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诗词创作的三个维度

古体诗词的复兴是新时期我国文艺繁荣的一个方面，宁夏诗词创作与全国各地一样以其各自特有的方式推动着中华诗词的发展。本文以具有代表性的三位诗词家为线对宁夏诗词创作作一简单述评。

秦克温与新边塞诗

新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向古体诗词的回归是一个有趣的文学现象。著名的例子有郭沫若晚年对诗词创作的偏爱以及和毛泽东的诗词唱和，藏克家“新诗旧诗我都爱、我是诗界两面派”的名言等。杨金亭还专门选编了一本以新文艺工作者为主的《中国当代百家诗词精选》，鲁迅、老舍等在当代文学史上大名顶顶的人物几乎都以其深厚的古典文学造诣为我们留下了诗词篇章。特别是回归现象，无论说它是兴趣点的转移，还是创造力的衰退，新文艺工作者对这一体裁的染指无疑提高了当代中华诗词的水平，而且以其在文学界的地位成为中华诗词事业当之无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宁夏诗词学会的发起人张源、石天、朱红兵、吴淮生、秦克温以及肖川等均是宁夏当时比较活跃的新文艺工作者。高嵩、李增林、李萌、布鲁南、王拾遗等学者也基本可以划分到这一范畴。秦克温以其记者训练有素的倚马之才诗词创作颇丰，出版有《朔方吟草》，其新诗和旧体一脉相承，几乎咏遍塞上风物。吴淮生是宁夏为数不多的著名散文家之一，新诗和诗词成就均与秦克温齐名，其诗词集《思濂庐吟稿》多酬赠与游历题材，有别于其新诗创作题材的多样性，艺术性却较强。肖川是新体诗坛上西部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律诗《秋兴步杜甫原韵》诸首得老杜之沉郁，比其新诗集《黑火炬》的粗豪风格更令我欣赏。

“新边塞诗”的名称来源于８０年代初新疆诗人周涛等人对当时兴起的西北新诗流派的界定，秦克温首先将其名称引入中华诗词范围，并弘扬光大。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抓住了宁夏地处边塞这一特点而大力推进了新边塞诗的研究和创作。１９９５年秋，以继承和发扬边塞诗传统、反映和讴歌新边疆为议题，在银川召开了“全国第八届中华诗词研讨会”，秦克温是这次大会的组织者，在大会上作了《总结边塞诗的创作经验，促进当代中华诗词健康发展》的主题发言，回顾了我国新边塞诗的创作成就和风格特色，呼吁加强新边塞诗的创作和理论研究。会后编辑出版了研讨会论文集《重振边塞诗风》和《中华当代边塞诗词精选》。成功地通过宁夏承办的中华诗词全国第八届研讨会的机遇，将新边塞诗作为大会主题，从而带动了全国各地对新边塞诗的研究和创作。新边塞诗的特征是使命意识、豪放风格和地方特色，秦克温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

秦克温出生于宁夏平罗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初中时他的习作被语文老师推荐到《宁夏日报》发表，深受鼓舞，中学毕业后即到中共平罗县委宣传部当通讯干事。１９５５年１０月作为当时年龄最小、银川地区唯一的一位业余文学作者出席了甘肃省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阔了眼界。随后考到陕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深造，在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中汲取营养，奠定了较为深厚的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功底。最终到《宁夏日报》作了一名副刊编辑。

秦克温具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功底，出版有《秦克温文学论评集》和《诗的理论与批评》两本专著，他深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的影响，在他的文艺评论和文学创作中，一以贯之地坚持“诗言志”的传统，推崇毛主席诗词的崇高艺术境界，能够辩证地看待文学的政治功能和审美功能，他是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理事。诗词界缺乏文学理论评论人才，秦克温在理论方面的特长使他的理论对诗词创作和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也为新边塞诗提供了理论武器。

出于对古典现实主义的崇信，秦克温选取了“秦中吟”作为笔名，希望用他所熟悉的语言为生他养他的黄土地和象黄土地一样质朴的乡亲唱出由衷的歌。他的诗往往使人诗中见事，并希望能够使人诗中见史，他认为“豪迈是史诗的基调”。他的作品也就通常采用理性评判的方式，比较刚健。也许是诗庄词媚的原故，他有意避免了采用词特别是曲的形式，集子中多为格律诗。秦克温的为人以“直”著称，他的诗歌却很少涉及私语，格调高雅，而能够略带情致的作品犹为可爱。《朔方吟草》中数量最多的是塞上乡土诗，写尽朔方风物风情风俗，一草一木都能见精神。再次是游历诗，访古凭吊，借物言志，即景抒情。其次是时事诗，或歌颂，或讽谕，或酬赠，臧否时事，痛快淋漓。其诗作在《诗刊》等全国文学报刊以及海外华人诗词刊物中广泛发表、获奖，臧克家、公木、杨柄、严昭柱等名家都对其创作进行过高度评价，在诗歌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比较喜欢他的《致南国支宁儿女》等。

作为宁夏诗词学会的秘书长，退休以后的秦克温更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学会的事务中去。经他编辑出版的诗词选集有《塞上龙吟》、《夏风》、《当代诗人咏宁夏》、《中华当代边塞诗词精选》等，主编有《夏风》诗词报，省级诗词大报全国只有广东和宁夏两家。由于编务的劳累，他得了中风和糖尿病等，仍然坚持工作。他积极广泛联系，组织诗词家深入工厂、矿山、军营、学校、企业、农业科研单位等第一线，采风创作。他许多以“戴诗会”等笔名发表的作品，是替企业扩大知名度的宣传诗，为了学会开展工作，他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精力。宁夏诗词学会因此而被评为宁夏社会科学界先进集体。他还主动邀请全国著名诗人、学者１６人次来宁夏为诗词学会、高等院校讲学，并扩大与海外华人华裔诗词界的交往。为了工作，他的爱人也义务成了学会的勤杂工，他是把学会当做家，把诗词当事业的人。秦克温对宁夏诗词创作、研究、组织的发展发挥了无以替代的作用。

周毓峰与歌行体

老干部是当代诗词创作队伍的主体。中华诗词学会号称是当今最大的文学团体，会员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几倍，然而其会员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退休老干部，水平参差不齐。老干部诗的直白风格往往引人非议，毛主席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就有针对性地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一种诗风的形成除了作者的文学修养之外，更应该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在文字狱频繁的左倾形势下，很少有人敢追求含混、歧义等艺术性，唯恐立场表达得不鲜明，诗实际上成了一种口号。随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我国古典诗歌艺术得以继承与发扬，老干部中也有真诗人。

宁夏老干部诗群除了张源、姚持、贾朴堂等前辈之外，比较有影响的是文史馆出版有《丝路清韵》，宁夏老年大学出版的《宁夏老年大学诗词选》，和唐麓君的“沙海诗林”碑刻，还有在宁夏诗词学会麾下的王文华、崔正陵、刘沧等人。最有成绩的是以周毓峰、彭锡瑞、周资生、曾干、胡清荷等为代表的湖南籍诗群。

周毓峰早期深受宋词大家周美成和南宋格律派的影响，格律严谨，语言拟古，可以看出浸淫古籍的功底。作品咏物与赠答较多，较少涉及社会敏感问题，可能是仍心有余悸。其咏物代表作《摸鱼儿.塞上春雪咏怀》体物细腻，流畅自然，寄托深远，放诸《宋词选》中亦可与古人争胜。１９９２年周毓峰以其歌行体长诗《出塞行》，在“首届中华诗词大赛”十万首参赛作品中荣获二等奖，风格为之一变。据说《出塞行》实际评分为一等奖第三名，为了照顾一位华侨而被屈居二等奖第一名。《出塞行》以一位支边造林人与渔家女的悲欢离合的遭遇，反映出建国３０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和精神风貌。被诗评家称为一首知识分子的颂歌和用初唐格律写古风的佳作，其笔力纵横埤阖，语言典雅哀艳，具有史诗的价值。也许是受《出塞行》等叙事诗的影响，在随后举办的“李杜杯诗词大赛”中，歌行体等鸿篇巨制更是风行一时。而周毓峰的歌行体创作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他的长诗《打工情曲》又获得二等奖。1997年他的《古剑行》更是荣获“回归杯全国诗词大赛”一等奖。由于周毓峰歌行体诗歌创作的成绩，宁夏诗词学会多次召开周毓峰诗词研讨会。

曾干的书《未了诗情》收录其《六十初度述怀》及亲朋唱和之作，情真韵切不落西昆酬唱的俗套。在周毓峰为其所作的序言中，我们了解到诗词之外更为感人的故事。1950年周毓峰和曾干等湖湘子弟参军来到宁夏，被分配到军区机关工作。柳营试马，虎账谈兵，两人过从甚密。而曾君尤疾恶如仇，心直口快。1957年“反右”初期，周因任政治部宣传干事，被抽到整风办公室编辑《整风简报》。首长认为军区机关整风运动尚未掀起高潮，嘱周撰文鼓动。周即写了杂谈两篇，题为《解放思想》和《变冷为热》，交给曾干在团支部黑板报发表，其内容不过是消除顾虑，动员参加整风而已。不料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军区机关有人首先向周发难，大字报铺天盖地，针对两篇短文上纲上线。昔日战友或违心附和，或噤若寒蝉，或托辞远避，纷纷与周划清界线。唯独曾干拍案而起，为周据理力辩。然而，周终究被错划为右派，而曾干也受所累，遭到贬谪，落泊几至半生。此时正值大跃进高潮，周毓峰被发配到农村劳动，赴贺兰山炼铁，西干渠背土，什么苦都吃过，冬天手指都被冻裂见到骨头，饥饿、疲惫和压抑，没有含冤而死已是万幸。身处逆境的曾干仍然时常劝慰，使周感到了人情的温暖。“文革”开始以后，周毓峰雪上加霜，被遣返回到湖南原籍农村。当时农村贫苦不堪，每年春节刚过，即青黄不接，周因是另册，更是常常家无余粮，老母乏养，妻、子啼饥，鹑衣百结，形同乞丐。而曾干在数千里外，仍然殷殷挂念，叮嘱周一定要坚信必有重见天日之时，并许诺为其复职奔波。果然经过曾干的多方努力，力求原军区老首长相助，使周于1975年春重返宁夏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拨乱反正，两位老战友相继被平反。这个类似清朝诗人顾贞观和吴兆骞之间深厚友谊的故事也传为诗坛佳话。

湖南人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宁夏诗坛写下绚丽的一笔，随着周资生、彭锡瑞的逝世，周毓峰的南归，其影响也骤然下降。

段庆林与自度体

如今背唐诗已经成为年轻父母对呀呀学语儿女的第一种启蒙方式，然而就是这些年青人，许多人自己对唐诗也是不甚了了。自从“五四运动”将古体诗词定性为封建文化以后，新文学成为青年人施展文学才能的广阔天地。毛主席关于旧体诗体裁束缚思想、不宜在青年中提倡的论断，更是影响深远。随着新时期中华诗词的复兴，从事诗词创作的青年越来越多。因为任何一种文学体裁如果没有当代青年的广泛参与，就一定不能够成为有影响的主流文体。所以，中科院院士杨叔子等人呼吁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以发扬传统文化。

与经济发展水平一样，东南沿海地区诗词创作远远比宁夏等落后地区繁荣，当今我国最著名的青年诗词社团是广州后浪诗社。宁夏从事诗词创作的青年，60年代出生的有段庆林、陆占洪等人，年龄更大些的有宣民庆、白林中等，更为年青的是宁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新成立的诗社的学生们。一些在新诗创作中卓有成绩的宁夏青年诗人也偶而客串写一些古体诗词。

段庆林对诗词的喜爱可以追溯到小学时期，同村一位大哥哥从文革劫火中藏匿下来的小画书、小说等给了他最初的文学启蒙，样板戏的耳熟能详也使他无形中对韵律有了感性认识。办黑板报是从小学开始一直担任班干部的他的一项课外任务。他也就无师自通地写一些《庆六一》、《迎国庆》等七言八句的东西，许多还被学校选中以毛笔字书写作为墙报张贴在县城的大街上。这激励了他的创作欲和发表欲。初一时，上高中的姐姐有次回来对他说，我们语文老师说你的作品还不能称为七律。他才知道诗词是要讲究格律的。他将抄录自己诗歌习作的笔记本一扔，开始大量购买并学习《诗词格律》、《唐诗选》、《唐宋词选注》等古典文学书籍，一位比较严肃的傅老师也主动把当时还难以见到的古典文学选本借给他看。从此段庆林浸淫在古典文学的海洋之中，从《诗经》到元曲，从屈原到毛泽东，他几乎阅读过我国历代诗歌的选集、主要作者的别集和《全宋词》等合集，难怪一位中文系毕业的朋友对他的古典文学功底感到惊奇。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本叫做《历代名家词百首赏析》的书，选本和点评等十分精要，使他真正领会了古典诗歌的艺术技巧和无穷魅力。这本书后来在外地上学时不知怎么丢失了，他至今引为憾事。遗憾的是，他错过了新诗潮的高峰，直到８０年代末朦胧诗选集的出版，他才认识到与古典诗歌完全异趣的现代诗歌的艺术魅力。９０年代初，在秦克温等老师的提携下，后积薄发的他同时开始了古体诗词和现代诗的写作，正式走上文坛。他的现代诗也十分地道，曾经在全国现代诗大奖赛中获奖，并被选入《宁夏文学作品精选》等多种选集中。

段庆林涉足了各种古典诗歌体裁。其最早以词入门，喜欢柳秦等婉约派和苏辛等豪放派，以及南唐李煜等人的性情之作，而对花间派和格律派的“隔”很不以为然。他的作品《临江仙.澜沧江》空灵、《酷相思.孽债》沉郁、《鹧鸪天.内蒙古风情》豪放，风格各异。《卜算子.春寒》中“闹过花灯百蛰惊，冰似春情薄”句，一反比喻的常规，以抽象（薄情）喻具象（薄冰），似是创格。1994年夏天，他随宁夏诗词学会到石炭井矿物局采风，游其新辟三湖旅游区，即席赋长诗《三湖行》，修辞新颖，韵律宛转，周毓峰等前辈称赞一向以词擅名的他，诗没想到也写的这么好。他的律诗《开封怀刘少奇》中“锻铁双襟热，扶犁一脚泥”，和描写下海经商潮的《通胀》中的“谁随屈子观天色，也学王婆摆地摊”等句，以及绝句《无名寺》等，善于炼字，属对工整，受到行家肯定。段庆林也是我区最早涉足散曲写作的作家之一，他被秦克温老师称为宁夏散曲第一人。他的散曲《[仙吕]一半儿.独生子女家教》等，保持了元曲蛤蜊风味。他的《[双调]折桂令.读（科学的历程）》等散曲，更是探索了散曲反映现代生活的新路。他还不局限于传统格律的束缚，作论文《自度体说》，创作了一些自度体作品，他的《名利场三令》、《公关三剑客》、《形式主义素描》等组诗，继承了现实主义诗歌传统，采用现代口语入诗，对社会不良现象进行了无情的讽谕。现代语言、现代韵律、现代生活、现代观念，多种体裁，题材广泛，是段庆林诗词的基本特色。

段庆林非常明白文学并不能给他带来功名利禄，他总是以一种平常心把诗歌作为他思想和情感的札记。与时下流行的现代诗私语化的写作不同，他比较关注社会、关注人生。与许多利用中华诗词图解政治的码字匠也不同，他总是艺术地反映生活，从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中汲取思想和创造的乐趣。正如他在给温州的一位诗友的信中所说：“我觉得在内容上提倡‘城市诗’，在形式上提倡‘自度体’，不失为一种方向。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发展的主流，市场经济观念冲击着城市计划经济和农村自然经济生产与生活格局，能够艺术地反映新形势下普通群众的心态，意义极大。”他的作品决大多数是关注自己熟悉的城市生活的。如今段庆林已经渐渐淡出诗坛，并在经济研究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绩，从纯粹的诗歌到现实的经济，他始终保持着为人和作文的真诚，正如著名中国问题研究杂志《战略与管理》评价的那样，他“兼具历史眼光、学理根究和济世情怀”，他的经济学论文和诗歌一样是他观照社会的一种方式。

原载《黄河文学》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