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革命历史_的复杂显影_近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述评

［特别策划］

“革命历史”的复杂显影

——近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述评

刘复生

２０００年以来，那些为人所熟知的有关革命历史的小说，以及我们对这些小说的阅读记忆，甚至我们关于这些小说的文学评价，已经不可分割地和同名的影视剧交融在一起。革命历史小说的这种生产、传播方式透露出一种意味深长的历史变化。它表明，有关革命历史的叙述在意识形态内容及社会文化功能上已经改变。由于契合普遍的社会潜意识，它已不可能局限在已日渐丧失公共性的小说创作领域，从而自然寻求与最强势的大众主流媒介相呼应。革命历史书写已经开始摆脱传统的“主旋律”色彩，开始成为一条呈现当下民众内心欲求与社会愿望的隐秘通道。

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之所以受到大众强烈欢迎，在于它承载了公众的时代感受。不知不觉间，中国似乎又来到历史的关口。这种时代处境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和内心的不确定感。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个人命运似乎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在时代与个人生活之间已建立了不可忽略的心理联系，这就生成了一种弥散在人们心中的焦虑之感。这是一个不得不检省历史（包括革命历史）并重新打量世界的时代，即使一个平日里局限在狭小生活范围内的普通人也不得不面对复杂的当代世界，因为这关乎他如何安顿自己生活的位置——包括社会位置与历史位置，并确定生存的意义。这种无声的追问，需要当代文学给予一个美学的、想象性的回应。正是这样一个历史语境造就了新革命历史小说的兴起，它承载了一个复杂的时代的自我意识、那些幽微的梦想以及深深的困惑，它们从日常经验的地基上升腾起来，经由一种曲折的美学变形，凝结在有关革命历史的讲述中。

正因为革命历史小说完成了这样曲折的心理投射，它才成为这个时代最为成功的小说样式，并借助影视媒介成为当代流行的文化热点。它试图跨越断裂

的历史，使革命历史重新从底片上显影，从而重新将革命年代与市场年代接连起来。在来自西方彼岸世界

的理想之光，来自未来的时间维度消失之后，中国人

不得不用自己的历史照亮自己的形象，于是，革命历史再度显影，充当了积极的思想背景；当然，从消极的方面看，对于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它也需要吞下并消化革命历史这块坚硬的记忆从而恢复自己的完整性。于是，在革命历史书写领域，一场意义争夺战开始了。

不过，对于承担这种历史使命，作家们显然还没有准备好。于是，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上，显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混乱：欲有所言又找不到合适词句，急不择言而又不知所云。有些作家的艺术感觉明明已来到了新时代的路口，却偏偏还要自以为高明地用旧时代的脑袋来思考。

按照“十七年”的传统分法，革命历史小说分为史诗类与传奇类两种主要类型，但这两种类型的新革命历史小说却有不同的命运。

近年来仍然有一部分史诗类的革命历史小说，但明显不占主流，影响也相对较弱。真正产生了巨大影响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是那些传奇类作品。新革命历史传奇小说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另类英雄传奇，如《亮剑》、《历史的天空》、《我是太阳》、《狼毒花》、、《我的兄弟叫顺溜》等（这一类型和“十七年”时期的英雄传奇如《铁道游击队》、《烈火金钢》、等有美学传统上的延续性）；另一类是红色悬疑类传奇，如《暗算》、《誓言无声》、《地下地上》、（这一类型和“十七年”时期的“地下工作”及“反特”创作类型有一定联系）。当然，还有一部分混合类型，在形式上具有史诗的框架，但内容上却偏重于英雄传奇与人物命运，如《人间正道是沧桑》。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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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线》《林海雪原》《潜伏》

［艺术评论］

应的是“十七年”时期的成长型革命历史小说，如《红旗谱》、《青春之歌》及后来的《一代风流》；而《八月桂花遍地开》则是革命史诗、英雄传奇与“地下工作”类型的更为复杂的混合类型，本文将以传奇类作品为主分析近年来革命历史小说创作。

解读军旅题材电视剧的关键，在于看它如何呈现革命历史或新中国革命军队的传统，以及如何看待这种传统与当下现实的关系。这批新革命历史小说对待革命传统的态度是含糊的，既在形式上，也在部分内容上肯定着革命的神圣价值，却也在暗中抽空它的实质内涵，质疑了它的合法性，《亮剑》、《历史的天空》、《狼毒花》、《我的兄弟叫顺溜》等，这些当代流行的所谓“主旋律”作品，仍然延续了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告别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革命政治理想的执著被视为一种病态，任何对更公正、更美好未来社会秩序的宏大追求都是理性的疯狂与僭越——新的革命历史讲述赞美的只是对具体的、世俗的人生目标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中所显现的人性光彩，它在关山林、李云龙、顺溜、“四道风”等主人公身上得到了突出呈现。“红色悬疑”小说借助于革命历史的外壳，专注于紧张刺激的情节编织，同样淡化、悬置了革命理想性本身。

我们一再发现，作为一个当下普遍的现象，当代的革命故事已不再能够讲述，甚至不再能够有力地暗示有关革命起源，革命的阶级性质这些内容，而是刻意回避，或者说小心翼翼地抹去这些既冒犯“自由主义”，又隐含着某种敏感性的话题。于是革命被非历史化、非政治化，它至多只能被抽象为一种没有内容的对理想本身的追求，革命者也被消解了历史的实在性，化身为空洞的英雄符号，他们被剥离了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内容，只代表普遍的、优秀的、微观的人性品质，如英勇、顽强、坚忍、忠诚、重义、崇尚自由及爱憎分明等等。于是，草莽英雄关山林（《我是太阳》）、李云龙（《亮剑》）、姜大牙（《历史的天空》），“四道风”（《生死线》）、常发（《狼毒花》）以及习惯独来独往的顺溜（《我的兄弟叫顺溜》）、生性顽劣的杨立青（《人间正道是沧桑》）构成了一个清晰的人物谱系。

由于这些英雄缺乏理想性的支撑，于是，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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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奋斗的那些具体而单纯的人生目标一旦达到，奋斗的意义作为一个巨大的疑问便浮现出来。支持奋斗的是战斗，获得不断地具体胜利；支持关山林、李云龙奋斗的是男人或军人的荣誉和个人事业的成功；而“四道风”们战斗的动力则来自恢复家乡的生活秩序的朴素愿望与复仇的冲动……但是，这些具体的目标不可能是支持人物不断前进的持续信念，于是，在这些目标达成或消失以后，主人公们的人生危机纷纷出现了：无仗可打的英雄们对自己的人生目标一下茫然起来从而险些精神崩溃；“四道风”与龙文章等在抗战结束时变得无所适从，他们莫名其妙的草率死亡好像是对这种生命无意义的解脱。兰晓龙之所以让他们死掉，是因为他没有好办法解决这种矛盾。

如何解决这些“革命”英雄的人生危机，或者说新革命历史小说的价值危机呢？

作家们试图填补革命理想远景消失后的价值真空。社会政治的意识形态界限泯灭后，军人被抽象化、普遍化为一般意义上的士兵甚至类意义上的“人”，军队只是价值中立的国家化的战斗力量。当代的革命历史文学或者表现出对勇力超凡的超人式战斗机器的赞美，从而流露出对现代化的、美式军队的潜在渴慕；或者如《暗算》等谍战故事突出超凡的智性能力，而淡化信念与价值的意义。

由于丧失了理想性的视野，新革命历史叙事无法将历史总体化，这是思想的困难，不是技术或艺术的困难。于是，《音乐会》、《英雄无语》、甚至《暗算》都采用了时空交错，或后辈探寻迷雾中的历史真相的后现代的叙事方式，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困境的体现，也是试图对抗这一困境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历史图景的模糊化、碎片化，与历史阐释的复杂化、多义化，虽然从叙事艺术的角度显得颇为高明，却难掩思想上无法对历史加以总体化的困惑与无奈。而我认为，对于革命历史题材来说，由于它与当代世界的直接相关性和历史观的尖锐性，事实上不适合做任何的纯文学的所谓复杂化处理。它内在地要求做出明晰的历史判断甚至是政治决断。因为革命历史题材直接诉诸于集体的历史感或者说集体的政治意识，这天然地要求着它与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民众构成紧张的对话关系。这是革命历史小说所无法回避的要

求。正因怯懦地回避了这一要求——尽管是以纯文学的理由，这些艺术很高明的小说才少有人关心。

在我看来，那些成功的大众文化作品往往同时蕴含着这两种东西：保守的主流意识形态因素，与革命性的批判性因素。前者意味着惰性的大众文化接受的惯例、模式与“审美习惯”——对于大众文化来说，无论从观念上还是形式上过于偏离它是危险的；而后者则使一部大众文化作品具有了某些偏离常规的新鲜与独创性，也有了对生活的新想象与新希望——大众艺术同样可能具有超越现实的乌托邦精神，虽然在表面看起来不那么明显。好的大众艺术潜藏着大众被压抑的渴望，那些被流行的意识形态剥夺的想象，和他们并不知道的自己的心声。在我看来，真正有价值的大众文化作品的意义就在于，敏锐地发现并赋予这种革命性力量以鲜明可感的艺术形式和人格化形象。通过这种方式，一位面向大众写作的作家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华，当然，这既要靠个人的艺术训练与思想敏感，也要靠时代提供的机缘。

但毕竟，变化已经悄然开始。

作为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大众文学的类型，革命历史小说也表现出了积极的思想因素。

应该看到，新革命历史小说把革命叙事转变为个人命运的故事，自身还是具有某些合理性，比如具有对原来的僵化的，模式化的革命叙事的反拨作用。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革命叙事中，革命作为一种缺席的在场，一再提示着对革命历史的记忆，仿佛被翻拍的革命历史记忆的底片，它以其无法消解的历史坚硬性顽强地在指涉着当下现实，散发着挥之不去的批判性能量。即使是《亮剑》等小说所塑造的粗鲁的革命者也闪耀着令人难以忘记的光辉，他们暗中传递着一种打破规矩、开创历史的无拘无束的革命精神，它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扭曲的方式，接续了革命传统，呼唤着这个时代的中国在没有路的地方趟出一条路。这里隐约显现着一种精神，一种面对百年来的现代史，抛开思想负担进行挑战与创造，打造更为强大的民族命运的渴望与信心。

以《八月桂花遍地开》、《生死线》等为代表的优秀小说显示了革命历史题材的新发展。它们说明，至

［特别策划］

少在主观上，对当下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有些作者还是试图拉开距离，我倒更愿意理解为，为了“有效地”讲述对历史和当代现实的理解，他们不得不对流行的时代语法做出某些妥协。但是，在流行的模式之内，他们却别谱新声，进行了创造性的表达。这又使这些小说极大地超越于流行的一般意识形态及其叙事模式之上。尽管这些作者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既定的流行的意识形态，但他们却不失敏感地捕捉住了漂浮在当下观念氛围中的新鲜因素，并力图使用当代的流行语言（文学模式与意识形态框架）将它表述出来。这就使他的叙述新旧杂陈，既不乏上文提到的种种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也表现出对时代问题的敏感的美学洞察与有力呈现。

这些小说显现了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中国大众艺术正在开始确立新的中国价值的努力。它们表明，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正在走出１９８０年代以来的“现代化”的思想笼罩，对走向现代的历史目的论已有所怀疑，那些被西方文化所标榜的普遍价值正在丧失其神圣性。从这种观念体系下解放出来的作家们，正在试图以新的眼光读解中国自己的历史与现实。虽然这种观念的解放还是有限度的。即使《亮剑》《狼毒花》《我是太阳》那些对男性气质的强调与暴力书写，固然有迎合大众文化阅读快感的作用，同时，透过对强力的“民族性”的重新塑造，它包含着一种积极的文化主体性的自我肯定的愿望。这种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已经与１９８０年代的批判有所不同，它们基于不同的对世界关系的认知，包含着对当代由西方主导的现代秩序的本质的清醒认知。

这些优秀的新革命历史小说的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彰显了关于革命历史的叙事在当下的普遍处境。

这正是新革命历史小说，也是当代最有价值的那些大众文化作品的普遍困境。但正是这种困境给他们带来了在大众文化领域的成功——伴随着误读与曲解的成功。

　

刘复生：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栏目策划、责任编辑：张慧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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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

特别策划［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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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三部曲”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追求

——《长征》、《井冈山》、《红色摇篮》导演谈创作

我的艺术创作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尽量做到历史真实，历史一般包括以下几部分：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细节。力求历史真实，但有些地方就得进行艺术改造，要不然就不一定很好看，为什么？因为历史除了一些人的回忆录，还有历史教科书上写的那些精神以及历史的重要性以外，能够让观众喜欢看的，转变为艺术的素材并不多，这就需要艺术家自己去挖掘、去创造，而创造的前提有四个：第一符合历史前进的原则，第二符合历史人物的性格，第三符合历史事件发展的过程，第四一定要有具体的历史细节。

论文化立场及创作的“取向”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刍议

历史是被不断阐释的，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复现了历史，而在于你从哪一角度观看并述说历史。诉述者的主体意识控制每一时期的历史复现，并决定历史复现的面目。或者说，历史的复现就是当代精神的某种折射，是当代创作的某种体现。

“革命历史”的复杂显影

——近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述评

革命历史小说的这种生产、传播方式透露出一种意味深长的历史变化。它表明，有关革命历史的叙述在意识形态内容及社会文化功能上已经改变。由于契合普遍的社会潜意识，它已不可能局限在已日渐丧失公共性的小说创作领域，从而自然寻求与最强势的大众主流媒介相呼应。革命历史书写已经开始摆脱传统的“主旋律”色彩，开始成为一条呈现当下民众内心欲求与社会愿望的隐秘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