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伯苓的青年现代能力教育思想

论张伯苓的青年现代能力教育思想

胡元林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淮安 223300）

摘 要：张伯苓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为了实现救国理想，促进中国现代化，他一生投身教育，致力于青年培养，造就了无数具有道德之力、自动之力、创新之力和协作之力等现代能力的国之栋梁，形成了现代能力教育思想。深入研究这一思想，不仅有利于丰富和完善张伯苓教育思想体系，对于指引当代教育发展，促进当代青年科学成长也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张伯苓；现代能力；教育思想

张伯苓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一生创办了南开教育体系，形成了丰富的教育思想，现代能力教育思想就是其精华之一。张伯苓倡导的现代能力主要是指为实现中国现代化，个人所需具备战胜对手的能力。他认为，要培养这一能力必须要注重体育，锻炼键强之国民；注重科学，培养丰富之现代知识；注意精神修养，使其具有远大志向、战胜困难的毅力、永远进取的精神和创造的特质，最终造成具有“现代能力”的学生。笔者认为，张伯苓的现代能力可以诠释为道德之力、自动之力、创新之力、协作之力。

一、道德之力

中国是礼仪之邦，素来推崇道德，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古训“无德无才是蠢才、无德有才是害才、有德无才是庸才、有德有才是人才”，说的就是道德与人才、社会的关系，彰显的就是道德之力。张伯苓一直主张“以德育为万事之本”，要求面向现代社会，变革道德观念，培养人格高尚、公德凸显、彻底爱国的现代人才。

1、熏陶人格。人格是人知识、能力、素质和品质的集合反映。张伯苓认为，熏陶人格是根本，教育并不只是教人读书习字，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完全人格。青年学生完善人格应注重培养五种“善行”：立志、敦品、勤勉、虚心和诚意。志向是人生的奋斗目标，青年学生学习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养其身心，长其志气。他希望南开学生要常立志，立长志，积极锻炼，全面发展，随时以备国家之需。品德是人格的关键，是人生的基石。品德成于习惯，“平常所谓人格，莫非习惯之积体。习惯良好，即人格高尚；习惯恶劣，斯人格卑鄙。”[1]为此，他要求学生每天都要做到“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努力以良好的习惯养成高尚的人格。勤勉学习是人格修炼的主要途径之

一。张伯苓十分赞同孔子的“六言六弊”，认为若要成为一个具备完善人格的人，非求学不能做到，而求学务必勤勉。虚心是人格修炼的基本原则。张伯苓说，日中则昃，月

盈则亏，欲进德修业，必以虚心为本，他希望南开学生处处都要虚心自勉。诚意是人格的核心，是评判人格的首要标准。张伯苓认为，人生、事业成败关键在乎诚意与否，诚信是一切道德事业的本源，他要求青年要将“诚”字作为修身准则，一生坚守。

2、崇尚公德。道德分为公德和私德。私德是个体领域的伦理准则，是对个体生活、职业、交往等各个方面的伦理要求；公德是公共领域的伦理准则，是一种公共关怀和公共精神，是处理公共领域事务的伦理要求。“社会乃个人联合而成者，若社会不进，则居此间之个人，亦绝难长进。是以个人强，可以助社会长；社会长，亦可以助个人强。是二者当相提并论，不容偏重”[2]。因此，公德和私德相辅相成，相互制约，互相促进。只有合理处理好公德与私德，才能使得道德之力充分彰显，实现人和社会的共同进步。张伯苓认为，中国向来重私德、轻公德，自私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劣根性。“私可以使人穷，使人乱，使人愚，使人弱。私能破坏一切，它能使你忘了民族，忘了国家；它能使你灭掉良心，抛弃人格；它能使你甘心为恶而可以悍然不顾一切；它能使你只知有个人不知有团体”[3]，所以，欲强中国必须兼顾公私德，且推崇公德，努力“去私”“为公”。他认为，国人都应当读“公经”，培养“为公”精神，使全国的风气由“私”转为“公”，先公而后私。如果人民都除掉自私自利之心，一致为国努力，国家就一定要富强起来的。为推动国人去“私”为“公”，他主张革新道德标准，凡对社会公共事业尽力愈大的，其道德愈高，否则无道德可言。易言之，凡对社会上有效劳之能力的则有道德，否则无道德。

3、倡导爱国。爱国救国是张伯苓一生的追求，是他投身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其现代能力教育思想的鲜明特点。张伯苓一生坚持爱国主义教育和实践，形成了体系完整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一是须有爱国之心。爱国心是人之为人和学校教育的首义。他认为，狭义教育只是教习知识，广义教育则是教人如何为人，而为人则第一当知爱国。他认为，今日中国最紧要的就是要联合，爱国心是实现联合的公共绳索。只有以爱国心来维系中华儿女的共同理想，才能使中华民族的强盛和统一拥有共同基础。二是须有爱国之力。爱国之心是前提，爱国之力是关键。爱国可以出乎热情，但救国必须依靠力量。只有爱国之心与爱国之力兼备，才能实现救国之宏愿。他希望青年学生要时刻预备充分的学问和能力，以期异日尽责于国家。三是须有爱国教育。教育先要善其自身，坚持每天三问：“我真爱国么？我自己对公家有好处么？我自己对公家有害处么”[4]，驱动自我真正爱国。教育贵在相互影响，实现共同爱国。他希望爱国青年要像熊熊燃烧的火把，“匪独自燃，且能助燃”，“遇有不易燃者，当有忍耐之心”，[5]应明其所以，循序渐进，帮助他们训练社会服务心，引导他们服役国家。只有如此，才能达到真正爱国的目的。

二、自动之力

自动是20世纪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主张，旨在改变国民现状，促进国民自治、自

觉，实现国家的自立、自强。张伯苓认为，中国青年学生的自治之力太弱，只有以自动勉励学生，推动学生自治，促进学生自立，才能使学生养成自由独立的人格，造成具有现代理性的国民。

1、自动需要适应。鸦片战争后，包括张伯苓在内的每一个觉醒的中国人，都主张要“睁眼看世界”，重新认识新世界，积极适应新环境，变革图存，自强奋起，摆脱落后。适应是自动的基础，改造社会首先要认识环境，不能应付环境就要被淘汰。只有认识环境，认清形势，主动适应，才能找到变革的突破口。当然，认识新环境只是适应的第一步，如若真正自动，必须在此基础上创造有利于自我改造和社会进步的新环境。对于如何造就认识和创造环境的能力，张伯苓认为要靠教育、靠练习。教育是帮助人应付环境的，只有引导学生练习自动，培养具有适应世界变化能力人才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他鼓励青年学生须作自动，不作被动，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中国真正的砥柱。

2、自动在于练习。自动是一种后天能力，练习是获取自动能力的重要途径。张伯苓认为，练习自动之力，首要练习观察力。他说：“吾国学生最大之缺点，即平日除获书本上知识外，鲜谙社会真正情状。故一旦出校执业，常觉与社会隔阂，诸事束手。欲免此种弊病，最宜使学生常与社会接近。若调查或视察各种问题，不特可培养学生实际之观察力。”[6]其次是角色练习。每个人、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和社会上都担负着一定的角色，而自动力就是扮演好角色的能力。为此，他主张新剧，认为一个学校就像一个剧场，教师和学生均是其中角色，如果能演好新剧中的角色，也就可以演好学习和社会的角色。再次是教学练习。学校应要注重在教学活动中练习学生的自动。他主张推进教学改革，倡导教师使用归纳式教学法，以训练学生自动研究的兴趣与能力，注重学生自修，以养成学生自动和自己负责任的习惯。为了真正帮助学生实现自动，他主张在各班添设辅导员，作为各班的顾问，以扶助学生自治。

3、自动不惮改过。自动是人的自治行为和自我主张，是一种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张伯苓认为，人只要能够自动就是好的，练习自动不要害怕犯错。学校对于错误和犯错学生，应该像医生对待患者那样，而不是警察之于盗贼。为了帮助犯错学生改正错误，他提出了改错的四个原则：一是要勤辟新路，二是要当众宣言、誓行改悔，三是不许有例外、不可稍自容让，四是改过须自第一机会始；发明了“立志改过签”教育法——“凡遇学生犯过，先由管理员招往诘问，如能自认其过，且立志痛改，则予以竹签一，书其事于上，名曰‘立志改过签’，使随身携带，坐卧不离，以资警励”[7]。只有如此，方可使学生认清方向，彻底理解，从而达到真正自动，获得完全自由。当然，也有些人在练习自动过程中一遇到挫折、犯了错误，往往就会灰心丧气，轻言放弃。对此，张伯苓指出，“凡行一事，亦每至有阻力生乎其间，必须继以贞固之力，方不致空谈。余尝为汝等计划约有二法：一为先生辅助；二为诸生之自治。夫然后先生之力渐减，学生之力日

増，庶几人人皆具有自治之精神而有作事之能力也”[8]。他认为，想要做成事，须带三分傻气，只有不因失败而灰心，才有成功之日。

三、创造之力

创造之力是张伯苓现代能力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青年现代能力中的核心能力。张伯苓认为，学校就是锻炼创造之力、培养创新人才的试验场，如果场内的人都信心满怀，充分具备改造社会的能力，将来进入社会，改造国家，必有成效。

1、创造首要善学。知识是进行创造的源泉，学习是获取知识的方法。要创新，就要崇尚科学，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张伯苓指出，“我国科学不发达，物质文明不如人。故苓当办学之初，即竭力提倡科学，其目的在开通民治，破除迷信，籍以引起国人对于科学研究之兴趣，促进物质文明之发达。”[9]因此，他向来把科学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根本内容。在南开学校成立之初，他就从日本购回多种理化仪器，并且每年不断添置，这不仅开辟了中国教育新风，在世界教育中也属前卫。“满招损，谦受益”，自满素来是学习和进步的天敌。张伯苓认为西方之所以能领先东方，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善于学习，而东方好自满，中国大部分青年学生也是如此。他经常告诫南开学生，凡人作事切忌自满，自满是失败之兆，“世界上的一切是人创造的„„我们的生活是创造的生活，我们应该本着奋斗的精神，创造一切，解决一切。我们不应该对于现在感着满足，因为我们生活的目的是奋斗，不是成功；是长进，不是满足”[10]。张伯苓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他一生带头学习，坚持活到老、学到老，先后五去日本，四游美国，二登欧陆，42岁时远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教育，71岁时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2、创造必须实干。实干是创造的根本途径，是世界不断前进的动力。张伯苓认为，世界所以能进步，也是因为能务实。中国人和外国人比较，外国人总是诚诚恳恳，十分厚重；而中国人总是飘飘摇摇，没有分量。因此，中国要想进步，实现旧中国之改造，新中国之创造，就需要给每个中国人加点分量，让他们沉住气，实实在在地做事，踏踏实实地为新中国的明天去奋斗。他认为，救国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大家齐心团结，努力向前硬干，就一定会有出路，南开应本着“抬起头来观察世界大势，低下头去脚踏实地工作”的姿态，勇往前进。只要“人人要改私为公，先别讲理，干了再说，有傻气有混气，扛起来就干，道德能力住”[11]，我们的国家就有前途。他告诫南开校友，以后做事更要努力，要咬紧牙关，坚持不懈，世界是进步的，不进步就会被淘汰。当然，实干需要能够实干的人才。他曾自豪的说，南开制造的“产品”，“货跟别的货一样，论到学术、技术都差不多，论负责，则胜过别人”[12]，南开造就的就是实干的人。他号召国人都要埋头苦干，像疯子似地干事，唯此，国人才能成长，国家才有前途，新中国才能创造出来，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创造出来。

3、创造贵在永新。永新是创造的关键。没有求新的劳动毫无意义，要创造就必须时时刻刻求新。张伯苓说：“凡人作事，须具活泼之脑筋，自出新见解，不固守前人之规律，抄袭他人之方法，始有新进步，好成功；不然，故步自封，人生光阴易过，能有何作为”，“吾甚望诸生对于任何事业皆抱改造之思想”。[13]永新要时刻保持永新的精神面貌。他经常告诫南开学子，要时刻“保持着你们的生活，使它永新；保持着你们的精神，使它永新；本着这个永新的精神，来应付这人生的一切的问题”[14]，要经常把脑子换换，经常想新的路子、新的法子和新的计划，用新的精神，往前猛进。永新要坚持永变，不因循守旧。他说：“永变——方法不变，虽宗旨甚佳，亦不免于守旧，且有碍于进步。吾人宗旨固始终保持，不肯放弃；而进行方法则时时改变，务使其收利益多。”[15]永新依靠坚持不懈的奋斗，依靠创造性的奋斗。他主张奋斗的生活，认为不断地长进，是生活的目的；永远的奋斗，是生活的方法。青年必须始终本着奋斗的精神，乐观的态度，从事我们创造的生活。只有如此，才能创造出新生活，成长为新国民，建立新国家。

四、团结之力

“散”是旧中国五大“魔”之一，练习团结力的目的就是为了祛“散”。张伯苓说，当前中国之所以软弱无力，并不是在于中国的个人没有能力，而是在于个人之缺乏合作精神。因此，训练和实现团结对于中国十分必要。

1、团结旨在救国强国。面对列强欺凌，但凡有良知的中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救亡图存，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然而，救亡图存难凭一己之力，需要万众一心、全力以赴。当时尽管当时国力衰弱，国人还是不能积极联合，国家已然四分五裂，国人仍是自私自利，缺乏合作精神。张伯苓认为，这是中国人少时缺乏团结力的锻炼而导致的对此，他主张要亡羊补牢，在青年时加强练习其作事心及团结力。他指出，“中国现在是在难与险中争生存。难者，国家如同船行上水，逆水行舟，大家如同拉船的人，非一齐用力拉不行；险者，如同船行下水，惊涛骇浪，只要大家群策群力，向着一个目标向前走，不见得马上就好，然而前途不见得不光明”[16]。只有使人民拥有组织能力、合作精神，负责任肯牺牲，没有名利之思，不作意气用事，什么事都以国家为前提，将来组织政府，才能使政途清明，政治稳固。

2、团结需要真正领袖。团体需要领导，国家需要领袖，团结需要有组织能力的人从中号召、引导。张伯苓认为，当时中国太缺有作事能力、组织能力的领袖。他说中国凝聚力、团结力的缺失，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真正领袖，在一般国民之散、之弱、之贫、之愚。而要改变此种状况，教育是最好的办法，尤其应该注意团体教育和领袖教育。他主张对症下药，不遗余力地锻炼国民的团结力，在教育上注重造成量大、眼光远的青年，造成真正的领袖人才，养成勇敢、果断、有远见、有魄力的国民。他希望南开大学能以此为目标，走在前面，引领风尚，培养出大量有组织能力的青年俊才，去发展

民族实业，寻求国家富强。

3、团结需要合作作事。中国人向来私事肯努力，但一遇公事就会营私舞弊，尔诈我虞，这是中国人的性格弱点，是中国人的大病，治疗此病需从学校做起，练习团结与合作。张伯苓说，做事要有眼光，要有合作的精神，“将来在社会作事非有团结力不可，否则必不能成功”[17]。为了说明团结协作的好处，他经常用“折筷子”和“拉绳子”等形象的教学方法说明“分则易折，合则难摧”的道理。在南开，他倡导团体活动，推行师生合作，希望藉此练习作事能力，形成合作的品格，养成团体的精神，从而共谋南开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世界的发展。

张伯苓的现代能力教育思想在南开进行了成功实践，培养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现代能力的国家干才，为实现中国现代化作出了应有贡献。关照现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与挑战并存，竞争与发展同在，如果要保证中华民族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现代化仍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社会命题，培养青年学生的现代能力仍是当今教育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因此，深入探讨和挖掘张伯苓的这一思想在当前中国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梁吉生著：《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南大大学校长张伯苓》，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2] [3] [4]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17]崔国良编：《张伯苓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9、237、257、161、19、32、307、146、265、275、117、146、140、297、59页。

[5]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31页。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研究阶段成果，项目号：SGSY2009YB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