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不有"与"知识短缺"

1793年，清朝正处于乾隆盛世。为开辟商品市场和获取工业原料来源，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久闻其名并充满好奇和期待的大英帝国，派遣以马戛尔尼为团长的四百多人的代表团正式访问大清。带来的礼品既有显示英国军事实力的铜炮、榴弹炮、毛瑟枪、连珠枪，加配全套装备、拥有一百一十门重炮的英军最大军舰的模型，也有显示英国科学和工业水平的天文地理仪器、工艺品、日用品、工矿产品、图片、画像等。

　　但这些礼物及其所包含的西方科技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信息，丝毫没有引起清朝统治者的重视，对于马戛尔尼代表英国提出的建立正式国家间关系和自由贸易的要求，乾隆说出了他那一番“著名”的代表愚昧与自大的名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绸，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而这种盲目的自大并非始于乾隆，被清朝终结的明朝就已经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由此可见，低层次循环的改朝换代并不会带来思想更新与社会进步。

　　这次访问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细节。清朝方面要求马戛尔尼在面见乾隆时行三跪九叩之大礼，马戛尔尼只答应行面见英国国王时的单腿下跪之礼；若要对中国皇帝行三跪九扣之大礼，中国官员必须对他所带的英国皇帝画像行三跪九叩之礼。对于马戛尔尼的要求，清朝君臣非常不满，能得到皇帝的召见是天大的荣幸，周边小国一心向化，对中国皇帝三跪九叩已经不知多少年了；即使是西洋来使，也有照拜不误的。1656年，荷兰使团到达北京，对当朝的顺治皇帝三跪九叩行礼如仪。一个叫约翰・尼・霍夫的使团成员非常直白地表述了他们答应跪拜的原因：“……我们只是不想为了所谓的尊严，而丧失重大的利益。”荷兰人的重大利益与英国人毫无二致，就是通商和赚钱。英国人不愿意像荷兰人一样遵守大清朝的“规矩”，当然就会影响他们的利益。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自以为天朝上国、受周边小国称臣纳贡多少世代的中国式自大与傲慢面前，英国人的尊严和不妥协的原因是什么？

　　1588年7月，凭借更先进的火炮，灵活机动的小舰，再加上气候的原因，英国舰队击败西班牙由一百三十艘战船、八千名水手和两万名士兵组成的浩浩荡荡、名声显赫的“无敌舰队”――在此之前，强大的西班牙帝国在它的护卫下，已经称霸海洋半个多世纪。1688年，英国人采取了一种被后人称为“光荣革命”的方式，结束了王权专制和议会专制，根本性地改变了在英国已经存在了千年的权力性质。加之此前英国国王约翰与二十五位贵族代表经过艰难谈判，在刀光剑影下签署的《大宪章》，英国正式确立了民权决定议会、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原则，并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逐步建立起当时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君主立宪制。

　　英国一方面调整内部制度，一方面积极对外扩张。殖民扩张和海外市场的成熟，使各种商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以手工工场为支撑的生产能力变得捉襟见肘。一位英国棉纺主，从他在伦敦的经理人那里得到的信息是：“无论你能生产多少平纹布，好的次的我们都要。”强劲的需求推动发明创造。1733年，钟表匠约翰・凯伊发明飞梭，织布效率提高一倍多，这导致纱线供应不上。1764年，木匠詹姆斯・哈格里夫斯设计了以其女儿“珍妮”的名字命名的多轴纺纱机，纱锭由一个增加至八百个，当大清的大姑娘小媳妇仍然沿用宋元时期的纺车吱吱呀呀地玩单线抽丝每日五两的纺线杂技时，英国的纺纱姑娘们已经一个顶百。1769年瓦特研制出第一台蒸汽机，让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更为他的祖国英国提供了足够的动力和能量。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的《国富论》。“自由竞争”这个今天已经被人熟知的概念，成为贯穿亚当・斯密经济学说的基石。就这样，牛顿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瓦特拿着这把钥匙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亚当・斯密则是挥动一只看不见的手，为工业革命的推进缔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在各种合力的作用下，英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政治民主化、工业现代化的国家，建立起一个地跨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在十八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中期，引领着世界的发展。正因为此，欧洲一个世纪所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过了以往整个人类几千年的总和。以上种种，莫不成就是马戛尔尼在乾隆面前不肯屈就的底气所在？

　　因此，乾隆所谓的“无所不有”根本蒙不住经历了工业革命、走在当时世界最前列的英国的来使马戛尔尼那双狡黠而锐利的眼睛。进入清朝地界，马戛尔尼马上发现了社会上普遍的贫穷和不安定，这跟乾隆皇帝希望他发现清国富庶的目的恰恰相反：“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清政府沿途特地为使节团举行了很多次检阅，以向“英夷”展示武力，但马戛尔尼看出那些可笑的清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属于十六世纪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当马戛尔尼厌倦了那些不够水准的示威性检阅，而要求同行的福康安检阅一次使节团的仪仗队以开开眼界时，福大人傲然回答说：“看也可，不看也可，这种火器操法，没有什么稀罕。”由此，马戛尔尼得出了关于清朝“盛世”的结论：“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一个专制帝国，几百年都没有什么进步，一个国家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状态。”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

　　更要命的是，大清帝国从皇帝到臣民，对地球另一边的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和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及其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一无所知。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在其力作《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中是这样感叹的：回望十七世纪以来的中国，最令人震惊的应是皇帝老子及其大臣们的愚昧，而这个状况又是知识阶层群体性愚昧的表现，这是先秦以降精心构建的以盲目民族自大为基础的自我封闭的必然产物。十九、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转型如此艰辛，代价如此巨大，说到底就是冲破这个思想堡垒的艰辛和代价。“让思想冲破牢笼”，这惊艳的口号和强劲的呼喊，唱起来激昂雄壮，做起来四面掣肘。 　　历史并非没有给过中国人增进知识、开阔思想的机会。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出现过短暂的繁荣。利玛窦、汤若望、龙华民等西方传教士，把西方在数学、天文、历算、物理、机械、火炮制造、水利、测量、地理、绘画等领域的成就介绍到中国，也把中国经典和小说、戏曲、中医中药和中国园林等艺术等介绍给西方。其中，中国主要是受益者。最著名者，如利玛窦、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字字精美如玉，为千古不朽之作……徐光启在汤若望等人帮助下主持修改了中国的历法，确立了中国人至今仍受其惠的农历。然而，接踵而至的南京教案、“熙朝历狱”、礼仪之争等风波无情地终结了这样的繁荣。号称开明的康熙皇帝终于露出他的专制本性，于1717年下令禁教，一个翻译西书七千部的计划随之搁浅，关闭了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大门。后来的皇帝更是恪守康熙皇帝的圣谕，把排外的基本原则确立为不可违反的祖制，一个封闭的东方专制王国体制从而牢固建立起来，彻底断绝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文明向中国输送的管道。

　　天朝对世界的认识已如井底之蛙，塌方式的“知识短缺”将致亡国灭种之忧。士大夫中的精英分子勇敢抛弃陋见，全力进行知识补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近代中国首位“睁眼看世界”的魏源、号称“东方伽利略”的徐继畲和处理夷务二十余年的郭嵩焘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然而，这些先进分子的探索犹如一道智慧的闪电，在空中一闪而过，也许能触动少数目光锐利者，但绝大多数人仍是懵懂无知。原因就在于当时整个中国的社会文化氛围仍然把传诵了几千年的几本儒家经典看作人类思想文化的最高成就，把知识浅陋、观念固守看作爱国信念坚贞和道德高尚的标志。当多数社会中坚都处在这种状态之际，与时俱进的杰出的经世之士的言行当然被视作惊世骇俗的怪论，甚至是离经叛道的异端。林则徐在赴广州禁烟之前，颇受道光眷顾，但因为无法完成道光“上不可伤国体，下不可开边衅”这道互相矛盾的两难试题，被革职发配新疆伊犁。魏源的思想不见用于当时，他的最高官阶是知州，1853年还以“贻误文报”被革职，最后在杭州僧舍中辞世，一个经世大才就此陨落。郭嵩焘的思想认识深刻超前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但他的远见卓识为当朝主流意识和社会大众所不容，清廷正式加授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时人甚至以如下对联嘲讽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徐继��的《瀛环志略》虽然受到当朝不少大员的赞扬，但这些大员依然是从天朝传统的天下观里来赞扬的。当朝一品大员刘鸿翱序云：“夫中国，天地之心；四夷，天地之四肢也。……我朝幅员之广，亘古无二。”与天朝传统天下观迥异的那部分，他们视而不见。饱学之士李慈铭斥曰：轻信夷书，夸张外夷，尤伤国体。总的情况，徐继��在回顾往昔岁月时说过：“在闽藩任内，偶著《瀛环志略》一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

　　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中国与西方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动摇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泱泱中华帝国为何屡屡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在奕�D、李鸿章等重臣的倡导下，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历时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开始了。

　　从中世纪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必须有雄才大略的领袖及其助手组成的领导者群体的筹划、决断。俾斯麦、彼得大帝等都曾成功地扮演过这样的历史角色。然而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十九世纪的中国没有这样的英雄人物应运而生。从1862年至1908年的近半个世纪，清政府的最高领导权一直掌握在慈禧手中，1861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时，慈禧年仅二十六岁，不仅对十九世纪的世界现状缺乏最基本的了解，甚至没有受到良好的传统蒙学教育。同治四年三月她手书一篇革去奕�D一切差使的“懿谕”，全文二百三十字，错别字及文理不通者在二十处以上。其品德也很坏，喜欢玩弄权术，权力欲很强而心胸狭隘，为了个人享乐可以不顾国家安危。国家大事要依这样的人的“懿旨”最后定夺，洋务运动哪有不败之理！

　　恭亲王奕�D的才识也远非慈禧所可比拟，他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也愿意接受和学习外来的新事物，是皇族中最为开明和开放的人物。可是，他也不具备担当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领袖的条件。早在1869年，郭嵩焘就毫不客气地说：“总理衙门人才猥下。”奕�D自然包括在内。曾国藩在与心腹幕僚密谈中讲了自己的心里话：“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祥）数人权过人主。恭邸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余更碌碌，甚可忧耳。”奕�D等人的平庸表现在见识短浅而又软弱无力。首先，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从改革社会运行机制入手去为富强奠立基础。他们主观上都希望国家富强，可是，谈到学西方，他们想到的就是产品和技术，却没有再深入一步去了解这些产品和技术赖以涌现和不断改进的原因。其次，即使是生产建设一类的事情，奕�D等人也缺少力排众议付诸实施的胆略和毅力。李鸿章就有过这样的切身体验：“自同治十三年（1874）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谒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闲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思想力与执行力之间互为因果，没有强大的思想力，遇事无从决断，推动即乏动力；没有强大果敢的执行力，思想之力何以附着？何以体现？

　　最终，那个几乎在同时遭遇西方列强的武力叩门，从此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对西方文明“始惊、次醉、终狂”的东邻小国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彻底大败清朝，宣告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但即使这样，也没有激起清朝最高统治者到朝廷大臣的醒悟和弥补其致命的“知识短缺”的强烈欲望，直到因民教纠纷而激起义和团事件，对西方列强怀恨已久的慈禧竟然相信义和团拳民能够“刀枪不入”，想借此“扶清灭洋”。义和团运动之后，紧接着便是八国联军的入侵，连慈禧本人也被迫“西巡”，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署更加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一切都说明，要改变一个社会和民族的愚昧是多么的艰难。

　　在中世纪向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中，在这样决定民族兴旺与国家富强的关口，清朝面临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而因为士大夫阶层的主流和朝廷君臣的整体愚昧和“知识短缺”，结果就造成了袁伟时先生所概括的：历史呼唤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时代要破浪前进，现实却踌躇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