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救赎-论巴金[随想录]的思想价值

陕西师范大学远程教育学院

毕业论文（设计）

姓 名 蒋 亚 萍

学 号 [1**********]011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批次/层次 121/专升本

指导教师 王 荣

学习中心 彬县职教中心

论文题目 反思与救赎-论巴金《随想录》的思想价值

反思与救赎-论巴金《随想录》的思想价值

摘 要

《随想录》是巴金历经十年“文革”、饱受“文革”摧残之后心路历程的写照，也是他晚年思想的总结。本文从再现历史与反思历史、自我解剖与自我救赎以及关注现实与干预影响三个方面来阐释巴金《随想录》的思想价值。《随想录》在反思历史中解剖自我，在解剖自我中挖掘人性，在挖掘人性中进行自我救赎并重塑知识分子正直、善良以及敢于承担责任的人格，其独立思考、敢于讲真话的精神净化着现代人的心灵，它是整个社会的光和热。

关键词：随想录；反思；救赎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再现历史与反思历史 . ............................... 2

第二章 自我解剖与自我救赎 . ............................... 5

第三章 关注现实与干预现实 . ............................... 9

结 语 ................................................. 12

参考文献 ............................................... 13

引 言

2005年10月17日，世纪老人、一代文学巨匠巴金乘鹤远去，留给我们最后的遗嘱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随想录》是巴金先生晚年的思想总结，共150篇，四十六万字，历时八年，分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五部分。它真实的记录了一个劫后重生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在清醒的不断反思和深刻的自我剖析中，还原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良知、自我救赎以及关注现实的精神世界。《随想录》自问世以来，褒贬不一。冯牧赞扬《随想录》是“一本反映了时代声音的大书”，[1]刘再复赞扬《随想录》是“继鲁迅之后，现代散文史上的又一座高峰”，[2]王蒙赞扬《随想录》是“一种精神，一种公民的责任感、道德感”。而被时人称之为“民间思想家” 的林贤治，用他的一句自嘲式的话说就是：“如果说我们是文盲，巴金就是小学三年级水平”。巴金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所达到的理性深度和水平，并没有达到他应该达到的水平，但他并不否认《随想录》的批判态度和表达知识分子良知的见解。纵观全书，单从思想上来看，这部“当代文学的高峰”之作充溢着一位世纪作家的正直、善良与独立的人格。巴金先生在反思历史中解剖自我，在解剖自我中挖掘人性，在挖掘人性中还原良知，建构人格, 关注现实，其意义自不待言。

第一章 再现历史与反思历史

似乎一切都可以在时间的长河中渐渐消失，然而十年“文革”对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特别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巴金来说，是一个荒谬的、混乱的十年。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巴金这样写道：“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在经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剥削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真正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一切事情，一切人在我眼前该换了面貌，我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

[3]一代知识分子，在古稀之年，却迎来了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十载“文革”，“牛棚”林立，“虎狼”肆虐，批斗不断，人则不仁，将人无情地异化为“兽”。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八旬之年的巴金在重病的折磨下开始了《随想录》的写作，开始了对这段历史的重新检验。《随想录》客观的见证了一段全民族灵魂失主的混沌和噩梦。从《随想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巴金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屈辱而痛苦的经历。从1966年参加完亚非作协会以后，巴金被勒令靠边站，并且天天到作协机关去参加学习，积极主动地接受批判。批判巴金的大字报在上海机关里比比皆是，他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上海文艺界的老黑ｋ”等帽子，他之前的许多作品也成了害人的“毒草”。红卫兵的一纸“勒令”使他成了“牛鬼蛇神”，并且要他心甘情愿的做牛。他被关进“牛棚”，被人当作“牛”住了十年。这期间妻子萧珊的去世，高呼“我爱我们的祖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的老舍的自杀，默默一生的丽尼到后来的悲惨死去，一个生龙活虎的胡风到后来却被折磨成了病人，貌似在写自己与朋友的不幸遭遇，实则是通过自己与朋友的不幸遭遇进行反思历史，再现荒唐而可悲的“文革“历史。红卫兵的多次抄家，巴金接受了无数次的“批斗”、“游斗”、“陪斗”、“电视批斗大会”，被动辄“训斥”、“罚跪”、“坐喷气式”，被红卫兵举着铜头皮带追打．．．．．．这一切的一切，是对“文革”历史真实的再度还原。在当时谈虎色变的年代里，只要稍不留神，便会享受批斗、大字报、罚跪等待遇，甚至戴上“反动派”的帽子。荒谬的十年“文革”使一个个受过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遭遇了无尽的苦痛和极端的人格侮辱，对人性生命尊严进行了无情的践踏。在当时，大多知识分子朝担忧，夜焦虑，他们的心里埋下了“文革”的肿瘤，并愈演愈烈。

纵观《随想录》，十年浩劫的“文革”始终是巴金晚年不能摆脱的噩梦。经历了乍暖还寒的年代，巴金精神高度紧张，不请自来的噩梦、摆脱不掉的精神恐惧犹如一个饥饿过度的魔鬼残食着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在《随想录》中，巴金曾这样记录：“半年做怪梦，与魔怪斗，跌下床来，幸未摔伤。”这种“文革”后遗症使类似与巴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始终战战兢兢，生活如履薄冰。“文革”中期是巴金噩梦最多的时候，“我白天整日低头沉默，夜里常在梦中怪叫，那些鬼怪三头六臂，十分可怕，张牙舞爪向我奔来。我一面挥舞双手，一面大声叫喊。”[4]“文革”中红卫兵、“四人帮”的残酷折磨，使得一代知识分子活在与虎狼猛兽的斗争中。他自己解释说“我在梦中斗鬼，其实我不是钟馗，连战士也不是。我挥动胳膊，只是想保护自己，大声叫嚷，无非想吓退鬼怪。我深挖自己的灵魂，很想找到一点珍宝，可是我挖出来的却是一些垃圾。”

[5]十年“文革”让原本忠于祖国、报效于国家的人民作家巴金深切地感受到自身难保的无助，甚至变成一个胆怯、自私、落井下石的人。他自责到：“为什么在梦里我也不敢站起来捏紧拳头朝鬼怪打过去呢？”实际上那磨牙吮血，杀人如麻的鬼怪就是当年的红卫兵、“四人帮”。“文革”毫不留情地把原本正直善良的人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野“兽”，就连十几岁的学生也成了以整人为乐，随意鞭打人的工具，这就是真正的“文革”社会。“文革”后遗症不仅是巴金精神上的伤痛，更是经历了“文革”那一代人身上长期无法抹去的伤痛。看到十几岁学生的凶狠、残暴，巴老由衷地感到难过，为被“文革”驯服了的年轻一代担忧，更为国家的未来担忧。在巴金的眼里，年轻的一代本应该像自己的外孙女小端端一样自由快乐、无拘无束的生活，而“文革”却泯灭了青年本来的纯真，把一个个正直、善良、纯真的人在高压政策下瞬时变成了魔鬼野兽。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间，说谎的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知识分子受苦，知识受到轻视，人越善良，越是受欺负，生活也越苦。人有见识，有是非观，不肯随波逐流，便会处处受歧视。

为了让后人看清这段荒唐的历史，洗刷人格耻辱，净化心灵，巴金先生毫不顾忌的将“文革”与文革中的自己晾晒了出来，正如学着周立民所言：“无法对象化的《随想录》实际上是巴金以一颗煎熬的心将我们带进了‘文革’的现场中，特别是对于越来越多的不曾经历过‘文革’的后来人，这种现实感是各种抽象的学理或知识所无法代替的。”[6]这正是《随想录》最可贵、最大胆的地方，它将“文革”还原，将现代人带回血淋淋的“文革”现场。

要培育一个新事物，就必须先破坏原来的旧制度，要真正为“文革”中的

知识分子疗伤，就得先将其暴晒在太阳底下。在普通人看来，“文革”已成过去，对于那段荒唐的历史，早已不必提及。但在巴金看来，既然发生了，就应接受事实，接受教训，既然受了伤，就没必要讳疾忌医，遮遮掩掩，该上什么药就上会什么药。《随想录》让世人看清了真正的“文革”，认清了“四人帮”的真正面貌，那便是：凶残、恶毒、颠倒黑白、是非不分以及对生命尊严的随意践踏。其实，“文革”的受害者又何止是巴金一个人。十载“文革”中，多少年轻、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遭遇了残酷的迫害，胡风、丽尼、老舍以及叶以群等都是“文革”的牺牲者，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剧。然而，巴金直面历史、尊重历史的胆识却是无人企及、独一无二的。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代知识分子不畏历史、不讳忌伤痛、敢于揭露事实、还原历史的勇气和执着，他是精神的强者。

在反思还原历史时，巴金并非一个冷眼的旁观者，而是将自己与历史融为一体，在反思历史中解剖自己，在解剖自我中挖掘知识分子的良知。

第二章 自我解剖与自我救赎

“文革”后的知识分子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言：“在‘文革’劫后余生的经历下，许多受尽摧残的老知识分子带着累累伤痕进入新时期，他们的荣誉恢复了，生活安定了，写作也自由了，但在精神上依然含着血的教训和恐惧。他们中间有的选择了沉默，把自己锁闭在痛苦与怨恨中不能自拔；有的害怕重投罗网，万事急于紧跟表态；有的思想僵化，唯有延续旧的思维模式固步自封；也有的年老体衰，虽有想法但限于世故，不再满腔热忱地关注社会的进步和民主，也不愿意将社会发展的脉搏与自己生命的跳动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自己的理解，但不再愿意把心里话公布于众，生命与时代相脱离了。”[7] “文革”期间巴金是一个从众者，他以忍受为药物，去纯净自己的灵魂。但到后来连从众的权利也被剥夺，成了十足的受害者。所以在新时期，巴金完全可以像许多老作家那样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去控诉，去将历史责任推给那些将他们推入深渊的当权者。但《随想录》的基调却不是控诉，而是自我反省、自我忏悔。巴金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艺术的良心。因此，在历史的审判台上，巴金首先审判的是自己，先揭自己心灵上的伤疤。著名作家赵丽宏说，巴金“对自己解剖之无情，在中国没有第二人”。[8]痛定思痛，“文革”中的巴金，丧失了原有的信仰。自从进入“牛棚”起，巴金便决心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完全成了一个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人。他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得高高兴兴。他在谈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在那个时候我不曾登台批判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作莫大的幸运。我常常这样想，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坏事。”[9]巴金将自己在“文革”中的心态无情地揭露出来来，“文革”的摧残使得他们服服帖帖做别人的工具，把原本愚蠢、可笑的行为看作是莫大的荣幸，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对一代知识分子的驯服及精神的扭曲。在《怀念胡风》的末尾曾这样感慨：“关于他的不幸遭遇，他的冤案，他的病，我怎样向后人交代？难道我们那时的文艺工作者就没有毛病？虽然不见有人出来承认对什么‘应当负责’，但我向着井口投掷石块就没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历史不能让人随意编造，沉默妨碍不了真话的流传，泼到他身上的不公平的污水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为了那

些‘违心之论’，我绝不能宽恕自己。”[10] “文革”早已过去，巴金却一再为自己写过不负责任的应景文章而惭愧，为写下许多假大空式的“豪言壮语”而羞愧，为在历史政治运动中“明哲保身”在别人后面丢石头感到可耻。巴金讲，欠债要还，他写《随想录》很大程度上是为还债的，这反映了一个正直的人、公民的作家自己对自己的一切是负责的，对国家、事业是负责的。陈思和先生认为，巴金严厉地批判自己，无情地自我解剖，是站在一个很高的精神立场上进行的“忏悔”。

曾一度认为鸣凤、黄妈是可怜的“奴在身者”，“文革”后的他才发现自己才是可鄙的“奴在心者”。“文革”使人变得没有了灵魂，变得行尸走肉，变得随风摇摆。在谈到自己的“奴在心者”时，巴金质疑道：“我奇怪当时我喝了什么迷魂汤，会举起双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认罪，让人夺去我做人的权利。...... 想想可笑，其实可耻! ”由于奴性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巴金“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四人帮’的脚下，习惯于责骂自己、歌颂别人”。

[11]“最可笑的是，有一个短时期我偷偷地练习低头弯腰、接受批斗的姿势，这说明我是心甘情愿地接受批斗，而且想在台上表现得好。”巴金从灵魂深处挖掘了自己的怯懦，并从历史的根源上，从“文革”中历次运动中自己的怯懦表现，反思了知识分子式如何在权力的压迫下一步步丧失了五四新文化的传统精神，导致了人文精神最后底线的大崩溃。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开始彻底否定自己，并将自身命运交与他人之手，这便是“文革”驯服了的一代。对自己的心路历程，巴金没有丝毫的掩饰，中国人身上低头弯腰、甘心情愿接受批评甚至高呼打倒自己的奴性，是巴金在“文革”中的真实心态。在高端的政治压力下，独立思考所付出的家破人亡的惨重代价，使得一代知识分子为了“明哲保身”不得不拱手交出自己的理想、道德和良知。开始变得自私、盲目崇拜，甚至颠倒黑白。即便这样，巴金也并没有将全部责任归结于历史，而是更多的从自我出发，解剖历史中的自己。

巴金在自我解剖中发现“文革”时之所以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因为我们身上十足的“奴性”以及盲目的个人崇拜，奴性让我们像乖巧的小绵羊听从别人的指示，甚至害人害己。巴金为曾经在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情况下的所作所为后悔不已，不挖掉心上的污泥，说不出想说的话，他这辈子都得不到心的平静。因为巴金扎根于人民，所以他时刻担忧于人民群众。找回五四知识分子的良知重塑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澄清混乱的思想，巴金认为首先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奴性让我们唯命是从，唯唯诺诺地生活，不动脑筋地活下去。消除灵魂深处的奴性，我们才是自己，才是真正的人，才能为更多的人民服务。

在《十年一梦》巴金讲，六九年后他才渐渐地发现“造反派”要他相信的“真理”，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他们口里所讲的并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从中可以看出，巴金已经觉醒了。他不再听从“四人帮”、红卫兵的指挥，开始怀疑已发生的事情。其次，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小人·大人·长官》中，巴金说：“相信好人也罢，相信长官也罢，二者其实是一样。总之，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某一个两个人，自己一点也不动脑筋，只是相信别人，那太危险了。”[12]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失去独立思考的人就好比刚刚出生的婴儿，只会朝着父母亲的动作略略发笑，却不会自己翻身，等着父母的帮助，那太危险了。如果大家都肯独立思考，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会让长官随意点名训斥。因此，只有拥有独立思考，才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才能消除盲目崇拜，发挥自己的见解，也才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原则、道德准则去生活，才能为社会做力所能及的事。

对于巴金《随想录》中的自我解剖以及主动忏悔，南开大学的聂国心先生有不同的看法：“《随想录》的思想内容与思维特点基本上还是在《家》的基础上徘徊，其主观原因是未能对激进派的反叛意识进行自觉的反思，未能对严厉的自谴意识惊醒自觉的反思，未能对融入集体的愿望进行自觉的反思。”[13]诚然，《随想录》的忏悔中有一定的《家》的影子，但并非简单的反思和忏悔。《随想录》在《家》的基础上，又超越了《家》。巴金以笔代刀，将锋利的手术刀无情地深入了内心。“文革”就像潜藏在这一代人心灵深处的“肿瘤”，想要健康生活就得挖掉这一大大的“肿瘤”。巴金的反思，不仅是对“文革”的反思，更是对自己几十年来的反思，是一种自觉的反思，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反思。在所有人都还没有决定否定“文革”时，巴金就提出了彻底否定“文革”。“文革”结束后，巴金担心“文革”的再次袭击，在写作中血淋淋的解剖自己，努力去挖掘真正的人性，正是这种忧患意识，本着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使得巴老无法将自身置之度外。不断地拷问自己的灵魂，剔除灵魂深处卑微、自私与渺小，痛斥自己丧失了良知。不断地反思“四人帮”是如何将“人”在瞬间变成老老实实的“牛”，因为我们的盲目崇拜，因为“四人帮”的另有企图。在得到自我救赎的同时，也是对祖国、社会的关注，更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始。由此可知，这并非是一种徘徊式的忏悔，而是一种前进式的反思。在反思中挽救扭曲了的知识分子的灵魂，在反思中重新恢复了知识分子的善良的品质，这正是巴金先生不断找寻的东西，更是整个社会的需要。著名作家袁鹰认为《随想录》呼唤作家的历史责任感。几乎每一篇都有很重的分量，都充满血泪，充满真挚的感情，读这些散文随笔的感受，不同于读他早

期小说。他呼唤着我们同他一起，用自审、自省、自责的心情去反思那记忆犹新的被扭曲了的历史。作为一个经历繁华，饱经沧桑的作家，对人民的爱达到了至真至纯的境界，这一点我们应该以巴老为楷模。老作家汪曾祺阅读《随想录》，感觉到巴金始终是一个流血的灵魂，他谈“文革”，有一点非常可贵的:在党中央还没有正式提出必须彻底否定“文革”时，他就否定了。谈“文革”，他也把自己放进去，而不是“择”了出来。对自己的解剖是无情的，甚至是残酷的，他用“卑鄙”、“可耻”这样的字眼，这种解剖是不容易的。由此可知，巴金先生的自我剖析是平常人无法企及的，其自我救赎，从而挽救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是至高至纯的。

诚然，要真正完成知识分子的人格再造，单有忏悔之意和悲剧精神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具备强烈的批评精神。巴金的反思和批判是深刻的。在《一颗核桃的喜剧》中，巴金这样写道：“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不然怎么在某一个时期我们会一天几次高声‘敬祝’林彪和江青‘身体永远健康’呢？”

[14]因为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在批判的过程中，巴金直指国民的劣根性。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文化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奴性意识是造成“文革”的根本原因。与那些只停留在纠缠个人恩怨，控诉当权者的人相比，巴金的批判更加深刻。巴金超越了个体的生存意义，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放在文化和历史的背景上进行整体的观照，从较深的层面上挖掘了“文革”的悲剧根源。由此可知，巴金从批判的角度，使得知识分子的人格得以恢复。

《随想录》之所以旧事重提，除了反思历史、自我救赎，重塑五四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更多的是巴金对现实的担忧，对现实的关注。

第三章 关注现实与干预现实

高尔基认为“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变得更好”。 巴金的《随想录》是一部包含了作者爱与恨的书，其中有反思、有忏悔、也有希望。文革过后，一位年过八旬，不顾身体有病，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外国友人曾对巴金有过这样的评价：“你像你的信仰那样年轻，像你的恐惧那样衰老；像你的希望那样年轻；像你的绝望那样衰老。”巴金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也是那么年轻，因为他有一颗与时俱进的心，时刻关注着外面形形色色的人和事。重读《随想录》，不难发现作品的目的是发掘和剔除国人灵魂中的不健康基因，创建“文革”博物馆成了巴金晚年的愿望，也是建立一座精神的“文革博物馆”，这正是《随想录》追求治病救人的现实艺术目的。巴金讲不忘记浩劫，不是为了折磨别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保护下一代，人人有责。建立“文革”博物馆并非简单的揭露历史的伤疤，而是挑破早已发炎化脓的伤口，从而更好的疗伤，并且警惕后人，勿忘历史，不让历史悲剧重演，“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难”。在《文革博物馆》中巴金这样写道：“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15]因而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防御历史悲剧重演；只有偿还清欠下的债，才能树立起真正的“仁”，才能阻止“文革”的再次袭击。唯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这才是一代知识分子最为关注的东西。

历史留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但生活在新时期的人们又是幸运的。《随想录》的初衷也并非简单的疗伤，更是对未来美好的憧憬。鼓舞人前进的是希望，而不是失望。在《讲真话》的最后，巴金先生提出了人要有理想的问题，他说：“我是主张人要有理想，要面向未来，人不仅要顾自己，还要顾子孙。”理想不仅是个人克服困难，不断前进的动力，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体现。在《随想录》中，巴金针对江苏十个小学生提出的问题，特意写了《寻找理想》一文，对现实中出现的种种不正之风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分析。在“一切向钱

看”的洪流中，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他说，“在这一场理想与金钱的斗争中我们决不是旁观者，斗争的胜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因此要顶住拜金主义的洪流”，“要为自己的理想献身”。他对孩子们深情地说：“理想就在你们面前，未来属于你们，只要你们把个人的命运同集体的命运连在一起，把人民的位置放在个人之上，你们就永远不会‘迷途’”，他希望孩子们“昂起头来，风再大浪再高，只要你们站得稳，顶得住，就不会给黄金潮冲倒”！这当然不只是巴金对十个小学生的“回答”，作者分明让我们每一位读者共同严肃思考怎样为“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腾飞”多做贡献。“我们是这个社会的成员，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要是我们大家不献出自己的汗水和才智，那么社会的发展和腾飞，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在这里，巴金鼓励青年一代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有对国家、对人民、对集体的热爱之情，巴金常常说到他“不是文学家，也不懂艺术”，走上写作之路，“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有无限的爱”，正如巴金先生信念一样：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正是这种信念，所以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整整工作了十四年而未索取一分钱的报酬，也才有了巴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崇高理想，进而产生“愿化泥土”的美好心愿。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物质财富迅猛增加，同时也带来了物欲横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假话成风，造假成风。你欺骗我，我欺骗你。有人用假冒商品欺骗消费者；有人企图通过学术造假来步步高升，欺骗学术界；有人贪污受贿损坏群众利益却冠冕堂皇装作两袖清风。真诚、崇高正在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经济风暴覆盖。而《随想录》就是在这样的特定时期，特殊时期提出了“讲真话”。巴金认为，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索尔仁尼琴在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有这样一句感言“一句真话要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说真话”是巴金发自心底的呼唤。可见“说真话”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社会的重要性。正如鲁迅先生在《无声的中国》中所说：“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只有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16]讲真话是巴金大力提倡的，也是现实社会的需要。但在现实中却存在着各种问题，有些人虽然大声地对别人说要讲真话，而自己却脸不红心不跳地说自己的谎话。还有一些人认为，一个人走向成熟的过程，却是从说真话蜕变到说谎话。从率直走向虚伪的过程。在《随想录》的150篇中，始终贯穿“讲真话”这一思想。巴金先生提倡的“说真话”是怎么想就怎么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逐渐深入人心，而, 《随想录》正是

解放思想的开端，其“讲真话”的提出与实事求是相辅相成。它纯洁着每个社会人的心灵，让生活中的人学着讲真话，学会讲真话，用爱心滋润社会，谱写生命。

结 语

《随想录》虽为巴金先生晚年的思想总结，但却对整个中国新时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贾植芳先生在评价《随想录》时这样说道：“《随想录》这部在内容和意境上远远超过了卢梭的《忏悔录》，感到无比的慰藉和兴奋。因为我看到了一个灵魂里流淌着血的负伤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他既是中国良心的真实表露，也是人类理性胜利的生动记录。”[17]知名作家冯骥才先生在巴金百年诞辰撰专文《文坛的节日》：我们为巴老的祝寿是一种由衷的感谢。因为由《家》到《随想录》，他一直是社会良心的象征。作家是生活的良心，它纯洁、正直、敏感、悲悯，且具先觉性。在封建迷雾笼罩世人时，它呼唤着觉醒的青年一代从令人窒息的封建之“家”冲出去；当“文革”暴力刚刚灰飞烟灭时，它不是跳出苦难开怀大笑，而是紧皱眉头，拿起世界上最沉重的器具——笔，写出心底思之最切的两个字：忏悔。它不饶恕“文革”，也不饶恕自己。因为他希望心灵的工作首先是修复，包括道德和人格的修复。他知道只有人的健全，社会的发展才可能健全。作家的良心是文学的魂，魂是一种精神生命。我们从巴金的作品一直可以摸到这种生命的脉搏。他始终如一、强劲有力地跳动着。[18]《随想录》体现着世纪的良心与良知，要求修复被文革践踏而沦丧的人性、道德与法律，它是现代社会的光和热，有力地推动者社会巨轮朝着健康而快速的轨道上滚滚前行。

《随想录》不仅是巴金先生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后的思想结晶，更是一本挖掘人性、还原人性的一本大书。他要求人在保持清醒头脑的时候，还应独立、积极地去思考，在保持正直、善良品质的同时，时刻坚持讲真话，不人云亦云，不弄虚作假。在现实生活中，《随想录》自觉地反思历史、解剖自我以及敢于讲真话的精神正逐步深入人心，净化着现代人财欲、浮躁的心灵。《随想录》精神与现代人结伴同行，它不仅是现代人的需要，更是未来的需要。巴金不仅活在现代文学史上，他更多的将活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史上，活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他是中国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符码，他与时代同行。

本论文的完成，得益于诸多大学老师传授的知识，使本人有了完成论文所要求的知识积累，更得益于导师从论文资料收集的指导，在此对各位老师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冯牧. 这是一本大书[J].北京：文艺报,1986,42(6).

[2]刘再复. 里程碑式的作品[J]. 北京：文艺报，1986,36 (13).

[3]巴金. 巴金《随想录（合订本）》[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4][5][9][10][11][12][14][15]巴金. 巴金六十年文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155，156，224，442，236，63，49，409.

[6]周立民. 痛切的情感记忆与不能对象化的《随想录》[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2008，8：121~132．

[7]陈思和. 从鲁迅到巴金：《随想录》的渊源及其解读——试论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C].白烨.2005年文学批评新选.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166~173.

[8]随想录访谈[J].江苏：初中生世界,2005，12(7).

[13]聂国心. 《随想录》：巴金晚年的真诚忏悔与回旋性徘徊[J].山东：东岳论丛,2008,29(2)：142~144.

[16]鲁迅. 《三闲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59.

[17]贾植芳. 一点记忆 一点感想[J].上海：文汇报，2005,12 (8).

[18]冯骥才. 文坛的节日[J].北京：人民日报，2003,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