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书摘]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兴起

【读书书摘】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兴起

中文版前言

1. 正确理解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必需不仅把此段历史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应该视之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p3 第二段最后一句]

笔记：此句说明了本书的最为中心的观点——中国中心观。即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史，也是一种内部演变的结果，而不是纯粹的像当时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认为的那样，是由于西方的到来造成的。作者的这种思想是对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费正清、李文森等人为代表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三种传统模式的挑战，否定了当时所认为的非西方社会是西方历史的延续的这一说法。

译者代序

1. 这一“中国中心观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完整的方法论体系，而是七十年代初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日益明显的趋势，不过迄今为止，没有人对此趋势做出系统的明确的描述而已。[译者代序p3-5 三种西方中心模式与中国中心观]

2. 中国之“过去”和“近代”，未必就作为互不渗透的状态，传统社会中包含近代的潜势，近代中又体现了传统的特点。[译者代序 p7 动态观点 第二段]

笔记：这段话表现了作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的动态观点，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对立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辨证思想。在西方研究中国的“传统——近代”模式中，该模式认为中国在西方入侵之前的历史是停滞不前循环往复的，只有当西方的进入才打破这种平静，进入近代化。传统与近代界限明显，是一种单向延续。这里柯文反对其将传统与近代强行区分开。

3. 但是，译者认为，柯文在强调“区分”的同时，低估了“综合”的重要性...... 看来，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只有在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同时并举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

笔记：我认为这是本书很有趣的一点，译者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对本书的观点也提出了一些属于自己的疑问，这是以前看过的译文所没有的，以前的基本上就都是按部就班，没有搀和自己的见解。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译者是深谙历史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林同奇教授，因而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会产生自己的见解，这也难怪柯文在本书的前言中说，有林同奇教授作为此书的翻译，使他打消了关于出版此书中文版的疑虑。

除此之外，译者在这一小节中提出的本书的不足，也提醒我们要注意一点，即“人类的活动

固然受地方风貌和地区特性等形态的影响，但同样也受整个文化总体的影响。”不能将历史过分的割裂化，而柯文正是犯了这样一个错误。

4. 内部取向主要是指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在因素上。[译者代序 p10 第二段]

笔记：内部取向是作者柯文的中国中心观的两个方法中的一个，另一个方法是两分法，即之前作者所提及的“区分”的方法。作者的内部取向主要有三个含义，即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认为产生历史变化的根源来自于内部因素和以“局内人”而非“局外人”的角度来观察历史。这种内部取向也是区别于其他中国史研究模式的重要特征。

5. 他似乎和马克斯·韦伯一样，认为没有前提假设的经验史实是不可能的。柯文感到像所有框架理论一样，变化模式一旦形成，就势必使史家对历史事变的相对重要性产生固定的偏见，左右史家的收集与分析。[译者代序 p22 第一段]

笔记：柯文对传统理论框架和模式怀有很强的戒心，就像在之后会讲到的佩克等人的理论之所以会有不当之处，也与其本身所处于的那个时代的总体的思想基础有关系，使其不会注意到中国内部因素对中国的影响，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跳出当时流行的那三种模式的限制，对中国中心观有一个系统性的阐述的原因。推而广之，这对于任何研究也都是一样的，只有跳出模式，而不会使研究带有过多的主观性。在本书中，作则柯文也秉持了这种原则，与不断地与种种理论框架进行斗争。

前言

1. 有一个重要前提，需要在此说明。我认为在制约任何史学研究领域之演变的各种因素中，最根本的是史家生活于其中的政治、思想与文化的环境；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当然，随着新技术的发现，语言培训的改进与语言能力的提高，知识的积累，或者由于史家取得了原来不知或无法取得的档案与其他史料，一切史学研究领域都会经历一个自身内部发展的过程。但是，尽管这种内部发展过程对某一研究领域的成长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它却不能决定成长的方向与格局（Pattern ）。研究中所遵循的取向，所提出的基本问题主要仍然是由史家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的。同样，来自其他史学传统的各种影响中影响最强烈的往往是在史料、研究技巧、以及考察某些界限分明的历史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等领域；而影响最薄弱的则在于总体的理论取向领域。【p30第三段】

笔记：作者在之后批判其他模式的学者的错误观点的时候也主要是从这一方面为依据的，就上上一段书摘中说的那样，史学家们在研究时也会受到当时整体的思想文化环境的影响，其次自身经历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 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ethnocentric distortiOn）。产生这个问题的一个明显原因是由于西方——我们这个西方——对中国近世史发生了直接的，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原因却不

是那么明显，那就是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从而使西方史家无法在采用我们这些局外人的观点之外，另有可能采用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这些局外人的观点，直到不久之前往往不是夸大西方的角色就是以更加微妙的方式错误地解释这个角色，从而歪曲了中国历史。西方史家面临的严重挑战，并不是要求他们彻底干净地消除种族中心的歪曲，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求他们把这种歪曲减到最低限度，把自己解脱出来，从一种西方中心色彩较少的新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因为要做到这点却是可能的。【p32 第一段】

笔记：对于三个模式的总的局限的原因——种族中心主义，以及即使是中国史学家都没有办法从局内人的角度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原因——理论框架等都用西方的。

3. 把并不仅仅是，或主要并不是对西方做出回应的发展错误地解释为是对西方做出的反应。此外，它还促使史家认为凡是和西方入侵没有明显联系的中国近代史的各个方面都是不重要的——或者说只有当这些方面有助于说明中国对西方之回应时才是重要的。【p33第二段】

笔记：这里作者想要说明的是在“冲击-回应”模式的取向中，一些史学家在研究近代史的时候陷入了目的论，在选材方面会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有利于自己事先观点的材料，并认为与自己不利于证实自己研究的材料忽略掉。

4. 作为历史学家我崇奉一个信条（当然我认为这不只是一种信仰），即认为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经历着变化，并认为这些变化到底有多少重要性，在多大程度上被史家“所注意到”，归根结底是相对的，它取决于生活在某一特定社会的某一史家在某一特定时刻刚好认为哪些事物才是重要的。【p34 第三段】

笔记：和上面讲到的是一样的，关于选材的问题，认为那些变化是重要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本身，如果不能好好正视的话，那么便会陷入困境。

第一章 “中国对西方之回应”症结何在？

1. （冲击——回应模式）这一理论框架所依据的前提假设是：就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情况而言，左右中国历史的最重要影响是与西方的对抗。这种提法又意味着另一假设，即在这段中国历史中，西方扮演着主动的（active ）角色，中国则扮演着远为消极的或者说回应的（reactive ）角色。【p36 第一段】

笔记：冲击——回应模式所基于的假设。

2. 单纯用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来解释所发生的现象是不够的，因为其中还含有一种西方对中国冲击所产生的回应。【p38第二段】

笔记：冲击回应模式的困境1，只看到单向作用，而没有看到双向作用。西方在传入中国的

时候也会入乡随俗，传入的内容和形式也会发生一些改变。

3. （将西方的如国家主权等新名词翻译成中文的这种过滤行为）这种过滤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对原义的歪曲。（例如“liberty ”或者“freedom ”被译成“自由”，但“自由”就字面的含义而言是“由自己”，难免带有放任或无视法律的色彩。）其实，使大多数中国人做出回应的正是这种经过歪曲的本土的说法，而不是外国原有的说法。【p38第三段】

笔记：冲击回应模式的困境2，人们接受的并不是纯正的西方文化，而是有可能受到翻译家曲解的西方文化，就像老师说的，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翻译过来的二手的或者是n 手的产品，说不定一些内容是中国人加上去的。

4. 西方的首次冲击，当它经由中国人传递时，还会受到另一种歪曲。在有些情况下，例如外国商人与买办之间，或传教士与教徒之间，西方的冲击多少比较直接。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则并非如此。当基督教是经由中国起义者加以传播，或者西方的制度是经由中国的改革家予以倡导时，西方冲击就和冲击的发源地又远隔了一步，或者不只一步。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西方冲击和中国的各种人物与政治斗争绞成一团，构成一个难解难分的网络。此后，冲击一回应的传统分析框架是否还能起作用就大成问题了。【p38 最后一段】

笔记：冲击回应模式的困境3，中国的大部分人在接触西方文化时，是通过一些作为媒介的中国人的，这些西方的思想在传播过程中，由于政治斗争可能遭到曲解。就像老师说的一些中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内容，感觉《资本论》中并没有这样说过。这个和上面的困境2有点像，但侧重点不同。

5. 在某一层次上说，所有中国本土人——男人、女人，城里人、乡下人，穷人、富人，广东人、湖南人——都参予一个共同文化体系，这个体系可以统称为中国文化体系；但是在另一个层次上，这些人的经历却千差万别。每个从属的集团进入较大的中国文化时，角度都不相同，正是这种不同左右了他们如何对各种情况做出回应。所以当我们把这些回应统称为中国回应时，我们实际上是把各种现象加起来，再加以平均。这种做法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能使我们对历史现实有一个均匀、单一的理解；在最坏的情况下，由于我们鲁莽草率地从特殊上升到一般，就很可能把现实完全歪曲了。【p39 第一段】

笔记：冲击回应模式的困境4，没有从不同层次来考虑，对于冲击，每个层次的人反应不一样，作者批评一些史学家将历史均匀单一地理解。

6. 晚清中国的改革思想与活动尽管越来越受西方的影响，但同时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改革传统的一部分，这个传统在其渊源、风格、甚至许多内容上很少，乃至完全没有受到外国的启发。【p41倒数第二段】

笔记：说明近代的改革活动不是对西方的回应，很少受到外国的启发，受传统内部影响大。受儒家影响很大，儒家有为了稳定而不断革新的历史传统，作者认为晚清的改革更多的受这

方面的影响，如果要举例子的话，便是维新时期的康有为和他的《孔子改制考》。

7. 上面勾画出的一幅十九世纪后期中国改革运动的轮廓，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改革过程理解为中国对西方和日益西方化的日本所造成的种种新问题的回应。【p48 第三段】

笔记：对于外国史学家对与中国近代的改革的总的看法。

8．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国的改革活动和西方冲击有关联，这是毫无问题的。问题在于到底应该把这些活动单纯看成是西方冲击的回应，还是应该把它们看成也是在不同程度上针对中国内部挑战而产生的一种受西方影响的回应？对于反对改革的活动也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即这类活动是否完全由于对西方或（和）变革发生反感而引起？或者说它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受中国政治环境的制约？【p48 第四段】

9. 在各个时期，清议都是为维护儒家道德文章的纯洁性而进行坚决斗争，矛头指向以种种方式威胁或破坏儒家秩序的当权人物。【p50 第三段】

笔记：对于主要的抗外活动之一的清议的定义

10. 清议作为思想现象显然是对西方的一种回应。但是它同时又不仅仅限于这种回应。关的问题在于尽管清议和西方表面上有那么多关联，它主要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它涉及的是些中国人对另外一些中国人的行动与政策所产生的回应。就其性质而言，清议只可能是阅墙之争：它是向儒教的信奉者，而不是向夷人，要求维护儒教的纯洁性。【p51 第七段】

笔记：清议不是不适用回应模式的原因1

11. 清议无论如何都不仅是一种思想现象。它也是——有人也许认为主要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工具。易劳逸（L1oyd Eastman）写道：“由于严格崇奉儒教而引人注目的官员，往往得以升迁高职。任何政敌被指控无视儒家礼教，不敬天子，谄媚洋人，往往足以使他在皇帝面前失宠。”在这种情况下，利用清议来达到实质上是自私狭隘的目的，就必然具有普遍的诱惑力，对行政权力很有限的中、低级官员尤其如此。而且正如易劳逸所云，在十九世纪后期中国普遍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抗平衡问题，皇帝自己也可以操纵控制清议这支政治杠杆，来对付诸如李鸿章这类督抚大员。因此，看来至少在一个重要方面，清议揪住西方文化下放和太平天国揪住西方宗教不放，颇有类似之处：两者都是把西方拉来充当一个不知情的合伙者，共演一台戏，而这台戏即使没有西方登场，也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开锣上演的。【p51 倒数第二段】

笔记：清议不是不适用回应模式的原因2

12.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排外主义种类较多，来源于不同的情绪，但同样都是真正的排外主义。首先，是各阶层共有的以忿怒为核心的排外主义；其次，是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的以恐惧为核心的排外主义，这类排外主义也许称之为仇外恐外心理更加妥当；第三，是受过教育的阶层的以蔑视为核心的排外主义，它的基础是对中国文化极为强烈的优越感；最后，是为数较少但日益增多的中国雏形民族主义者所特有的以自愧为核心的排外主义，这部分人对西方政治侵略的反感比对文化影响的反感更为强烈，他们往往赞同按照西方的道路进行改革，不同意全面排斥西方。【p54第五段】

笔记：关于中国排外主义类型的划分

13. 只有最后一种排外主义才显然是中国针对西方本身提出的问题所做出的总回应的一部分，至于其他三种情况，则比较含糊。以愤怒为核心的排外主义，可以理解为传教士和教徒的行为在当地造成某种真正的不公平而引起的出于人类天性的反抗，它并不是一种出于中国文化固有特点的反抗；以蔑视为主的排外主义（这类排外情绪往往是清议所引起的），更多的是中国对非中国文化（不是对特指的西方文化）造成的威胁所作出的反应；群众的仇外、恐外心理（诸如反洋教骚乱中发泄出来的情绪），最少部分地是某一地区（广东或四川而不是整个中国）对于陌生人的出现所做出的回应，只不过这些陌生人恰巧是西方人而已。显然，把所有这些排外主义的表现放在一起，统称为“中国对西方之回应”是对复杂的历史情势草率从事。除了要区别“政治的”排外主义和“真正的”排外主义之外，还必须着重把中国历史上随时都可能产生的各种排外主义，和与特定的西方冲击有关联的各种排外主义区别开来。

【p54 第六段】

14．（周锡瑞）指出如果义和团起义是西方经济侵略的后果，严格说来应该在广东或江苏发生，如果在山东发生也应在山东东部沿海地区，那里外国经济活动比较广泛，而不应发生在鲁西，那里显然没有外国经济活动。关键的一点不在于巴斯蒂德一布鲁盖尔与周锡瑞想尽量缩小义和团运动的排外反基或反帝的方向，而在于他们认为这种方向和外国的经济入侵并无因果关系。对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说来，尤其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这种方向并不仅仅是中国民众对西方冲击所作出的心理的或思想的回应，看来两位学者都认为义和团的这股反西方敌意，主要是受中国农村情况迅速恶化的制约——是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因素相互作用、交错相连的结果。新的外国势力的入侵则通过各种方式，往往是间接地影响这些因素。【p52最后一段】

笔记：中国的义和团起义不是冲击的例子的原因，也可以是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起义的推论。

15. （冲击——回应模式）它从几方面歪曲了历史：它阻碍人们去真正研究这一时期中与西方入侵没有关联（或最多只稍有关联）的历史侧面；它容易使人把十九世纪中国与西方有关联的一些侧面单纯地解释为“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回应”，而实际上它们却部分地——在有些情况下主要地——是对本土力量作出的回应；最后，由于它把重点放在人们有意识的“回应”上，就自然会引导人们采用思想、文化和心理的解释方法，而削弱了采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解释方法。【p56 第二段】

笔记：冲击回应模式的缺点

16. 为了纠正上述歪曲，把十九世纪中国历史看成由若干不同层带（zone ）所组成，可能有所稗益。最外层带（所谓“最外”是就其地理和（或）文化含意而言）包括晚清历史中那些显然是对西方入侵作出的回应，或者是入侵产生的后果。【p56 第三段】

笔记：柯文关于不同层次的划分

17. 其次，是中间层带，它所包括的历史侧面不是西方的直接产物，而是经由西方催化或赋与某种形式与方向的事物。【p56 第四段】

18．最后，是最内层带。它所包括的晚清文化与社会的侧面，则不仅不是西方入侵的产物，而且在最漫长的时间内最少受到西方入侵的影响。【p56 第五段】

19. 上述各层带的内容是流动不居的，层带之间也经常相互影响。【p57 第二段】

第二章 超越“传统与近代

1. （威特福格尔）他认为凡是“水利型社会”（hy-draulic society ），其“社会停滞的现象都异常突出”，而中国则是这类社会的一个主要代表。他认为尽管产生水利型社会有好几种不同途径，而且在有利环境下，这类社会会发展出很复杂的财产占有方式和社会阶层的区分，但是它“除非受外力冲击，从未放弃其根本结构”。【p62 第三段】

2. （李文森关于西方近代化的观点）十九世纪对中国看法的最后一部分可以分解为下列几个互相关联的论点：第一，中国只有通过外来的强刺激才能从沉睡中惊醒；〔27〕第二，近代西方，而且只有近代西方，才能发现这一强刺激；第三，这一震击过程已经开始，其结局必然是按照西方形象改造中国文化。【p63 第二段】

笔记：李文森作为一个传统-近代模式的支持者关于西方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的论点，也是当时绝大多数的持这种模式的人的论点

3．从十九世纪继承下来的一整套假设——认为中国是野蛮的，西方是文明的；中国是静态的，西方是动态的；中国无力自己产生变化，因此需要“外力”冲击，促使它产生巨变；而且只有西方才能带来这种外力；最后认为随着西方的入侵，“传统”中国社会必然会让位于一个新的“近代”中国，一个按照西方形象塑造的中国。【p69 第四段】

笔记：传统——近代模式所基于的假设

4. 在这幅新画面中“过去”的某些特征继续被描绘为与革命变化是对立的，但是另有些特征则不仅未被视为这类变化的阻力，反而被视为推进乃至于左右这种变化的一股力量。按此推论，中国革命本身也被视为不仅仅是对西方入侵造成之新问题的回应，而且也是对来自中国内部老问题的回应。【p69 第五段】

笔记：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对传统—近代模式的新观点，相比于以往，较为注重中国内部因素

的影响

5. （墨子刻在《摆脱困境》一书中讲到）西方进入了这个世界，但这件事并不像费正清、李文森和许多其他学者反复宣称的那样，预告了灾难的到来；相反，它带来了解放。近代化——甚至于革命——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的毁灭，而恰恰意味着它的理想的实现。在十

九、二十世纪之交主张近代化的中国人士看来，西方方法的巨大魅力不仅在于它许下了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t ）的诺言，使中国富强起来，更重要的是在于“这些方法似乎有助于解决儒家内心的痛苦问题，实现他们长期以来念念不忘的社会理想”。因为西方带来的“并不是社会、经济势必发生变革这一思想本身，它带来的是一种信念，即深信由于有了近代科技，民众参政的新办法（不管是自由主义或是共产主义的办法），以及各种新知识，‘外在’领域的各种政治、经济问题实际上是可以改进的，而这些问题从王安石‘新法’造成的亢奋状态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几乎无法解决的⋯⋯随着近代中国人感到改变‘外在’领域日益切实可行，他们对改变内心世界的追求也就松弛下来了。‘内在的’困境⋯⋯就显得不那么尖锐和重要，盲目的乐观主义在中国人的思想中传播开来”。【p72 最后一段】

笔记：这主要是讲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匡扶社稷之心，有着表达政治愿望的心愿，但是在中国专制的经济和政治情况下，只能成为皇权下的附庸，然而在西方到来时，由于国家的紧张情况使以前的这种政治和经济情况发生了改变或者是有所松动，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言论和参政环境，因而解决了知识分子内心中的一个困境，即批评政治与服从政治之间的紧张状态。

6. 把传统与近代看成两种流动不居、互相渗透的状态，认为传统社会中包含近代的潜势，近代社会中又体现了传统的特点，可是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原来的假设，即认为文化的所有特 征都可以在传统一近代这个单一的连续体（continuum ）中找到自己的位置。【p75 第二段】

笔记：关于传统-近代所基于的假设的其中一个点的批判，认为历史是单项流动的，传统与近代界限分明——如果不是传统那么就是近代。

7. “历史能量守恒的假设，⋯⋯”即认为在一特定的社会中，花费在成对的两极因素身上的能量是固定不变的。因此社会能量向一极流动，就要求相应减少向他极流动之能量”。赫克斯特还指出，按此推论，在任何成对的两极中，向一极增加能量的本身就足以证明另一极的能量已经外流并减少。赫克斯特引用了十六世纪英国世俗活动与宗教活动的例子来批驳历史能量守恒的假设。史实确凿无疑地证明这两种活动在当时曾同时增加。但是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却不言而喻地假设世俗活动既然明显增加，则宗教活动势必下降。只有当人们认识到宗教与世俗尽管是对立的两极，却有可能同时发展时，才有可能发现“它们在十六世纪曾经同时发展过”。【p75 第三段】

笔记：对于“传统-近代”模式所基于的假设的第二个点的批判，认为传统与近代界限分明，传统的能量减少，近代的能量才会增加，才会发展出近代，作者批判这种假设是错误的。

8. “‘近代的’与‘近代性’这两个词的本身就意味着对政治发展采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模

式；它们暗示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是沿着可以明确划分的阶段向前发展的，演变过程的后一阶段必然比前一阶段更加复杂，而且也必然比前一阶段更加美好。”【p76 第二段】

第三章 帝国主义：是现实还是神话？

1. 佩克指出：虽然近代化理论和帝国主义取向两者都“强调西方经济势力对中国的入侵”，但是前者坚持这种入侵是有益的，而后者则认为是有害的。例如，赖肖尔就主张一度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亚洲国家所经历的“经济悲剧”“与其说是由于它们吃了‘经济帝国主义’的苦头，不如说它们那里以大量西方投资形式出现的‘经济帝国主义’实在太少了”。〔8〕佩克则反驳说：“帝国主义理论认为资本输出和控制国外市场是外国统治的传统手法”，“甚至贸易本身也‘容易产生反作用，它助长维持现状、压制进步的势力’。”〔9〕总之，国际的经济体制，对非西方国家的近代化毫无好处；相反，它提供了一种使近代化几乎无法进行的对立的环境。【p78 第五段】

笔记：近代化理论和帝国主义的模式的区别。二者都认为西方入侵起到了关键作用，区别在于对于西方的态度是褒还是贬。

2. 佩克的攻击象征着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p80 第三段】

3. 佩克不愿意（或者无能力）认真探讨内部因素的原因之一，是他对中国历史采取了极端的目的论的看法。【p83 倒数第三段】

笔记：也可以作为以佩克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模式的支持者没有考虑到内部因素的原因。

4. 佩克贬低内部因素之重要性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道义与心理的总框架造成的。【p83 倒数第二段】

5. 佩克贬低内部决定因素的第三个原因，是除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重要的（但仍有待澄清的）问题之外，内部因素在当时流行的中国史学中几乎没有受到注意，而佩克的整个取向则几乎完全建立在这种史学的基础之上。【p83 最后一段】

6. 莫尔德把这种强调内部社会文化因素，认为它们解释国家能否“发达”之主要变数的看法称之为“传统社会”理论。传统社会理论认为世界经济所发挥的作用基本上是有利的，和这种经济合并可以对传统社会的发达“起推动作用”，并认为主要正是由于非西方社会对这种合并开放不足——这种开放不足是由于这些社会的内部构造引起的——才造成它们的不发达状况。另外一种对不发达的解释，莫尔德称之为“世界经济”取向，根据这种取向“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对非工业国家的发达基本上起阻碍作用，而不是促进作用”，并把未发达状态“看成是未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从属的或卫星的地位所造成，而工业国家则从这种世界经济中得到了过多的额外利益”。【p84 第三段】

笔记：莫尔德所持有的帝国主义模式是一个相对于佩克来说新型一些的观点，相比于以往会更注重内部因素一些，但是也有其缺点。此为莫尔德的理论基础，第一个是从内部因素考虑，

第二个是从外部因素考虑。

7. 正如本书第一章所主张的那样，我同意在西方冲击到来前夕，中日之间确有许多重要的相似之处，而研究东亚的专家们未能从更加广阔的历史比较研究角度出发，扩大自己的视野，往往容易忽视这些相似之处而夸大两者之间的对比。【p85 第二段】

8. 当她企图找出导致上述结局的各种因素时，问题就出来了。此时，她的理论框架使她强烈地相信外来力量的重要性，致使她不是对史料进行公正的筛选，井据之做出结论，而像是根据自己心中事先形成的一套结论来衡量轻重。例如，莫尔德认为，太平天国起义是十九世纪中叶削弱中国政府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由于她在理论上己承担了一种看法，即清朝政权的衰微是中国进一步合并于世界经济的结果，因此就必得把太平天国主要从合并的角度加以解释。而莫尔德恰恰就是这样做。【p88 最后一段】

笔记：莫尔德作为一个主张新的帝国主义模式的史学家，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时候，虽然注意到要注重内部因素的影响，但是到最后却也再次走进注重外部因素的漩涡，这也是当时大多数有开始注重内部因素的学者的共同的缺点。

9. 为什么中国能够如此有效地抗拒西方的经济冲击。一部分原因仅只由于中国躯体庞大...... 躯体庞大不仅容易产生惰性而且还令人难以深入它的内部。【p94 第一段】

笔记：墨菲中国之所以能抗拒西方冲击的原因，而仅仅成为半殖民地而不是像印度一样的完完全全殖民地的原因。

10. 墨菲认为中国能如此有效地挡住西方影响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中国人对自己的形象具有巨大优越感。【p94第三段】

11. 墨菲强调的第三个因素是十九直到二十世纪传统中国经济的优点和效率，特别是它的商业结构。【p94 第四段】

12. （帝国主义问题模式） 在探论这些问题之前最好重申一下这场争论的焦点是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冲击，不是在其他领域的冲击。【p98 第三段】

第四章 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

1. 三种取向都明确地（如帝国主义模式）或都隐含地（如冲击一回应与近代化模式）坚持认为十九、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任何重要变化只可能是由西方冲击造成的变化，或者是对它 的回应所导致的变化。这样，就排除了真正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国内部观察中国近世史的一切可能。【p103 第三段】

笔记：三个模式共同的特点，也是共同的弊端。

2. 鉴别这种新取向的主要特征，是从置于中国历史环境中的中国问题着手研究。这些问题有的可能受西方的影响，甚至是由西方造成的；有的则和西方毫无联系。但是不管怎样，它们都是中国的问题。说它们是中国的问题有两重涵义：第一，这些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第二，衡量这些问题之历史重要性的准绳也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p104 第二段】

笔记：中国中心观与西方的三种模式不同，采用了直接经验的方法，试图从局内人来探索中国近代史。这时中国中心观的的取向之一。

3．（辛亥革命）看来这场革命似乎较少地是一场受西方影响的激进分子对保守的满清政治体制发动的反抗，更多地是进行改革的清廷和某些方面相当保守的地方上层社会之间矛盾冲突的产物。这批上层人物认为清廷的改革纲领具有强烈的中央集权倾向，是对自己经济与政治利益的威胁。【p107 倒数第四段】

笔记：这时作者对辛亥革命是否可以作为西方对中国有着巨大影响的例子的反驳，认为他也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内部冲突引起的，与清廷的抗衡也是对于内部挑战的解决。

4. 当然，西方的影响曾起过重要作用。事实上触发革命的表面争端之一，正是中央政府和某些省对于应该由谁负责建造中国铁路发生了冲突。但是，真正的争端并不在于铁路而在于清廷触犯了一整套的特权——即地方上层社会愈来愈视为禁脔的金融、商业、政治和管理的特权。从这个观点出发，这场革命并不是“近代”势力（不论在多么有限的范围内）战胜了“传统”势力，而是中国社会内部长期以来持续未断的权力斗争发展的结局。【p107 倒数第三段】

笔记：对于辛亥革命不能说明是西方冲击影响的说明。

5. 鉴别中国中心取向的第二个特征，是在面临这个不可理解的难题时把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单位。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取向并不是以中国为中心，而是以区域、省份或是地方为中心。采取这种做法的主要依据是因为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要想对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而不满足于平淡无味地反映各组成部分问的最小公分母——就必须标出这些变异的内容和程度。【p107 最后一段】

笔记：是对作者研究中国中心观的亮一个特点，就是历史描绘的精细化，其中柯文在如何将其进行划分的时候运用了两分法，分为沿海和内陆从而将其差异化，从而避免犯均匀单一的错误，但是这也导致了如之前所说的那样“在强调‘区分’的同时，低估了‘综合’的重要性”的错误。

6. （沿海）该地区内部的交流得以顺畅进赋予沿海文化以内部的统一性，并使之与中国其他地区有别的一些特点，可简要归纳如下。第一，沿海地带在物质和文化上都处于西方直接影响之下（尽管这种影响带有高度选择性）。（但对此点亟需补充说明：①仅就数量上说，在所有沿海城市的居民里，中国人都占压倒多数；②到十九世纪末叶，非沿海城市，尤其是长

江及其主要支流的通商口岸，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西方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从未达到沿海较大城市的程度。）第二，沿海地带的经济以商业为主轴，包括通商港口之间（即沿海地区内部），沿海与内地之间以及沿海地带与国外之间的贸易。第三，虽然有少数中、外官员和大量工业和非工业的中国劳动者聚居口岸城市，沿海社会的价值概念则带有该社会中中国与西方上层商人的浓厚资产阶级色彩。第四，沿海地带在行政和司法上是一种混合体，既含有中国的又含有西方的主权与惯例的因素。第五，沿海地带和腹地形成鲜明对比，它面向外界，面向全球；眼光既集中在中国但也同样集中在全世界。【p108 第三段】

笔记：沿海地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原因及其特征，并为之所以用二分法进行划分的现实依据

7．中国中心取向的第三个特点中——是把中国社会视为按若干不同层次组合的等级结构。

【p112 最后一段】

8. 必须反复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是上层社会与非上层社会的区别，因为在等级结构的每一层次“直到最低层次，都有自己的上层分子一也就是说都有社会阶层的区分。正如史坚雅所说，“向作为政治体制的〔基层〕集市社区提供实际领导的人，以及代表社区集体与上级政治实体打交道的人，都是些有地产、有闲暇、有文化的乡绅，而他们在任何合理意义上都是农民的对立面。是手工艺人、商人以及其他从事经济活动的专职人员，不是农民，使定期集市得以像心脏一般正常跳动，从而维持社区的生命。是得到寺庙的乡绅管理人员支持的宗教领袖，不是农民，赋予农民的小天地以宗教意义”。〔42〕总之，即使中国农村社会的最底层也绝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大堆农民。【p113 第一段】

笔记：说明柯文之所以强调进行社会层次的分层的原因

9. 总之，上述研究中国历史的取向有以下四个特征：（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 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p119 第三段】

笔记：作者关于在上文书摘中提到的中国中心观的特征的总述。

10. 中国中心取向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人们在探讨中国近世史问题时逐渐把重点从文化转向历史。【p120 第三段】

笔记：作者说明中国中心观的影响，在以往，人们会注重西方冲击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上的影响，到了如今的中国中心观的趋势时，人们更加注重从中国传统中，也即历史中来看待中国近代史中的种种变化，强调中国历史中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11. 中国中心取向之所以适宜于从历史而不是从文化的角度来构想中国的过去，是因为它进行比较的重点不在于一个文化和另一个文化（中国与西方）的不同，而在于一个文化（中国）

的内部前后情况的不同。前一种比较方法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文化的比较稳定持续的属性和特征——即文化的固有特性上——容易使人们对历史采取相对静止的看法。而后一种比较由于强调某一文化内部在时间上所经历的变异，就扶植了一种对历史更加动态，更加以变化为中心的看法，依此看法，文化作为解释因素，退居次要地位，而历史——或者说一种对历史过程的更加高度的敏感性——就渐居注意的中心。【p121 第一段】

感想：

记得上学期老师课程中要求我们做中英对照时，我们组选择了《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一书，这是柯文通过分析王韬这一人物，来表达自己中国中心观的一本书。在写自己的读书笔记的时候，我写的是《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一书，这本书通过介绍和分析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刘师培的思想，说明这四个人看上去思想和西方密不可分，但实际上则都受传统儒学深刻影响，表达了作者张灏的中国中心观的思想。可以说，《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兴起》一书与这两本书，有着共同之处，在看过以后对中国内部因素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

这本书对美国学者和部分中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对占西方主流的三中模式进行了批判。对于“冲击-回应”模式来说作者从当时内部因素考虑，指出除了处于中国最外层的沿海通商地带等与西方接触最多的地方以外，其他的地方的反专制很少受到西方影响，或者只是受到西方间接的侧面的影响，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来自于内部冲突造成的挑战；从传统因素考虑，中国试图革新的看似是受西方影响走向近代的举动，实际上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改革传统。对于“传统-近代”模式，对于西方所认为的西方的入侵之前，中国是停滞不前的，是西方入侵使中国近代化的观点，作者柯文指出不能将传统与近代割裂开，在中国的近代时期，传统与近代双方相互渗透，这种传统对近代的影响，也正是从内部因素来考虑的。对于帝国主义模式柯文也指出了他们的不足，由于道义和目的论等原因，倾向于评判美国的帝国主义，从而忽略了对内部因素的探讨，即使在后期的帝国主义模式中开始较为注重内部因素的影响，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的认为外部因素起关键作用，而使内部因素的作用受到削弱。最终，作者在前三章批判了三种模式的不足以后，在最后一章向我们展示了以动态观点、内部取向和历史描述精细化为特点的中国中心观，以及关于正在美国兴起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回顾。在这一章主要阐述了关于中国中心观的理论以及关于中国中心观的研究，而没有作者本身的实践研究做佐证，虽然作者所举的研究便可以佐证观点，所以觉得和《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一书配套着读估计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这本书是作者将中国中心观运用到研究中的一个实例。

在看过《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和这本书，以及上学期所做的中英对照的经历，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之巨大。尤其是儒家对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平民的影响，这一点在本书可能体现得不是很明显，但是在《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一书中体现得相当明显。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深深植根与中国的骨髓之中，使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这种定式虽然不会太显露，但是却悄悄的影响着我们。即使在经过反封建，反传统，反“孔家庙”等一系列企图摧毁传统价值观以迎接西方近现代思想的运动之后，传统思想依旧处于中国人的潜意识中挥之不去。即使在中国现代化的今天，中国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法，也与中国传统的儒、法治国虽然说不上完全一样，但也有其共同之处。最后用一句话结尾便是，中国传统的影响，你反或者是不反，他就在那里，不离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