吨钢可比能耗和生产单位水泥综合能耗分别降低了11％、29％和21．9％。 　　尽管如此，目前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依然仅仅只有33％。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中国的单位GDP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主要产品的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钢、水泥、纸板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分别高21％、45％和12％。 　　因此，无论是横向与国外先进水平比，还是从自身纵向发展看，中国节能的空间和潜力都很大。 　　 　　降耗目标没完成：谁之过 　　 　　对于2006年降耗目标未能如期实现的原因，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中国首任环保局局长曲格平在此前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直言，主要责任在地方决策者身上。这位知名环保专家说，一些地方部门嘴上说环保重要，但一碰到具体问题就变样了，仍然是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 　　山西省环保局公布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93．31％的群众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然而91．95％的市长(厅局长)认为加大环保力度会影响经济发展。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一项调查为曲格平的观点提供了事实支撑。能源所研究员周大地和他的两位同事郁聪、白泉对山东、江苏、山西三个能源消费大省调查后发现，地方追求更高GDP的压力巨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难以实现。 　　他们在2006年11月的《中国能源》杂志上撰文指出，“十一五”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GDP年均增长7．5％的目标，但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规划中，GDP的增长速度都高于全国规划目标，平均GDP的增速在9．9％。不仅如此，地方还层层放大GDP的增速，相互攀比现象严重，一方面和相似的省市比，另一方面和以前达到过的速度比。不少市县提出GDP增长率要达到14％～16％，甚至更高。在这种状态下，什么项目能快速拉动GDP的增长，就上什么项目，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产业成为口号。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顺利是没有实现年度节能目标最重要的原因。”周大地说，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工业拉动，服务业比重偏低，而在工业中，高耗能的重化工业比重偏大，这样，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消耗能源和资源。 　　周大地在报告中分析，造成地方一味追求GDP的原因，与1994年后实行的中央和地方分税制有关。分税制实施后，税源稳定、税基广、易征收的税种大部分划归了中央。实施分税制后的当年，中央的财政收入比上一年增加200％，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2％急升至56％。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比重不断减少的同时，支出比例却不断加大。地方由于需要更多的财政收入支付教育、社会保障等费用，不得不拼命上项目，以增大地方GDP。 　　 　　需要科学的政策设计 　　 　　陈迎指出，中国减排指标是一个自上而下提出的目标，在缺少科学评估和具体行动方案的情况下被分解到各个省，然后推动整个社会去完成。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科学决策还不够。 　　一位研究气候变化的专家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佐证了陈迎的说法。宁夏的代表抱怨中国东西部省份减排指标分配不合理，称东部沿海省份把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移到西部，是西部省份完不成降耗指标的原因之一。这位专家还向本刊透露，去年承诺减排指标最高的吉林省，是在没有事先做好评估的前提下，盲目认领指标的。吉林相关领导曾向国家发改委的专家请教，

吉林能否完成地方GDP能耗下降3(W0的指标，发改委专家说没经过调研无法评估。尽管吉林对于减排指标心里没底，但还是仓促认领了指标。 　　陈迎说，英国有一套促进企业减排的政策，对中国很有启发。英国政府首先聘请咨询公司，对主要部门的能源使用状况及节能潜力等进行详细评估和定量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制定节能降耗目标，然后将这一目标分解到各个工业部门。 　　对于企业，英国从2001年起开始征收气候变化税。气候变化税使企业的燃料费用普遍增加10％到15％。同时，为了鼓励减排，政府又规定了一些税收减免措施，比如，与政府签订气候变化协议的企业，若完成规定的减排目标，可以减免80％的气候变化税。另外，政府根据《京都议定书》排放贸易机制，在英国国内设立减排交易平台，让企业之间进行排放指标的交易。再有，政府利用征收来的气候变化税的部分收入创立碳基金，为企业提供贷款、审计、培训等服务。 　　英国的各种政策工具给企业一个强烈的信号：气候变化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面临的环境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也是企业面临的―个经营战略问题，必须把气候变化作为生意的一部分来做。 　　 　　转变个人消费方式 　　 　　陈迎提醒，一个节能降耗的方面目前被极大地忽视了，那就是转变个人的消费方式。“能耗不仅仅是用电、开车这样的直接能源消耗，”她说，“还包括居民整个消费方式所影响到的间接能源消耗。” 　　丹麦技术大学的乔根(Jorgen Stig Norgard)教授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直接能源消耗”和“间接能源消耗”的概念。他在《从我做起――走向低能耗社会》一书中写道，家庭的直接能源消耗主要包括照明和家用电器使用的电、取暖和生活热水所用的热量以及汽车和摩托车所用的燃料，但家庭同时还有一种间接的能源消耗，比如购买一块地毯、一份保险、一捆白菜或一幢房屋，都将导致能源消耗的增加，因为制造、运输以及销售以上各种东西都要消耗能源，购买得越多所消耗的能源也越多。 　　据陈迎研究，在中国一次性能源消耗比例中，工业占70％，居民占10％，剩余部分被交通、农业等消耗掉了。但工业产品最终还是被人购买并消费。从最终结果看，居民能源消费能占到50％到60％。 　　“我们现在只想到随手关灯，把空调温度调高几度，少开一天车，这只是减少了直接能源消耗。而我们使用―个杯子，这个杯子的生产过程和垃圾处理过程都将消耗能源，这是间接能源消耗。” 　　陈迎给记者出示了国外的一张能量消耗分析样本，举的是一台电冰箱的例子。一台电冰箱每年的直接能源消耗为1854兆焦耳，而它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间接能源消耗(包括生产、贸易、运输、垃圾处理等)是3484兆焦耳。总体计算，如果正常使用15年，这台电冰箱平均每年消耗能源2086兆焦耳而如果这台冰箱只使用5年的话，它平均每年消耗的能源就达到2551兆焦耳，每年高出465兆焦耳。 　　“眼下青年人的消费习惯、消费观念处在急剧变化的过程中，需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健康消费观念，特别需要看到的是，中国资源、环境的压力，不允许我们追求过度消费。”陈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