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议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

　　160多年前诞生在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针对西方资本主义时弊，为“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指明方向的马克思主义，最终没能在西方变为政治成果，反倒在落后的东方——俄国、中国等国，先后建立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制度。近100年前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什么能够接受作为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斗争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呢？　　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救亡”就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如何救亡？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80年来，先进的中国人民为此前赴后继，不断地探索、奋斗、流血，但亡国的危险依旧，民族危机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如何才能“救亡”？这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民须臾之间都在思考的话题。　　马克思主义虽是针对西方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弊端，让无产阶级改变自己命运而成为国家主人的学说，但却是一个从“根本上”求“解放”的学说。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马克思主义具备了被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接受的先决条件。关于中国近百年来未进入民主法制社会的原因，李泽厚先生的“救亡压倒启蒙”一说虽然似是而非，但对“民主革命”时期国人为救亡而反复表现出的“国家主义”“集体主义”至上的史实概述，所勾勒出的“救亡”是社会第一需要的情境则基本客观。马克思主义是宣扬“阶级利益”至上的，“在实践上也趋向于一种与国家崇拜的结果极其相似的社会形态”[1] （p.22），并且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具有至高的人文道德关怀。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被选择，也就构成了其历史画卷中头等重彩的一部分：中国“救亡”，需要马克思主义[2] （p.191）。　　20世纪开始之后中国社会的一大主题，是“革命”。彼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动荡、大转型的过程之中，政局混乱、思想多歧、学术芜杂。1899年，梁启超认为，“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他所倡“诗界革命”便是“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征”[3] （p.39）。1903年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指出，“革命”一语，现在已经成为“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3] （p.39）。当辛亥革命之后，因为“革命尚未成功”，“革命”的孙中山派仍要继续革命自不需言，其他各派或无派的爱国知识分子无不都在或“想革命”、或“喊革命”、或“干革命”，甚至连和尚都在“革命”。1913年，时任《佛教月刊》总编辑的太虚法师在中华佛教总会长寄禅的追悼会上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三大革命口号，要求在佛教界进行革命[4]。“五四”之后“革命”一词更是迅速流行，大家“绞心绞脑的就是怎样提倡革命，怎样实行革命”[5]。后来的“革命”竟然出现了鲁迅所说的“革革命”[6] （p.523），钱穆所说的“互革己命”的情状[7] （p.169）。　　马克思主义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公开号召无产阶级起来进行暴力革命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社会，这是“革命”的学说无疑！中国需要“革命”，中国当时似乎已经都在“革命”了。所以，这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社会氛围。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没能建立起一个有序的共和的政治环境。中央政权软弱，大小军阀独霸一方，政局混乱不堪。但这并非一无是处：没有“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唯我独尊”，人人都可以提出主张、标榜主义。在此状态下，国民无所适从。爱国知识分子忧心如焚，纷纷著书立说，于是“道术将为天下裂”，“主义”满天飞。仅仅关于“社会主义”，后人的研究描述是：“除了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以及合作主义，而无政府主义中还有什么无政府个人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蜂拥而来。”[8] （p.179）　　如此众多的“主义”都能在中国传播，而具有厚实的哲学基础、严密的逻辑系统、具体的战略步骤、明确的远大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充分展示了“历史必然规律性”的马克思主义，怎么能不被激进的知识分子们接受并捧之为至上法宝呢？所以，“失序”的政治环境，实际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打开了“学理”，即思想学术之门。　　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士，是介于统治阶级与普通大众之间的一个中间阶层，位于“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之首。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甚至具有“帝者师”的意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他们的人生价值和使命。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实用理性”。所谓“实用理性”，与源之于古希腊几何学的西方纯粹理性不同，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例如，中国人对鬼神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这种对鬼神不肯定、不否定，甚至不去询问、怀疑和思考的态度，就是中国典型的“实用理性”智慧。因为任何寻求、怀疑和思考，都需要运用理性思辨，而用思辨理性是很难证实或证伪上帝鬼神的存在的，既然如此，又何必盲目信从上帝鬼神，或依据科学而力加排斥上帝鬼神呢[9] ①？“实用理性”最早成熟于先秦诸子的政治哲学中，以儒家学说为最，渐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传统之一。　　如上所述，鸦片战争80年来的各种救亡之“术”都没有完成救亡的任务，“满天飞”的“主义”又都声称自己是救亡中国的良方，具有实用理性传统的爱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激进分子，选用具有“必然”因果律和强烈实践品格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所以，素来讲“和为贵”、讲“温良恭俭让”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关头，其原有的文化心理完全能被改变，让位给了讲阶级斗争、讲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且理直气壮。如蔡和森1921年2月11日在法国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10]到此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根本上已经不存在上述的“心理障碍”了。对此，梁漱溟在1921年有观感：现在的中国与西方一样了，人对人都持一种划界线算账的态度[11] （p.180）。 　　中国自古就有“天下大同”的理想，希望“四海之内皆兄弟”，希望“天下为公”。到近代，康有为还写了关于全人类的《大同书》，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条幅至今也还被挂在众多堂阁里。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种共产主义学说，其理想的未来的社会，“必然”是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消灭了贫富差别，人人自由、人人享受劳动、人人各取所需的社会，这不就是中国传统中所梦想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吗？甚至比之还要美好！既然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与中国传统的理想是一致的，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一种“西学”，但这种“西学”的一些思想实际上也是我们中国“古已有之”的，我们为什么不接受，为什么不宣传，为什么不信仰呢？而且这种“西学”的共产主义不只是一种道义层面上的理想，而是明明白白指出了如何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和“全人类都要走这条路的”必然性，会“自然地……使全人类进到大同境域”的，中国人怎么可能不接受“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呢[12] （pp.1357～1359）？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并不尽准确。一是时间上不准确。因为早在1899年3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就在《万国公报》第122期上撰写《大同学·今世景象》一文，其中用100多字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反资本”的“核心学说”。据宋庆龄回忆，孙中山早在1896年流亡伦敦时就知道了马克思并阅读过一些社会主义的著作。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舆论界影响最甚的是新文化运动，其领袖们主要在进行文学革命、反“吃人”的封建道德、鼓吹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直到苏俄外交委员会发表的关于废除沙俄在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在1920年传入中国之后，马克思主义才真正被广大激进爱国知识分子所信奉[13]。二是内容上不准确。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主要是“列宁主义”，即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讲无产阶级的夺权策略、无产阶级专政和以“民主集中制”原则建党等问题[14]。但是，就笼统而言，即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形成的影响和地位而言，这句话还是成立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被作为大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立而行”的指南，确实是苏俄革命成功示范的结果。如在1923年北大关于“世界第一伟人”的“民测”中，列宁高居第一，在497票中，列宁得了227票，远远多于第二名——得51票的美国总统威尔逊[15]。　　苏俄是中国的邻国，整个经济状况与社会状况，比中国好不了多少。毛泽东说：“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而俄国竟然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庶民的胜利”，使“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到的伟大……革命精力”，能“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更落后的中国不是更需要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主义来指导和激发么[12] （pp.1357～1359）！特别是苏俄革命胜利之后，竟然能主动废除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不真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就真要“世界大同”了么！如此，中国要独立富强，要“和平主义”，要“世界主义”，为什么不能学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主义”呢？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论著，陈独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社会主义批判》等论著，都能明确无误地读到这样的思想与情感。30年后在毛泽东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也表达了这种思想。当然，产生这种思想和感情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在希望与恐惧中，我们总是被最接近我们的东西所影响，从而也就在它的影响下去看待过去的证言”[16] （p.57）。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接受、被传播，乃至发展到由此而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是不同于传统史论的。　　一，不是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相应的无产阶级（“阶级基础”）发展的结果。当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经济非常弱小，相应的产业工人的队伍也非常弱小，根本还谈不上需要马克思主义来“革”资本主义“命”的问题。据毛泽东1926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的统计，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只有200万，而其中很大一部分还属于外资企业中的工人。当时中国的总人口大约是4亿。如此，产业工人大约只占其0.005%，正因此，中共“二大”才制定了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　　二，不是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结果。新文化运动所体现的基本精神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此处具传统说法，也正是这种传统说法本身，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不可能“统一”。有的学者认为无产阶级从来没有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在此不论），从阶级利益的角度说，两者是根本对立的主义。如此，新文化运动怎么可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创造有利条件”呢？不要因为看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转向了苏俄革命，就简单地如是说。陈、李等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其原因，正是前文所说的，是各种历史因素、现实需要，以及他们个人的学识修养、情感个性综合作用的结果①。　　总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接受、传播，是在中国“救亡”的政治形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受八十年的“救亡”失败，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品格，和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一批激进知识分子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作用之下迅猛地“立而行”的结果，而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工人阶级队伍壮大的结果，更不是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结果②。　　【作者简介】李明海，男，1955年生，宜昌市正高级教师，湖北省特级教师，宜昌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历史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育教学。　　姜蓉，女，1963年生，现任职于宜昌市医疗卫生协会，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政治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　　参考文献：　　[1]伯兰特·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文哲学史·绪论（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梁启超.夏威夷游记[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梁启超.释革[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佛教导航网http：//www.fjdh.com　　[5]余家菊.什么是革命的最好方法[J].少年中国，1920-7-15.　　[6]鲁迅.而已集·小杂感[A].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钱穆.革命与政党[A].历史与文化论丛[C].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　　[8]丁守和.中国现代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9]王利平等.文化浸润：中国企业管理的历史传承·引言[M].北京：机械工业出社，2011.　　[10]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J].新青年，9卷4号（1921）.　　[1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　　[12]毛泽东.认人民民主专政[A].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13]金观涛，刘青峰.五四《新青年》知识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A].观念史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14]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A].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8.　　[15]罗志田.西方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J].中国社会科学，1999（3）.　　[16][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J].哲学译丛，1986（3）.　　① 关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请参阅拙作《一场未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运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1年第5期。　　② 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一定的社会意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常识。没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不但不会有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也不可能在人们的观念中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当然也就不会凭空冒出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更不可能产生出社会主义制度了。那么，为什么落后的国家会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诉诸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了呢？北大张光明教授解释得非常有道理：“这些社会主义初步知识的逻辑在历史发展的作用下发生变异了。当历史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越来越成为统一的‘世界历史’时，一国的‘社会意识’在‘国际交往’的作用下，有时会（更确切地说，是随着历史发展而越来越经常）跑到它的‘社会存在’的前面去。在先进国家示范作用的影响下，落后国家的‘意识’经常会超越本国的经济生活条件，成为对先进的别国的‘存在’的反映。所谓德国古典哲学是法国革命的理论，所谓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是对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模仿，就都是这种情况的例证。在这种条件下，‘社会意识’和它本该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存在’相脱离了，而具有了独立性和超前性。”张光明《重读〈在祖国的一年〉》，《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