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有芷兮澧有兰
如果说，从“洞庭”、“沅澧”、“武陵”、“湘西北”一类地理名词中氤氲、蒸腾出来的“泱泱乎鱼米饶足之乡”①气象，更多地连接着一种乡土历史，表述着一种常德的古老田园经验或牧歌人生的话，那么由“洞庭水殖”、“金健米业”、“芙蓉烟草”等当代语汇所勾勒、描画的“今日常德”图景则显然具备了极为清晰的现代指向，表明了一种新的世纪关联与生存品格。这样的变化，必然会在建立其上常德地方的文学形态中得到反映。 小说：“叙述有意味的故事” 小说界近年来的“缤纷”和“热闹”似乎不大容易能够赢得常德那群“写手”们的注意，甚至连周边的“文坛岳家军”、湘西作者群及省城的“湘军”余勇们也较难形成吸引。倒不是因为感觉迟钝，也并非有意闭塞视听，实在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叙述有意味的故事。这也并不等于说别人的故事就没意味，只能说各自的意味应该是各不相同的，或者说，每一位作家都应该通过一种故事积极寻找和努力散发真正属于自己意念中的那种意味。 具体来讲，小说家应看重和追求的是故事、意味和叙述三者的和谐一致，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那种由故事及其潜藏的意味所铸就的朴素的质地，所谓“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②。“有些小说家对叙述技巧的热情过了头，他们痴迷于技巧，而疏远了故事本身”，此一做派，常德的小说作者们是不以为然的，他们否认有所谓“不要故事的小说”存在。同时，故事还不是目的，它必须承载某种意味，“故事具有意味，也就具备了小说品质；小说故事缺乏意味，就没有魂魄，没有灵性，就难成其为小说，尤难成其为好小说”。③从这类认识出发，常德的当代小说创作开始了对意义――或即所谓“意味”的追寻。 这种意义，就其基本属性来讲，是那种融汇、流贯在具体创作中的精神或意识形态凝结；就其蕴涵而言，则是指凝聚在故事中的生产生活理念、思维方式、情感态度、风物习性等具有地域风格特色的精神文化现象；就表现形态来看，主要是通过流溢在生活与人性本来中的先楚文化遗留，表达一种历史追思和时代追问。 人们的观念中，楚文化实质是因“巫鬼”而灵异，因“淫祠”而浪漫，因“南蛮”而边缘，这实在是某种历史误会与文化错觉。事实上，先楚文化是北方中原文化与江南“蛮夷”文化的奇妙的结晶，是夷夏混一，而其主导部分、其内核应该是那种勤恳务实、刚健有为的华夏农业文化。这一点，尽可以在楚人那种“老家在中原”的北望情结中，在先民们筚路蓝缕、垦荒创业的生存习性中得到证明，同样，也可以在今天的文学创作中得到证明。 最典型的实证也许就是少鸿的长篇小说《梦土》。这部洋洋７０万言的作品，是“唱给田土的深情恋歌”④，也是对一种母土文化及乡村个性的认同与皈依。常德的陶秉坤，虽然比不了关中的白嘉轩作为家族长老的风光威严，也不具备白嘉轩那样作为乡村儒者的雍容高贵，但是，他的辛酸遭遇却更能引发实实在在的生命感动，更富有人性意义与民间意义，也更能代表一种大地品格和楚文化精髓。这是一位背负着太多传统约束与生存挤压的标本式农民，是一个穿越世纪的文化精灵。他活了将近一百岁，一生的憧憬和追求就是希望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其间，几乎每一次喜悦都缘自土地的魅力，几乎每一次打击都令他燃起对土地更炽烈的渴望。最后，他终于在人极之年，在田土中央，在快乐冥想与极端自足中安详地老去。想不到，这样一位勤勉、艰难的普通农民，一生守着无宗教的时日，却有着那样美丽的宗教归宿！他使人们不能不相信：失去土地，便失去了根基，失去了依据，也便失去了家园和归宿。少鸿之外，曾辉的《财女》、《情中情》、吴飞舸的《泪土》等长篇及其它一些中、短篇小说也体现了大致相似的固守与拷问精神。 说到“蛮”，常德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历来是很吃得苦、“霸得蛮”的，屈原是这样，蒋翊武、宋教仁是这样，林伯渠、丁玲、翦伯赞是这样，未央、昌耀是这样，水运宪、少鸿等也是这样。这是一种极其儒化的“蛮”，其本质应该指向一种勤勉精进，其内涵则是一种较真和执著――较真得有些迂阔，执著得近于顽固。 这是由龙舟运载过来的精进较真，是由楚辞喂养成熟的勤勉执著，是一种风骨、一种血脉，她无所不包，无处不在，所以才使得有的人居然能从楚辞中天才地读出“反腐倡廉”⑤主题！看过蔡德东的《阴雨天》，你一定会强烈地体味到生存艰难中演绎着的人间温情；看过老戈的《嘟噜儿》及罗一德《丛荚井的故事》，从唱汉剧的“老嘎”和校总务“宋泽”身上，一定能感受到平常人生中绵延着的生命感动；看过欧湘林、白旭初的小小说，一定会发现简单朴素中的真实深刻；看过少鸿的长篇《溺水的鱼》，“尤奇”对生命和谐的执著追求会让人感佩不已……还有两个很有“意味”的短篇：满慧文的《艾艾》、李永芹的《轿二》。“艾艾”、“老板娘子”这两个女人以身家性命为武器向无爱的人生展开搏击，目的就为了维护一个女人的完整性――对爱和尊严的完整拥有，这中间显然缠绵着一种真精神、真性情――那种固有的“蛮”文化个性。 散文：“带着村庄上路” 的确，整个常德就是一个“水气淋漓”的村庄，“良田，绿树，鸡飞狗吠，炊烟缭绕，都氤氲在一派水气里”。“村庄里的物与事，每一个人，一条狗，一棵树，一片禾场，都有自己的名字，个性和故事，都跳跃着自己独特的色彩”⑥。这样的一方水土养育了自己的文章，这样的文章也把一方水土带向了远方。 这里，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个性。与先楚文化流韵、屈宋辞赋传统内质接近而又更早形成的，还有善卷文化。史传上古尧舜时代，沅水之阴（枉渚）的枉山（后改称德山）孤峰岭上，隐居着一位名叫善卷的高蹈之士，因为积善行德，帝尧曾拜他为师，舜甚至要将帝位禅让给他，但他坚辞不受：“斯民既已治，我得安林薮”，遂成就一种善德文化⑦。这种文化不同于一般所谓避隐文化，其实质应归属于儒家伦理文化范畴，是一种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的和谐期待，一种民族道德精神与民族性格渊源。千百年来，德山苍苍，德流汤汤，善卷的道德精神早已内化为一种集体规约，转化为一种民间日常伦理实践。 接受着这一善德文化形态的濡染、烛照，平凡的生命才沐浴着一种温煦幸福，才带来了普通而真切的生命感动。少鸿常常期待着这种感动（《感动》），“一不小心”就在城里某个角落的那些盲人算命子那里体会了这种感动――感动于这种常常被忽略的生命也悄然滋长着绵绵执著的爱情，感动于他们虽然瞎眼而内心却那样的空明澄澈，感动于那种“拄杖依栏”、“像发出天问的屈原”似的形象以及“一种平和、从容、专注的笑”、一种“宠辱不惊，物我两忘的神情”！在“漫过了１９９８年夏天”的那场洪水中，母亲把漂来的一捆稻草毅然推给女儿，自己却被洪水卷走，从这里，少鸿又一次感受了一种母爱的伟大（《水中的母爱》），体会到“水中的母爱，比大地更真实，比许多的真理更像真理”。碧云则从“慢慢游”车夫那里，明白了“钱这东西，能让完美的人更完美，使残缺的人更残缺”的道理（《慢慢游》）。看来，“这个”水气淋漓的“村庄”里那些物事、人事及其所特有的朴素中的真实、简单中的深刻，已经成为永远的散文母题。 作为历史文化的一部分，这里，也有令人沉醉的风物名胜。比如，桃花源里可耕田的宁谧安适与柳叶湖的娴静翠碧（解黎晴《走在千古骚人的身后》、《乘舟看柳色》）、水府阁的恢弘洒脱与招屈亭的傲岸坚定（彭其芳《水府阁眺望》、《情系招屈亭》）、夹山寺的幽旷清寂（王荫槐《夹山觅踪》）、花岩溪的轻盈灵秀（少鸿《白鹭之忧》）；令人酽酽至于微醺的擂茶（少鸿《桃源识得擂茶味》）、令人馋涎欲滴的风味小吃（王泸《津市风味小吃》）、令人蚀骨销魂的辣（罗永常《悠悠辣椒情》）等就是代表。面对这样的“村庄”，不由得你不心下戚戚、默然神往。 这里，还有作为母土与家园的浪漫温馨。就这一意义层面而言，“村庄”已渐次模糊了最初的物质形态而被粘附了更多固守色彩与形上思考。正如卢年初所体味的那样，“我开始把村庄像糖一样含在嘴里，稍不留神，香甜就脱口而出。”（《带着村庄上路》）村庄的一切都是那么轻盈美丽，万物皆灵，即事可文：“故乡的树……显得拘谨、谦卑……它们才真是故乡的魂灵”（《故乡的树》）；“男人的鱼腥味是把年味带进来了”（《乡里的年味》）；“往深处听去，仿佛有锅碗瓢盆碰响，叫你顿生回家的念头……平原深处，一片葱茏树荫下，屋舍俨然，恰是我忘不了的家”（修客《澧阳平原》）……同时，对这个村庄本质之美的固守实际上也就是表达了某种对抗。“这世界并不像我现在所处的橘园这般满目清新，空净幽爽，而是随处可见浮尘滚滚，雾气漫天……稍一不慎，雾就可能淹没人身体里两件宝贝：心和灵魂。”⑧这里所体现的，恰恰是一个“村庄”对于那些出门人、对于时代的胸襟与关爱。 诗歌：“鲜嫩的蘑菇长出来” 关于诗歌创作，也许有必要提一提代表常德的那块“文化招牌”、那一堵“以常德古城几千年历史为纵轴线，以当代中国最高水平的书画艺术为横断面……准确反映常德古城的风采和现代常德人的精神风貌”⑨的“中国常德诗墙”，毕竟那上面也镌刻着当代常德的部分诗作，但对这样的文化工程的关注显然不是本文的主题。 与小说作者们的态度有所不同，常德的诗人们同外部诗歌步履保持了协谐一致：既现实过，也现代过；朦胧过，也新生代过；先锋过，也实验过，态度十分合作。不过，他们毕竟又不是天外来客，作为屈宋的后人，其创作内质仍然同自己母土文化根柢及家园现实存在之间有着无法割裂的精神纠结，由此也培植、生长了自身艺术个性。其创作发生，恰如诗人杨亚杰在她新出的诗集《折扇》中所表露的那样，“一天又一天／日子层层叠叠／堆成形状怪异的／记忆的小山……山的周围／一些鲜嫩的蘑菇长出来／顶破忧郁的心情……有位荷锄的小矮人／常常奇迹般地出现……向你捧出／语言的金子”，所以，艺术创作的灵感不会凭空降临，“鲜嫩的蘑菇”、“语言的金子”当然也不能随意在别人的园地里采摘和攫取。 从杨亚杰那里还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启示：诗歌来源于一种诗性态度，而这也是作为一名诗人的必备素质。以这种态度去体味记忆的窖藏、聆听现实人生，便时时会碰撞出诗意的发现。如果进一步细分，又有所谓主观、客观两种态度。从主观的诗性态度出发，就会有对生活本然或人性本来之上的诗性赠与，或者说赋予本然形态以诗的意味，杨亚杰、龚道国等大抵属于这类主观诗人。从客观的诗性态度出发，就会有对本然形态固有诗情画意的索要，而所谓本然就是一种客观在场，修客、周碧华等基本属于这类客观诗人。当然，一般情况下并没有这样严格的区分，尤其就具体创作来讲，两种态度常常并不是不能相互融汇的。 于是，一种诗性的土壤与诗性态度便“长出”了缤纷的诗的意象和美丽的思辨的花朵。在修客看来，汨罗江一直深悔自己成全了一个无谓的悲剧：“屈子／你何必像离弦的箭／怀念那把弃你的弓……如今花开如月／五谷丰登／诗人／别为那楚王朝神伤”。（《汨罗吊古》）这到底是修客在劝慰屈子，还是屈子在告诫修客呢？在《夹山寺猎踪》的高立，满心期待着能找到闯王的“轰轰烈烈”，无奈只觅得一种“把失败的成功垂名青史，却把不败的正义修炼在庙宇”的喟叹！所幸的是，在常德的土地上“长出”的这类天才造句，如今已过洞庭、下长江，同那些优秀的物产一道“畅销”海内外了。 称诗为“鲜嫩的蘑菇”或“语言的金子”是很恰当也很精妙的：无需太多修饰，里外皆见质地，一如真纯大方的灵魂，总是那样毫无愧疚地裸露着！这其实也提出了一种要求：诗歌创作应尽力摒弃矫揉造作，避免“作诗”。真正的好诗是朴素的，是能指丰富、内涵深刻的。就诗的语言来讲，一定程度上需要充分发挥汉语表意的灵活性和伸张力，但过于随意和不确定，将是苍白的和十分危险的！龚道国的诗歌创作数量多，也写出了不少好的篇章，但是，像“经济的精粹正变成思想／速度在滑行中正变成／弯曲的弧线／变成瞬间辽远的箭／正如发展的理论上升为／时间的真谛”（《音乐茶座・北海银滩》）之类“诗句”，就很难说有多么卓越的识见！相反，周碧华、修客等诗人写诗并不多，却都是触摸灵魂的好诗，比如周碧华《祥林嫂》中就写道：“沿着悲剧的线索／我再一次走到鲁镇的小河边／这条江南的小河／外表比鲁四老爷还斯文／可是！祥林嫂，你不要靠近／一只白篷船藏着满舱的阴谋／停泊在岸边已有几千年……”短短的几句话，掀开的却是纵横几千年、且至今仍潜藏在社会的人性的各个层面的一缕恶的幽魂，可谓掷地有声、撼人心魄！也许，我们确实是没有读懂龚道国，不过，借此我们也的确在瞩望着常德文学的未来！ 注释： ①[清]应先烈：《常德府志序》，涂春堂、应国斌主编《清嘉庆常德府志校注》（上卷），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９月版。 ②[梁]刘勰：《文心雕龙・风骨》。 ③少鸿：《叙述有意味的故事》，《水中的母爱――少鸿散文选》，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５月版。 ④魏饴：《唱给田土的深情恋歌――就＜梦土＞致作者少鸿》，《理论与创作》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⑤吴广平：《楚辞・后记》，岳麓书社，２００１年４月版。 ⑥王跃文：《与一个村庄的告别》，卢年初《带着村庄上路》，湖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月版。 ⑦善卷事迹在《庄子・让王》篇、《荀子・成相》篇、《吕氏春秋・下贤》篇、（民国）钟毓龙《上古神话演义》等文献中均有记载。 ⑧龚道国：《穿过大雾・自序》，湖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６月版。 ⑨杨万柱：《城市文化：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湖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６期。 （作者单位：常德文理学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