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归程(二)

　　■歌唱在这里是全部生活的起点和终点，全部历史的凝炼和传承，全部文化的贮存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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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石阶上领唱的，总是中年妇女。她们的表情比较严肃，但歌声在女儿辈的身上却打开了欢乐的闸门。

　　我一遍遍地听，当地的侗族朋友在我耳边轻轻地介绍着歌曲内容，两头听下来终于明白，这样的歌唱是一门传代的大课程。中年传教给青年，青年传教给小孩，歌是一种载体，传教着人间的基本情感，传教着民族的坎坷历史。像那首《珠郎和娘梅》的叙事长歌，就在向未婚男女传教着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忠贞，为了爱情与忠贞应该作出什么样的抗争，付出什么样的牺牲。

　　歌声成了民族的默契、村寨的共识、世代的叮咛。但是，这种叮咛从来不是疾言厉色，而是天天用多声部自然和声完成。这里所说的“多声部自然和声”已不仅仅是一个音乐概念，而是不同年龄间的一种共同呼应、集体承认。这里的课本那么欢乐，这里的课程那么简明，这里的教室那么敞亮，这里的考试那么动人。

　　这所永恒的学校，大多以女性为主角。男性是陪衬者，唱着雄健有力的歌，作为对母亲、妻子、女儿间世代叮咛的见证。他们更以芦笙来配合，不同年龄的男子高高矮矮地吹着大小不一的芦笙，悠悠扬扬地搀扶着歌声走向远处。女性们获得了这样体贴的辅佐，唱得更畅快了。

　　我听一位在村寨中住了几年的外来人说，在这里，几乎每天都在轻轻的歌声中醒来，又每天在轻轻的芦笙中睡去。我一听就点头，因为我这几天住宿的那家干净的农家旅馆，边上就是一条河，永远有一群一丝不挂的小男孩在游泳，边游边唱。在近旁洗衣服的小女孩们不唱，只向小男孩们泼水。她们是主角，是主角就不轻易开口。明天，或者后天，她们就要周周正正地站在花桥石阶的最低一级与大人们一起歌唱了。那些小男孩还站不上去，只能在一边学吹最小的芦笙。

　　我们平日也可能在大城市的舞台上看到侗族大歌的演出，但到这里才知道，歌唱在这里不是什么“余兴节目”，而是全部生活的起点和终点，全部历史的凝炼和传承，全部文化的贮存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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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声一起，吊脚楼的扇扇窗子都推开了，很多人站在自己家的窗口听。这个画面从鼓楼这里看过去，也就成了村寨歌会的辽阔布景。

　　石桥、小楼、窗口，这本来也是我家乡常见的图像。岂止是我家乡，几乎整个江南都可以用这样的图像来概括。但是，今天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重大差别。江南石桥边楼房的窗口，往往有读书人在用功。夜间，四周一片黑暗，只有窗口犹亮，我历来认为，那是文明传承的灯火。

　　我也曾经对这样的窗口灯火产生过怀疑：那里边攻读的诗文，能有几句被窗下的乡亲知晓？如果说，这些诗文的功用，是浮载着书生们远走高飞，那么，又留给这里的乡亲一些什么？

　　答案是，这些书生不管是发达还是落魄，不管是回来还是不回来，他们诵读的诗文与故乡村庄基本无关。因此，河边窗口的灯光对于这片土地而言，永远是陌生的，暂驻的，至少，构不成当时当地的“多声部自然和声”。

　　侗族长期以来没有文字，因此也没有那些需要日夜攻读的诗文。他们的诗文全都变成了“不著一字”的歌唱。这初一看似乎很不文明，但是我们记得，连汉族最高水准的学者都承认，“不著一字”极有可能是至高境界。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否定文字在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只是对自己作一个提醒：从最宏观的意义上看，在文明演进的惯常模式之外，也会有精采的特例。

　　不错，文字能够把人们引向一个辽阔而深刻的精神世界，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承担非常繁重的训练、校正、纷争、一统的磨炼，而磨炼的结果也未必合乎人性。请看世间多少麻烦事，因文字而生？精熟文字的鲁迅叹一声“文章误我”，便有此意。如果有一些地方，不希罕那么辽阔和深刻，只愿意用简洁和直捷的方式在小空间里浅浅地过日子，过得轻松而愉快，那又有何不可？

　　我在这里还看到了文字崇拜的另一种缺陷，那就是汉族的饱学书生几乎都不擅于歌舞，更无法体验其中的快乐。太重的学理封住了他们的歌喉，太多的斯文压住了他们的舞步。生命的本性原来是载歌载舞的，在他们身上却被偏狭的智能剥夺了大半。

　　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是对于人类的健全和俊美的重新确认，从奥林匹亚到佛罗伦萨，从维纳斯到大卫，文字都悄悄地让了位。相比之下，中国的书生作了相反的让位。只有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才会重新展现生命的更本质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