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综述-文学文化-论文中心

2001年度的中国文艺理论虽然依旧保持着世纪之交特有的活跃状态，但就其关注的问题而言，理论的创新意识正在相对减弱，长期困扰理论界的当代文论的体系建构等问题始终得不到令人满足的解决，传统的理论范式和话语系统正在逐渐失去往日的效力，而新的理论格局和学术规范还没有明确建立起来。在2001年，我们甚至很难找出一个具有明显的年度标志意义的学理问题来。与前几年中国文论发展的基本情况相比，可以说2001年的中国文论，既没有让人信服地解决多少旧问题，也没有令人振奋地提出多少新问题，它似乎正处在一种困顿地积蓄力量并焦虑地寻求突破口的相对沉寂状态。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论处在一个困境与机遇互相交织的转型时期，虽然没有太多令人振奋的作为，但总的说来，马列文论和原理研究仍在稳步向前推进，西方文论译介和研究的实绩亦不可小视。对古代文艺理论的现代转换问题的探索与争鸣以及对文艺理论现代性问题的追问和探索仍在继续；“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在新世纪仍然保持着强劲势头。对全球化背景下文艺理论的发展与未来的关注，“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及其对传统文论的挑战，“休闲文学”的再度提出和引起的争鸣，“生态文学”的闪亮登场和文艺理论界的回应等等，对中国文论的发展都将产生相应的影响。2001年的中国文论总体上可以说只是在继续演奏着上个世纪就已开始的一支多声部的交响乐。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描述和评价2001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状况和面临的问题呢？就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和学术发展态势而言，本年度文艺理论研究的着力点或侧重点大体上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全球化语境下文论的危机与出路；二、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与教材改造；三、文艺学学术史研究的现状和意义；四、生态文艺学走向学术前沿；五、关于网络文学的理论研究与批评；六、文艺理论走向文化研究的新动向。前面几个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受到部分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后面几个问题虽然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情况，但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也已经有人申报过相关的科研课题，有的课题甚至已经结项了。因此，对于本年度来说，它们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新问题”。不过，我们相信，密切关注和深入探索长期处于热点状态的“老问题”的“新进展”，对于理论研究来说同样是有趣有益且必不可少的。

一、全球化语境下文论的危机与出路

就全球范围而言，“全球化”显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是，在中国学术界，有关“全球化”的研究变成热门话题却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种新动向。从人大复印资料社科研究论文索引收录的近千万篇论文看，1978年到1985年没有一篇专论全球化的文章。1986年以后，国内报刊才出现了零星的翻译和介绍西方有关全球化研究情况的短文。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球化研究才开始引起中国学界的真切关注。但是，论文的数量相对来说还不算太多。1997年以前，专论全球化的论文总共也只有200多篇。此后，相关论文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连年增长，在人大复印资料2001年卷收录的169336篇文章中，仅论文标题中含有“全球化”字样的文章就有1386篇，涉及全球化问题的论文上万篇。从统计资料看，在新世纪刚刚开始的学术界，几乎很难找到一个比“全球化”更流行的概念。可以说，“言必称全球化”已经成了当下学术界的一大奇异的文化景观。

但是，在这种火热场面中，文学研究的“边缘化”局面却并没有太大改观，过去那些习惯于站在时代潮流的风口浪尖呼风唤雨的文论家和批评家，在今天的全球化大潮中，似乎再也难以重现当年的英雄本色。曾经发表过《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的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在中国的《文学评论》杂志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他曾经对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发展前景作过这样的描述：“一、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二、新的电子设备在文学研究内部引起了变革。三、旧的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取代。四、文化研究迅速兴起。”（1）现在看来，他的预言已部分变成了现实。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米勒在依次论述了印刷技术以及电影、电视、电话和国际互联网这些电信技术对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写作的影响之后，认为“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时的时候，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2）

米勒的文章，在中国文艺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众多中国学人争相引用这位美国大师的名言，连电脑的智能拼音把“米勒”写成“弥勒”也成了“别有深意”的文化趣事。但“米勒”究竟不是“弥勒”，他充其量只是一个“外来的和尚”。童庆炳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中就开门见山地说，米勒的“推论和预见”“我难以苟同”。“米勒推论和预见——由于新媒体的发展，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都将消亡。文学消亡了，文学批评也就随之消亡了。”在童庆炳看来，“这种极端化的预言”是不能让人信服的。他相信，“只要人类和人类情感不会消失，作为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的文学就不会消失。”（3）由于“全球化”是一个仍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多元概念，所以，对这一概念的过度诠释、多重误读、反反复复的商讨与争鸣不可避免地成了学界的热门话题。

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无主语的模糊概念，包含了“成为全球性的”，“扩展到全球范围”，“上升到全球水平”，“在全球范围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全球范围内组成一个整体”，“着眼于全球范围进行思考”，“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等多种含义。全球化固然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进程，同时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感受，诸如“地球变小了”，“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地球村”，“世界社会”。这些概念和想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息革命、通讯技术的革命扩大了人的视听和行动范围的结果。⑷对于文学艺术而言，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应该理解为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全人类共享；是价值共识，而不是排斥个性、多样性、多元性。”（5）概念辨析固然重要，但是，就中国文艺理论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对具体问题的具体研究似乎显得更为迫切。

因此，在文艺理论界，学者们更为关注的还是全球化语境中文学艺术的生存和发展及其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例如，在《全球性语境中的自然形象》一文中，王一川把“自然形象”的审美放在全球化语境中进行个案研究，认为“全球化并不是带来全球同一性，而是加剧了主体的内在冲突，激发了寻求全球性语境中的差异和独特个性的冲动”。陶东风在《解构本真性的幻觉与神话》中从全球化眼光指出赛义德等人理论被引入中国后所导致的异变，指出任何文化（包括文学、文论）都是被建构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并以麦当劳快餐在中国的“中国化”为例，形象地说明了本真性的不存在。李春青的《全球化语境中的古代文论研究》一文，重点凸显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困境与如何应对的方法，指出古代文论研究应从考据、还原中超越出来，而对人类生存的现实问题予以阐释，生发出新的意义。在《影响中国文学“送出去”的三种心态及对策》一文中，李珺平呼应季羡林、汤一介先生的看法，从全球化语境中观察中国文学与文论所面临的尴尬状况，以及消除的对策，非凡分析了影响中国文学与文论向全球传播的三种心理障碍等。王钦峰的《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学的边缘化》一文所提出的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学与文论如何复归人文本位，如何在技术入侵、俗滥符号等狂轰滥炸下突围等，也极具现实意义。（6）

全球化语境对中国文艺理论的生存和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钱中文认为：“进入全球化语境的我国文学理论，既有解构，又有建构，是现代性精神的体现。我国十多年来的文学理论是个有成绩的部门，不必把成绩估计过高，但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当前在我国兴起的‘文化研究’，与文化的总体研究不同，是在外国‘文化研究’影响下形成的，带有后现代性的某些特征，它扩大了我国的学术话语，显示了学术的进步，但在切入现实真正存在的重大问题方面还有较大距离。在当今欧美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情况下，我国文学理论应面向现代性诉求，面向人文价值的追求，面向重构与建设，面向新的理性精神；可以吸取某些后现代性因素，但不会被主要建立在后现代性基础之上的文化研究所替代。”⑺

关于“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论的危机与出路”的探索和论争肯定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有一点文论界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我们应该抓住机遇，以“全球化”这一策略来大力弘扬中国文化和美学精神，使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西方影响，而是积极地介入国际理论争鸣，只有如此，中国理论家才有望在世界文论的大舞台发出越来越强劲的声音。⑻

二、关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和教材改造问题

关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与教学改革”问题来由已久，它甚至可以追溯到“新时期”之初。但是，从有关文艺学的会议、论文和著作情况看，学科反思与教学改革从未像2001年这样变成文艺理论界如此迫切地要求重点解决的焦点问题。2001年召开的几次重要的学术会议都不约而同地把它们列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例如，在北京召开的“当代文学理论新趋势与教学改革研讨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理论研讨会”、在扬州举行的“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研讨会”、在济南举行的“全国文艺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在武汉召开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学术研讨会”等等，都把文艺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或文艺理论的教学改革作为研讨会的重要内容。

有关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或教材改造的著述也出现了往年难得一见的盛况。如孙绍振、陈良运、南帆合写的《重建文艺理论学科是时候了》、李春青的《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曾庆元的《也谈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合法依据一评李春青的〈对文学理论的学科性反思〉》、陶东风的《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姚文放的《文艺美学的合法性问题》、杜卫的《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理论》、赵宪章的《文艺学和文艺美学面临的问题》、李珺平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与教材建设的思考》、胡经之的《我看文艺学教材》等等，对学科建设和文论教学问题从学理层面和操作层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李珺平认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学界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就是学科建设的迅猛发展。但轰轰烈烈的学科建设下面隐藏着不容回避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的关系。”（9）在他看来，建国以来文艺学教材建设至少经历了四个阶段：（1）政治宣传中的引进（苏联教材翻译）；（2）阶级斗争推动下的萌芽（以群、蔡仪）；（3）“小动大不动”，以匆忙适应教学的转折；（4）用沉重的翅膀艰难起飞而进行第三代教材建设。虽然成绩有目共睹，但至少仍然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左”的残余仍没有肃清；马、中、西三个体系在学理上的协调仍没有解决；“形象、典型等概念是否可用来概括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千姿百态文学的共同特征；文艺学如何应对其他学科的冲击；文艺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有无存在的充足理由；若有，在哪里；文艺学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的基点、生长点如何确立；未来怎样发展；前景如何，等等”，（10）这些都是当前文论建设所不可回避的问题。

陶东风认为，由于受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大学文艺学教科书经常不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提出并讨论文学理论的具体问题，而是先验地假定了问题及其“答案”，把文学艺术理解为具有“普遍规律”、“固有本质”的实体，热衷于生产“普遍有效”的文艺学“绝对真理”。这使得它既丧失了学科的自我反思能力又无法回应日新月异的文艺实践提出的问题。因此，“学科建设和教材改造的核心是反思文艺学学科中的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倾向，强调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应该打破‘四大块’的构架与剪刀＋浆糊的编写方法，在认真研究中西方文学理论史的基础上，提出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理论共同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与重要概念。”⑾目前，陶东风等学者所申请的教材改造项目已列入北京市精品教材规划，研究者们在反思大学文艺学现有教材的基础上，力图体现新的文学观念、教育／教学理念以及教材编写理念。此外，童庆炳、吴中杰、古风等学者对文艺学教材的研究也在文艺理论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2001年的“当代文学理论新趋势与教学改革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对文艺理论的教材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童庆炳以他所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教材和五六十年代的文论教材做了一个比较，认为文艺学教材，不能只有框架，没有体系。新教材的特点是吸收了中外文论的成果，避免以偏概全。对国外文论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鲁晓鹏对美国的文论教学情况的研究，周启超对俄罗斯文论新教材使用情况的研究等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孙绍振、陈良运、南帆等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正经受着挑战。我们有理由将这种挑战理解为一个重大的契机：现在恰恰是考虑文学理论学科重建的时候了。”“回到历史语境之中，文学理论当然无法回避对于文学生产工具以及传播体系的考察。不言而喻，现今的文学大量生存于报纸、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中，文学理论有理由将这些文学生产工具传播体系以及崛起的大众文化纳入视野。考察文学如何与新的文化环境对话，发现哪些新的文学类型正在浮现，这显示了文学理论学科的开放性。”所以说，“重建文艺理论学科是时候了”。（12）

但是，如何“重建文艺理论学科”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李春青认为，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界掀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偃旗息鼓之后，这个学科实际上已然处于一种面临解体的尴尬状态。”“那种作为总体性意识形态之话语表征的文学理论成为历史陈迹之后，那种以揭示普遍原理、规定共同准则、吁求同一种价值功能的文学理论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而时下许多学者还循着老路苦苦追寻“文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之类严厉而神圣的问题，实在是空耗精神！⒀曾庆元的看法则恰恰相反，他认为“时下的不少文学理论过分注重文学活动中的具体问题，缺乏对文学为什么（人为什么需要文学）、文学是什么、文学的创作和发展有什么样的‘规律’、‘原则’等普遍有效性问题的全局关照，而使自己的研究处于低水平的重复上，难以实现质的蜕变和飞跃。”（14）

文学理论这一学科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依据的出路何在呢？李春青认为，应该“强化自身的学科性，即凸显学科的独立性与有效性”。具体地说，一、确定那些具体的、有追问意义并且有可能找到答案的问题作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二、将具体文学观念的生成过程、基本特征以及它与其他文化现象的互动关系视为当然的研究范围。三、文学理论要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应该探讨具体的文学作品之于特定时代、特定社会集团的意义与价值。（15）

胡经之则认为应重点处理好这样三个关系：“自律”与“他律”如何统一？“具体”和“抽象”如何结合？“对话”与“独白”如何互动？⒃钱中文认为，“文学理论的建设，是新的文化建设的需求，在当今全球化的氛围中，它无疑应当面向现代性的诉求，面向创新，面向人文价值的追求，面向重构，面向建设，面向新的理性精神。它可以适当地吸取某些后现代性因素，如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文化的唯中心论、僵死教条等等，但不是后现代式的满足于事态的描述、报告与消解。”（17）

三、文艺学学术史研究的现状和意义

有关统计表明，20世纪中国出版的文学史著作超过了1000部。这其中包括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印的《中国文学史旧版书目提要》著录1949年以前各类文学史著作320余种；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版本概览》著录1949-1991年间的同类史著578种；加上近年出版的数字，20世纪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当在1000种以上。⒅

到了新旧世纪之交，学术回顾与反思仿佛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股潮流。各个学科都在回顾来路，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仅就“中国20世纪文艺学”而言，这类回顾与反思之作就不下数十种之多。如黄曼君主编的《中国百年文艺理论批评史》、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庄锡华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艺理论的世纪风标》、杨春时的《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思想史》、余虹的《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刘增杰的《云起云飞》、倪邦文的《自由者寻梦》、解志熙的《美的偏至》、沈卫威的《自由守望》、孙先科的《颂祷与自诉》、关爱和的《古典主义的终结》等。这些著作都从历史视角对文学及其理论的发展与规律进行了侧重点不尽相同的研究。但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20世纪文艺学进行清理和反思，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这一课题出现在世纪之交，是否可以说是文学研究发展到一个特定时期所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从一定意义上说，2001年由杜书瀛和钱竞主编《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这一4卷5本、140万字的学术巨著的编撰和出版，正是这种“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的重要成果。（19）

20世纪文艺学学术思想的变化极为复杂，要清理出一个头绪来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学术工程。樊骏认为，仅就20世纪后50年的文艺学学术史而言包含着这样几个不同的时期：一、50-70年代是文学研究的大批判时期；二、70年代后期是反思时期；三、80年代中后期是一个提倡新观念、新方法的时期；四、90年代学术研究工作开始重视学术评议和学术史总结，说明文学研究出现了一种自觉的学术意识。（20）

近百年来，中国文艺学处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时代变化快，学术面貌纷繁复杂。最近20年学术界有这样一种共识，那就是提倡文艺学研究的理论自觉和独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体系，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文艺学学术史应该将这种“理论自觉”的要求上升到历史的高度。童庆炳、何西来等认为，在新世纪从事学术史研究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的表现意义：第一，时代需要大气势、大规模、系统性、开创性的学术史研究著作，这样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开拓性意义。其最主要的功绩就是文艺学学科进一步清理出了一块场地，为今后的文艺学建设作出了贡献。第二，把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结合起来，从总体上加以把握，应该让学术史的整体性特征得到合理体现。第三，学术史的写作观念应该新奇独到，应该体现新世纪的学术特征。第四、学术史研究应该自觉地摆脱长期以来过分强调文艺的政治意义，过分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的老套路，从更多的视角，多方位、多层次、系统地、全面地综合考察文艺学运行的历史轨迹。第五、应及时总结文艺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并将新时期以来的新观念新方法容纳到学术史的研究之中。第六、应尽力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理出明晰的历史线索。对历史上文论家为什么会提出这些问题，为什么要这样解决这些问题，要有一个尽可能合理的答案。（21）

童庆炳强调，应该非凡注重理论史的观念问题，因为“观念的新奇独到，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写史不但要写‘史实’，更要有‘史识’。现在看到的不少称为什么什么‘发展史’的著作，资料很丰富，但见识很少，只是把这些资料连缀起来而已，这样的著作最多只能成为‘资料长编’”。（22）

有学者认为，中国文艺学界的历史遗忘，理论的历史性丧失，理论的“事件化”长期得不到文艺理论工作者的重视，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注重的学术现象。陶东风在评论《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时说：“《学术史》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强烈地体现出了理论与历史的互动关系。把理论还原为历史。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如何进入理论，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进入历史，可以丰富并检验理论，使一些丧失了历史维度的理论重新历史化。”如，对“文学”观念的产生、演化进行历史性的考察，我们会真切地发现，所谓的“纯文学”其实只是一种历史建构物而已。又如，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建构与体制化及其与更广阔的社会活动的关系等，只有进入历史，才能获得实质性的研究成果。（23）

四、生态文艺学走向学术前沿

向玉乔在《论环境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一文中指出：“环境文学（或称生态文学）是20世纪中期兴起的一种文艺思潮。它主张通过传统文学形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生态伦理意义上的审阅和探讨，提倡环境保护既是环境文学的明确主题，也是环境文学的最主要特点。环境文学对目前困扰人类的生态危机表现出沉重的忧患意识，并呼吁人类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从而推动人类生态文明进程。它是世界文学园地里的一片绿草地，它不仅让人感受到文学艺术的温馨和漂亮，而且给人类环保事业增添了一份成功的希望。”（24）“环境文学”与“生态文艺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们之间的相关相联与相似也是显而易见的。兴起于20世纪中期的“环境文学”至少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当代文艺理论界大力呼吁“生态文艺学”的学者在学科内外会拥有庞大的“同盟军”和响应者。

有人追问：21世纪的文学艺术与文艺学向何处去？张皓在《生态文艺：21世纪的诗学话题》一文中回答说：“关注生态，发展生态文艺，创建生态诗学，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这是全球性生态问题的严重形势对人们提出的要求，是文艺与诗学的必然走向，也是人类本身发展的需要。”全球化生态危机引起人们高度关注与反思，随着生态学与生态文艺的勃兴，21世纪的文艺学开拓了新的话题，走向生态领域。”（25）走向生态诗学，是否真的已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在世纪之交，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等著作，在当代文论研究过程中吸收现代生态学的成果，追溯中国文化的自然精神，自觉地创建生态诗学，揭开了中国生态文艺学走向学术前台的序幕。

从生态学的观点看，文学艺术需要与人生与社会与自然建立有机的良性的关系，保持生态平衡，才有利于人类的生存，有利于文艺的发展。如何解决21世纪面临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矛盾，西方学者感到困惑而转向东方。追溯东方文化与诗学的精神，就是向自然复归，向人性复归，向民间复归，向生态复归，是一个走向世界的诗学课题。今天，“我们不能坐视全球化、西化、后工业化对人类生存的威胁，而需要努力争取适合人类发展的生态。因此，追溯和反思中国文化崇尚自然的精神，发展生态文艺，创建生态诗学，这正是21世纪方兴未艾的话题。”（26）

例如，张韧“曾经多次提出，环境文学是拯救人类地球家园的文学，应有更多文学家更多优秀作品投入环境文学之中。这，不是可写可不写的某一类题材，而是关系人与自然的生死安危，关系文学与整个人类的思维大变革，关系‘人学’的革命。环境文学拥抱的不是狭小的、片刻的时空小故事，而是全人类和整个地球！它不是稍纵即逝的现时性的作品，而是与大自然生死相伴的未来文学。”（27）刘锡庆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本身”看作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学三足”。他认为在“文学三足”中，“人与自然”这一条腿，在人类的童年期即孕育出了神话、传说等瑰奇文体，后仍有“游记”一线相传，代表了人对大自然的一种艺术观照——今后，势必有更多的作家会投身到这里，开创“环境文学”（或称“家园文学”）的新篇章。（28）

鲁枢元在《走进生态学领域的文学艺术》一文中指出：“自牛顿发表他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以来，三百年来人类社会已经完成了它的现代化过程。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这个时代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也酿造下生死攸关的灾难。主要问题是人类文明出现了偏颇，同时引起了生态失衡。重整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时代的转折已经悄然开始，在新的历史天幕上，生态学与文艺学正在寻找相互支撑的契机。诗学中的‘回归’被赋予生态学的含义，文学艺术将为填平物质与精神之间的鸿沟、抚慰人与自然之间的创伤、开创新时代的和谐与均衡做出贡献。文学艺术也将在完善世界的同时完善自身。”（29）在鲁枢元看来，“精神生态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类的精神是地球生态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变量。艺术的价值也是精神的价值，真正的艺术精神等于生态精神。生态文艺批评又是一种更看重文学艺术内涵的文艺批评，它并不排斥形式主义的文艺批评以及其它类型的文艺批评，因为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多元共存’”（30）。此外，“文学艺术活动与人类的整体存在状况密切相关，它既是一种幻化高蹈的精神现象，又是一种有声有色、紧贴自然的生命现象，它与地球生态系统血肉相连。当代文艺理论工作者有责任对其做出更为贴切的解说”（31）。鲁枢元在文艺研究和文艺批评中引入生态学观念的目的似乎也正在于此。在《文学艺术批评的生态学视野》中，鲁枢元首先回顾了20世纪文艺学发展的概貌，并由此指出“自然”在文学艺术批评中的缺席；结合当今世界生态运动蓬勃发展，他认为“生态学的尺度”应当被纳入文艺批评的视野；文章还呼吁文学艺术家关注目前地球上尖锐的生态冲突，在生态保护运动中发挥自己的非凡作用；作者还从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学的立场出发，尝试性地提出了建设生态学文艺批评的10项基本观点。（32）

与鲁枢元同时关注生态文艺学的学者曾永成，以把自然、社会、文化作为人类存在的生存整体来看的人本生态观所建构的文艺美学理论构架，是一种一元论的文艺美学理论构架。它以“自然向人生成”的生成论观点看待文艺作品这种客观之“物”，对科学主义美学进行了人本主义的综合；它以生态观念看待文艺作品的“主体性”，对人本主义美学又进行了科学主义的综合。这种综合思维既贴近人类的生命本源，也贴近文艺的本性，称得上是对文艺美学的返本之思，联系当今遍及人类的生态灾难和市场经济环境中文艺的尴尬处境，生态文艺学可谓适逢其时！（33）

五、关于网络文学的理论研究与批评

20世纪最后几年，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文学也悄然兴起。从聊天室、BBS站出现一些富有文学情趣的文字开始，经过众多文学网站、个人主页、电子文学刊物的推波助澜，使得网络文学的存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一种流行文学现象，网络文学的存在价值、生存环境，以及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走向，它对传统纸介质文学、传统印刷出版业的影响，网络文学的评判标准和前景等问题，正在受到关注。（34）随着互联网络的蓬勃兴起，网络文学正迅速成为新的重要文学现象。互联网上，不仅有许多网络文学站点和个人主页，而且很有影响的国内网站如“新浪”、“网易”等，都专门开辟了“网络文学”频道，建立网络文学代表作品的链接，提供专门空间供网民评点网络文学作家及作品，网上也出现了一批为网民所熟悉的网络文学新人。同时，许多报刊、广播电台开设“网络文学”、“文学”等专栏专版，连载、报道网络文学作品和最新发展态势；出版社近年来也出版了“网络文学”等多套数十本网络文学作品。（35）

随着电脑网络的发展，网络文学创作日益兴旺。人人都可上网写作、发表作品。网络，使文学创作前所未有地走近了大众。写作，成为一种日常行为，不再是什么大业盛事了。（36）网络正因其向人们展现大千世界的光怪陆离、提供丰富的艺术经验与艺术范例而成为艺术师法对象，“用户”或“合—作者”（co-writer）正在取代传统意义上的作者或读者，分销代理制正让位于网上直销制，传统的人文精神正面临着高科技的挑战……从这一背景来看待“人人都可成为艺术家”的口号，我们不难感受到时代的氛围。（37）

在这个所谓的“数字化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变成为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被机器延伸），信仰“效率就是生命”的现代人长期处于一种非我的“耗尽”（Burnout）状态，“人们已无法体验完整的世界和自我，无法感知自己与现实的切实联系，无法将此刻同历史乃至未来相依存，无法使自己统一起来，这是一个没有中心的自我，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自我。在人不自觉地物化为机器的附属后，世界已不是人与物的世界，而是物与物的世界，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消失了。”（38）“网络写作”的萌芽与发展的文化背景就正是如此。

有人断言，由于网络具有多媒体制作的能力，依靠文字这种表意符号唱独角戏的“传统文学”，在网上大概不可能出现纸媒时代那种独领风骚的好时光。随着网络影像技术的发展，由“神圣文字”统治数千年的“符号帝国”，在这个被电子技术支持的“读图时代”即将土崩瓦解。屈原和鲁迅已越来越远，新潮和另类在四面狂欢。大师的衣钵无人承继，个性的旗帜漫天飞扬。

某些“网络文学”的忠实拥护者声称，我们数千年来所形成的文学游戏规则被冲垮了，随着互联网和网络文学的崛起，传统的文学理念正在发生溃散，一场新的文学革命正在悄然兴起。但这种“文学革命”论很快碰到了众多的质疑和批评。有论者认为，网络文学所体现出的丧失主体、削平深度、标榜多元、对抗主流、疯狂复制、杂乱拼凑等特点，完全可以说是后现代文学在网上的“升级版本”。然而，这可能是一个尚未“格式化的新版本”。网上难逢开口笑，交锋何必弯弓月。不见炮火与弹痕，千军相搏尤惨烈。

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趋势而言，“游戏”无疑是当代文学的一个“关键词”，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文学艺术出现在一个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那时文艺的“休闲功能”理所当然地蛰伏在边缘地带，人们几乎注重不到它的存在。但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中心地位的日益巩固和加强，文学的边缘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是，文艺“休闲功能”此时反倒急剧膨胀起来，使得曾极度边缘化的“休闲文艺”渐渐地走向了当代艺术生产的“中心”舞台。文艺的游戏性和娱乐特征在悄然兴起的“休闲文学”中得到了充分展现。（39）网络文学的游戏特征和娱乐功能，正是顺应了这个所谓的消费时代的历史潮流，才得到了出人意料的迅速发展。从目前网络文学的基本状况看，大多数网络原创作品在价值取向上，与这个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尚不谋而合：享受游戏、挥洒个性、体验娱乐。

和传统文学价值理论相比，网络文学的价值观念的变化是多方面的。有研究者认为，这种变化最明显地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第一，在价值取向上由艺术真实向虚拟现实变迁。现实主义文学的客观真实、浪漫主义文学的情感真实和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观真实在网络时代都趋于消解，因为网络文学只注重文本自身所营造的虚拟世界，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真实表达。艺术家可以利用这种“虚幻的真实”和“真实的虚幻”实现自己的艺术想象和创造潜能，增强作品的审美效果和艺术感染力。

第二，在价值尺度上由社会认同向个人会心转换。评价文学作品的价值水准历来存在着社会尺度的一致性和不同个体评价差异性的矛盾，最理想的价值判定当然是这二者的统一。传统的文学评价尺度更多地倾向于社会认同而淡化个人差异，而网络文学的价值尺度则更重视个体的自娱自足。（40）

有关“网络文学的好日子是否已经过去”的讨论，曾经引起过一场可观的“火焰战争”，结果，大多数网民认为，“网络文学的好日子尚未到来”。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目前，网络已经介入了文学生产的全过程，“这彻底改变了已有的文学社会学，网络空间的文学权威殒落了。而且，网络语言的‘速食化’倾向将对文学语言产生深刻影响。此外，网络技术形成的超文本对于传统的线性文本结构具有巨大的冲击力量。”（41）对这种“深刻影响”和“巨大的冲击力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之欢呼，我们也同样有充分的理由为之忧虑。

正如“数字化生存”并不等于“诗意的栖居”一样，高科技迅猛发展也不都是艺术的福祉。阿波罗登月火箭终结了嫦娥舒袖、玉兔捣药的广寒宫神话；试管婴儿、克隆技术给生命孕育的神秘和血缘人伦的神圣打上了问号；直拨电话、电脑传真、光纤通信、电子邮件等的确方便快捷，却又消弭了昔日那种“望尽天际盼鱼雁，一朝终至喜欲狂”的幸福感。还有高速公路上的以车代步和蓝天白云间的睥睨八荒，的确让人体验到了激越和雄浑，但同时又排除了细雨骑驴、竹杖芒鞋、屐齿苍台的舒徐和随意。（42）

究竟，网络带给文学的并不只是“现代性”的创造效率和“全球化”的传播便利，它也同样带来了形形色色的广告陷阱和机械复制的文化垃圾。在现阶段，网络文学还无法构成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曾有人断言，网络文学依靠网上的链接可建构纸质媒体文本无法比拟的、羼杂了音响和图象的超级文本。作为与相对封闭的书面文本相比，它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其意义链可以无穷无尽地延伸下去，扩展开来。但细究之下，这种所谓的“超级文本”很难被视为真正的艺术创作。创造的本意在于从混沌中提炼出简洁清楚的形式，赋予一个有意味的形式。假如只是单单为了突破纸质文本的有限性而将语词的意义链无限度、无节制地开放，其结果只会使文本最终趋于瓦解，回归到混沌未分的状态。自然，一心想在文本的裂缝、间隙中找到巅覆的喜乐的后现代主义者会为此欢呼雀跃，但这种泯灭了一切界限的文本最终并不能成为网络文学的助推器；相反，它只会使网络文学的面目更为模糊不清，最后导致自身的消解。（43）

六、文艺理论走向文化研究的新动向

文化研究近来颇有些声势，在西方自20世纪初韦伯和齐美尔的社会学，后经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到了80年代已蔚为大观。文化研究已经超越了学科界限，成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各个大学相继开设了文化研究的课程，相关的研究机构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成果更是令人瞩目。中国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也煞是热闹，承继80年代的文化热的余音，以及西方文化研究的感召，文化研究集中在审美文化、大众文化和媒介文化等层面上，起步虽晚，声势却颇为浩大。（44）

金元浦认为，文学必须重新审阅原有的文学对象，越过传统的边界，关注视像文学和视像文化，关注媒介文化与媒介文学，关注大众文学和大众流行文化，关注网络文学和网络文化等，而文艺学则必须扩大它的研究范围，重新考虑并确定它的研究对象。至少，电视文学、电影文学、图像文化、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应及早进入文艺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教学的工作程序。王岳川认为，在中国，文学理论逐渐成为文化理论的原因在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影响文学研究由来已久，反过来，文学理论也应突破自己的专业框架，向其它领域渗透，从而形成文化互动。钱中文认为，我国整体上的文化研究，其主导倾向应诉诸于现代性。现代性意味着使社会不断走向进步的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不断进行反思的、批判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它是不断变化创新、具有无限丰富资源的未竟事业。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提出的种种问题，丰富了文化的研究，但对于文化整体来说，除了吸取后现代性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则更应倾向现代性的诉求。（45）

关于当前的文化研究的特点，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美学中心主办的学术网站上刊载的周宪的意见比较有代表性：1，事物本质永恒不变的观念受到怀疑。2，价值中立受到质疑，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被凸现出来。3，认为语言不是一个自然现象，它在塑造我们关于世界、文学、文本和我们自身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语言的自然属性遮盖了其中包涵的差异性、阶级性。4，由于真理总是相对的，很多理论家认为，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存在明确的人人认可的意义，而是受制于特定的语境。意义与其说是作者赋予的，不如说是读者和作者对话的产物，是一个过程。5，由于相对主义观念，人们不再追求什么总体性的理论了，宏大叙事衰落，小叙事兴起。

“现在，‘文化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一些中外文学研究者得风气之先，率先进入这一领域，随后不少从事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的学者，都卷了进去，显示了我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对后现代性的热切诉求，期望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学术权利与扩大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术空间。但是，我们也知道，作为当今文化研究思潮的思想导师如福柯、德里达，在今天中国虽然声誉正盛，不过在他们的祖国，他们的理论不断在受到质疑与批判；而风行一时的文化研究，由于自身理论、方法、实践上存在着不少问题，在今天的美国研究界也颇受诟病。”（46）

在今天的中国，给文化研究泼冷水的论点也时有所见。例如，有学者认为，“不能把文化当成一个无所不装的筐，认为任何学科都可以装入文化的大筐之中，任何文学理论都可以用文化来阐释。究竟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原理、范畴、方法的学科。我们不反对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学理论，而且提倡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的研究；我们反对的是一切唯文化之马首是瞻，以文化的研究代替文学理论自身的探讨的倾向。”（47）吴元迈对文艺研究也颇有感慨，他认为文学理论的入侵者太多了，包括哲学、心理学，甚至信息论、医学等等。徐岱呼吁，当代中国文论必须摆脱文化自恋主义立场，明确其作为一种人文言说的话语特性，建构起“自律”的诗学，才能落实其学科定位，真正有所作为。（48）究竟，“文化研究”不提供文学理论熟悉文学现象的准则，而这些准则对于培养人的健康的审美趣味至为重要，是“文化研究”所无法代替的。（49）

（1）《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2）《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3）《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4）张世鹏《什么是全球化？》，《欧洲》2000年第1期。

（5）杜书瀛《在全球化浪潮面前》，《文艺争鸣》2001年第4期。

（6）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1年第11期。

（7）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8）参见《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9）参见《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10）参见《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11）参见《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12）孙绍振、陈良运、南帆《重建文艺理论学科是时候了》，2000年7月4日《文艺报》。

（13）（15）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

（14）《文艺争鸣》2001年第6期。

（16）参见《胡经之文丛》第73-78页，作家出版社2001年8月版。

（17）（45）（46）（49）参见《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18）人大书报资料中心《文艺理论》2000年第8期第157页。

（19）参见《文学前沿》2001第4辑第212页。

（20）参见《南方文坛》2001年第1期。

（21）参见《文学理论学刊》第2辑第318页。

（22）童庆炳《恢复历史本真——简评杜书瀛、钱竞主编〈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23）参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9期。

（24）《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5期。

（25）（26）《武汉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27）张韧《多象纷呈与生存意义的思考》，2001年10月1日《文论报》。

（28）《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29）参见《文艺理论》2001年第1期。

（30）鲁枢元《生态文艺学的原则》，《新东方》2001年第1期。

（31）鲁枢元《自然主义：观念与方法的悖谬》，《武汉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32）参见《学术月刊》2001年第1期。

（33）曹家治《〈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读后》，《文艺理论》2001年第1期。

（34）吴晓明《网络文学创作述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6期。

（35）王强《网络文学的兴起与发展》，2000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

（36）宋晖、赖大仁《文学生产的麦当劳化和网络化》，《文艺理论》2001年第1期。

（37）黄鸣奋《网络时代的许诺：“人人都可成为艺术家”》，《文艺理论》2001年第1期。

（38）吴冠军《数字化时代：危机与出色同在》，榕树下20020108。

（39）参见《云梦学刊》2002年第5期。

（40）（42）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挑战传统与更新观念》，《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期。

（41）南帆《游荡网络的文学》，《福建论坛》2000年第4期。

（43）王宏图《网络文学路在何方？》，《社会科学》2001第8期。

（44）周宪《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视觉文化》，《文艺理论》2001年第2期。

（47）李凯《关于“文学理论”学科界属问题的思考》，《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48）徐岱《论当代中国诗学的话语空间》，《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