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与坎普

作者：陈星君

贵州社会科学 2015年01期

　　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4)9—068—071

　　1964年，苏珊·桑塔格的名作《“坎普”札记》发表，她特意把此文献给奥斯卡·王尔德。从那时起，王尔德被当作现代同性恋坎普的偶像，受到人们的推崇。但在此之后，除了桑塔格本人在该文中对有关王尔德与坎普做过少数评论之外，人们仿佛对于这两者的关系认为理所当然，以至于，国外讨论两者的文章廖廖，而国内，则几乎是一片空白。首先，“坎普”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尤其是在桑塔格这篇著名的《“坎普”札记》问世之后，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美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对它的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坎普”的研究专著陆续出版。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这些专著还没有任何版本的中译本，这对中国读者了解“坎普”形成一种无形的障碍，也无怪乎目前国内对“坎普”的研究不多。其次，对于“坎普”与王尔德，与其生活和创作，其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的关系，国内的研究很少涉及，这都有碍于人们对王尔德的文艺思想更好地理解和对他的准确评价。

　　一、何为“坎普”？

　　显然，在西方英语世界，经过桑塔格的“推广”，“camp”一词已经被大众所熟知。然而，关于其来源，却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布鲁斯·罗杰斯认为“camp”是法语词汇“campagne”在16世纪的变体，意指路过的哑剧剧团去表演的乡村。托马斯·金则认为“camp”一词源自于中世纪英语“cammock”或者“cambok”，意指“弯曲的树枝”。这一理解可能与威尔士语“cambren”有关，“cambren”是“cam”和“pre”的合成词，前者意义为“弯曲的”，后者意为“树枝”，并认为该词与18世纪左右没落贵族表现泰然自若的标准姿势“Akimbo”有关，也与同性恋亚文化如mollies(娘娘腔的男人)有关。而更为现代的理解认为这词来自于“Known as Male Prostitute(已入档的男妓)”的缩写词“KAMP”。除此以外，通常的解释认为该词来源于法语俚语“se camper”，意为“以夸张的方式展现”或“大胆展现自己”，这也是现如今人们对“坎普”最能接受的解释。从这些理解当中，其实可以窥见坎普与同性恋文化之间的隐密关系，这是坎普的过去、坎普的起源。

　　在《“坎普”札记》中，苏珊·桑塔格对坎普的历史进行了简单梳理：在十六世纪，坎普表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及当时的手法主义画家，如罗梭、卡拉瓦乔或乔治·德·拉图尔那里；接下来的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是伟大的坎普时期，代表人物有蒲柏、康格里夫、沃尔浦尔等，代表建筑则是洛可可风格的教堂，代表音乐则是莫扎特的众多作品。可见，在上述几个世纪中，坎普主要分布于高级文化领域，然而，这样的趣味到十九世纪，却变得敏感、艰涩、反常，而当时英国的唯美主义主张享乐，风气颓废，这与坎普不谋而合。在十九世纪后期，随着唯美主义旗下的视觉艺术和装饰艺术的新艺术运动的兴起，坎普迎来了第二个艺术高峰。显然，桑塔格是从美学感受或风格的视角重新审视坎普，概括其发展过程的。这主要是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代背景有关，那时，同性恋的生存环境已经得到一定缓和。

　　从上述有关“camp”一词的来源和桑塔格勾勒出的历史轨迹来看，坎普内涵发生的深刻变化显而易见。从出现最初之日，与同性恋亚文化的亲密关系到二十世纪后半叶，在后现代社会中，坎普与当下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意味深长的关系，这些变化都使得想要准确把握其内涵和特征显得有点片面。尽管如此，评论家们仍然期待能够对坎普作一番概括。如桑塔格在《“坎普”札记》中，指出坎普主要是一种感受力，纯粹审美的感受力，强调技巧、风格、铺张，是体验的戏剧化、失败的严肃性和喜剧的世界观，简言之，桑塔格认为坎普的特质便是“以严肃的方式对待轻浮之事，又以轻浮的方式对待严肃之事”。后来，钮顿在研究同性恋中扮女者的专著中，总结出坎普的三个主要特征：自相矛盾、戏剧夸张和幽默。再后来的伯格曼则找出以下一些特征：“第一，坎普是一种风格(至于这种风格是属于某对象，还是属于人们如何看待这对象，则可能有所争议)。坎普喜爱的是夸张、做作、偏激。第二，坎普与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和消费者文化之间有紧张关系。第三，那些能察觉坎普，能从坎普角度看待事物，自己也能坎普的人都是主流文化之外的。第四，坎普与同性恋文化，至少与自觉的色情性爱主义联系在一起，曝露了欲望并非自然产生。”(徐贲，《扮装政治、弱者抵抗和敢曝美学》)通过上述三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从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总结坎普的特征，首先，坎普只见于边缘体验者，如同性恋者、女性、黑人、犹太人等，没有边缘体验，便没有坎普，当然，有边缘体验却未必一定会有坎普，因为坎普是一种没有道德功利，没有好—坏标准，只是纯粹的审美，而只有边缘者才有这样的诉求。其次，坎普是装饰性艺术，是严肃的废黜和体验的戏剧化，体现在艺术作品中则是看重风格而忽视内容，强调夸张、技巧、戏剧化、幽默等。

　　二、王尔德的“坎普”人生

　　在生活中，王尔德追求美的享受，用精美的艺术品装饰自己的房间，穿着“华美”的服装在伦敦“招摇过市”；在艺术创作中，则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可以说，王尔德的一生都是在实践着唯美主义精神，实践“生活即是艺术”的原则，把生活艺术化。那么，这样的人生又是如何成为“坎普”的呢？事实上，唯美主义与坎普之间本来就有着“亲缘”关系。桑塔格在《“坎普”札记》中第一条便明确指出，坎普是唯美主义的某种形式，因此，追求唯美主义的王尔德或许已经不自觉地实践了坎普，除此以外，加上王尔德的边缘人身份，又使得他实践坎普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首先，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王尔德，因为其唯美主义追求，一开始便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同寻常，并经心营造自己特立独行的形象。可以说，他的穿着打扮，把坎普提倡的“以夸张的方式大胆展现自己”做到了极致。初到伦敦，王尔德便以其装扮“震惊”世人：“他穿了一身天鹅绒的衣服，宽的汗衫，倒泪的领口，喉间用一条异样的领带，打了一个垂坠的蝴蝶结，手里拿了一朵向日葵式的百合花，到处宣传他的主义。”他的奇装异服常常引起人们的嘲笑和讽刺，《笨拙》杂志就常常刊登讽刺他穿着的漫画。这时的他，虽然初入文坛，而且还没有代表作，却已经在伦敦名声大振，经常出入于上流社会圈子。然而，人们越是嘲笑，越是不屑，王尔德却越全然不顾，甚至漂洋过海，到美国去宣传他的唯美主义思想。他的这一行为恰好体现了坎普的一些主要特征。徐贲在分析坎普美学的扮装政治时说，“从社会心理功能看敢曝(坎普)，把敢曝(坎普)看成是一种易受伤害者为了自我保护而公开采取的‘我是谁’的表演，敢曝(坎普)也就成为一种有目的自我展现”。显然，穿着时髦，甚至有些夸张的王尔德，与维多利亚晚期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但却成了他彰显自我的方式。在《笨拙》杂志嘲讽这套装扮成为标志性的唯美主义装扮时，事实上，王尔德已经成功实现坎普，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展对待世人的“轻浮”，也以“轻浮”的装扮对待严肃的维多利亚社会。而且，他对外界批评所持的超然态度，本身就是坎普式的。

　　其次，王尔德的同性恋浪荡子。身份，也使他得以彻底地实践着坎普。桑塔格在《“坎普”札记》中的其中几条笔记，可以说是给王尔德一生下的注脚。她指出“坎普是现代的纨绔(浪荡)作风”，而王尔德则刻意把自己塑造成十九世纪晚期的浪荡子。与其他浪荡子一样，王尔德也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人，拒斥资产阶级的主流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唯美主义倾向”[2]。王尔德深受当时法国著名的浪荡子——波德莱尔的影响。与波德莱尔一样，王尔德特立独行，衣着讲究、谈吐幽默、态度冷漠，是那么的“与众不同”；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理想是把生活艺术化，用艺术的精神来对抗商业化、功利化的社会，从而否定现实；而在其代表作《道连·格雷的画像》中则有太多对罪恶体验的描述，其愉悦之情则让很多批评家大为不满。而所有这些正是坎普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坎普注重技巧，热爱夸张、“非本来”(off)之物，即非自然、本身状态之物。同时，浪荡子用审美的眼光看待世界，把世界艺术化、审美化，他们的艺术家气质也和坎普不谋不合。然而，虽然两者都属于自命不凡的鉴赏家，浪荡作风并不完全就是坎普，其中，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对粗俗、大众文化的态度。这是坎普对浪荡作风的继承和发展。浪荡子们崇尚高雅、寻求那些稀有的、优雅的物品，且厌恶粗俗，而坎普者却不在“独一无二之物与大量生产之物之间进行区分”，打破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隔阂，等量齐观。而王尔德正是这种过渡关系的中间人物，正如桑塔格所说，当“王尔德表示他志在‘配得上’他的青花瓷时……他道出了坎普感受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对一切物品等量奇观[3]30”。这也是他不同于早前浪荡子的最大区别，也是他能实现坎普的原因。况且，他这样一个衣着讲究、无所事事、性别特征模糊(甚至具有女性气质)的浪荡子形象本身就是坎普感受力最伟大的意象之一。而同性恋身份则是王尔德能实现坎普的另一个原因。桑塔格把同性恋者当作坎普的先锋，正是同性恋者的道德漠然和游戏精神，使得他们第一时间发明了坎普，王尔德则是这一大军中最显眼的一位。

　　总而言之，王尔德一生的唯美主义追求，他刻意塑造的浪荡子形象，他贵族姿态的同性恋身份，都使得他成为一个自觉的坎普者。

　　三、王尔德的“坎普”文学

　　正如上文所说，坎普的实质是热爱夸张和技巧，是“不惜以内容为代价来突出质地、感性表面和风格”[2]30，是失败的严肃性和体验的戏剧性，因此，坎普文学具备的最典型特征便是对风格的注重，而这也是王尔德文作创作实践一直所追求的理想。因为其唯美主义主张，王尔德强调艺术为艺术的形式美，并尝试不同的文学体裁。其次，坎普所提倡的民主精神，反感惯常的好—坏标准，要求人们从纯粹审美的眼光来对待一切事物，从而废黜了文学作品中的“真、美与庄严”要求，与之相似，王尔德也主张用审美的眼光来观照一切，他在文学作品中悬置道德，认为“书没有道德和不道德之分，只有写得好坏之分，如此而已。”除此以外，坎普作品的风格和写作方法大多还“具有唯美主义、贵族化冷峻、反讽、戏剧化的小题大做、戏仿、优美柔弱等特点”。而所有这些正是对王尔德的文学创作实践最恰当的总结。

　　因为“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主张，王尔德认为真正好的作品不是在于它的内容，而在于它的形式，认为是形式把艺术与生活区分开来，是形式使艺术成为艺术，而不是内容，不是意义，更不是它的功用。他因此醉心于对艺术形式美的追寻，并断言只有风格才能使艺术不朽，他曾说“是风格让我们相信一件事，而且仅仅是风格”。王尔德这种对形式、风格的痴迷正是桑塔格所总结的坎普最突出的表现。这里，以公认为是王尔德最好的戏剧——《认真的重要》为例，体会它的坎普风格。首先，从创作形式而言，该剧没有严肃的情节，戏剧冲突主要通过以俏皮话、悖论和夸张为基调的语言游戏展开，正如批评家伊里克逊指出，“王尔德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完全人为性的世界，在其中形式就是一切。”[4]这很好地体现了桑塔格提出坎普有关“风格”对“内容”、“美学”对“道德”的胜利。其次，该剧彻彻底底地“调侃”了“认真”。从标题而言，仿佛是在讨论认真的重要性，然而纵观全文，几乎每一个人都不认真，都在撒谎：乡绅杰克撒谎说城里有个名叫“埃那斯特”(Earnest)的弟弟，却因此得到一份爱情；爱尔杰龙也谎称乡下有一个叫“病不理”(Bunbury)的人需要他照顾。对于两位男主人公随便用来掩盖身份以方便找乐子的化名，两位女主却当作唯一求偶标准；对待婚姻、洗礼这样神圣、严肃的事情，主人公们则是太过轻浮。然而，王尔德在一开始，就以各种方式提醒读者不可太过认真，这点可以从《认真的重要》的副标题——《一个对于严肃的人们没有价值的喜剧》得到启示，而王尔德与记者关于《认真的重要》的下面这一段对话则能对此进行肯定性的证明：

　　这是个什么样的戏？

　　它毫无价值，是个精致的幻想气泡。不过，有它的哲理。

　　什么哲理？

　　那就是我们应该严肃地对待生活中一切无价值的事情。而对于生活中一切严肃的事情，却应该真正地、有意地作为平凡琐事来对待。

　　这里，王尔德的观点与桑塔格总结的坎普最突出特征“以严肃的方式对待轻浮之事，又以轻浮的方式对待严肃之事”达到惊人的一致，而这样的创作原则使得该作成为坎普文学毋庸质疑。除此以外，该剧体现坎普的第三要素便是该剧中随处可见的王尔德的paradox(悖论)。王尔德的悖论属于桑塔格所说的“自觉的坎普”那一类。当时英国社会的一切流行观念都成为他蓄意调侃的对象，尤其是上流社会客厅里的那众多的男男女女。比如，针对男人，他说：“男人啊越变越老，绝不会越变越好”；针对女人，他更是有点“不知好歹”：“坏女人给我麻烦，好女人使我厌烦”；就连恋爱、婚姻，他也能拿来开涮，“恋爱总是以自欺开始，以欺人告终。”“男人结婚是因为疲倦，女人结婚是因为好奇。”“女人再嫁是因为讨厌原来的丈夫，男人再娶是因为太爱原来的妻子。”王尔德悖论充分体现了牛津定义的坎普的“豪华铺张的、夸张的、装模作样的、戏剧化的”等含义。在《认真的重要性》中，这样的语言游戏则比比皆是。两位浪荡子多次以严肃的口吻表达出让人啼笑皆非的观点。可以说，恰恰是作品中王尔德对一切观念、事物的严肃认真的调侃，才使得这些作品具有坎普的特征。

　　除了《认真的重要》，王尔德唯一的一部长篇《道连·格雷的画像》则在读者面前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坎普者，那就是具有天使般美貌和青春活力的主人公——道连·格雷。首先，作为一件美的化身的“艺术品”，漂亮无比的道连，有着红红的、曲线柔和的嘴唇，直率的眼睛，鬈曲的金发。拥有不受世俗玷污的坦率和纯真。更因为“浮士德的寓言”，拥有永不衰败的肉体。这样一件艺术品，本身就是混合了“夸张、奇异、狂热以及天真的因素的严肃”[4]23的坎普事物。其次，桑塔格区分出的坎普是一种审美的感受力，坚持在审美的层面上体验世界。作为主体的道连，受到亨利爵士的诱惑，一生对美有着狂热的追求，他的家里收藏着从世界各地搜寻来的各种艺术珍品，就连他的爱人西碧尔的自杀，他最后也能当作艺术、当作美来颀赏，进而彻底地摆脱道德的审判和束缚，也实现了坎普的“美学”对“道德”的胜利。

　　因此，无论是王尔德塑造的坎普者——格雷，还是他充满坎普特色的悖论，也或是他告诫读者的“严肃对待生活中一切无价值的事情，对一切严肃的事情，真正地、有意地作为平凡琐事来对待”，都使得他的作品成为真正的坎普文学，为后来桑塔格在茫茫文化海洋中找到坎普提供灵感。

　　王尔德得以在十九世纪末率先实现坎普的原因何在？在其文学创作实践中，因为其唯美主义主张，对艺术形式美的狂热追求，都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坎普文学的普遍特征，尤其是他“似是而非”的悖论，融合了夸张、技巧、戏剧性，充分体现了坎普的特色，可以说，不论是王尔德的生活，还是他的创作，都是坎普最自觉的体现。从这个角度，重新探讨王尔德的艺术作品，必定能体会出其中别样的趣味。

作者介绍：陈星君，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四川 成都 610059；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美学理论与当代美学思潮，文艺美学，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