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统一的结局性安排

在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人们有理由认为，“一国两制”原则的制定和实施既有助于香港的顺利回归，也有助于香港在回归后的十年里保持稳定和繁荣。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直以来，对于“一国两制”原则的形成，人们总是过多地强调决策者理性的运用，而忽视了事务本身的发展势头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在中英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双方都非常清楚，香港必将于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对中国来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因而应该尽量减少可能会影响这一目标实现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就香港与大陆在回归后的关系安排上，最自然的做法便是，除了为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所必需，否则尽量不要去改变香港或大陆的政治、经济、法律以及生活方式的现状。

处于舆论中心的决策者，有时候可能仅仅是迫于现实，做出了在当时情况下明显是唯一可行的决定，但人们仍倾向于将该决定视为当事者高度的理性创造的产物，而不是现实本身所蕴含的力量使然。这一倾向的不利之处是使人们难以看到这种决定的权宜性和临时性，进而期望将其应用于明显不同的情形。

“一国两制”原则在香港实施的成效自不待言，但其未能彻底解决的政治难题也正逐渐显现。香港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各自政治权力的界限，以及香港民众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香港乃至全国性的政治生活，这些问题似乎都有待进一步的解决。就香港而言，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可以在回归后的较长时间内逐步处理，但要想实现台海两岸的和平统一，这些问题却是一开始就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实际上，“一国两制”原则本是起源于大陆对台政策的一些最初构想，但就推动台海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而言，“一国两制”政策显然收效甚微。

1955年，大陆以“和平解放台湾”取代“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随后的“一纲四目”方案则明确表示，“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中央外，当地军政大权，人事安排悉委于蒋”。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发表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九项方针，再次表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该原则后来也得到了大陆方面的多次重申并延续至今。

大陆“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在上世纪50年代的逐步淡出，很大程度上是当时国际形势的严峻现实使然。美国对台海局势的公然军事干涉，使海空力量极度缺乏的中国大陆只能将“武力解放台湾”的政策束之高阁。而当时的苏联是否愿意看到中国的统一，至今也仍是一个历史之谜。

一旦“武力解放台湾”不再是一个现实可行的选项，探寻和平解放的途径也就势在必然。大陆方面期望通过给予台湾当局极大的地方自治权限，尽可能将台湾吸引到两岸统一的道路上来。在1954年底仍被人民日报社论称为“一副腐臭了的政治僵尸”的“蒋介石卖国集团”，到1956年便在“爱国不分先后”的口号下获得了“戴罪立功”的机会。而统一后台湾当局的自治权限也将达到史无前例的极限，台湾甚至可以保有独立的军队！

抗日战争结束后，由于对国共力量过于乐观的估计，对国人民族情感的感觉迟钝，加上在土地政策方面的顽冥不化以及军政官僚体系中令人发指的腐败，蒋介石统率的国民党军队最终在国共内战的战场上遭受了耻辱性的失败。共产党则在取得令人目不暇接的战争胜利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的中央政府的成立，使中国大陆获得了民众期盼已久的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并摆脱了令人屈辱的外国势力的干预，而毛泽东脍炙人口的“以民主政治消除中国历代兴亡周期率”的谈话，更是激起了人们对中国民主政治前景的无限遐想。当时，相对在台湾仍实行独裁统治的蒋氏偏安政权，大陆的中央政府及其从事的两岸统一事业，在全球华人之中都具有空前的道德感召力。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陆方面提出的“和平解放台湾”建议，仍然遭到了蒋介石毫不犹豫的拒绝。

斗转星移，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与大陆相比，台湾不但在经济和科技发展方面取得了更为长足的进步，在政治现代化（或民主化，即政治权力从一个人或少数人垄断的状态转变为一切民众平等享有的结构性变化过程）方面似乎也走在了大陆的前面。

当然，这一事实并不能削弱中国统一事业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但既然旨在赋予台湾极限性自治权限的“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在半个世纪前的形势下都未能成功，人们很难有理由相信，包含类似内容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在当今的形势下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实际上，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实施二十多年后，台湾岛内民意正在背离“一中原则”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大陆最迫切的任务已不再是实现两岸的统一，而是要防止台湾的独立。这不免让从事对台工作的人们时常要怀念台湾的两蒋时代。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不管是作为推动两岸统一的手段，还是作为两岸统一后的政治结果，似乎都有值得检讨之处。和平统一从定义上来讲，必须是两岸协商一致的结果，或者说必须要台湾方面愿意接受两岸的统一。和平统一的主张能否得到台湾方面的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方面的一种主观判断，即和平统一能否给台湾带来一些具有吸引力的新东西。

就两岸谈判而言，台湾方面有可能会放弃一些既有的东西，以换取它尚未拥有的东西，但却不太可能有兴趣进行不能让其现状有丝毫改善的谈判，更不会愿意做出单方面的“让步”。

尽管目前大陆的对台政策将赋予台湾极大的自治权限，但如果这些权限都是台湾已经实际享有的，台湾方面就不会有接受和平统一的动力。台湾方面可能还会认为，尽管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仍能保留独立的军队，但到时候两岸不同政治集团的地位将完全取决于两岸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而目前台湾方面至少还自认为存在依持外国势力的可能。

台湾民众肯定不愿意看到台湾的经济优势因为两岸统一而被稀释，也不愿意看到其政治生活受到冲击。如果两岸政制差别太大，单纯的“基本法”式的保障，似乎不足以消除台湾民众的疑虑，其可靠性仍会受到怀疑。

其实，如同国家的主权一样，国家的民主和自由也同样不可分割。在一个国家，不同的民众享受不同程度的自由和参与政治的权利，这种做法既不道德，也不可能持久。对台湾民众而言，更可靠的保障似乎还是不断缩小乃至消弭两岸政制的差别，这不但可以保障台湾地区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连续性，还可以赋予台湾民众与大陆民众同等的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

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对台湾的政治精英更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统一后的台湾政府当然只能是地方性政府，但台湾政治精英的政治舞台则不能仅限于台湾一偶。他们不会满足于在中央政府担任一些陪衬性的职位，而必须有获得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制度可能性，任何剥夺了这种制度可能性的统一安排都不会对他们产生吸引力。

对那些乐见两岸统一的台湾民众，大陆政治民主化可能非常重要。两岸政治制度的整合，一方面可以使他们无需担忧现有的政治自由因统一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确保他们能够平等地参与全国性的政治生活。毕竟，一个国家如果一方面制度性地将国内某一部分民众长期排除在最高政治权力之外，另一方面又要这些人永远保持对国家的忠诚，这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肯定是非常困难的。

两岸的统一过程同时成为中国政治进一步民主化的过程，这无疑是包括台湾民众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之最大福祉。在大陆方面，政治领导人不但应该正面看待台湾方面对大陆政治民主化的呼吁，更应该审时度势地认真考虑政治改革的问题，以使两岸统一的前景对台湾民众更具吸引力，而不是将民主和自由的道义优势拱手让与各种分裂势力。

如果大陆能够进一步加快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统一与抗拒统一的政治战线将直接扩展到台湾岛内。到时候，抗拒统一的将只有那些极为顽固的台独人士，他们必将在政治和道义上遭到空前的孤立。但如果大陆继续在政治改革方面裹足不前，统一事业的号召力则必将被削弱。台湾岛内在独统问题上意见不同的人，都可能因为对民主的坚持而走到一起。

适当的政治改革也是大陆本身所亟需进行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近30年，其进度已远远超过了政治体制改革，并使人越来越感到旧体制的落后与不适。经济活动的日益活跃，并未伴随旨在完善官僚机构、加强法治、扩大政治参与以及保障人权的政治体制改革，其显而易见的后果是无孔不入的权力腐败，日益悬殊的贫富差异，社会资源分配的极度失衡以及对民众权益触目惊心的侵害。

在今天的中国，从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到各种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分配，莫不因人而异，因地而异。被垄断的政治权力同时又缺乏最起码的约束，必然会迅速而普遍地腐化。政治道德败坏是一切社会道德败坏的根源，政府作为法律秩序的唯一供应者和执行者的信誉一旦丧失，社会诚信缺乏与道德失范则不可避免。大陆屡屡出现的社会问题不可能不影响到台湾民众在独统问题的政治选择。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作为两岸统一的结局性安排，其合理性同样也值得怀疑。如果在一个国家之内存在着两支各自独立的军队，那么除了用于进行一次新的内战之外，人们很难看到它们还能有更好的用处。因此，只要存在其他的选择，似乎就没有必要以降低国家主权完整的紧密性为代价，来换取并不十分稳定和牢固的国家统一。

为了使两岸的和平统一更容易实现，大陆方面应该在不损害中国对台湾主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前提下，对目前的“和平统一”政策注入一些新的内容。和平统一能否实现取决于两岸能否取得一致，即两岸能否找到政治和谈的战略妥协点，而寻求战略妥协也就意味着两岸都需要做出必要的让步。

为了实现和平统一，台海两岸唯一现实的战略妥协似乎是：台湾方面放弃对独立的追求，大陆方面则尽快推动两岸政制的趋同与整合。对大陆而言，推进两岸的政制整合，本来就是比让台湾保留军队更为可取的选择。使两岸的统一进程同时成为中国政治制度进一步民主化与合理化的进程，不但可以提高统一方案对台湾方面的吸引力，也可以避免牺牲两岸统一后国家主权完整的紧密性与持久性。

必须承认，两岸政制的趋同与整合尽管有助于两岸的和平统一，却并不能确保两岸的和平统一，更不能成为大陆方面放弃战略准备的借口。不过，这至少可以让分裂势力为和平统一政策的失败承担绝对与完全的责任。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和平统一的替代措施才可能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从而也具有了更为坚实的道义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