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送小温":汪曾祺的北京

　　1948年，汪曾祺初到北京，谋职于午门历史博物馆，家住在右掖门下，据说原来是锦衣卫值宿的所在。1950 年夏天，他又在东单三条、河泊厂住过一段时间。在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四年后，汪曾祺终于回京，其间先后住进国会街五号、甘家口，将近20年。再后来，他举家搬到北京东南角的蒲黄榆，又住了十几年。除了江苏、云南外，北京可谓是汪曾祺的第三家乡，占据了他一生的绝大多数时光，历经了人生的起起伏伏。汪曾祺始终在默默地静观着这座古城，书写着它的琐碎人事，记录着它的四时流转，体味着它的酸甜苦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这位从容恬静的文人，从来都是以爱与暖的姿势，拥抱着这个世界、这座古城，以及所有人群。 　　午门、国会街五号和甘家口 　　初入偌大古城，汪曾祺没找到落脚之地，心中不免茫茫然。幸而，不久老师沈从文为他在历史博物馆觅得一职，于是翻资料、做卡片、接待游客，接触的人寥寥无几，日常工作也乏善可陈。当时汪曾祺住在午门右掖门，一到夜晚，天安门、端门、左右掖门都上了锁，他独自站立在午门下的大石坪上，万籁俱寂，满天繁星，于是给黄永玉写信说：“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那时候筒子河边有杂耍的，算卦的，卖艺的，形形色色的人各有其生活。汪曾祺好奇地观察着他们，算是苦中作乐。汪曾祺接触到一些地道北京人，历史博物馆有一位叫老董的，一天三餐凑合填肚，时常自我调侃，但内心深处却愤世嫉俗，常发泄在儿子身上。汪曾祺从其身上感受到了京城底层市民的朴素原态和内心焦灼。他感到，自己所熟悉的民国初期文人笔下的北平古都，那些冲淡古意的诗句，那些风云际会的场景，那些悠远从容的姿态，都在渐渐褪色。 　　发配到沙岭子之后，妻子带着三个孩子搬到了宣武门城墙下的国会街五号，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斗室，只能摆下一张双人床和一只五斗橱。到1962年汪曾祺回京时，全家已住进了院子里的一座木头小楼上，两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套间。院子里种了几棵海棠树和杏树。一到春天，满院子花朵翩跹绽放。汪曾祺和三个孩子趴在小楼木栏上，看蜜蜂嗡嗡地飞作一团。汪曾祺鼓动孩子们越过木栏，踩着邻居的屋顶去折杏花，还在一旁不断叮嘱：“小心啊！小心啊！再往前一点儿，那枝漂亮！”他把折回的花插在一个黑釉瓶子里，摆在书桌上，淡淡的香味充盈了整个小屋子。晚上，他就坐在摆满鲜花的桌子前，写《羊舍的夜晚》。 　　出了院门，穿过一条小马路就是城墙，城墙上野菜丛生，汪曾祺大致都能说出野菜的名字：车前草、马齿苋、灰灰菜……汪曾祺对灰灰菜兴趣甚浓，看到一蓬长得好的灰灰菜，老远就热情地招呼着前来挖野菜的人，指给他们看，还眉飞色舞地说怎么炒、怎么凉拌，味道如何的好。 　　国会街五号的后窗外，是一个大杂院，院内种有一棵很大的臭椿树，一阵风过就有一股怪味飘散过来。杂院内的人竟由着臭椿树自由生长，在下面快快活活地过日子，汪曾祺暗自啧啧称奇。后院靠墙根的小房里住着一个老头儿，每天都在摇煤球，白天在空地上摊晒许多煤球，晚上撮成一堆，第二天又摇新的。汪曾祺私以为，这个老头儿摇煤球的姿势好看，摇出的煤球也最圆。后院的人做饭时，用很大的蒸锅蒸很大的馒头和窝头，往头里塞很多菜馅儿，出锅时满院都是菜窝窝的香味，汪曾祺夸张地深呼吸，向妻子叹道：“这窝窝头一定不难吃。”这里住的都是北京城最下层的人群，是北京城的“野孩子”，左右邻里常常避之不及，汪曾祺却喜欢观看着后院的一切，每当看书或者写作累了，就站在后窗前，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们，一看就是好半天。 　　搬至甘家口时，一家五口人挤在一个两间房的单元里，睡觉要支起折叠床。在这里，汪曾祺孵出了《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等名篇，这些文章常常一气呵成，手稿舒服工整。汪曾祺作息很有规律，写文章一般只写到午夜，熬到清晨的时候罕见，但也偶有情绪万分激动的时刻。甘家口离玉渊潭很近，那时玉渊潭还是个没有大门、围墙、水泥亭台、游乐园和小卖铺的“野生”公园。汪曾祺每天一早就来遛弯，找人闲聊。一年冬天，公园的湖面上落下了四只天鹅，十分罕见，好多人远道赶来看天鹅。汪曾祺更是兴奋，每天回家都要和家人汇报最新情况。不料，两个小青年为吃天鹅肉，趁夜用枪把一只天鹅打死了。汪曾祺听说后，惊怒交加，连夜写下小说《天鹅之死》。他由衷地说：“我们的青年应该生活得更充实、更优美、更高尚。” 　　沿着玉渊潭的北岸向东走，坡下有一片小树林，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响成一片，这是遛鸟人的群聚地。汪曾祺每经这里，脚步都轻盈起来，殷切地凑上去和人聊天。汪曾祺写过一篇《北京人的遛鸟》介绍遛鸟盛况。从七八十岁的老爷子，到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他们大都起个大早，赶首班车的，步行的，更多是骑自行车的，来玉渊潭遛鸟。他们手提着鸟笼，笼外罩着布罩，慢慢散步，还轻轻地把鸟笼前摇后晃。少则带两笼，多至七八笼，车把上、后座、前后左右都是鸟笼，他们安排得都十分妥当，显得潇洒自得、神清气爽。 　　当时汪曾祺在虎坊桥上班，下班后到西四菜市场买点时令蔬菜，然后换车回家。车站旁边独居着一个老人，每天无所事事，只是做两顿饭，吃完饭就坐在门前的小马扎上看街。汪曾祺在《闹事闲民》中写道：“他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悲，没有烦恼，无欲望亦无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抻面条、拨鱼儿，抱膝闲看，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这是个活庄子。” 　　住在蒲黄榆时，楼里住进一些搬迁户。有个小伙子浑不讲理，一次坐电梯因为纷争打了一个小姑娘一个嘴巴。汪曾祺听说后，屡次想找小伙子理论，还请几个同是搬迁户的长者出面主持公道，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在《胡同文化》一文中，他借此揶揄了北京小市民的生活陋习。文章还谈及，北京城就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街道、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这种方正不仅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北京人喜欢“独门独院”，虽也讲究“处街坊”，但终究往来不多；北京人易于满足，对于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北京人爱瞧热闹，但又不爱管闲事，常常置身事外，冷眼旁观；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居民大都安土重迁，几十年也不“挪窝儿”；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北京人大都安分守己，甚至逆来顺受。 　　在这座喧嚷的古都中，汪曾祺体验着静观的快乐。“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这是他十分喜爱的几句诗，也是他的生命之声。 　　家常吃食与“贴秋膘” 　　说到文人论食，汪曾祺必然绕不过去。这是他最为快慰怡然之事，能把生命之乐融于瓜果蔬菜之中，把考据、学识、情调流溢于色香味之中。三十多篇谈吃散文，每每读来都让人香味扑鼻、食欲大开。 　　在北京生活将近五十载，谈及北京吃食，汪曾祺写得最多的却是北京的家常酒菜。1948年冬天初到北京时，汪曾祺路过街头巷尾都能听到响亮的吆喝声：“ 哎――萝卜，赛梨来――辣来换……”不禁笑道，看来在北京做小买卖的， 都得有副好嗓子。这种心里美萝卜是北京特色，用手指头一弹，当当声脆， 一刀切下去，咔嚓嚓作响。炒萝卜条是北京的家常下饭菜。有时入酱炒，则佐粥最佳。北京老豆腐其实并不老，只是相较于豆腐脑而言，佐料很简单：芝麻酱、腌韭菜末。坐在街边豆腐摊的矮脚长凳上，要一碗老豆腐，就半斤旋烙的大饼，夹一个薄脆，就是北京人的一顿好饭。过去北京的豆腐脑浇羊肉口蘑渣熬成的卤。羊肉是好羊肉，口蘑渣是碎黑片蘑，还要加一勺蒜泥水，比起现在一锅稠乎乎的酱油黏汁精细许多。“豌豆黄”是著名的“宫廷小吃”。豌豆熬烂，去皮，澄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 5 寸×3 寸的长方块，再用刀割出四小方块，分而不离，以牙签取而食之。 　　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不然一天都不舒坦，贫富皆然。汪曾祺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时，几位看守员岁数都很大，上班后都先把带来的窝头片在炉盘上烤上，然后轮流用水汆坐水沏茶。茶喝足了，才开始到展览室里去坐着。北京人爱喝花茶，汪曾祺虽不喜花茶，但是老舍先生家的花茶则是例外，尤为好喝。在老舍先生家做客时，汪曾祺吃到过一道地道老北京味儿――汤菜麻酱炖黄花鱼。黄花鱼极鲜，而且都是一般大小，都是八寸，装在一个特制的器皿――周壁直上直下的瓷子里，黄花鱼一条条顺顺溜溜平躺在汤里。还有老舍夫人最擅长的“芥末墩”，汪曾祺以为是天下一绝。 　　汪曾祺在《五味》一文中说，北京人偏于保守，过去不知苦瓜为何物，近年有人学会吃后，于是菜农也开始种了，农贸市场才有鲜嫩的苦瓜卖，但是价格颇贵。北京人过去不吃蕹菜和木耳菜，近年也爱吃了。可见，人的饮食口味是可以改变的，而北京人的吃食也在不断变化。北京人口中的臭豆腐是指臭豆腐乳。汪曾祺曾听到小贩沿街叫卖“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要一份臭豆腐，就着贴饼子，熬一锅虾米皮白菜汤，胃口大开。 　　炎炎夏日，人的胃口总也有点恹恹不振，饭食更是清淡简单，人易清减。而时至素商，秋风吹动了人的胃口，想吃点好的、有营养的，以补偿身体在夏天的损失，即“贴秋膘”。北京人的“贴秋膘”经常选择吃烤肉。 　　汪曾祺在《贴秋膘》中介绍说，北京的烤肉具体为“三烤”，即烤肉、烤鸭、烤白薯。 以烤肉为例，先要在“炙子”上烤，“炙子”是一根根铁条钉成的圆板，下面烧着大块的劈柴，松木或果木。羊肉切成薄片，由堂倌在大碗里拌好作料――酱油、香油、料酒，大量的香菜，再加一点水，交给顾客用长筷子摊在炙子上烤。“炙子”的铁条之间有小缝，下面的柴烟火气从缝隙中头上来，不但整个“炙子”受火均匀，烤肉也带有柴木清香；上面的汤卤肉屑又可以填入缝中，增加烤肉的焦香。老北京人吃烤肉都是自己动手，或焦或嫩，吃一斤还是两斤，全凭乐意。因为炙子颇高，只能站着烤，或者一只脚踩在长凳上。大火烤着，人就热得受不住，大都脱得只穿一件衬衫。足蹬长凳，解衣磅礴，一边大口吃肉，一边大口喝酒，此情此景很是剽悍豪迈。 　　北京烤肉以季、宛、刘三家最为有名。汪曾祺住在国会街时，和烤肉宛相近，故时常去。有时发懒不愿排队等炙子，便派孩子带个饭盒烤一饭盒，外买几个烧饼，一家子就是一顿饱饭。老一辈北京人有道野地里吃烤肉的风气，汪曾祺听玉渊潭附近的老住户说过，以前一到秋天，老远都能闻到烤肉香。一边看野景，一边吃烤肉，想来别是一番滋味。 　　一次，北京的同学请汪曾祺吃烤肉，席间问：“敢不敢喝豆汁儿？”汪曾祺欣然应约。两人马上去到一家小吃店，要了两碗。临喝前，朋友还警告说：“喝不了就别喝。有很多人喝了一口就吐了。”不料汪曾祺端起碗来，几口就咕噜咕噜下肚，还豪迈道：“再来一碗。”用他的话说，没有喝过豆汁儿，不算到过北京。 　　汪曾祺在家里也常做些杂七杂八的吃食：麻豆腐，炒疙瘩皮，羊头羊蹄， 热汤面就臭豆腐……但大都不可登大雅之堂，尤其是煮羊蹄子，味儿太大，惹来全家抗议，但是汪曾祺照做不误。早些年，市面上还没有爆肚可买，汪曾祺十分嘴馋，便自己买回生牛肚，加碱、用面、添醋，吭哧吭哧洗上半天。再把牛肚里外都撕去一层，留下中间部位，自己配制调料。折腾了两三个小时，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还嚼不烂。汪曾祺用假牙用劲磨蹭，还吃得津津有味。作为美食家的汪曾祺，谈起做菜往往长篇大论，令人垂涎，却也不免有些“纸上谈兵”之嫌呀！ 　　北京秋花知多少 　　不仅是吃食，还有草木鱼虫，在汪曾祺笔下，或是考据根源，或是状写情致，或是调侃谐趣，无一不是灵性顿生、意境旁出。一部《人间草木》中，充溢着他对生活的喜爱，对于人世间的“小温”，纵然颠沛，生活朴素，但总有一抹至纯至善之暖光，闪耀在心头。 　　北京的秋意渐浓，而那些秋花，在汪曾祺笔下，又是怎样的颜色和温度呢？ 　　汪曾祺曾建议北京多种植桂花。桂树在北京并不多见，少有大树。据说颐和园种有几棵，也并不引人关注。汪曾祺曾在藻鉴堂小住过一段时间，正巧楼道里有两棵桂花树，不过是种在盆里，还不足一人高，让人嗟叹。南方人大都喜爱桂花，它入冬不凋，香气浓郁，还能做成元宵馅、年糕，既有观赏价值，也有经济价值，何乐而不为呢？ 　　每当参观北京的秋季广交会，必能看到很多盆菊花， 但常常是“菊山菊海”，一大排菊花拥挤在一起，不利观赏，汪曾祺素不赞成。有时甚至把菊花缚扎成龙、成狮子，更是暴殄天物。在他看来，“花还是得一棵一棵地看，一朵一朵地看” 。 　　全国以菊花负盛名的城市不少，黄河以北，则以北京为最。菊花品种甚多，各有颜色，虽以黄色为主，但也不乏白色、紫色、红色等。一次回乡时，汪曾祺就在公园见到一盆花大盈尺的绿菊。菊花的花瓣形状多样，有平瓣的、卷瓣的、管状瓣的。汪曾祺在镇江焦山见过一盆“十丈珠帘”，细长的管瓣下垂到地，足有三四尺。北京的菊花诸如狮子头、蟹爪、小鹅、金背大红等和南方大都相似。但可惜的是，南方一些菊种在北京却少见，譬如“晓色”“十丈珠帘”和“枫叶芦花”，汪曾祺就从未见过。 　　每年腊月和重阳节前后，老舍先生都会邀请北京市文联、文化局的同事到家中相聚。老舍的哥哥是侍弄菊花的高手，花很鲜艳。汪曾祺曾说，老舍家的菊花是他在北京见过的最好的菊花，至今不忘。 　　秋海棠在北京甚多。大多数花为五瓣，秋海棠为四瓣，十分独特。北京有银星海棠，大叶很坚厚，上洒银星，秆亦高壮。但汪曾祺最爱的却是秋海棠“伶仃瘦弱”之态。汪曾祺生母在其幼儿时期患肺病，为防传染，便独居在一座偏房的小屋中。保姆抱着年幼的汪曾祺前去探望，也常被拦在门外，自小他便对生母毫无印象。生母死后，这间小屋也常年锁着。房外面有一个小天井，靠墙有一个秋叶形的小花坛，种了两三棵秋海棠，无人照看，在秋天竟也开花。但是花色苍白，倒显得楚楚动人。不论在哪里，每看到秋海棠，便能牵引起汪曾祺内心深处对于生母的牵念。 　　西山红叶是北京著名秋景之一，但汪曾祺澄清说，西山红叶其实是黄栌，不是枫树，但北京也不妨多种一点枫树，颜色更加娇艳丰富。秋葵则有种“风致楚楚，自甘寂寞”之美，种子落在篱落、石缝间都能生长、开落。其花瓣大、花浅黄，瓣有细脉，花心处有紫斑。还有鸡冠花和凤仙花，也十分常见。入秋后，北京沿街大片的爬山虎叶转红，说明秋意渐浓。 　　是的，北京的秋意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