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书]学与理学研究

湖南大学朱汉民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四书〉学与理学》（批准号为02BZS024），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果有：肖永明。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不是通过摧毁旧的学术思想体系而是通过建构新的学术体系来实现的，哲学家往往依托旧有的学术形态来提出新的思想。他们的哲学观念，或通过对古老经典的创造性解释、注疏，或通过新经典的选择、“发现”、确定而得以体现，决不可能空无依傍，凌空出世。

理学是中国儒学史发展的新阶段，是一种既具有哲学深度又能支撑生活信仰的学术形态，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理学也是在对先秦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中形成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尤其重要的是，理学家通过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阐述、利用、发挥，促进着理学形成、建构与拓展。

近现代以来，有关理学的研究成为哲学史的一个热点。众多学者对理学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本课题所关注的重点是根据中国哲学建构的特点来探讨理学，将理学置于经学史的视野之中，特别是以《四书》学作为切入点来研究理学的形成、拓展过程。所以，本课题从理学所依托的学术形态的一部分——《四书》学的角度研究理学的形成、拓展，希望对理学作更具民族形式特色的、更有历史感的具体把握，从而避免目前哲学史研究中仅仅从抽象的概念、范畴或孤立的命题、论断入手研究一种新的思潮的弊病。这种从《四书》学的视角研究宋代理学，从而将思想史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结合起来，以推进理学研究的深入，在本课题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该成果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四书》学兴起的文化背景。为了回应佛道之学的挑战，复兴儒学，宋初儒学者力图在传统的《五经》之外发掘心性之学的资源，寻找新的学术依托。《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几部经典以其自身的特点逐渐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四书》学由此形成。

第二，北宋的《四书》学与理学。北宋时期，周敦颐、张载、二程等理学学者主要依托《易传》而进行哲学理论的建构，同时对《四书》思想资料进行了大量的阐释、利用、发挥，使《四书》成为其哲学体系建构的重要基础。其中二程对《四书》尤为重视，使《四书》学得到了更大发展。

第三，南宋的《四书》学与理学。南宋时期，随着对心性问题探讨的进一步深入，理学内部湖湘学派、象山学派、考亭学派的理论建构主要依托《四书》而进行。各派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四书》思想资料进行了各具特色的阐释、利用、发挥，建构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同时他们对《四书》的阐述、利用、发挥，又促进了《四书》学的进一步发展、兴盛。

第四，朱熹的理学与《四书》学。一方面，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主要通过阐释、利用、发挥《四书》思想资料建构其理学体系；另一方面，朱熹也是《四书》学体系的建立者，他通过辑合、训解《四书》，使《四书》成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产生了单经无法比拟的理论力量，从而使得《四书》学发展出现质的飞跃，《四书》最终超过《五经》，成为儒学经典体系的核心。

朱熹在理学史、经学史上的成果，首先得益于他的经典诠释方法，即一方面强调从“实践——体验”的进路诠释《四书》，另一方面也重视从“文献——语言”的进路诠释《四书》。这种独特的经典诠释的二重进路，使得朱熹得以通过《四书》学的建立，从而在最高思想形态上完成了儒家人文信仰，并确立了一种以修己治人为目标的工夫论学术形态。

第五，《四书》学的社会传播。理学的社会化与理学《四书》学的传播密不可分。正是由于理学《四书》学思想向最高统治集团及士人阶层进行传播与渗透，理学才得以对当时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产生影响，并渗透于社会生活习俗之中，完成其社会过程。

本成果研究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综合哲学史、学术史研究的特点，既注重哲学内涵的阐发，又注意学术源流的推寻。与现有的理学研究中大部分成果主要从概念、范畴的分析及逻辑的推演着手的思路不同，也区别于主要关注学术形态本身发展、演变的纯粹学术史研究，本成果按照中国古代思想学术发展的固有特点，以理学所依托的《四书》学形态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从而把握理学的理论特点、发展演进的脉络及不同学派之间的分歧。本成果的学术特色与主要建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成果在学术界首次系统地研究、论述了《四书》学的渊源及在两宋时期的演变与发展，探讨了《四书》学的源流与理学思潮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对濂学、关学、洛学、荆公新学、蜀学、湖湘学、象山学在《四书》学的诠释与理学的建构方面的学术特色与思想创新作了系统阐述，尤其是探讨了朱熹的《四书》学学术特色与思维创新，对朱熹的理学思想及其《四书》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第二，本成果还努力从中国经典诠释学的角度，重点探讨了宋代《四书》学与理学的关系。比如，较深入地阐发了朱熹《四书》学的诠释方法、学术成就与思想贡献，分析论述了朱熹的《四书》学诠释方法是“语言——文献”与“体验——实践”两个方面的统一，这就从方法上揭示了朱熹既是经学家又是道学家，同时在两个方面均取得重要学术成就的原因。

第三，本成果还从儒家的人文信仰、实践工夫的角度探讨了朱熹对《四书》学的学术成就与思想特色。这首先体现在他对儒家人文信仰的建构完成上。《四书》是原始儒学的标志性著作，它们奠定了儒家人文信仰的基础。朱熹通过对《四书》的系统诠释，使儒家人文信仰趋于成熟与完善：朱熹既建立了一个天理论的哲学体系，又倡导对天理的精神信仰与生命体验，使天理又成为终极目的的象征性表达。其次，朱熹的理学与《四书》学的结合又体现在儒家修己治人的工夫论上。《四书》原本是孔孟等古代圣贤并于修己治人工夫论体认的记录，而朱熹所重新诠释的《四书》学就是要恢复、发明、实践原始儒家所建立的修己治人的实践工夫。通过对朱熹理学与《四书》学的上述分析，从而深刻地体现儒家思想及其知识形态的历史特质与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