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孩子的成本和效用(中)

养孩子的成本和效用：经济因素

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抚养孩子的成本已大大促进了年轻的村民在生育行为的变化。人们也许会记得，那些只有一个女儿的年轻父母不生第二胎的理由通常是“养不起”和“照顾不过来”。许多只有一个儿子的父母同样持相同的观点，但他们没有用它来证明他们的生育选择。有趣的一点是，正如上述的分析表明，只有一个孩子的父母往往比那些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和有更多的孩子的父母享受更好的经济状况；然而，当做生育决定时，考虑抚养成本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说到这里，我必须强调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所有人–不管他们的年龄，性别，和不同的生育情况–都认为他们无法跟上抚养孩子的成本不断增加的步伐。

当考虑到抚养孩子的成本时，村民们似乎最关心的是零花钱（附带费用）；这种新出现的范畴，它涵盖了非必要的项目，已经迅速上升。玩具是附带开支的一部分，但更多的还是食品，包括糖果，饮料，冰棒，饼干，水果，油炸方便面（这被作为儿童的零食），以及香肠。到90年代末，不论家庭贫富，这些东西已经成为有小孩子的家庭的一种“必须品”。 在1998年的夏季，每个孩子每天的平均支出为1元，或360元/年，接近一个家庭年平均收入（4000元）的十分之一。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年轻的父母们相互竞争购买昂贵的玩具和丰富的小吃来显示对自己孩子（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唯一的孩子）的爱护，有趣的是，这种现象引来了老一代人的批评。

在上世纪90年代末，孩子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奢侈品，因此有了强烈的权利意识。在1999的夏天我目睹了一件事，当两个孩子（分别6岁和10）得知自己的母亲，一位教师，涨了工资，他们要求他们每月的费用从70元增加到100元。这位母亲告诉我，她的父母在她小的时候从来没有为她花任何额外的钱，只有食物和衣服。“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小孩竟敢要求更多，”这位母亲抱怨着，然后笑着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

虽然杂费吸引了很多的关注，但更重要的和经常的费用当然是那些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费用。据几位村民说，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20岁，一对夫妇每年需要至少200元的服装，160元的药品和其他紧急用途，以及800至1000元的食品。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已经变得越来越昂贵，许多家长抱怨说，他们不再能负担得起送他们的孩子去上学。教育的正常成本估计为每年240元（小学和中学的平均费用）。

然而，成本最高的是不断上升的婚姻费用。文献[ 1996：我的176-209 ]，彩礼和嫁妆的习俗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在过去的五十年，结婚的平均成本（一个儿子）增加了十倍以上， 1999达到30000元之多。由于年轻人对婚姻的独立和个人财产权利意识的强烈需求，一个新的房子现在也是婚姻的一个先决条件。这意味着一个儿子的婚姻通常要花费他父母40000到50000元（相比之下，嫁女儿所需的钱少多了，作为家长只需要在她结婚的时候提供一个可接受的嫁妆）。总的来说，我的被调查者估计，在二十年力，父母要花70000元或以上在儿子身上，而女儿则是40000元。

虽然上面的数字是来源于个人账户而不是一个系统的调查，但它们仍然给我们粗略估计了养育孩子成本的上涨以及这些成本对年轻一代的父母产生的影响。事实上，夏家村村民的估计与调查结果很接近。例如，在陕西农村，1995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从出生到16岁30120元是抚养一个孩子的总成本，但这一数字不包括最大的支出–婚姻的费用[朱、张1996]。

成本在上升，孩子的有效性以同样的速度在降低。学术研究者和公众普遍认为，孩子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可以是：1）家庭经济的潜在劳动者；2）老年父母的赡养者；3）传宗接代者；和4）给父母带来幸福和心理满足感。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这些角色的存在和重要性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有所不同。在当代美国社会，给父母带来幸福和心理满足感最重要的，而在中国农村，学者们一直认为，前三推动村民想要更多的孩子。

夏家村的情况在这方面显示出一些惊人的变化。首先，由于土地和其他就业机会不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动力严重过剩。也就是说把孩子当作劳动力投资至少是不明智的。这对村民们来说是很明显的，1983年实行个体化和土地再分配，1983年之后出世的孩子，没有得到一份集体土地，更不用说按照每户男性劳动者数量分布的集体土地。第二，新兴的早分家习俗进一步降低成年孩子给予自己父母经济帮助的潜力，这是结婚后不久因为他们都离开了以前的家去建立自己的婚姻家庭。第三，传统孝观念快速减弱，与老年人的赡养，已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虽然成年子女（主要是结了婚的儿子）仍然履行赡养自己父母的职责，但仍有许多父母被迫独自生活，避免与忘恩负义的儿子发生令人心碎的冲突。在思想和实践方面，养孩子作为家庭劳动力和养儿防老这两种观念正急剧减弱。

这尤其会影响孩子的出生顺序的边际效用。当涉及到来赡养父母的问题时，已婚的儿子往往把责任推给另一个，而唯一的儿子没有这样的选项，因为他有法律义务。结果，多儿子的父母发现自己的境况比只有唯一儿子的父母差。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对来自三个不同的农村地区的660个家庭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60%的老年父母单独生活，而儿子越多的父母越有可能不得不独自生

活[彭岱见：57-58. ]。医疗系统的改进和儿童死亡率的下降，进一步削弱了多个儿子的边际效用。到90年代末，村民都认同儿子的数量不能等同于养老保障；最好是有一个孝顺的儿子。类似的思考也反映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其他领域。

[ LIOP。CIT；彭岱见；叶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