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温柔的中国继子

　　1992年11月7日,贝莱列申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去世。这意味着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哈尔滨侨民诗歌最终划下了一个标志性的句号。 　　侨民诗歌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二十年代,由于历史的原因,俄罗斯一大批思想家和作家、诗人或被驱逐、或自行迁徙,离开了本土,在异域他乡近乎执拗地继续他们的文化和艺术的探索,参与了世界范围的现代性的反思与重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正不断地被再发现和重估,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专家的肯定和重视。其中,哈尔滨的侨民文学由于远离欧洲的中心,或多或少地处在一个被忽略的境地,存在着不少研究和译介的空白,本文拟述评的这位诗人便是显著的一例。 　　瓦列里・贝莱列申的出生地是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他的原名为瓦列里・弗兰采维奇・萨拉特卡-贝特里希,父亲是一名原籍白俄罗斯的铁路工程师,早年信奉天主教(于1942年皈依东正教),母亲是俄罗斯人,信奉东正教,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业余从事文学翻译活动,也偶尔创作一些爱情题材的小说。1920年10月6日,小瓦列里随着母亲来到中国的哈尔滨。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对于一个年仅七岁的小男孩,背乡离井在当时并没有给他沉重的流亡性体验;只是在多年以后,他才浮起了关于俄罗斯“冬天”的记忆,在诗歌中亲密抚触那一望无际的森林、肆虐的暴风雪和高耸的教堂。到了哈尔滨以后不久,他就进了专为俄侨子弟开办的霍尔瓦特小学,其后先后在中东铁路商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学习。中学时代,贝莱列申就开始向哈尔滨《喉舌报》的“少年读者版”投稿,以“列奈”为笔名发表诗歌习作。 　　1932年秋,哈尔滨法学院三年级大学生的瓦列里加入了一个名为“丘拉耶夫卡”的文艺团体,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如莉・汉德罗娃、拉・安德生、尼・谢戈廖夫、彼・拉皮肯等。在这个小圈子里,他的文学天才得到了众口一词的承认,结交了数个得以保持终生友谊的朋友。正是在这个阶段,他开始了自觉的诗歌写作,以“瓦列里・贝莱列申”为笔名发表自己的作品,并成了《界限》、《亚洲之光》等报刊的主要撰稿人。不过,由于他怪异的脾性和同性恋性取向,人们与他的交往通常存有一个明显的距离。与外界的隔阂更加剧了贝莱列申的内倾性格,这时,诗歌便成了疗治精神创痛的最佳手段,他为此写下了大量隐秘的抒情诗,诗中强烈地流露出对生命的怀疑和承受身心分裂的痛苦。1938年5月,在经历了长期的彷徨和摇摆之后,贝莱列申作出了皈依宗教的选择。但宗教的皈皈似乎并不曾禁锢住他的诗歌追求,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道:“我首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一个修士。” 　　此后,贝莱列申接受俄罗斯的侨民传教团委派,先后在北京和上海等地从事宗教和教育活动,直到1946年他放弃教职“还俗”。与此同时,他开始修习汉语,初步接触到《离骚》、《道德经》、《木兰辞》和《金瓶梅》等作品。正是对这些中国古典名著的阅读,引发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并在其后的数十年间造就了一位最优秀的俄罗斯汉学家之一(据说,他曾经翻译过鲁迅的小说和诗歌。至于他翻译的老子《道德经》,迄今仍是俄语中的经典译本)。五十年代,他途经香港辗转来到了巴西,定居于里约热内卢。南美地区安定的生活环境给了他一个较自由的创作空间,他在那里写作了大量的回忆性文章和生平最重要的作品――《没有主题的长诗》,其中记录了诗人各个阶段经历的人与事,为俄罗斯侨民诗歌在远东和南美的发展提供了一份深情、却远非准确无误的证词。 　　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充满了悖论的民族,肉欲的沉沦与精神的飞升、暴力和善良、个体意识和集体主义、奴性和造反冲动、疯狂和理性、谦卑和傲慢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一点在贝莱列申那里也得到了印证,诗人仿佛就是一个矛盾和冲突的结合体。坎坷多舛的经历造就了贝莱列申特殊的性格,令他对生活的冷峻与残酷有了足够的敏感,以至于让他觉得时间也像一头警觉的野兽似的守伺着自己,将他压进了一个逼仄的空间。而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借助词语的组合来躲避尘世的喧嚣,在忧伤的旋律中规整自己纷乱的心绪或许真的是一个不错的解脱方式。《厄运》一诗是他与命运对峙后的落败,无奈地面对“翻转的世纪”所流露的落寞心境之写照: 　　 　　“一切被计算、被掂量、被压缩: 　　忠实的日历数字 　　和精确的时刻表 　　毫不懈怠地守伺着你。 　　 　　仿佛一艘勉强挤过水闸的轮船, 　　你按照命运的安排生活,……” 　　 　　正是对命运、对生活的悲剧性体认丰富了他对生命与爱情的理解,诗人在作品中傲慢地说道,他并不祈求天堂,只要一个凡俗的世界。为此,他不惜违背世俗的伦理标准,哪怕最终掉入“沉没”的“深渊”,也要享受那异常的“温柔”,在极端的形式里赢取新的生命:“只有那沉到湖底的人才不会牺牲。” 　　与绝大部分侨民诗人相似,“乡愁”是贝莱列申写作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他宣称热爱“整个世界”、“拥抱一切”,愿意敞开胸怀接纳世间万物和所有的“遗训”;但无法忘却血脉中流淌着的俄罗斯故乡,置身异域所面对的“风”、“晚霞”、“夕阳”等景物,激发的是对“北方”的向往。值得注意的是,在《乡愁》一诗中出现了“唯有俄罗斯高过中国”的字样,它体现了作者理性的认识和情感的牵依。在身份的确认上,贝莱列申自觉是来自北方的俄罗斯人,体内流淌着斯拉夫的血液,因此,不时地会引发回归的冲动;但对自幼便养育他的中国,诗人一直怀有至深的感恩之情,他熟悉这块土地上的景物,它的白蚁、雪橇,它粗糙的河岸、歪斜的小桥和晨啼的雄鸡。这首诗中的“俄罗斯”虽说如同上帝的伊甸园似的出现在作者的抒情话语中,但实际是抽象的,是贝莱列申所陌生的一个地方,而那被声称“高过”的“中国”却是一个具体的存在,朝夕与他的生活、他的呼吸密切相关的世界,它给了诗人以身体和心灵的归宿,给了他一个童话的世界,像一个温柔的继母那样照顾、庇护如弃儿一般的他。于是,贝莱列申在诗中如是表述,“死亡到来的那一天,我必定会回到中国。”诗人在内心深处明白,中国是他的第二个故乡,或许也是最重要的精神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